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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籍制度在中国发展历程中起到了深刻的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的生老病死，都与户口簿脱不开关系，户籍制度的每一个侧面，反映的都是中国经济体制下的一种存在。
在中国，户口或许是烙在每个人身上的最深印痕。虽然改革开放后，中国户籍制度进行了部分调整，在限制人口迁移方面有所松动，但不可否认的是，户口归属问题仍然是城市外来人群面临的重要难题，甚至成为了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
在今年的全国政法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户籍制度改革被列为2013年四项重点工作之一。然而，今年已过去四分之三的时间，这项改革进程却止步不前，不能不说户籍制度改革阻力重重。
违背市场经济
在计划经济时期，户籍制度在工业化的起动时期，适应农业为整个国民经济提供积累的需要，而后二十多年，户籍制度的出台都是本着计划经济管理上的便利。然而，在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的同时，工业化和城市化也逐渐分割开了。
如今，随着市场经济地不断成熟，农民固守土地不如奔向城市，但户籍制度让农民不能真正离开土地成为市民。现在中西部地区农村相当一部分人有籍无户，农村“空壳”现象较为突出。很多住在城市郊区或者“城中村”的居民，完全不从事农业，却仍然是农业户口；同时也有很多来自农村的居民在城市工作，却无法获得非农业户口。
在人口大量流动的时代，这种滞后的户籍制度导致了严重的社会与政治问题：过亿农民工在沿海新兴工业区打工，数以千万计的白领以外来人口的身份生活于大城市，同样数以千万计的人口在异地从事工商业。这三类人口对所在城市贡献了大量税收，但却难以全部享受理应得到的公共服务。
从经济方面来讲，这种户籍制度也遏制了消费市场的进一步发展。目前数以亿计的农村人口处于流动状态。然而，由于他们不具备城市永久居民身份，工作预期不稳定，其消费行为并没有城市化。
研究比较所谓的“外地人”和“本地人”消费的情况，如果这些人在年龄、性别、收入这方面都一样，唯一的差别就是有没有当地户籍，不难发现，一个“外地人”的平均消费要比“本地人”低很多。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没有本地城镇户籍的人流动性很强，就不会买耐用消费品。第二，这些人社会保障覆盖率低于10%，他们就比本地人更加要存钱以备养老及医疗等生活之需。尽管中国社会保障覆盖面在扩大，这个扩大是指城里人，并没有覆盖到流动人口。第三个原因，一般来讲，人们的收入应该是越来越高的。当收入越来越高的时候，人们可能会借钱消费，未来再还掉，这是人们通常的行为。但对于外地人来说，如果不能在城市定居的话，就必须要回老家。回老家以后，他们的收入可能会比现在在城市里打工大大下降的，所以他们会存钱，以防止未来收入的下降。
制约人口流动
今年年初，一位安徽籍女大学生前往南京市某单位应聘，却被该单位告知“只招募南京户籍学生”而遭拒，引起社会舆论及广大人群关注。现在各地“公开招聘”祭起“户籍”，是无奈之举，还是惯用绝招？疑问没有答案，但户籍作为一种重要控制手段，我们似乎看到计划经济的身影，但目前恰恰又是市场经济，用户籍手段只能说明地方保护主义作怪思路陈旧。
早应被市场经济改革掉的户籍，却成为“公开招聘”之天然屏障，值得深思：如此限聘，法能容，情不容！
