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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晓岚得罪乾隆皇帝，被充军发配到乌鲁木齐。两年后，他刑满释放，返回北京，一路上费的工夫可大了去了。
他在《乌鲁木齐杂诗自序》中说：“自巴里坤至哈密，得诗一百六十首。”从巴里坤到哈密，短短一百公里路程，写了160首诗，平均一公里写出一首半。
走那么短的路，写那么多的诗，仅仅是因为纪晓岚写诗写得快吗？当然不是。咱们现代人在西部公路上开车，嗯，也甭开车了，就骑自行车，用不了两天，绝对能从巴里坤抵达哈密，试问哪个人能在这期间写出100多首诗？不可能嘛！
纪晓岚之所以能做到，是因为他在路上花的时间太长，用了半个月才走完这一百公里。为什么走那么慢？因为路况太差：“时雪消泥泞，必夜深地冻而后行。”积雪开化，泥泞如山，白天没法走，只能在晚上摸黑前行，深一脚浅一脚地赶路。晚上赶路，白天睡觉，他睡不着，就写诗，一天写十首，走到哈密一算，100多首出来了。
150年以后，另一个大文豪鲁迅从北京去西安讲课，路上也写了很多首诗。当然，鲁迅没有纪晓岚写得多，他这一路上只写了十几首。第一，他没有纪晓岚那种捷才;第二，他在路上的时间比纪晓岚短。据鲁迅日记，他是1924年7月7号晚上搭火车离开北京的，到了7月14号晚上抵达西安，路上只花了一个星期。
跟纪晓岚比，鲁迅的速度已经足够快了。跟现代人比，鲁迅简直慢到家。从北京到西安，坐飞机两个小时，坐高铁六个小时，坐普通火车十几个小时，怎么能用上一个星期呢？因为那时候民营客机还没运行，高铁还没出现，而普通火车的速度又实在太慢。1929年年底，冰心从北京坐火车去天津，坐的是京津特快，还用了三个半小时。1933年春天，郁达夫从杭州坐火车去金华，坐的是三等列车，不算等车和临检，总共用了九个小时。鲁迅是从北京去西安，路途遥远，花一个星期情有可原。
事实上，鲁迅并不是一直坐火车，因为西部缺少黄河大桥，从北京坐到陕州就没铁路了，他只有下车坐船，沿着黄河逆流而上，走到临潼再登岸，改乘汽车，最后顺着公路开到西安。如此反复更换交通工具，七天时间能到地方，其实已经算飞快了。
民国的火车很慢，汽车也很慢，但这都不是问题，真正的问题是路况太差。
1921年7月，河南省财政厅长薛笃弼去安阳考察，坐的是美国道奇车，设计时速90公里/小时，却只能按照20公里/小时的速度往前走。因为路基是石头，路面是煤渣，大雨一冲，煤渣散了，露出高低不平的石块，必须拣路走，曲里拐弯走S形，走着走着，嘭的一声，拖底了。倒车，转弯，没走多远，哧的一声，轮毂撞石头上了。这种路怎么能开快呢？再好的车也得像蜗牛一样爬着走。
这辆道奇车开到开封柳园口，要过黄河，那时候柳园口没有浮桥，只有渡船，渡船还没有机器，全靠人力驱动。薛笃弼的司机小心翼翼把车开到渡船上，船工摇着橹，从南往北漂流，摇啊摇，摇啊摇，两个小时才摇到对岸。
从安阳考察回来，还要过黄河，这回坏了，柳园口那段黄河自南向北是顺流，自北向南是逆流，顺流用两个小时，逆流得用五个小时。现在五个小时能从开封开到安阳，那时候五个小时只能把汽车从黄河北岸摆渡到南岸，哪儿说理去？
