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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5年一直到2017年,北大历史系与耶鲁大学东亚研究所之间有一项合作计划,即每学年选派二至三位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博士生前往耶鲁大学进修一个学期。2011年,我和历史系的一位博士生成为当年的人选。在去耶鲁之前,有一位女士曾经给我打过几次电话,询问办理出国手续的进展,说的是一口非常标准的普通话。在电话里,她自称是“金老师”,当时我以为她是耶鲁东亚研究所从事行政工作的老师,并暗自佩服她的语言能力。后来我才知道,在背后默默帮助中国学生参与这个交流项目的正是美国历史学界鼎鼎大名的史景迁,而“金老师”便是他的夫人金安平女士。
2011年1月11日,我们启程从北京前往纽约,然后再转至耶鲁大学所在的纽黑文。第二天下午两点多,我们抵达纽约肯尼迪机场,耶鲁东亚研究所派了辆车子来接我们。我们行李不多,每人一个箱子和一个双肩背包,再也没有其他的,车上显得有些空荡荡。从纽约城到史景迁家大约一个半小时的车程。纽约市内的交通似乎很拥挤,不到下班时间就缓缓地排起了长队,但是出了纽约城就顺畅多了。金安平原本打算直接把我俩送往住处,但由于当天美国东部沿海地区普降大雪,她担心我们在路上会堵车,所以就临时改变行程,安排我们先去她家住一个晚上,第二天一早再送我们去住处,然后再到学校办理入学手续。
于是,司机把我们接送到史景迁家,那是一栋坐落在小树林里的别墅。我们抵达的时候,天色还没有完全暗下来。一下车,就看到门口略显惊讶的史景迁先生。那时,金安平在耶鲁带课,教学生读《论语》,当时她在学校上课还未回家。史先生说没料到我们这么快就到了,比他们预计的时间要早很多。他问我们想不想直接去住处。我们一时不知怎么回答,我说要不等金老师回来再决定,我们想见见她。就这样,我们“登堂入室”,进入了这栋林中别墅。雪日傍晚的屋里略微显得有些清冷寂寥,但当我看到厨房餐桌上的花瓶里优雅地插着几支郁金香时,突然感到一种格外的温暖;还有一条小狗总会摇着尾巴跑过来在脚边蹭蹭,舔舔我伸出的手。六点左右,金安平回来了,家里顿时有了活跃的气氛,一扫此前的冷清和稍有些尴尬的气氛。她当即说我们不用回去,然后就动手做晚饭。晚餐有一样冷盘是牛油果放上点椒盐和橄榄油,口感挺好的。还有一个菜是饼干夹着猪肉,也是道冷盘。然后就是主食,酸菜肉丝面,加上几只大大的海虾。在餐桌上,金安平很细致地告诉我们接下去的安排,也表示会联系与我们的博士论文相关的老师。
席间,史先生的眉宇渐渐舒展开来,展现出他睿智博学、谈笑风生的一面。因为语言的关系,我们跟金安平交流时通常都是说中文,她也很少直接跟我们用英文说话。但是,有史景迁在场,金安平总是会主动地跟我们说“史先生”怎样怎样,言语之间充满着爱和敬意,丝毫不会冷落一方。而且,金安平还会很体贴地提醒史先生该给我们讲点什么,然后又配合着他频频微笑。那天晚上,史景迁兴致勃勃地给我们讲述了他在1959年从英格兰初到美国时的感受,以期与我们初到美国形成对照。在暗淡的灯光下,史景迁还拿出收藏的红酒和最喜欢的马丁尼(一种鸡尾酒),说是为了欢迎远道而来的朋友。