“树挪死，人挪活”，然而以户籍制度为桎梏的中国式流动，往往成为一种令人尴尬的身份迷失：从最初的“盲流”到“外来工”、“农民工”，在工不工、农不农之间，始终连最基本的身份融入都无法做到，犹如成为一片无根的浮萍，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我们已经亲身感受了社会流动带给我们的种种好处，但是具体在个体层面，这些流动的人员，却一直默默忍受着不合理户籍制度的束缚，而且也限制着社会流动的最优化。
回顾中国人口流动的变迁，在人口流动的客观需要和不愿彻底放开的共同作用下，各地均陆续出台了一些渐进的措施，设立门槛，在学历上、个人技术能力上，实行了严格的规定，有条件地放开部分入户的可能性，以鼓励所谓合理的流动。但是多年下来，只有极少部分人享受到了这种政策，大部分人只有望洋兴叹的份，大量进入城市从事低端工种的人士，没有学历、没有所谓的技术，但对当地也作出了贡献，却只能徘徊在自由流动的边缘，难以扎根城市。
其实，流动本无所谓合理不合理，“盲流”从来不是盲目流动，都是出于生存所迫，为了追求更好生活做出的理性选择，同时，人们在流动中长见识，长才干，流动使人们选择最佳的就业机会，发挥自己的最高水平，有利于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因此流动的社会是一个快速发展、健康发展的社会。虽然流动确实需要占用个人的时间、社会的资源，要占用更多的管理资源，有人担心这样的流动，是盲目的流动，会对社会和个人造成影响。但是出于这样考虑的制度，解决了“近忧”，却带来了如今显现出来的严重后果，况且，社会流动的背后，也有一双“无形的手”在平衡着流动的科学、有序。
快速的经济发展必然产生大量的人口流动，美国、澳大利亚以及我国香港等地都是世界上人口流动量大，人员迁徙频繁的国家和地区，同时也是经济高速发展之地。一个社会如果缺少流动，变成僵化的社会结构，那么其危害性就是哪怕轻微的冲击，都随时可能导致这个社会结构崩盘。顺畅的人口流动能促进社会结构的新陈代谢。
影响社会资源分配
8月份，一则《母亲为让子读公办校办假章被抓》 的新闻牵动了很多人的心，一直在北京生活工作的韩某，想将儿子送进北京的公立小学，但“五证”（全家户口簿 、暂住证 、租房合同或者房产证、无人监护证明、工作证明）中的暂住证达不到时限，山东老家出具的无人监护证明信笺纸手写被指不合格，借读证明办不下来，这位母亲韩某想到了办假证、买假章，结果交易时当场被抓。
这位母亲的艰辛和无奈反映了大多数异乡人的生活现状，让人不禁嘘唏。
像他们这样在城市生活时间较长的“外地人”，有不少人在城市生儿育女，而随着孩子的年龄增大，他们的教育问题就成了最大的负担。以高考为例，异地高考始终无法得到有效处理，而更多的孩子也得不到公平的教育与发展机会。 中国户籍拥有很多“含金量”，户籍规定了城市与农村、大城市与小城市户籍人口之间对资源占有的差距，而与户籍挂钩的诸如教育、医疗、生育等资源在改革中借着户籍的幌子，堂而皇之地倾斜在部分人手中。更有甚者，户籍除了造成资源分配上的不公，也已经异化为身份等级的象征，“城里人”、“乡下人”、“蝗虫”，这些词语已经深入到国民的心态之中，就如很多“城里人”不能理解“乡下人”“为什么这么极端，要以跳楼的方式来讨薪？在城里找不到工作，为什么不回家种地？”
外地人与本地人同为财富的创造者，理应一同分享当地的公共设施，享用公共教育、医疗等资源，甚至还应享有进入当地公共部门的资格。简而言之，只要符合一定条件，就应该给予定居于当地的外地人以市民资格，享有与本地人同等的权利。
但是，在现实中以户籍为排他标准日益强固。在教育、医疗和就业等领域，本地户口依旧具有优先权，本地公共教育、医疗资源以及公营事业部门职位，仍排他性地倾向于户籍人士。与80年代、90年代户籍含金量下降形成对照的是，近些年来，沿海港口城市政府从经济发展中获得越来越多的利益，围绕教育、就业和医疗，本地户籍的含金量也越来越高。
白领成为“夹心层”
让你把一套130平方米的大房子换成41平方米的小屋，你会欣然同意吗？