黄河缺大桥，不要紧，不过河就行了，问题是公路也很少。中国第一条公路是1913年开始修的，从湘潭修到长沙，时称“长潭公路”。就在这时候，少年毛泽东刚要从湘潭老家去长沙师范上学，您说他可以坐车去学校吗？不可以，因为长潭公路修得太慢，1913年开始修，1921年才通车，等到可以坐车去长沙的时候，毛泽东早就离开学校了。
严格讲，长潭公路并不是第一条公路，因为它通车太晚。如果从通车时间上排名，中国第一条公路应该是北京使馆区出现的柏油路，由老外修建，在1915年通车。在此之前，北京没有柏油路，内城是石板路和条砖路，开车毁轮胎，外城是土路，车走过去尘土飞扬，严重影响视线。1926年6月28号，吴佩孚的专车开进北京，那时候西长安街刚刚铺上柏油，东长安街还是条砖铺砌，过了这段路则全是黄土。吴佩孚的座驾是美式军车，车身极重，把土路碾出两道白亮亮的车辙，南风一起，灰尘漫天，宛如丝绸之路。那天鲁迅出来买药，刚好见到吴佩孚进城，他只看见“大路上黄尘滚滚，车中人看不分明”。是啊，灰尘那么大，怎么能看见吴大帅的脸呢？
路况差，路面脏，晴天起土，雨天起泥，天晴万把刀，下雨一团胶，坐在车上，左右颠簸，开起车来，小心底盘，这就是民国的路况。
因为路况差，所以坐车很不舒服，所以大多数人都不坐车。鲁迅的学生司绍虞去江苏宜兴，经过京杭公路，“公路上虽有长途汽车，乡民们却宁可坐航船或者步行。”燕京大学的学生在北京挂甲屯做调查，“四周皆公路，马车、敞篷汽车均常见，但村民外出仍多步行，除不得已外，一般不坐车。”
老百姓不坐车，可能是为了省钱，问题是官员也不一定想坐车。刚才说过的那位财政厅长薛笃弼，自从1921年去安阳考察时受够了坐汽车的罪以后，他再也不坐汽车。他在开封上班，只骑自行车（当然，那时候自行车也是奢侈品），如果出远门，那就只有坐火车了。
民国的火车也不舒服，可是跟汽车比起来，还是火车颠簸得更轻一些。
他在《乌鲁木齐杂诗自序》中说：“自巴里坤至哈密，得诗一百六十首。”从巴里坤到哈密，短短一百公里路程，写了160首诗，平均一公里写出一首半。
走那么短的路，写那么多的诗，仅仅是因为纪晓岚写诗写得快吗？当然不是。咱们现代人在西部公路上开车，嗯，也甭开车了，就骑自行车，用不了两天，绝对能从巴里坤抵达哈密，试问哪个人能在这期间写出100多首诗？不可能嘛！
纪晓岚之所以能做到，是因为他在路上花的时间太长，用了半个月才走完这一百公里。为什么走那么慢？因为路况太差：“时雪消泥泞，必夜深地冻而后行。”积雪开化，泥泞如山，白天没法走，只能在晚上摸黑前行，深一脚浅一脚地赶路。晚上赶路，白天睡觉，他睡不着，就写诗，一天写十首，走到哈密一算，100多首出来了。
150年以后，另一个大文豪鲁迅从北京去西安讲课，路上也写了很多首诗。当然，鲁迅没有纪晓岚写得多，他这一路上只写了十几首。第一，他没有纪晓岚那种捷才;第二，他在路上的时间比纪晓岚短。据鲁迅日记，他是1924年7月7号晚上搭火车离开北京的，到了7月14号晚上抵达西安，路上只花了一个星期。
跟纪晓岚比，鲁迅的速度已经足够快了。跟现代人比，鲁迅简直慢到家。从北京到西安，坐飞机两个小时，坐高铁六个小时，坐普通火车十几个小时，怎么能用上一个星期呢？因为那时候民营客机还没运行，高铁还没出现，而普通火车的速度又实在太慢。1929年年底，冰心从北京坐火车去天津，坐的是京津特快，还用了三个半小时。1933年春天，郁达夫从杭州坐火车去金华，坐的是三等列车，不算等车和临检，总共用了九个小时。鲁迅是从北京去西安，路途遥远，花一个星期情有可原。
