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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0月18日，96岁的彭冲在京逝世。
这位曾经担任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连任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老人，走完了自己激情澎湃的一生，把精神财富留给了后人。
从宣传兵到好市长
彭冲，原名许铁如，1915年出生。
1934年，不满20岁的他成为所在学校的第一名共产党员。这之后，和众多同代革命者一样，为了安全，他不得不改名换姓，并沿用一生。
晚年接受采访时，彭冲回忆说，当时临时被要求改名，“我就随便改了一个，造了一个平声仄声，好读一点，好听一点。”
彭冲出生于福建漳州。漳州自古人杰地灵、文化繁荣，学生时代的彭冲在文艺领域非常活跃，在学校时他就是组织文化宣传的“学生头子”，而这也成为他走上革命道路的“敲门砖”。
加入共产党后，他被中共漳州工委派到左翼知识分子组织的文艺团体一虹桥文艺研究社，文艺研究社后来被改造为党的革命文艺团体，这便是名噪一时的“芗潮剧社”，彭冲既当导演，又当演员。
抗日战争爆发后，彭冲担任了新四军宣传队队长，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已经升任第二十四军第七十二师副政治委员。
新中国成立后，彭冲担任中共福建省委秘书长。1953年他调任江苏省委秘书长，这之后，他先后任南京市市长，江苏省委第一书记，主政江苏长达20多年。
在他主政期间，南京城从一座“消费型城市”变成了“生产型城市”。1956年南京全市工农业总产值达9亿多元，是1949年的3.2倍。到1962年，这个数字上升为20余亿元。南京城今天的四大支柱产业化工、电子、汽车和建材都是在当时打下的基础。
南京的发展凝聚了彭冲的心血。晚年他提到，他最自豪的是“南京的工厂基本上都去看过”。回忆起当年修建南京长江大桥的场景时，他说：“当时我在一线担任指挥，每天都要忙到凌晨三四点才睡觉。”
临危受命，接管上海
1976年10月7日下午，彭冲办公室的保密电话铃声大作。他拿起听筒，只听电话中的声音稍显严肃，言语扼要：“中央请你马上到北京来，是党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决定的。接你的专机马上就到，请你不要离开办公室。”
彭冲乘专机飞到北京，和他同行的，还有南京军区政委和司令员廖汉生、丁盛。原来前一天“四人帮”已被拘捕。在消息公布之前，中央要先分批和各地、各军区“打招呼’。
据彭冲后来回忆，这次“打招呼”会议的“气氛极好”，各省、市和各军区的人发言，都对“四人帮”进行了揭发和声讨。10月10日，会议结束，彭冲返回江苏。
3天后，他又一次进京。这次，中央交给他一项非同小可的任务——和苏振华、倪志福三人紧急接管上海。当时已经79岁高龄的叶剑英反复强调解决上海问题的重要性：上海是“四人帮”的发家之地，经他们多年经营，势力日见坐大，盘根错节，情况复杂。上海又是全国最重要的工业基地和最大的城市，在政治和经济上均举足轻重。“上海稳住了，全国就稳住了一大半，就是为中央分忧。”
当晚，中央决定任命彭冲为中共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市革委会第二副主任，苏振华和倪志福在他之前。随即，在中央的支持下，三人组织了包括17名省部级干部，58名司局级干部的强大阵容。
10月19日，苏、倪、彭三人抵达上海。此时，上海市委还在“四人帮”余党的控制之下，为了保密，中央工作组飞赴上海的事并没有通知上海市委，而直接通知海军上海基地接机。刚下飞机，上海市委警卫处政委和上海警备区副政委便出现在他们面前。两人问：“请问各位首长，是路过上海呢?还是到上海有事?”苏、倪、彭一行人不作理睬，登上海军驻上海基地的车子迅速离去。
彭冲事后谈到机场这一幕时说：“他们捞到消息这么快，抢先一步赶到机场同我们照了面，说明他们的情报系统很灵，不可小看!”