如果真的是在虚拟网络游戏了，答案可能是否定的；但如果在现实中获得入城指标，很多人的答案就会是肯定的。小周是山东人，之前在山东省政府工作，去年考公务员来到了深圳。他之前在济南有一套130多平方米的大房子，一咬牙卖了，来到深圳换了福田一套仅有41平方米而且没有房产证的小房子。
这套蜗居，仅能供他和妻子、孩子三人居住，为了照顾孩子方便，小周又租下了同小区本栋楼的另一套房，每个月租金2000多元。孩子4岁多，费尽周折找了家私立幼儿园，每个月要交3000元。
“压力很大啊！”在深圳居住了半年之后，小周感叹说。但他觉得这样值，“跑来深圳百分之七八十都是为了孩子。自己奋斗了30年，终于赶了末班车，扒着深圳的边了，一定要把握住。深圳的教育环境和发展空间优势明显，如果孩子能少奋斗点，自己受点苦，也认了。”
这是一场快速膨胀的城市人群对有限的优势教育资源、福利待遇的抢夺战，而本地人无疑占据巨大优势。
近年来轰轰烈烈的和谐社会建设，更是完全建立在户籍制度之上，无论是低保、社保还是经济适用房、廉租房，一般都需要具有本市户口才可以申请；与户籍一样，两限房之类也有“后门”，如北京就规定，符合首都产业结构的人才、北京市吸引的人才，包括为中央服务的人才，可临时调剂供应。同时，持绿卡（居住证）的人员享受北京市民待遇，也可按照相关要求申请购买，这也就意味着，身份才是决定相关福利和利益归属的前提条件。
大批迁移到沿海城市的白领阶层，就这样成为了所谓的“ 夹心层 ”：收入尚不足以应付越来越高的房价，因为户口的因素又与两限房无缘。 尤为甚者，2010年年底和2011年春，北京市接连出台购车摇号与房屋限购政策， 再次以户籍为排他标准，如此一来，在城市工作、生活，并作出贡献的他们，不要说什么两限房了，连买房、买车也没有资格。
美国户籍制度的借鉴
相对于中国严格的户籍制度，美国呈现的却是一种“散漫”状态。
美国人经常搬家，甚至可以说是热爱搬家，这很大一部分因素是美国人热爱自由，而另一原因则是没有户籍制度制约他们的流动。美国人刚参加工作时，由于收入不高，一般是租住小房子；收入高些了，就换租大些的房子；有条件供房了，再搬到自己买的房子里；收入再增加了，把买的小房子卖掉再买大房子；再发达了，换到更好的社区、更好的房子里去；到老了，房子是不会留给子女的，而是卖掉，再搬到老人公寓里去颐养天年，去天堂以前把银行卡里的钱都花光，没准儿还透支呢。
美国人换工作也比较频繁，到另一座城市另一个州去，甚至从西海岸到东海岸去工作，在美国人看来是很简单的事情。美国人的祖先从欧洲移民到北美时，就有一句著名的口号：哪里有面包，哪里就是祖国。现代美国人继承了这种精神，哪里生活得好，哪里就是家园。美国有的企业招聘外地员工时，甚至给支付搬家费。
美国人搬家的理由还多着呢，哪个地方环境好，哪个地方税收少，哪个地方学校好，哪个地方本族裔人口多，哪个地方称心的餐馆多……据说美国人一生中平均要搬十几次家。
美国人热爱生活和家庭。人到了哪里，家就必须迁移到哪里，不会两地生活，不会为了事业而不顾家庭。房子可以换，家可以搬，但是夫妻不能分居，未成年的孩子不能分离。美国人不理解中国农民工一年只回一次家的境况，他们认为那样太不人道了。
问题是，美国没有户籍制度，他们这样搬来搬去的，政府怎么管理呢？
美国公民每迁徙到一个新的地方，就自动成为那里的居民，自动地拥有该地选举权和其他政治参与权利，自动地享受当地的社会福利待遇。不需要申请或批准，不需要办理什么户籍手续。你只要在那个地方居住，即使是租住的房子，当地政府也会主动找到你，请你行使权利。比如做选民登记，做陪审团、候选人资格登记等。
但是，原居住地的政府怎么知道你这个“管理者”走了，新居住地的政府又怎么知道有新“管理者”来了？特别是新政府怎么知道你住在那里，他们如何了解到你的基本情况？你不去政府报到，政府怎么找到你的？
原来美国的各级政府是从DMV（机动车辆处）获得公民信息的。在美国，几乎所有的公民都有驾驶执照，美国关于驾驶执照的规定是，驾驶人员每在一个地方超过15天，就必须到DMV登记，否则会被视为持无效证件驾驶。所以，每个公民只要搬了家，就会到DMV登记变更住所的信息，这样，DMV就有了有驾照人员流入流出的详细信息，当地政府也由此得到了本地居民的流入流出情况。