金安平有一对儿女,其中女儿是一位美食家,长年定居在离纽黑文不远的纽约城。家里仍然给他俩在二楼留着房间。当天晚上,我和朋友被分别安排住在金安平儿女的房间,我睡的床上还放着一只大抱熊。晚上很安静,除了偶尔驶过的汽车声。史先生家的小狗也很安静,在黑夜中甚至还爬起来到我身边摇着尾巴蹭几下。后来听史景迁说,这条小狗在英国出生,是法国的一位朋友送给他的。本来并不想要,因为他们都很忙,担心没人照顾,但后来还是收下了。如今,他们已经一起生活了整整十五年,“小狗”其实是年事已高的“老妪”,而且几乎失明,全凭着听觉走路。
第二天雪停了,天气晴好。康涅狄格州不大,史景迁家在西黑文,离耶鲁不远。吃完早餐后,史先生亲自驾着车带我们去学校,并沿路给我们介绍各种建筑。在耶鲁校园转了一圈之后,他站在研究生院的大楼面前跟我们说:“这就是学校的中心——左边是耶鲁法学院,右边是斯特林图书馆。”最后,史先生把我们送到位于希望街的住处“常春藤庄园”。我们的房间里可谓一应俱全,金安平已经为我们买了蔬菜、水果、牛奶、面包和培根等食品放在冰箱里,甚至还有香皂、洗发水、卫生纸、垃圾袋等生活必需品。用她的话说:“只有生活不用操心了,才能安心学习好。”后来过农历新年的时候,我们邀请了几位中国留学生过来一起包饺子吃,他们都很羡慕,说只有耶鲁的研究员身份才有资格住这样的房子。那天晚上,史景迁与金安平又带着我们去纽黑文当地一家有名的“现代”比萨店吃晚餐,据说那是纽黑文最好的比萨店,每次去的时候里面都是爆满,我们也站在门口等了好久才轮上。
开学初,金安平曾打电话过来询问我上课的情况,我跟她说了自己的感受。当时选了社会学家杰弗里·亚历山大两门关于文化社会学的研究生课以及与“酷儿”研究相关的课程,整天苦恼于自己笨拙的语言和老师艰涩的理論。当时确实感到极为沮丧,甚至觉得每天在浪费时间。金安平一边鼓励,一边建议我重新选择感兴趣的课程。冬末,纽黑文又下了一场鹅毛大雪,但是并不觉得很冷。随着春天的到来,小镇也变得愈加绿茵缤纷。我时常看到窗外一家印度人打板球,还有一个小女孩在树下欢乐地荡秋千。确实,如果没有史景迁夫妇的贴心安排,我在耶鲁的日子会更加孤独无助。
期中的时候,史景迁夫妇请我们在电影院看了一场电影。那是一部法国电影,名字叫作《上帝与人》。放映厅里寥寥数人,我已经记不清影片讲述的内容,大致是跟人的内心信仰有关。走出放映厅的时候,史景迁说了一句:“Very powerful”(“令人震撼”或“感人至深”)。随后我们去了一家酒吧吃晚餐,金安平也和我们一起喝啤酒。旁边当地的年轻学生看了很是诧异,在背后跟朋友议论说:“(原来)她是位老人!”在那个嘈杂、喧闹和年轻人的世界里,史景迁夫妇觉得我们也应该会喜欢那样的场合,或者想让我们多体验地道的美国文化。直到晚上十点半左右,他们夫妇又送我们回家。
半年的时光转瞬即逝。在回国之前,我们又一次去了史景迁家。那是2011年6月23日,下午六点半左右,史景迁开车来接我们。我们带了一些比萨、苹果派、牛油果、咖啡,还有一小箱果汁等。我不知道该买什么,只担心他俩不会喜欢这些东西。这次去差点不认得这个地方,因为跟五个多月前白雪皑皑时的西黑文实在差别太大,开车进去仿佛是钻进了一大片森林里。这次看到史景迁的家很大,后面还有一个院落,外边不远处是近乎茂密的树林。