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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大概是现在最难理解的词之一。
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看一下现在各路大咖、媒体对中国贴有这个标签的人的划分就能看出来。
2019年胡润百富榜认为中国中产阶级达到3320万户。假设每户平均有4个人，那算下来中国中产阶级达到1.3亿人口。而《福布斯》在2018年中国中产阶级白皮书里又说，中国的中产阶级达到了1.09亿。虽然里里外外差了2000多万人，但这还算是比较接近的。
还有更夸张的，西南有的大学的所谓研究中心得出的数字是2亿，而这还是好几年前的数字，就算以6%的平均数来估算这个队伍的成长，到现在也有2.5亿人了。
虽然大家说的不是一回事，许多人都号称“我们的产品是卖给中产阶级的”，也不知道他们的产品都卖给谁了。算起来还是拼xx更实在一些。
不论是互联网上还是现实生活中都有好多人问，收人多少算是中产阶级。各个机构对这个概念的解释五花八门，但我觉得似乎都不得要领，其实中产阶级这个事从它的定义来说是有标准答案的。
在资本主义社会前期以及之前的自然经济社会里，如果从资产的角度对人群分层，是非常简单的事。只分两层就够了，一个是资产者阶层，另一个是基层劳动者。
有的基层劳动者即使拥有一些生产工具或者土地，也只能勉强糊口。生活在那个时代的辛苦劳作的人们其实比非洲草原上的角马好不了太多，随时都要面临挨饿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后来也一直在困扰人类。即使是当今最发达的国家，也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自由主义经济得以发展，挨饿问题才得到系统化的解决。将社会粗暴地分为资产拥有者和基层劳动者的年代是没有所谓中产阶级的，因为他们没有存在的基础。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在那个阶段特别适用。
而后来，社会生产效率逐渐提高，在整个生产环节中需要一些能夠完成复杂操作的人——这些人需要经过较长时间的培训，掌握更多生产技术和认知学习能力。如果要让生产者具备这些能力，就要给这些家伙提供更好的待遇、更多的空余时间、更高的收入，让他们更陕乐——这样一来，从事复杂生产的劳动者才有精力和心情进一步把提高生产效率的事做好。不用把体力都花在低头拉车上，偶尔有空抬头看看路。
这批从事复杂劳动的生产者就是我们所说的中产阶级，或者说是中产阶级的雏形。而前边所说的条件决定了所谓的中产阶级要具备几个特点，他们得到的收入更高、待遇更好，经过了比较长时间的知识技能培训，另外，也具有比较强的难以替代性。
中产阶级的产生主要是社会生产发展的需要，资产拥有者需要中产阶级是因为拥有这些家伙让他们的资本增长更快，边际成本得以降低。这也是为什么在资本主义社会后来的发展中，一个经济体做得到底怎么样可以用中产阶级占劳动者的比例来衡量。
所以，实际上中产阶级不光是一个关于收入和资产的概念，它还涉及到一个人是不是有足够的不可替代性，以及是否接受过很好的培训且具有持续学习的认知水准。
当然了，如果按这种标准，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所谓的中产阶级数量都会大幅度减少。
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说到前一阵的一个热点问
题（当然这个热点后来到底怎么解决的没什么人知道，就忽然没人说了可见这家公司的公关团队还是很有办法的）就是那个著名的互联网公司“暴力裁员”。
我们在这里不想分辨在这个事件中更占理的到底是公司一方还是被裁的员工，那更适合由专注于劳资纠纷的律师去做，而且还要对整个事件的细节有更详尽的了解。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这种有争议的裁员在今后会更加多见。这种判断大概基于两个条件，一个是工作的人更加注重维护自己的权益，按我认识的一个人力资源总监的说法是，“那帮人更事儿了”。还有一个原因，中国经济增长的整体速度正在逐渐回落。
中国的经济增速（主要是指GDP的增长速度）在2010年后一直在逐渐放慢。这倒不是说中国的经济运营、管理方式出了什么问题，而是体量如此之大的经济体在经历了长时间的高速发展后出现了均值回归的现象。这是任何一个经济体都逃不掉的。
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年代里，由于投资旺盛，公司也处于过度繁殖的状态。特别是在那些超级城市里，管理者们为了让公司在激烈的竞争中获得优势，拥有更高的市场占有率，会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财务报表的销售额和规模上。在这个阶段，人力成本是个次要的数字，如果能成长得更陕，公司并不在乎多设置一些岗位多招收点人。