在美国，驾照就是身份证，乘坐国内飞机要出示驾照，住宾馆要出示驾照，凡是需要提供身份证明的地方都需要出示驾照。那么，不会开车、没有驾照的人怎么办呢？这一类人就办身份证，身份证也是到DMV去办。在机动车辆处办理身份证，而且身份证的样子与驾照是一样的。
美国政府了解公民信息的另一个渠道是居民的社会保障记录。在美国的所有合法居民，都有一个社会保障卡，社会保障号码是唯一的，是从生到死伴随每个人一生的。一个人就业、开工资、缴纳保险、缴税和获得所有的社会保障，都要依据这个号码，这是美国人的福利保障的依据。美国人每到一个新地方，都要到社会保障机构办理住所变更手续，以便社会保障部门与自己的联系不中断。
所以，美国人的流动情况、工作变动情况、收入变化情况和缴税、缴费情况等都是被一清二楚地随时记录着的。无论你到了哪里，驾照和社会保障卡都清晰及时地记载你的流动情况，所以，社会不会失控。
可能有人会说，掌握情况不等于有序。那么多人说搬家就搬家、说流动就流动，社会秩序能不乱吗？大家都往大城市跑怎么办？都去经济发达的地区怎么办？人口流动不控制、不管理，不可能不乱套。
但事实上，自由迁徙、随意迁徙甚至是爱好迁徙的美国没有乱套。其实，世界上有户籍管理制度的国家只有3个，绝大多数国家是可以自由迁徙的，绝大多数国家都没有乱套。
为什么呢？因为在自由的领域里，始终会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起着调节的作用，自由会比行政控制更有效、更自如地调节着供需的平衡，保证着不乱套。
大家都往大城市挤，那里的房价和物价就会提高，就业机会就会减少，准入的门槛就会越来越高。企业也会选择到新的成本低的地区去发展，如此就会把人流引到新的地区。
由此可见，政治上经济上的自由是最有效的调节机制。保证不乱套的往往不是控制、管理和强制，而是自由，是老子的“无为而治”。从宏观的角度思考，如果把人看作是自然的一部分，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自由主义本质上是自然主义，就是让自然规律起作用的主义，而不是由人类的空想臆想幻想设想理想来限制人类的自由。
在中国，户口或许是烙在每个人身上的最深印痕。虽然改革开放后，中国户籍制度进行了部分调整，在限制人口迁移方面有所松动，但不可否认的是，户口归属问题仍然是城市外来人群面临的重要难题，甚至成为了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
在今年的全国政法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户籍制度改革被列为2013年四项重点工作之一。然而，今年已过去四分之三的时间，这项改革进程却止步不前，不能不说户籍制度改革阻力重重。
违背市场经济
在计划经济时期，户籍制度在工业化的起动时期，适应农业为整个国民经济提供积累的需要，而后二十多年，户籍制度的出台都是本着计划经济管理上的便利。然而，在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的同时，工业化和城市化也逐渐分割开了。
如今，随着市场经济地不断成熟，农民固守土地不如奔向城市，但户籍制度让农民不能真正离开土地成为市民。现在中西部地区农村相当一部分人有籍无户，农村“空壳”现象较为突出。很多住在城市郊区或者“城中村”的居民，完全不从事农业，却仍然是农业户口；同时也有很多来自农村的居民在城市工作，却无法获得非农业户口。
在人口大量流动的时代，这种滞后的户籍制度导致了严重的社会与政治问题：过亿农民工在沿海新兴工业区打工，数以千万计的白领以外来人口的身份生活于大城市，同样数以千万计的人口在异地从事工商业。这三类人口对所在城市贡献了大量税收，但却难以全部享受理应得到的公共服务。
从经济方面来讲，这种户籍制度也遏制了消费市场的进一步发展。目前数以亿计的农村人口处于流动状态。然而，由于他们不具备城市永久居民身份，工作预期不稳定，其消费行为并没有城市化。
