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5月，在我去马来西亚演讲之前，接到当地一个女孩的来信，里面附了一沓资料，细看，是医师的诊断证明：她得了血癌。
　　“我很想去听您的演讲，但是因为要动手术，不能去了。”女孩子在信里描述了病情，以及她痛苦的生活。说到她从小就被姐姐欺负，似乎对她姐姐充满怨恨。
　　看看日子，正是她要动手术的前几天，我立刻拨了越洋电话过去，是她自己接的。
　　我问她动什么手术。
　　“骨髓移植。”她说。
　　“你能找到跟自己条件相符的捐赠者，已经很不容易了。”我說，“是谁呀？”
　　“是我姐姐。”
　　“就是你信里提到的，从小总是欺负你的姐姐？那个让你抬不起头的姐姐？”我问。
　　“是，就是她。”我又问，“她知道那是非常痛的吗？”
　　“她知道。”
　　“是她自己愿意，还是你求她的？”
　　“她自己愿意。”
　　“所以你知道她是爱你的。”
　　好几秒钟，女孩子没说话。然后幽幽地说：“是的，一直到现在，我才知道她爱我。”
　　这件事让我想到一位与我通信多年。住在台湾南部的女孩子。
　　她天生身体不好，使得学业断断续续，也就常给我写信诉苦。
　　她尤其怨她的父亲，觉得父亲总在外面为事业忙，每天穿得西装笔挺，早出晚归，难得跟她说几句话。
　　我总在回信中劝她，说天下没有不爱子女的双亲，只是每个人表达的方式不同罢了。
　　有一天，又接到她的信，大意是这样的：
　　“那天，我在家晕倒了，醒过来，人在医院，身上插看管子，我睁开眼，看见老爸坐在一边，还穿着西装、打着领带。我好生气，骂他：‘我都要死了，你还没事似的，根本不关心我。’爸爸没吭气。然后，我看到护士在擦地上的血迹。我吓一跳，叫起来：‘我流血了？哪里流血了？’护士过来，指了指我爸爸，说‘不是你，是他。他叫不到车，抱着你，跑了十几条街。’我低头看爸爸，才发现他虽然穿着西装，脚上却没穿鞋子。他急着救我，居然连鞋都来不及穿，光着脚，抱着我，跑到医院。他的脚被尖锐的东西割破，还在淌着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