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毛泽东曾想让郭沫若写太平天国
1944年3月10日,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脱稿,立即引起毛泽东的兴趣,并进而成为全党整风文件。四五月间,毛泽东在演讲中谈道:“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老百姓也被发动起来,以观看戏剧、话剧的形式学习《甲申三百年祭》。阿英写了话剧《李闯王》,夏征农写了话剧《甲申记》,马少波写了改良京剧《闯王进京》。这些剧目由文工团巡回演出。战士和群众看戏劲头很足,往返几十里看“闯王”是常事。
毛泽东写信给郭沫若:“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毛泽东还希望郭沫若能“大手笔”写写太平天国的经验教训,“但不敢作正式提议,恐怕太累你”。
1966年7月,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将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南局代理书记王任重叫到身边,嘱咐说:“姚雪垠的《李自成》分上下两册。上册我已经看了,写得不错。你赶快通知武汉市委,对他加以保护,让他把书写完。”1975年11月2日,毛泽东辗转收到了姚雪垠“寻求支持”的信,遂作批示:“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我同意他写李自成小说二卷、三卷到五卷。”
(晓政摘自《国家人文历史》2014年第5期,李响文)
邓小平晚年谈农业的“两个飞跃”
1990年3月,退休后的邓小平在谈到农业问题时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
1992年7月,邓小平再次系统阐释了“两个飞跃”的思想。第一个飞跃着眼于变革农村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第二个飞跃落脚于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共同富裕。
“两个飞跃”的构想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三农”工作的经验教训,清晰地指明了中国农业改革和发展的两个不同阶段,阐述了从分散经营到适度规模经营,是农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客观要求,指明了中国农业未来发展的正确道路。
(筱蕾摘自《党的文献》2013年第2期,尹广泰文)
陈云:“商务印书馆”五个字要保留
陈云深知,传统字号因不可复制而分外可贵。公私合营后,有一种看法认为,既然公私合营了,字号作为封建主义时代标志物之一,就应该彻底消失,改为统一编号。陈云通过调查,不同意这种看法,他力主保留传统字号原有的牌子,不能变换。
其实,早在1952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招牌保留问题上,他就提议:“商务合营后,‘商务印书馆’五个字要保留,即使将来进入国营,商务这块招牌也不能丢,因为商务印书馆在国内外都有崇高的声誉。”商务印书馆是陈云革命生涯开始的地方,他对这五个字有着很深的感情。在陈云的坚持下,商务印书馆实行公私合营之后,作为特殊单位区别对待,使用的新招牌不加公私合营几个字。
陈云对“商务印书馆”这块招牌始终挂在心头。20世纪70年代,陈云回上海探访商务印书馆旧址时,忘了商务印书馆早已迁至北京,原址上的单位已变为新华书店。陈云没看见商务印书馆的铜字招牌,十分着急,刚坐下就忙问道:“招牌挂哪里去了?”工作人员忙带着陈云走到楼外,指着外墙上两人高处挂的铜牌给他看。铜牌很小,挂得又高,为了看清楚些,陈云竟顾不上路上的车水马龙,跑到了马路中间看。
(田雨摘自《百年潮》2013年第9期,王蕾文)
1961年苏联使节在华自费旅行事件
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中苏关系日趋紧张。1960年莫斯科会议召开,中苏双方作出了一定程度的妥协而发表了《莫斯科声明》,中苏关系也因此在表面上稍有缓和。1961年,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适时提出到中国部分省份自费旅行的要求,中方为了表示珍视中苏友谊也不便拒绝。此次活动,苏联使馆工作人员是通过“一看二问三谈四购书”的方式收集信息的。
从“看”来说,苏方人员到地方省份后都会提出参观经济、政治、文化部门等要求。苏方人员在“看”方面的特点:一是看细节,提出的参观要求重点突出,如对人民公社要求参观时间长,到基层生产队去;二是不受控制,提出自己想去的地方,不希望接待人员监督,可以获得更多真实的信息;三是搞突袭,到地方后突然提出改变路线或找理由突然访问某地,造成接待方准备不足,可以看到非掩饰的信息。
从“问”来说,苏方人员对其非常关心的问题会连续追问,打破砂锅问到底。苏方人员提问的特点:一是问得细,问题准备得很充分,涉及普通百姓的吃穿用等;二是问得多,采取追问的方式,对感兴趣的问题抓得很紧;三是覆盖面广,包括农业、工业、文化、教育等;四是有层次,问题涉及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宏观涉及国家的大政方针,中观涉及省市的发展现状,微观涉及群众的衣食住行。
从“谈”来说,座谈是主要的方式。苏方人员到各地都会提出要求当地负责人接见,并介绍当地政治、经济、文化等事业的发展现状,从中掌握比较宏观的信息。
从“购书”来说,购买信息的载体,主要是图书、报刊、地图和纪念品。这是有效获得信息的重要途径之一。
此次苏联驻华使节在中国境内自费旅行时间跨度比较长,基本贯穿全年;从人员层次上看,大使、参赞、秘书等都参与了自费旅行活动;从去向上看,基本覆盖中国主要地区。由此说明,苏方为全方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不惜付出大量的时间、人力、物力成本。这在当时引起了中国方面的高度关注和警觉。
