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出游题材看《咏怀》诗中的屈子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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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正始诗歌上承建安诗歌的慷慨悲凉,下启太康诗歌的繁缛绮丽,在诗歌史上有一定的地位。阮籍的诗歌是正始文学的代表,其《咏怀》开抒情组诗之先河,被后人认为“辞旨渊永,归趣难求”。《咏怀》诗有着迷离恍惚、曲折隐晦、寄寓深远的特点,这与阮籍对楚辞的借鉴和学习是分不开的。
  关键词:阮籍;《咏怀》;出游;屈子情结
  文章编号:978-7-80736-771-0(2010)02-071-03
  
  出游题材是指诗人以亲身体验或借助虚构想象,离开自己的居所来到街衢山林,绘写风物,描摹山水,并将内在感受寄托于景致之中,从而抒发自己的感情。出游有别于游仙,其囊括的范围要大于游仙,有着更多的世俗味,更多的生活场景。如“出门临永路,不见行车马。”(其十七)“步游三衢旁,惆怅念所思。” (其四十九)。
  《咏怀》诗中涉及出游题材的诗作有38首,将近占去《咏怀》八十二首的一半。魏晋易代,这是一个“名士少有全者”的昏暗时代,何晏、丁谧、夏侯玄、嵇康等名士相继成了政治祭台上的牺牲品。处于这样的时代背景,阮籍心中自然有着无法排遣的苦闷。《世说新语》:“王孝伯问王大:‘阮籍何如司马相如?’王大曰:‘阮籍胸中垒块,故须酒浇之。’”[1](P409)其心里郁积的垒块不但用酒浇之,更用出游排之。《晋书》记载阮籍“或登临山水,经日忘归。”[2](P1359)“出游”作为《咏怀》诗中的核心题材,同时也是阮籍借以消解内心苦闷的一种方式。《咏怀》其十七是叙述“出游”过程最为详细的诗歌。
  
  “独坐空堂上,谁可与亲者?出门临永路,不见行车马。登高望九州,悠悠分旷野。孤鸟西北飞,离兽东南下。日暮思亲友,晤言用自写。”
  
  整首诗中浸透着一种无法消释的内心孤寂。从独坐空堂到无人可亲,一直到结尾的日暮思亲,中间用孤鸟、离兽等意象加以点染,一股扑面而来的孤独感传染给读者;从空堂到街衢再到高丘,空间位置的转化将这种情感充斥于天地之间,行程的变化导致视域的变化,在变化中情感也随之加深加浓。在阮诗中,孤独是一种自我体认,它通过对外界的拒绝和排斥来凸现自我存在的意义。出游诗是对现实的遮蔽却又是对真实的袒露。在正始时期中,阮籍诗中的出游总是显得非常独特,这种独特性与诗人对楚辞的沿承有关。
  一、意象
  意象是诗歌语言的一个基本构成单位,对意象进行分析是探求诗人情感的一种有效方式。
  (一)“飞鸟”意象
  《咏怀》诗与《楚辞》在意象选择上具有相似性。
  《咏怀》诗中涉及“鸟”意象的诗篇多达27篇,从而在组诗中构成一个群鸟翔天的洪荒世界,如:“走兽交横驰,飞鸟相随翔。”(其十六),“荆棘被原野,群鸟飞偏偏。”(其二十六)在出游题材中也有13篇之多,其中清晰可辨者有“鸿鹄”“凤凰”“鹂黄”“黄雀”等,模糊抽象者有“飞鸟”“孤鸟”“云间鸟”“黄鸟”“高鸟”“晨风鸟”等,基本上都是阮籍出游途中登高望远时的眼中景象,又如黄昏中徘徊蓬池上的“走兽交横驰,飞鸟相随翔。”(其十六)北望青山阿中的“松柏翳岡岑,飞鸟鸣相过。”(其十三)这些“飞鸟”意象总是与黄昏落日这样的大背景联系在一起。对飞鸟飞翔形象的反复描绘是来自于诗人的心理需要,这类向高处远处飞翔具有提升力量的意象正是用来消解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压抑。
  屈原的诗歌世界中也到处点缀着联翩飞翔的“飞鸟”意象,阮诗中飞鸟意象的反复得源于楚辞,并且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比兴传统。楚辞中呈现出的飞鸟意象有“凤凰”“鸡鹜”“燕雀”“乌鹊”等。屈原和阮籍都曾自比为高洁的“凤凰”,如屈原《涉江》中“鸾鸟凤凰,日以远兮。燕雀乌鹊,巢堂坛兮。”阮籍其七十九中“林中有奇鸟,自言是凤凰。”阮籍也曾像屈原一样自喻为高飞的大鸟,并将之与燕雀相比“高鸟翔山罔,燕雀栖下林。”(其四十七)屈原在《抽思》中将自己喻为独处异域的孤鸟“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好姱佳丽兮,牉独处此异域。”阮籍对孤鸟也有挥之不去的情结“孤鸟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其一)“孤鸟西北飞,离兽东南下。”(其十七)“焉见孤翔鸟,翩翩无匹群。”(其四十八)诗人将自己的孤独心绪寄寓于高飞的鸟儿,随着飞鸟弥漫到整个视域之中。