我以前面试过一个在中国最顶尖大学的本硕连读的女孩，她上一家公司是某家还过得去的投资银行。在那堆人里，随便一个实习生的简历都能让人高山仰止。而这个女孩的工作只是搜集简单的资料和通知所在小team里的人什么时候开会。
好多大公司都会有这种情况，类似彼得·林奇所说的“让马友友帮你打开收音机”，似乎这个伟大的大提琴家拧动开机旋钮放出的音乐会更令人心旷神怡。
在这方面做得最明显的其实是那些航空公司，其实空中乘务员的工作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但是由于1960年代这个行业只服务于非常富有的阶层的传统遗留，空乘的招收对象都是靓丽性感对待遇期望非常高的年轻女孩，她们如果不做空乘肯定可以在地面上找到相当不错的工作。航空公司为了保持空乘的稳定性，要给予她们超过普通服务员水平的薪水待遇。
漂亮空姐现象直到2010年代在中国内地才有变化。航空公司开始减少空乘的数量，选择就业者的标准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其实那些更质朴的40岁左右的女性，经过培训完全可以胜任这个职位，而且她们的职业忠诚度会更高。更重要的，这样做为公司节省了大量的人力成本。
整体经济增速回落时期，公司管理者们的眼光自然会从销售额转向利润，而降低成本就成为很重要的增加利润的手段。很多已经度过极速扩张期的大公司如同我们所说的航空公司一样，开始思考很多简单的工作是不是要让那么高用工成本的人来做，怀疑马友友打开收音机放出的音乐是不是真的会更好听。
2010年代到2020年代，是中国超级城市迅速扩张的时期。身处这个时期的工作者因为经济的迅速发展而受益，从收入水平上讲，他们基本超过了中等收入水平，但是他们所做的工作基本上就类似于开收音机。
这些收入上达到中产阶级水平而且也经过高等教育的人，缺少一个中产阶级分子的重要因素，除了工作年限比较长几乎没什么不可替代的东西可用来维护自己的收入。这种公司人的中产阶级地位是非常脆弱的，我们也可以把他们叫作“伪中产阶级”。
2022年后，中国的GDP增速可能会下滑到6%甚至更低，预期这种变化还会继续下去，也许我们可以把这叫作“新常态”。
在“新常态”下，公司对于降低成本的需要更加强烈，会尽量更换那些可替代性强而且成本高的岗位人员。在这一过程中“伪中产阶级”被替换，以至于财富降级的概率会增高。而文章开头所说的，对所谓暴力裁员事件最为焦虑的大概就是他们。
我所用的“伪”字其实并没有贬义，他们在都市公司人群体中应该占据了大多数（可能我也是）。这部分脆弱的中产阶级对经济发展更加敏感，关注这部分细分人群，对很多领域都是最有价值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看一下现在各路大咖、媒体对中国贴有这个标签的人的划分就能看出来。
2019年胡润百富榜认为中国中产阶级达到3320万户。假设每户平均有4个人，那算下来中国中产阶级达到1.3亿人口。而《福布斯》在2018年中国中产阶级白皮书里又说，中国的中产阶级达到了1.09亿。虽然里里外外差了2000多万人，但这还算是比较接近的。
还有更夸张的，西南有的大学的所谓研究中心得出的数字是2亿，而这还是好几年前的数字，就算以6%的平均数来估算这个队伍的成长，到现在也有2.5亿人了。
虽然大家说的不是一回事，许多人都号称“我们的产品是卖给中产阶级的”，也不知道他们的产品都卖给谁了。算起来还是拼xx更实在一些。
不论是互联网上还是现实生活中都有好多人问，收人多少算是中产阶级。各个机构对这个概念的解释五花八门，但我觉得似乎都不得要领，其实中产阶级这个事从它的定义来说是有标准答案的。
在资本主义社会前期以及之前的自然经济社会里，如果从资产的角度对人群分层，是非常简单的事。只分两层就够了，一个是资产者阶层，另一个是基层劳动者。
有的基层劳动者即使拥有一些生产工具或者土地，也只能勉强糊口。生活在那个时代的辛苦劳作的人们其实比非洲草原上的角马好不了太多，随时都要面临挨饿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后来也一直在困扰人类。即使是当今最发达的国家，也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自由主义经济得以发展，挨饿问题才得到系统化的解决。将社会粗暴地分为资产拥有者和基层劳动者的年代是没有所谓中产阶级的，因为他们没有存在的基础。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在那个阶段特别适用。
而后来，社会生产效率逐渐提高，在整个生产环节中需要一些能夠完成复杂操作的人——这些人需要经过较长时间的培训，掌握更多生产技术和认知学习能力。如果要让生产者具备这些能力，就要给这些家伙提供更好的待遇、更多的空余时间、更高的收入，让他们更陕乐——这样一来，从事复杂生产的劳动者才有精力和心情进一步把提高生产效率的事做好。不用把体力都花在低头拉车上，偶尔有空抬头看看路。
这批从事复杂劳动的生产者就是我们所说的中产阶级，或者说是中产阶级的雏形。而前边所说的条件决定了所谓的中产阶级要具备几个特点，他们得到的收入更高、待遇更好，经过了比较长时间的知识技能培训，另外，也具有比较强的难以替代性。