1944年3月10日,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脱稿,立即引起毛泽东的兴趣,并进而成为全党整风文件。四五月间,毛泽东在演讲中谈道:“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老百姓也被发动起来,以观看戏剧、话剧的形式学习《甲申三百年祭》。阿英写了话剧《李闯王》,夏征农写了话剧《甲申记》,马少波写了改良京剧《闯王进京》。这些剧目由文工团巡回演出。战士和群众看戏劲头很足,往返几十里看“闯王”是常事。
毛泽东写信给郭沫若:“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毛泽东还希望郭沫若能“大手笔”写写太平天国的经验教训,“但不敢作正式提议,恐怕太累你”。
1966年7月,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将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南局代理书记王任重叫到身边,嘱咐说:“姚雪垠的《李自成》分上下两册。上册我已经看了,写得不错。你赶快通知武汉市委,对他加以保护,让他把书写完。”1975年11月2日,毛泽东辗转收到了姚雪垠“寻求支持”的信,遂作批示:“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我同意他写李自成小说二卷、三卷到五卷。”
(晓政摘自《国家人文历史》2014年第5期,李响文)
邓小平晚年谈农业的“两个飞跃”
1990年3月,退休后的邓小平在谈到农业问题时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
1992年7月,邓小平再次系统阐释了“两个飞跃”的思想。第一个飞跃着眼于变革农村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第二个飞跃落脚于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共同富裕。
“两个飞跃”的构想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三农”工作的经验教训,清晰地指明了中国农业改革和发展的两个不同阶段,阐述了从分散经营到适度规模经营,是农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客观要求,指明了中国农业未来发展的正确道路。
(筱蕾摘自《党的文献》2013年第2期,尹广泰文)
陈云:“商务印书馆”五个字要保留
陈云深知,传统字号因不可复制而分外可贵。公私合营后,有一种看法认为,既然公私合营了,字号作为封建主义时代标志物之一,就应该彻底消失,改为统一编号。陈云通过调查,不同意这种看法,他力主保留传统字号原有的牌子,不能变换。
其实,早在1952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招牌保留问题上,他就提议:“商务合营后,‘商务印书馆’五个字要保留,即使将来进入国营,商务这块招牌也不能丢,因为商务印书馆在国内外都有崇高的声誉。”商务印书馆是陈云革命生涯开始的地方,他对这五个字有着很深的感情。在陈云的坚持下,商务印书馆实行公私合营之后,作为特殊单位区别对待,使用的新招牌不加公私合营几个字。
陈云对“商务印书馆”这块招牌始终挂在心头。20世纪70年代,陈云回上海探访商务印书馆旧址时,忘了商务印书馆早已迁至北京,原址上的单位已变为新华书店。陈云没看见商务印书馆的铜字招牌,十分着急,刚坐下就忙问道:“招牌挂哪里去了?”工作人员忙带着陈云走到楼外,指着外墙上两人高处挂的铜牌给他看。铜牌很小,挂得又高,为了看清楚些,陈云竟顾不上路上的车水马龙,跑到了马路中间看。
(田雨摘自《百年潮》2013年第9期,王蕾文)
1961年苏联使节在华自费旅行事件
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中苏关系日趋紧张。1960年莫斯科会议召开,中苏双方作出了一定程度的妥协而发表了《莫斯科声明》,中苏关系也因此在表面上稍有缓和。1961年,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适时提出到中国部分省份自费旅行的要求,中方为了表示珍视中苏友谊也不便拒绝。此次活动,苏联使馆工作人员是通过“一看二问三谈四购书”的方式收集信息的。
从“看”来说,苏方人员到地方省份后都会提出参观经济、政治、文化部门等要求。苏方人员在“看”方面的特点:一是看细节,提出的参观要求重点突出,如对人民公社要求参观时间长,到基层生产队去;二是不受控制,提出自己想去的地方,不希望接待人员监督,可以获得更多真实的信息;三是搞突袭,到地方后突然提出改变路线或找理由突然访问某地,造成接待方准备不足,可以看到非掩饰的信息。
从“问”来说,苏方人员对其非常关心的问题会连续追问,打破砂锅问到底。苏方人员提问的特点:一是问得细,问题准备得很充分,涉及普通百姓的吃穿用等;二是问得多,采取追问的方式,对感兴趣的问题抓得很紧;三是覆盖面广,包括农业、工业、文化、教育等;四是有层次,问题涉及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宏观涉及国家的大政方针,中观涉及省市的发展现状,微观涉及群众的衣食住行。
从“谈”来说,座谈是主要的方式。苏方人员到各地都会提出要求当地负责人接见,并介绍当地政治、经济、文化等事业的发展现状,从中掌握比较宏观的信息。
从“购书”来说,购买信息的载体,主要是图书、报刊、地图和纪念品。这是有效获得信息的重要途径之一。
此次苏联驻华使节在中国境内自费旅行时间跨度比较长,基本贯穿全年;从人员层次上看,大使、参赞、秘书等都参与了自费旅行活动;从去向上看,基本覆盖中国主要地区。由此说明,苏方为全方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不惜付出大量的时间、人力、物力成本。这在当时引起了中国方面的高度关注和警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