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一氓1903年出生于四川彭县，1921年去上海求学，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南昌起义失败后，在向广东撤退途中，他和周恩来一起介绍郭沫若参加中共。后来他又被派回上海，在周恩来领导下从事地下保卫工作，公开身份主要是文化工作者。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受党的委派，协助叶挺、项英组建新四军，还特别奉命协调叶、项的关系，被指派充当两人间的“缓冲者”。
　　我离开延安的时候，李富春要我作为叶挺和项英之间的缓冲人。当时，我也没有对这个问题做出过什么设想，也没有向李富春提出过什么要求，就这样很轻率地答应下来。到了军部以后，一直到皖南事变，你说他们之间一定有什么尖锐的矛盾和冲突，也很难说出来。在日常情况下，项英还是很识大体的。军部的正式会议都由叶挺主持，前方部队的报告、请示，项英都请叶挺首先批注意见。1940年秋季反日寇对泾县的扫荡，作战计划是叶挺定的。凡是叶挺介绍到军部工作的非党干部，不管人数多少，项英都表示欢迎和信任。至于说一些小事如叶挺单独有厨房，项英从未表示异议，甚至项英还在叶挺的生活细节上，做了适当的处理，维护了叶挺的威信。
　　有人说是叶挺作为部队首长，不习惯政治委员制度，因此，叶项矛盾好像应该由叶挺多负些责任。这个理由不是事实，因为大革命时期，叶挺带领的部队都有党代表，也就是政治委员。南昌起义的时候，聂荣臻就是他的党代表，他们合作得很好。但是新四军的这两位——部队首长和政治委员，却在平常情况之外，另有两个特殊情况：（一）大革命时期叶挺和他的团、师、军的党代表，两个都是共产党员，他们之间的问题，可以在党的会议上得到解决。而在新四军，部队首长叶挺却是脱党十年之久的非党员，叶项之间只有行政关系，只有抗日统一战线的关系，没有党的关系。这就使得两方面之间很难于自处一方面和对待另一方面。（二）更重要的是，部队的构成和直接指挥的关系与叶挺当团长、师长、军长时不一样了。那时，部队的构成和直接指挥关系属于叶挺方面，而派去的党代表跟部队没有历史关系。而新四军的情形却恰恰相反，部队的构成和直接指挥关系属于以副军长名义出现的项英方面，而与派来的叶挺毫无关系。
　　但两方都不能明白地摆出来，叶挺摆不出来，项英更不能摆出来。因此叶项之间的关系，这个矛盾却是来无影去无踪，双方都没有直接向我表示过。我当时也没有完全清楚地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程度，而且我无权把他们拉到一起进行仲裁。
　　影影绰绰的，叶挺总想借口离开军部，采取躲避的办法回重庆、回澳门。影影绰绰的，项英总想使叶挺自己离开新四军，并且帮助他离开新四军。1938年初，叶挺离开过军部，从武汉去香港回澳门，携同夫人回到军部。同年秋，叶挺送夫人回澳门时，在广东与余汉谋商量在东江成立游击队。12月到宝安县深圳墟任广东东江游击指挥。他在走之前，曾和项英商量过。项大为赞成，送了几百枝步枪到广东，还答应调一些广东籍的军政干部到他的部队中去。可是，没多久就被蒋介石发现，取消了叶挺的任命。1939年春，叶挺由周恩来陪同，从重庆回到皖南。周恩来在皖南期间，曾和项英单独谈过两次话，估计是谈叶项之间的关系问题。周恩来走后，叶项之间保持着一种和谐状态，这也许是双方克制的表现。一个来月后，叶挺军长去皖北，主持成立江北指挥部，到8月份才回到皖南。他回来后，立即向周恩来提出要去重庆，向蒋介石要求增加经费和编制，接着就离开军部。这一次离开时间最长，到1940年的8月17日才回到皖南军部。
　　皖南事变前，大约1940年秋末，我听到叶、项二人议论过，要把皖南部队分作两部分，用意是军部名义上仍留在皖南，实际上大部暗渡江北。可是，由谁率领军部过江呢？两人互相谦让，都认为留下的是更危险的任务。结果谁也未走成。如果当时不管是谁先走后走，实施这个方案都是有利的。可惜他们过于谦让了。
　　叶挺曾经下过一次决心离开军部，以后不再回来。他亲笔写给我一封信，说是“居士不适于当一个大庙子的方丈”，意思是讲，不是共产党员的人，不适于充当共产党军队的军长。看来，这种苦恼也不像是完全针对某一个人的。这封信我给项英看过，项英没有太大的反应。我得信后，叶挺已经离开了军部，我作为缓冲人，明显的是失败了。叶项之间关系固然很紧张，其实这种情况在哪里都有，如后来的苏北军部，陈毅和饶漱石之间，关系不是也很紧张吗？
　　（摘自《李一氓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