事实上，就在他们到达上海之前，以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为首的“四人帮”势力听闻中央有变，已经在准备武装对抗。
10月8日晚，控制了上海市委的徐景贤下达手令：“民兵指挥部加强战备，2500人集中，3.1万人值班待命。”同时他调集公安干警，架设电台，确定指挥位置。几个小时之前，他向上海各媒体下了指示：中央如发出有关新闻，你们要先报告市委。
山雨欲来，中央果断出手。10月9日下午，中央紧急通知徐景贤、王秀珍到北京开会，此前，马天水已于10月7日被召到北京。旋即，三人都被控制在京。武装叛乱部署被打乱。
首领虽然被控制，散兵游勇依旧在四处作乱。11月、12月，控制着货源的“四人帮”势力消极对抗，上海市场上的几种香烟脱销。同时，市场上还发生毛巾、火柴抢购风。情况报到彭冲那里，他同苏振华、倪志福等商量后断然决定：从库存中紧急提发，坚决顶住怪风。没几天，抢购风销声匿迹。
真正的困难出现在市场商品供应方面。十年“文革”，生产被打乱，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因为有领导生产的丰富经验，一到上海，彭冲就开始抓生产。他到各处调研、开会、布置任务。在他的主持下，上海市迅速重焕生机。
彭冲还是上海市揭批“四人帮”大会的主要组织者。他主持座谈会解除了参与者的顾虑，收集了大量“四人帮”罪证。主持审判“四人帮”的彭真曾说：上海的清查最彻底，审判“四人帮”时，上海提供的材料占三分之一。这为后来的审判提供了极大的支持。
1979年，彭冲任上海革委会主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同年，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法治先驱
如果说彭冲参与粉碎“四人帮”、接管上海是扭转了国家的前进方向，那么后来他在全国人大的工作，则更像是为这个国家的未来铺路。
从1979年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开始，彭冲连任三届。尤其是在后两届任期中，他的工作完全从过去的地方经济建设转向国家的法制建设。
在此期间，他先后主持起草和制定法律近百部，我国的法制建设由此取得长足的进步。现在人大的基本程序、制度都是那时候制定的。
彭冲丰富的政治经验在立法工作中得到施展。1989年4月，在七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关于经济特区深圳争取立法权的议案遭遇强力反对。彭冲估计深圳立法权议案恐怕通不过，委员长会议对此议案作了调整和变通。原深圳市人大常委委员、法制委主任张灵汉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说，草案表决时，彭冲没有用举手点数的办法，而是用了点“技巧”，他说“反对的举手”。三年后，关于立法权的议案终于在七届三次全国人大第一次常委会讨论后以90％以上的票数通过。
彭冲对法制和民主的重视显示了一个政治家的深谋远虑。他提出，治国要靠民主，要靠法制，高度民主和完备法制是—个国家现代化的标志。
如今，说起彭冲的法治思想，人们常常会提起他刚刚调去北京工作时的一件事。那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彭冲参加全国人大会议之后，向中央写了一份报告，其中提出：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的权力机关。召开会议时，会场正面悬挂的应是国家的象征一国徽，而不应是领袖画像。中央很快采纳了他的建议。
自那之后，全国人大的会场上代表换了一批又一批，但会场前方的国徽，始终如一。
这位曾经担任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连任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老人，走完了自己激情澎湃的一生，把精神财富留给了后人。
从宣传兵到好市长
彭冲，原名许铁如，1915年出生。
1934年，不满20岁的他成为所在学校的第一名共产党员。这之后，和众多同代革命者一样，为了安全，他不得不改名换姓，并沿用一生。
晚年接受采访时，彭冲回忆说，当时临时被要求改名，“我就随便改了一个，造了一个平声仄声，好读一点，好听一点。”
彭冲出生于福建漳州。漳州自古人杰地灵、文化繁荣，学生时代的彭冲在文艺领域非常活跃，在学校时他就是组织文化宣传的“学生头子”，而这也成为他走上革命道路的“敲门砖”。
加入共产党后，他被中共漳州工委派到左翼知识分子组织的文艺团体一虹桥文艺研究社，文艺研究社后来被改造为党的革命文艺团体，这便是名噪一时的“芗潮剧社”，彭冲既当导演，又当演员。
抗日战争爆发后，彭冲担任了新四军宣传队队长，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已经升任第二十四军第七十二师副政治委员。
新中国成立后，彭冲担任中共福建省委秘书长。1953年他调任江苏省委秘书长，这之后，他先后任南京市市长，江苏省委第一书记，主政江苏长达20多年。
在他主政期间，南京城从一座“消费型城市”变成了“生产型城市”。1956年南京全市工农业总产值达9亿多元，是1949年的3.2倍。到1962年，这个数字上升为20余亿元。南京城今天的四大支柱产业化工、电子、汽车和建材都是在当时打下的基础。
南京的发展凝聚了彭冲的心血。晚年他提到，他最自豪的是“南京的工厂基本上都去看过”。回忆起当年修建南京长江大桥的场景时，他说：“当时我在一线担任指挥，每天都要忙到凌晨三四点才睡觉。”
临危受命，接管上海