推开厨房的后门出去,一条铺着鹅卵石的小径通向院里中式木结构的小亭阁,上书“呦呦亭”,应该是取义自《诗经·小雅》“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我想象着风和日丽之时,史先生约上些文人雅士在庭院里把酒言欢、谈古道今,那实在是一件再应景不过的事情。在夜里,参天的树林丛中还可以看见到处飞舞着的萤火虫。除了我们之外,那天一起吃晚饭的还有金安平的侄子一家三口和另外一对母子,也是他们的朋友。晚餐很简单,一些土豆、烤肉、沙拉、鸡块,再加上餐后甜点,都是一些冷盘。与中国人不太一样的是,对美国人而言,聚餐除了“吃”之外,其实最主要的内容是情感和思想的交流。晚上我们自己打车回去,金安平说史先生年纪大了,视力不好,尽量避免在晚上开车。
在耶鲁期间,金安平待我们如己出,倘若没有她,那些日子将截然不同。现在每每想起来,我就感到愧疚难安,觉得自己老是去麻烦她。面对充满睿智、颇有绅士风范的史先生,我内心更是诚惶诚恐,只能徒劳地为自己缺乏学术涵养无法与他进行有意义的对话而扼腕叹息。而且作为社会学专业的学生,之前确实不太了解史景迁在当今史学界的地位,他的《王氏之死》等著作也是后来才陆续拜读的。我听中国的留学生说,史景迁曾被举荐担任耶鲁大学的校长,但被他婉拒。这么个大人物,却经常为我们这些无足轻重的晚辈学生做细微琐碎的事情,我实在感到汗颜不已。
2014年春天,史景迁夫妇来中国访问,为期三周,在北京、上海等多地巡讲,一时成为国内学术界的盛事。我后知后觉,直到北大历史系发来邮件,说史景迁夫妇想见见多年来曾经参加过这个项目的学生。那是在北大東门外中关新园的餐厅里,我们大概十六个人,围着他俩坐成了一桌。史先生依然那样神采奕奕,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微笑地冲着我点点头。金安平似乎已经记不起我了,但是她每次叫我的名字时,我就会回想起她当初熟悉而亲切的声音,仿佛一切还是如故。如今,偶尔翻看八年前自己在耶鲁拍的那些没有人的风景,脑海里时常想起两位老人,想起那段时光。光阴荏苒,希望二老在美国的东海岸一切安好!
一
2011年1月11日,我们启程从北京前往纽约,然后再转至耶鲁大学所在的纽黑文。第二天下午两点多,我们抵达纽约肯尼迪机场,耶鲁东亚研究所派了辆车子来接我们。我们行李不多,每人一个箱子和一个双肩背包,再也没有其他的,车上显得有些空荡荡。从纽约城到史景迁家大约一个半小时的车程。纽约市内的交通似乎很拥挤,不到下班时间就缓缓地排起了长队,但是出了纽约城就顺畅多了。金安平原本打算直接把我俩送往住处,但由于当天美国东部沿海地区普降大雪,她担心我们在路上会堵车,所以就临时改变行程,安排我们先去她家住一个晚上,第二天一早再送我们去住处,然后再到学校办理入学手续。
于是,司机把我们接送到史景迁家,那是一栋坐落在小树林里的别墅。我们抵达的时候,天色还没有完全暗下来。一下车,就看到门口略显惊讶的史景迁先生。那时,金安平在耶鲁带课,教学生读《论语》,当时她在学校上课还未回家。史先生说没料到我们这么快就到了,比他们预计的时间要早很多。他问我们想不想直接去住处。我们一时不知怎么回答,我说要不等金老师回来再决定,我们想见见她。就这样,我们“登堂入室”,进入了这栋林中别墅。雪日傍晚的屋里略微显得有些清冷寂寥,但当我看到厨房餐桌上的花瓶里优雅地插着几支郁金香时,突然感到一种格外的温暖;还有一条小狗总会摇着尾巴跑过来在脚边蹭蹭,舔舔我伸出的手。六点左右,金安平回来了,家里顿时有了活跃的气氛,一扫此前的冷清和稍有些尴尬的气氛。她当即说我们不用回去,然后就动手做晚饭。晚餐有一样冷盘是牛油果放上点椒盐和橄榄油,口感挺好的。还有一个菜是饼干夹着猪肉,也是道冷盘。然后就是主食,酸菜肉丝面,加上几只大大的海虾。在餐桌上,金安平很细致地告诉我们接下去的安排,也表示会联系与我们的博士论文相关的老师。