研究比较所谓的“外地人”和“本地人”消费的情况，如果这些人在年龄、性别、收入这方面都一样，唯一的差别就是有没有当地户籍，不难发现，一个“外地人”的平均消费要比“本地人”低很多。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没有本地城镇户籍的人流动性很强，就不会买耐用消费品。第二，这些人社会保障覆盖率低于10%，他们就比本地人更加要存钱以备养老及医疗等生活之需。尽管中国社会保障覆盖面在扩大，这个扩大是指城里人，并没有覆盖到流动人口。第三个原因，一般来讲，人们的收入应该是越来越高的。当收入越来越高的时候，人们可能会借钱消费，未来再还掉，这是人们通常的行为。但对于外地人来说，如果不能在城市定居的话，就必须要回老家。回老家以后，他们的收入可能会比现在在城市里打工大大下降的，所以他们会存钱，以防止未来收入的下降。
制约人口流动
今年年初，一位安徽籍女大学生前往南京市某单位应聘，却被该单位告知“只招募南京户籍学生”而遭拒，引起社会舆论及广大人群关注。现在各地“公开招聘”祭起“户籍”，是无奈之举，还是惯用绝招？疑问没有答案，但户籍作为一种重要控制手段，我们似乎看到计划经济的身影，但目前恰恰又是市场经济，用户籍手段只能说明地方保护主义作怪思路陈旧。
早应被市场经济改革掉的户籍，却成为“公开招聘”之天然屏障，值得深思：如此限聘，法能容，情不容！
“树挪死，人挪活”，然而以户籍制度为桎梏的中国式流动，往往成为一种令人尴尬的身份迷失：从最初的“盲流”到“外来工”、“农民工”，在工不工、农不农之间，始终连最基本的身份融入都无法做到，犹如成为一片无根的浮萍，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我们已经亲身感受了社会流动带给我们的种种好处，但是具体在个体层面，这些流动的人员，却一直默默忍受着不合理户籍制度的束缚，而且也限制着社会流动的最优化。
回顾中国人口流动的变迁，在人口流动的客观需要和不愿彻底放开的共同作用下，各地均陆续出台了一些渐进的措施，设立门槛，在学历上、个人技术能力上，实行了严格的规定，有条件地放开部分入户的可能性，以鼓励所谓合理的流动。但是多年下来，只有极少部分人享受到了这种政策，大部分人只有望洋兴叹的份，大量进入城市从事低端工种的人士，没有学历、没有所谓的技术，但对当地也作出了贡献，却只能徘徊在自由流动的边缘，难以扎根城市。
其实，流动本无所谓合理不合理，“盲流”从来不是盲目流动，都是出于生存所迫，为了追求更好生活做出的理性选择，同时，人们在流动中长见识，长才干，流动使人们选择最佳的就业机会，发挥自己的最高水平，有利于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因此流动的社会是一个快速发展、健康发展的社会。虽然流动确实需要占用个人的时间、社会的资源，要占用更多的管理资源，有人担心这样的流动，是盲目的流动，会对社会和个人造成影响。但是出于这样考虑的制度，解决了“近忧”，却带来了如今显现出来的严重后果，况且，社会流动的背后，也有一双“无形的手”在平衡着流动的科学、有序。
快速的经济发展必然产生大量的人口流动，美国、澳大利亚以及我国香港等地都是世界上人口流动量大，人员迁徙频繁的国家和地区，同时也是经济高速发展之地。一个社会如果缺少流动，变成僵化的社会结构，那么其危害性就是哪怕轻微的冲击，都随时可能导致这个社会结构崩盘。顺畅的人口流动能促进社会结构的新陈代谢。
影响社会资源分配
8月份，一则《母亲为让子读公办校办假章被抓》 的新闻牵动了很多人的心，一直在北京生活工作的韩某，想将儿子送进北京的公立小学，但“五证”（全家户口簿 、暂住证 、租房合同或者房产证、无人监护证明、工作证明）中的暂住证达不到时限，山东老家出具的无人监护证明信笺纸手写被指不合格，借读证明办不下来，这位母亲韩某想到了办假证、买假章，结果交易时当场被抓。