1976年10月7日下午，彭冲办公室的保密电话铃声大作。他拿起听筒，只听电话中的声音稍显严肃，言语扼要：“中央请你马上到北京来，是党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决定的。接你的专机马上就到，请你不要离开办公室。”
彭冲乘专机飞到北京，和他同行的，还有南京军区政委和司令员廖汉生、丁盛。原来前一天“四人帮”已被拘捕。在消息公布之前，中央要先分批和各地、各军区“打招呼’。
据彭冲后来回忆，这次“打招呼”会议的“气氛极好”，各省、市和各军区的人发言，都对“四人帮”进行了揭发和声讨。10月10日，会议结束，彭冲返回江苏。
3天后，他又一次进京。这次，中央交给他一项非同小可的任务——和苏振华、倪志福三人紧急接管上海。当时已经79岁高龄的叶剑英反复强调解决上海问题的重要性：上海是“四人帮”的发家之地，经他们多年经营，势力日见坐大，盘根错节，情况复杂。上海又是全国最重要的工业基地和最大的城市，在政治和经济上均举足轻重。“上海稳住了，全国就稳住了一大半，就是为中央分忧。”
当晚，中央决定任命彭冲为中共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市革委会第二副主任，苏振华和倪志福在他之前。随即，在中央的支持下，三人组织了包括17名省部级干部，58名司局级干部的强大阵容。
10月19日，苏、倪、彭三人抵达上海。此时，上海市委还在“四人帮”余党的控制之下，为了保密，中央工作组飞赴上海的事并没有通知上海市委，而直接通知海军上海基地接机。刚下飞机，上海市委警卫处政委和上海警备区副政委便出现在他们面前。两人问：“请问各位首长，是路过上海呢?还是到上海有事?”苏、倪、彭一行人不作理睬，登上海军驻上海基地的车子迅速离去。
彭冲事后谈到机场这一幕时说：“他们捞到消息这么快，抢先一步赶到机场同我们照了面，说明他们的情报系统很灵，不可小看!”
事实上，就在他们到达上海之前，以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为首的“四人帮”势力听闻中央有变，已经在准备武装对抗。
10月8日晚，控制了上海市委的徐景贤下达手令：“民兵指挥部加强战备，2500人集中，3.1万人值班待命。”同时他调集公安干警，架设电台，确定指挥位置。几个小时之前，他向上海各媒体下了指示：中央如发出有关新闻，你们要先报告市委。
山雨欲来，中央果断出手。10月9日下午，中央紧急通知徐景贤、王秀珍到北京开会，此前，马天水已于10月7日被召到北京。旋即，三人都被控制在京。武装叛乱部署被打乱。
首领虽然被控制，散兵游勇依旧在四处作乱。11月、12月，控制着货源的“四人帮”势力消极对抗，上海市场上的几种香烟脱销。同时，市场上还发生毛巾、火柴抢购风。情况报到彭冲那里，他同苏振华、倪志福等商量后断然决定：从库存中紧急提发，坚决顶住怪风。没几天，抢购风销声匿迹。
真正的困难出现在市场商品供应方面。十年“文革”，生产被打乱，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因为有领导生产的丰富经验，一到上海，彭冲就开始抓生产。他到各处调研、开会、布置任务。在他的主持下，上海市迅速重焕生机。
彭冲还是上海市揭批“四人帮”大会的主要组织者。他主持座谈会解除了参与者的顾虑，收集了大量“四人帮”罪证。主持审判“四人帮”的彭真曾说：上海的清查最彻底，审判“四人帮”时，上海提供的材料占三分之一。这为后来的审判提供了极大的支持。
1979年，彭冲任上海革委会主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同年，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法治先驱
如果说彭冲参与粉碎“四人帮”、接管上海是扭转了国家的前进方向，那么后来他在全国人大的工作，则更像是为这个国家的未来铺路。
从1979年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开始，彭冲连任三届。尤其是在后两届任期中，他的工作完全从过去的地方经济建设转向国家的法制建设。
在此期间，他先后主持起草和制定法律近百部，我国的法制建设由此取得长足的进步。现在人大的基本程序、制度都是那时候制定的。
彭冲丰富的政治经验在立法工作中得到施展。1989年4月，在七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关于经济特区深圳争取立法权的议案遭遇强力反对。彭冲估计深圳立法权议案恐怕通不过，委员长会议对此议案作了调整和变通。原深圳市人大常委委员、法制委主任张灵汉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说，草案表决时，彭冲没有用举手点数的办法，而是用了点“技巧”，他说“反对的举手”。三年后，关于立法权的议案终于在七届三次全国人大第一次常委会讨论后以90％以上的票数通过。
彭冲对法制和民主的重视显示了一个政治家的深谋远虑。他提出，治国要靠民主，要靠法制，高度民主和完备法制是—个国家现代化的标志。
如今，说起彭冲的法治思想，人们常常会提起他刚刚调去北京工作时的一件事。那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彭冲参加全国人大会议之后，向中央写了一份报告，其中提出：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的权力机关。召开会议时，会场正面悬挂的应是国家的象征一国徽，而不应是领袖画像。中央很快采纳了他的建议。
自那之后，全国人大的会场上代表换了一批又一批，但会场前方的国徽，始终如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