中产阶级的产生主要是社会生产发展的需要，资产拥有者需要中产阶级是因为拥有这些家伙让他们的资本增长更快，边际成本得以降低。这也是为什么在资本主义社会后来的发展中，一个经济体做得到底怎么样可以用中产阶级占劳动者的比例来衡量。
所以，实际上中产阶级不光是一个关于收入和资产的概念，它还涉及到一个人是不是有足够的不可替代性，以及是否接受过很好的培训且具有持续学习的认知水准。
当然了，如果按这种标准，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所谓的中产阶级数量都会大幅度减少。
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说到前一阵的一个热点问
题（当然这个热点后来到底怎么解决的没什么人知道，就忽然没人说了可见这家公司的公关团队还是很有办法的）就是那个著名的互联网公司“暴力裁员”。
在新常态下，公司降低成本的需求更加强烈，会尽量更换那些可替代性强而且用工成本高的岗位人员。在这一过程中“伪中产阶级”被替换，财富降级的概率会增高。
我们在这里不想分辨在这个事件中更占理的到底是公司一方还是被裁的员工，那更适合由专注于劳资纠纷的律师去做，而且还要对整个事件的细节有更详尽的了解。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这种有争议的裁员在今后会更加多见。这种判断大概基于两个条件，一个是工作的人更加注重维护自己的权益，按我认识的一个人力资源总监的说法是，“那帮人更事儿了”。还有一个原因，中国经济增长的整体速度正在逐渐回落。
中国的经济增速（主要是指GDP的增长速度）在2010年后一直在逐渐放慢。这倒不是说中国的经济运营、管理方式出了什么问题，而是体量如此之大的经济体在经历了长时间的高速发展后出现了均值回归的现象。这是任何一个经济体都逃不掉的。
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年代里，由于投资旺盛，公司也处于过度繁殖的状态。特别是在那些超级城市里，管理者们为了让公司在激烈的竞争中获得优势，拥有更高的市场占有率，会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财务报表的销售额和规模上。在这个阶段，人力成本是个次要的数字，如果能成长得更陕，公司并不在乎多设置一些岗位多招收点人。
我以前面试过一个在中国最顶尖大学的本硕连读的女孩，她上一家公司是某家还过得去的投资银行。在那堆人里，随便一个实习生的简历都能让人高山仰止。而这个女孩的工作只是搜集简单的资料和通知所在小team里的人什么时候开会。
好多大公司都会有这种情况，类似彼得·林奇所说的“让马友友帮你打开收音机”，似乎这个伟大的大提琴家拧动开机旋钮放出的音乐会更令人心旷神怡。
在这方面做得最明显的其实是那些航空公司，其实空中乘务员的工作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但是由于1960年代这个行业只服务于非常富有的阶层的传统遗留，空乘的招收对象都是靓丽性感对待遇期望非常高的年轻女孩，她们如果不做空乘肯定可以在地面上找到相当不错的工作。航空公司为了保持空乘的稳定性，要给予她们超过普通服务员水平的薪水待遇。
漂亮空姐现象直到2010年代在中国内地才有变化。航空公司开始减少空乘的数量，选择就业者的标准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其实那些更质朴的40岁左右的女性，经过培训完全可以胜任这个职位，而且她们的职业忠诚度会更高。更重要的，这样做为公司节省了大量的人力成本。
整体经济增速回落时期，公司管理者们的眼光自然会从销售额转向利润，而降低成本就成为很重要的增加利润的手段。很多已经度过极速扩张期的大公司如同我们所说的航空公司一样，开始思考很多简单的工作是不是要让那么高用工成本的人来做，怀疑马友友打开收音机放出的音乐是不是真的会更好听。
2010年代到2020年代，是中国超级城市迅速扩张的时期。身处这个时期的工作者因为经济的迅速发展而受益，从收入水平上讲，他们基本超过了中等收入水平，但是他们所做的工作基本上就类似于开收音机。
这些收入上达到中产阶级水平而且也经过高等教育的人，缺少一个中产阶级分子的重要因素，除了工作年限比较长几乎没什么不可替代的东西可用来维护自己的收入。这种公司人的中产阶级地位是非常脆弱的，我们也可以把他们叫作“伪中产阶级”。
2022年后，中国的GDP增速可能会下滑到6%甚至更低，预期这种变化还会继续下去，也许我们可以把这叫作“新常态”。
在“新常态”下，公司对于降低成本的需要更加强烈，会尽量更换那些可替代性强而且成本高的岗位人员。在这一过程中“伪中产阶级”被替换，以至于财富降级的概率会增高。而文章开头所说的，对所谓暴力裁员事件最为焦虑的大概就是他们。
我所用的“伪”字其实并没有贬义，他们在都市公司人群体中应该占据了大多数（可能我也是）。这部分脆弱的中产阶级对经济发展更加敏感，关注这部分细分人群，对很多领域都是最有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