这位母亲的艰辛和无奈反映了大多数异乡人的生活现状，让人不禁嘘唏。
像他们这样在城市生活时间较长的“外地人”，有不少人在城市生儿育女，而随着孩子的年龄增大，他们的教育问题就成了最大的负担。以高考为例，异地高考始终无法得到有效处理，而更多的孩子也得不到公平的教育与发展机会。 中国户籍拥有很多“含金量”，户籍规定了城市与农村、大城市与小城市户籍人口之间对资源占有的差距，而与户籍挂钩的诸如教育、医疗、生育等资源在改革中借着户籍的幌子，堂而皇之地倾斜在部分人手中。更有甚者，户籍除了造成资源分配上的不公，也已经异化为身份等级的象征，“城里人”、“乡下人”、“蝗虫”，这些词语已经深入到国民的心态之中，就如很多“城里人”不能理解“乡下人”“为什么这么极端，要以跳楼的方式来讨薪？在城里找不到工作，为什么不回家种地？”
外地人与本地人同为财富的创造者，理应一同分享当地的公共设施，享用公共教育、医疗等资源，甚至还应享有进入当地公共部门的资格。简而言之，只要符合一定条件，就应该给予定居于当地的外地人以市民资格，享有与本地人同等的权利。
但是，在现实中以户籍为排他标准日益强固。在教育、医疗和就业等领域，本地户口依旧具有优先权，本地公共教育、医疗资源以及公营事业部门职位，仍排他性地倾向于户籍人士。与80年代、90年代户籍含金量下降形成对照的是，近些年来，沿海港口城市政府从经济发展中获得越来越多的利益，围绕教育、就业和医疗，本地户籍的含金量也越来越高。
白领成为“夹心层”
让你把一套130平方米的大房子换成41平方米的小屋，你会欣然同意吗？
如果真的是在虚拟网络游戏了，答案可能是否定的；但如果在现实中获得入城指标，很多人的答案就会是肯定的。小周是山东人，之前在山东省政府工作，去年考公务员来到了深圳。他之前在济南有一套130多平方米的大房子，一咬牙卖了，来到深圳换了福田一套仅有41平方米而且没有房产证的小房子。
这套蜗居，仅能供他和妻子、孩子三人居住，为了照顾孩子方便，小周又租下了同小区本栋楼的另一套房，每个月租金2000多元。孩子4岁多，费尽周折找了家私立幼儿园，每个月要交3000元。
“压力很大啊！”在深圳居住了半年之后，小周感叹说。但他觉得这样值，“跑来深圳百分之七八十都是为了孩子。自己奋斗了30年，终于赶了末班车，扒着深圳的边了，一定要把握住。深圳的教育环境和发展空间优势明显，如果孩子能少奋斗点，自己受点苦，也认了。”
这是一场快速膨胀的城市人群对有限的优势教育资源、福利待遇的抢夺战，而本地人无疑占据巨大优势。
近年来轰轰烈烈的和谐社会建设，更是完全建立在户籍制度之上，无论是低保、社保还是经济适用房、廉租房，一般都需要具有本市户口才可以申请；与户籍一样，两限房之类也有“后门”，如北京就规定，符合首都产业结构的人才、北京市吸引的人才，包括为中央服务的人才，可临时调剂供应。同时，持绿卡（居住证）的人员享受北京市民待遇，也可按照相关要求申请购买，这也就意味着，身份才是决定相关福利和利益归属的前提条件。
大批迁移到沿海城市的白领阶层，就这样成为了所谓的“ 夹心层 ”：收入尚不足以应付越来越高的房价，因为户口的因素又与两限房无缘。 尤为甚者，2010年年底和2011年春，北京市接连出台购车摇号与房屋限购政策， 再次以户籍为排他标准，如此一来，在城市工作、生活，并作出贡献的他们，不要说什么两限房了，连买房、买车也没有资格。
美国户籍制度的借鉴
相对于中国严格的户籍制度，美国呈现的却是一种“散漫”状态。
美国人经常搬家，甚至可以说是热爱搬家，这很大一部分因素是美国人热爱自由，而另一原因则是没有户籍制度制约他们的流动。美国人刚参加工作时，由于收入不高，一般是租住小房子；收入高些了，就换租大些的房子；有条件供房了，再搬到自己买的房子里；收入再增加了，把买的小房子卖掉再买大房子；再发达了，换到更好的社区、更好的房子里去；到老了，房子是不会留给子女的，而是卖掉，再搬到老人公寓里去颐养天年，去天堂以前把银行卡里的钱都花光，没准儿还透支呢。