席间,史先生的眉宇渐渐舒展开来,展现出他睿智博学、谈笑风生的一面。因为语言的关系,我们跟金安平交流时通常都是说中文,她也很少直接跟我们用英文说话。但是,有史景迁在场,金安平总是会主动地跟我们说“史先生”怎样怎样,言语之间充满着爱和敬意,丝毫不会冷落一方。而且,金安平还会很体贴地提醒史先生该给我们讲点什么,然后又配合着他频频微笑。那天晚上,史景迁兴致勃勃地给我们讲述了他在1959年从英格兰初到美国时的感受,以期与我们初到美国形成对照。在暗淡的灯光下,史景迁还拿出收藏的红酒和最喜欢的马丁尼(一种鸡尾酒),说是为了欢迎远道而来的朋友。
金安平有一对儿女,其中女儿是一位美食家,长年定居在离纽黑文不远的纽约城。家里仍然给他俩在二楼留着房间。当天晚上,我和朋友被分别安排住在金安平儿女的房间,我睡的床上还放着一只大抱熊。晚上很安静,除了偶尔驶过的汽车声。史先生家的小狗也很安静,在黑夜中甚至还爬起来到我身边摇着尾巴蹭几下。后来听史景迁说,这条小狗在英国出生,是法国的一位朋友送给他的。本来并不想要,因为他们都很忙,担心没人照顾,但后来还是收下了。如今,他们已经一起生活了整整十五年,“小狗”其实是年事已高的“老妪”,而且几乎失明,全凭着听觉走路。
第二天雪停了,天气晴好。康涅狄格州不大,史景迁家在西黑文,离耶鲁不远。吃完早餐后,史先生亲自驾着车带我们去学校,并沿路给我们介绍各种建筑。在耶鲁校园转了一圈之后,他站在研究生院的大楼面前跟我们说:“这就是学校的中心——左边是耶鲁法学院,右边是斯特林图书馆。”最后,史先生把我们送到位于希望街的住处“常春藤庄园”。我们的房间里可谓一应俱全,金安平已经为我们买了蔬菜、水果、牛奶、面包和培根等食品放在冰箱里,甚至还有香皂、洗发水、卫生纸、垃圾袋等生活必需品。用她的话说:“只有生活不用操心了,才能安心学习好。”后来过农历新年的时候,我们邀请了几位中国留学生过来一起包饺子吃,他们都很羡慕,说只有耶鲁的研究员身份才有资格住这样的房子。那天晚上,史景迁与金安平又带着我们去纽黑文当地一家有名的“现代”比萨店吃晚餐,据说那是纽黑文最好的比萨店,每次去的时候里面都是爆满,我们也站在门口等了好久才轮上。
二
开学初,金安平曾打电话过来询问我上课的情况,我跟她说了自己的感受。当时选了社会学家杰弗里·亚历山大两门关于文化社会学的研究生课以及与“酷儿”研究相关的课程,整天苦恼于自己笨拙的语言和老师艰涩的理論。当时确实感到极为沮丧,甚至觉得每天在浪费时间。金安平一边鼓励,一边建议我重新选择感兴趣的课程。冬末,纽黑文又下了一场鹅毛大雪,但是并不觉得很冷。随着春天的到来,小镇也变得愈加绿茵缤纷。我时常看到窗外一家印度人打板球,还有一个小女孩在树下欢乐地荡秋千。确实,如果没有史景迁夫妇的贴心安排,我在耶鲁的日子会更加孤独无助。