事实上，鲁迅并不是一直坐火车，因为西部缺少黄河大桥，从北京坐到陕州就没铁路了，他只有下车坐船，沿着黄河逆流而上，走到临潼再登岸，改乘汽车，最后顺着公路开到西安。如此反复更换交通工具，七天时间能到地方，其实已经算飞快了。
民国的火车很慢，汽车也很慢，但这都不是问题，真正的问题是路况太差。
1921年7月，河南省财政厅长薛笃弼去安阳考察，坐的是美国道奇车，设计时速90公里/小时，却只能按照20公里/小时的速度往前走。因为路基是石头，路面是煤渣，大雨一冲，煤渣散了，露出高低不平的石块，必须拣路走，曲里拐弯走S形，走着走着，嘭的一声，拖底了。倒车，转弯，没走多远，哧的一声，轮毂撞石头上了。这种路怎么能开快呢？再好的车也得像蜗牛一样爬着走。
这辆道奇车开到开封柳园口，要过黄河，那时候柳园口没有浮桥，只有渡船，渡船还没有机器，全靠人力驱动。薛笃弼的司机小心翼翼把车开到渡船上，船工摇着橹，从南往北漂流，摇啊摇，摇啊摇，两个小时才摇到对岸。
从安阳考察回来，还要过黄河，这回坏了，柳园口那段黄河自南向北是顺流，自北向南是逆流，顺流用两个小时，逆流得用五个小时。现在五个小时能从开封开到安阳，那时候五个小时只能把汽车从黄河北岸摆渡到南岸，哪儿说理去？
黄河缺大桥，不要紧，不过河就行了，问题是公路也很少。中国第一条公路是1913年开始修的，从湘潭修到长沙，时称“长潭公路”。就在这时候，少年毛泽东刚要从湘潭老家去长沙师范上学，您说他可以坐车去学校吗？不可以，因为长潭公路修得太慢，1913年开始修，1921年才通车，等到可以坐车去长沙的时候，毛泽东早就离开学校了。
严格讲，长潭公路并不是第一条公路，因为它通车太晚。如果从通车时间上排名，中国第一条公路应该是北京使馆区出现的柏油路，由老外修建，在1915年通车。在此之前，北京没有柏油路，内城是石板路和条砖路，开车毁轮胎，外城是土路，车走过去尘土飞扬，严重影响视线。1926年6月28号，吴佩孚的专车开进北京，那时候西长安街刚刚铺上柏油，东长安街还是条砖铺砌，过了这段路则全是黄土。吴佩孚的座驾是美式军车，车身极重，把土路碾出两道白亮亮的车辙，南风一起，灰尘漫天，宛如丝绸之路。那天鲁迅出来买药，刚好见到吴佩孚进城，他只看见“大路上黄尘滚滚，车中人看不分明”。是啊，灰尘那么大，怎么能看见吴大帅的脸呢？
路况差，路面脏，晴天起土，雨天起泥，天晴万把刀，下雨一团胶，坐在车上，左右颠簸，开起车来，小心底盘，这就是民国的路况。
因为路况差，所以坐车很不舒服，所以大多数人都不坐车。鲁迅的学生司绍虞去江苏宜兴，经过京杭公路，“公路上虽有长途汽车，乡民们却宁可坐航船或者步行。”燕京大学的学生在北京挂甲屯做调查，“四周皆公路，马车、敞篷汽车均常见，但村民外出仍多步行，除不得已外，一般不坐车。”
老百姓不坐车，可能是为了省钱，问题是官员也不一定想坐车。刚才说过的那位财政厅长薛笃弼，自从1921年去安阳考察时受够了坐汽车的罪以后，他再也不坐汽车。他在开封上班，只骑自行车（当然，那时候自行车也是奢侈品），如果出远门，那就只有坐火车了。
民国的火车也不舒服，可是跟汽车比起来，还是火车颠簸得更轻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