美国人换工作也比较频繁，到另一座城市另一个州去，甚至从西海岸到东海岸去工作，在美国人看来是很简单的事情。美国人的祖先从欧洲移民到北美时，就有一句著名的口号：哪里有面包，哪里就是祖国。现代美国人继承了这种精神，哪里生活得好，哪里就是家园。美国有的企业招聘外地员工时，甚至给支付搬家费。
美国人搬家的理由还多着呢，哪个地方环境好，哪个地方税收少，哪个地方学校好，哪个地方本族裔人口多，哪个地方称心的餐馆多……据说美国人一生中平均要搬十几次家。
美国人热爱生活和家庭。人到了哪里，家就必须迁移到哪里，不会两地生活，不会为了事业而不顾家庭。房子可以换，家可以搬，但是夫妻不能分居，未成年的孩子不能分离。美国人不理解中国农民工一年只回一次家的境况，他们认为那样太不人道了。
问题是，美国没有户籍制度，他们这样搬来搬去的，政府怎么管理呢？
美国公民每迁徙到一个新的地方，就自动成为那里的居民，自动地拥有该地选举权和其他政治参与权利，自动地享受当地的社会福利待遇。不需要申请或批准，不需要办理什么户籍手续。你只要在那个地方居住，即使是租住的房子，当地政府也会主动找到你，请你行使权利。比如做选民登记，做陪审团、候选人资格登记等。
但是，原居住地的政府怎么知道你这个“管理者”走了，新居住地的政府又怎么知道有新“管理者”来了？特别是新政府怎么知道你住在那里，他们如何了解到你的基本情况？你不去政府报到，政府怎么找到你的？
原来美国的各级政府是从DMV（机动车辆处）获得公民信息的。在美国，几乎所有的公民都有驾驶执照，美国关于驾驶执照的规定是，驾驶人员每在一个地方超过15天，就必须到DMV登记，否则会被视为持无效证件驾驶。所以，每个公民只要搬了家，就会到DMV登记变更住所的信息，这样，DMV就有了有驾照人员流入流出的详细信息，当地政府也由此得到了本地居民的流入流出情况。
在美国，驾照就是身份证，乘坐国内飞机要出示驾照，住宾馆要出示驾照，凡是需要提供身份证明的地方都需要出示驾照。那么，不会开车、没有驾照的人怎么办呢？这一类人就办身份证，身份证也是到DMV去办。在机动车辆处办理身份证，而且身份证的样子与驾照是一样的。
美国政府了解公民信息的另一个渠道是居民的社会保障记录。在美国的所有合法居民，都有一个社会保障卡，社会保障号码是唯一的，是从生到死伴随每个人一生的。一个人就业、开工资、缴纳保险、缴税和获得所有的社会保障，都要依据这个号码，这是美国人的福利保障的依据。美国人每到一个新地方，都要到社会保障机构办理住所变更手续，以便社会保障部门与自己的联系不中断。
所以，美国人的流动情况、工作变动情况、收入变化情况和缴税、缴费情况等都是被一清二楚地随时记录着的。无论你到了哪里，驾照和社会保障卡都清晰及时地记载你的流动情况，所以，社会不会失控。
可能有人会说，掌握情况不等于有序。那么多人说搬家就搬家、说流动就流动，社会秩序能不乱吗？大家都往大城市跑怎么办？都去经济发达的地区怎么办？人口流动不控制、不管理，不可能不乱套。
但事实上，自由迁徙、随意迁徙甚至是爱好迁徙的美国没有乱套。其实，世界上有户籍管理制度的国家只有3个，绝大多数国家是可以自由迁徙的，绝大多数国家都没有乱套。
为什么呢？因为在自由的领域里，始终会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起着调节的作用，自由会比行政控制更有效、更自如地调节着供需的平衡，保证着不乱套。
大家都往大城市挤，那里的房价和物价就会提高，就业机会就会减少，准入的门槛就会越来越高。企业也会选择到新的成本低的地区去发展，如此就会把人流引到新的地区。
由此可见，政治上经济上的自由是最有效的调节机制。保证不乱套的往往不是控制、管理和强制，而是自由，是老子的“无为而治”。从宏观的角度思考，如果把人看作是自然的一部分，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自由主义本质上是自然主义，就是让自然规律起作用的主义，而不是由人类的空想臆想幻想设想理想来限制人类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