  (二)植物意象
  屈原的作品多描绘水乡泽国的曼妙景致,其中的植物意象可谓是蔚为大观。阮籍在进行诗歌创作时多化用楚辞中植物意象,如“枫树林”、“皋兰”、“三芝”“邓林”、“芳草”、“冥灵木”等。《咏怀》其二十八:“若木耀西海,扶桑翳瀛洲。”便是引用《离骚》“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扶桑”和“若木”一样都是神话中的树名,“扶桑”是东海上的参天大树,太阳从这里升起,“若木”生在昆仑山的西极,青叶红花,光华下照。《咏怀》其五十“清露为凝霜,华草成蒿莱。”便是化用《离骚》“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王逸《楚辞章句序》:“《离骚》之文,依《诗》起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馋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3](P2—3),阮籍进一步发展了屈原将香草与恶草对比的比兴手法,将“乔松”、“高树”“松柏”“冥灵木”“桃李花”“萱草”等嘉树芳草与“蒿莱”、“颓林”、“野草”、“荆棘”等恶草恶木作对比,如《咏怀》其三:“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始。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棘。”较之屈原,阮籍的比兴与诗境贴合的更为自然,有水中着盐的效果,在迅速的变化中,对比也显得更为强烈。
  钱钟书在《管锥编•周易正义•归妹》中提出:“比喻有两柄而复具多边。”[4](P39)出游题材中相同的意象在不同场合不同诗篇中有不同的含义和情感。如其四十七“高鸟翔山冈,燕雀飞下林”中高鸟是与燕雀之流相对的高洁者,而在其四十九“高鸟摩天飞,凌云共游嬉。岂有孤行士,垂涕悲故时”中高鸟是与“孤行士”相对的飞黄腾达弹冠相庆者。不仅是“高鸟”意象具有两柄,“燕雀”在其四十七中被贬为碌碌无为的庸者,而在其八中却是追求淡泊的贤者形象“宁与燕雀翔,不随黄鹄飞”。同样在屈原的《离骚》中也有类似的“两柄多边”意象,其“美人”意象既有自喻,如“昔君与我成言兮,曰黄昏以为期”,也有比作楚王,如“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还有比作对理想的追求,如“忽反顾以流涕兮,哀高丘之无女”。
  (三)意象错置
  在诗歌的意象安排上,阮诗和楚辞都有着意象错置这一现象。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楚辞洪兴祖补注•九歌》中称之为“以不可能事为喻”。[4](P601)如《湘君》中“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薜荔本是缘木而生却要采于水中,芙蓉原本绽放于水中却要搴于木末,又如《湘夫人》“鸟何萃兮蘋中,罾何为兮木上”,《怀沙》“变白以为黑兮,倒上以为下。凤凰在笯兮,鸡鹜翔舞”,《惜诵》“矰戈机而在上兮,罻罗张而在下”。在《咏怀》其三十一中“战士食糟糠,贤者处蒿莱”其四十九中“泽中生乔木,万世未可期”,这类意象的设置是诗人对变白为黑、倒上为下的处于错置状态的现实社会的怀疑,也是诗人身处这种浑浊不清的环境中产生的矛盾焦虑以及内心对现世的痛心疾首。
  阮籍和屈原的诗歌在意象上的多样、模糊、错乱、跳跃的特点与两位诗人所处的黑暗压抑的时代相关,在个体自由与社会群体之间发生的尖锐冲突中,“喻体愈是膨胀,作者安全系数愈大,然而本体愈是缩小,诗意却带上了一定的模糊性。”[5](P124)阮诗以意象的混乱失常来表现内心的纷杂惶恐,在同一时期其他诗人中是不常见的,而这恰是阮诗中屈原情结的体现。
  二、主题