期中的时候,史景迁夫妇请我们在电影院看了一场电影。那是一部法国电影,名字叫作《上帝与人》。放映厅里寥寥数人,我已经记不清影片讲述的内容,大致是跟人的内心信仰有关。走出放映厅的时候,史景迁说了一句:“Very powerful”(“令人震撼”或“感人至深”)。随后我们去了一家酒吧吃晚餐,金安平也和我们一起喝啤酒。旁边当地的年轻学生看了很是诧异,在背后跟朋友议论说:“(原来)她是位老人!”在那个嘈杂、喧闹和年轻人的世界里,史景迁夫妇觉得我们也应该会喜欢那样的场合,或者想让我们多体验地道的美国文化。直到晚上十点半左右,他们夫妇又送我们回家。
三
半年的时光转瞬即逝。在回国之前,我们又一次去了史景迁家。那是2011年6月23日,下午六点半左右,史景迁开车来接我们。我们带了一些比萨、苹果派、牛油果、咖啡,还有一小箱果汁等。我不知道该买什么,只担心他俩不会喜欢这些东西。这次去差点不认得这个地方,因为跟五个多月前白雪皑皑时的西黑文实在差别太大,开车进去仿佛是钻进了一大片森林里。这次看到史景迁的家很大,后面还有一个院落,外边不远处是近乎茂密的树林。推开厨房的后门出去,一条铺着鹅卵石的小径通向院里中式木结构的小亭阁,上书“呦呦亭”,应该是取义自《诗经·小雅》“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我想象着风和日丽之时,史先生约上些文人雅士在庭院里把酒言欢、谈古道今,那实在是一件再应景不过的事情。在夜里,参天的树林丛中还可以看见到处飞舞着的萤火虫。除了我们之外,那天一起吃晚饭的还有金安平的侄子一家三口和另外一对母子,也是他们的朋友。晚餐很简单,一些土豆、烤肉、沙拉、鸡块,再加上餐后甜点,都是一些冷盘。与中国人不太一样的是,对美国人而言,聚餐除了“吃”之外,其实最主要的内容是情感和思想的交流。晚上我们自己打车回去,金安平说史先生年纪大了,视力不好,尽量避免在晚上开车。
四
在耶鲁期间,金安平待我们如己出,倘若没有她,那些日子将截然不同。现在每每想起来,我就感到愧疚难安,觉得自己老是去麻烦她。面对充满睿智、颇有绅士风范的史先生,我内心更是诚惶诚恐,只能徒劳地为自己缺乏学术涵养无法与他进行有意义的对话而扼腕叹息。而且作为社会学专业的学生,之前确实不太了解史景迁在当今史学界的地位,他的《王氏之死》等著作也是后来才陆续拜读的。我听中国的留学生说,史景迁曾被举荐担任耶鲁大学的校长,但被他婉拒。这么个大人物,却经常为我们这些无足轻重的晚辈学生做细微琐碎的事情,我实在感到汗颜不已。
2014年春天,史景迁夫妇来中国访问,为期三周,在北京、上海等多地巡讲,一时成为国内学术界的盛事。我后知后觉,直到北大历史系发来邮件,说史景迁夫妇想见见多年来曾经参加过这个项目的学生。那是在北大東门外中关新园的餐厅里,我们大概十六个人,围着他俩坐成了一桌。史先生依然那样神采奕奕,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微笑地冲着我点点头。金安平似乎已经记不起我了,但是她每次叫我的名字时,我就会回想起她当初熟悉而亲切的声音,仿佛一切还是如故。如今,偶尔翻看八年前自己在耶鲁拍的那些没有人的风景,脑海里时常想起两位老人,想起那段时光。光阴荏苒,希望二老在美国的东海岸一切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