  除意象的异曲同工之外,出游题材中的某些主题与楚辞有着相同之处。对少年的追忆是阮籍诗中较少见的主题,却是很能吸引读者。这种对往事的追忆总是与出游联系在一起,如其五“平生少年时,轻薄好弦歌。西游咸阳中,赵李相经过。娱乐未终极,白日忽蹉跎”其十五“昔年十四五,志尚好书诗。被褐怀珠玉,颜闵相与期。开轩临四野,登高望所思”其六十一“少年学击刺,妙伎过曲城。英风截云霓,超世发奇声。挥剑临沙漠,饮马九野坰。旗帜何翩翩,但闻金鼓鸣。军旅令人悲,烈烈有哀情。”如果说出游是阮籍在空间维度上对现世苦闷的逃避,那么对少年时光的回忆则是在时间维度上做的另一种逃离。少年时志尚诗书,以儒家经典为修身典范,研习击刺,以扬名边陲立功立名为人身目标,在“剑”意象中有着诗人的慷慨豪情以及征服世界的愿望。然而积极的入世态度到现实中却只有空余悔恨,产生“念我平常时,悔恨从此生”之类的悲叹。
  在具有自传体性质的《离骚》中,我们可以看到阮籍与屈原的相似之处。“皇览揆余于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命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在阮籍的追忆中有着对少年蹉跎、轻薄行径的悔恨,但更多的是少年时的理想与现实困境之间的矛盾冲突。屈原的追忆中也透露着同样的遭遇,即个体孜孜追求的美政理想与楚国昏暗现实间的冲突。在回忆中诗人常用“举隅”手法,通过对以往经历的部分追忆,从而使读者了解到一个不复存在的整体,以及认识到诗人深层次的思想活动。在回忆的断片中,诗人植入自己所期待的形象。阮籍和屈原的追忆是对现实的排挤,而现实却总是覆盖追忆中的理想。
  三、结构模式
  另外通过对句式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到阮籍在诗学上对屈原的继承,以及在时间意识上,两人都有着对时光奔流不息的哀叹。
  出游题材中屡次出现“…忽…”的句式以及“倏忽”“忽忽”等字样,如“娱乐未终极,白日忽蹉跎。”(其五)“逍遥未终极,朱阳忽西倾。”(其二十四)“愿为三春游,朝阳忽蹉跎。”(其二十七)“彷徨思亲友,倏忽复至冥。”(其三十六)“忽忽朝日颓,行行将何之。”(其八十)“忽”字前后内容的转变传达出内心情感的紧张,表现盛衰只在须臾间时光飞逝感。而用“忽”字表现对时间流逝的焦虑,最早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楚辞。一首《离骚》中便反复出现7次“忽”。如《离骚》“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忽反顾以游目兮,将往观乎四荒。”“忽反顾以流涕兮,哀高丘之无女。”《九辨》“白日晼晚其将入兮,明月销铄而减毁。岁忽忽而遒尽兮,老冉冉而愈驰。”《少司命》“倏而来兮忽而逝”。“忽”字紧连着“日”“月”等时间意象,表现时间逝去之快。
  出游题材中“朝……,夕……”对举的句式同样受到楚辞的影响,也同样表现对时光的焦虑。“朝登洪波颠,日夕望西山。”(其二十六)“朝为美少年,夕暮成丑老。”(其四)对现实的美采取否定的态度,认为这种美是转眼即逝,很快便走向丑和死亡。两者都清醒的意识到生命短暂的现实,与阮籍不同的是屈原将个体生命价值处于宗国利益之下,在这带有集体性质的个人追求中寻找自我的归属感。
  荣格在《心理学与文学》写到:“人类文化开创以来,智者、救星和救世主的原型意象就埋藏和蛰伏在人们的无意识中,一旦时代发生动乱,人类社会发生严重的谬误,它就被重新唤醒。每当人们误入歧途,他们总感到需要一个向导、导师甚至医生。”[6](P143)魏晋名士中泛着浓厚的尚骚之风,魏晋时代也大量流行着拟骚之作,曹植《九咏》、《九愁》,陆云《九愍》,傅玄《拟招魂》、《拟天问》都自觉承袭屈骚传统文学形式和文学精神,这是对屈原自觉的承习。屈原无疑是这个时代士人的文学向导、精神导师、心理医生。方东树在《昭昧詹言》谈到:“大约不深解《离骚》,不足以读阮诗。”[7](P80)阮籍诗歌的诗意迷离恍惚,诗旨曲折隐晦的语言风格,以及诗中流露出的孤独悲凉意识都源于其诗歌中浓浓的屈子情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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