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方对中国的报道来看，西方媒体始终未能解决一个价值偏见的问题。以英国广播公司为例，凡提及中国的政治新闻，主持人总不忘提醒受众中国是一个“专制国家”或者“威权国家”。坦率地说，这还是中国几十年前报道西方的水平。那时候新闻一提到西方，总要加上“腐朽的”之类的形容词。
　　西方媒体在报道中国时，多关注我们的消极面。讲句公道话，西方媒体报道自己国内新闻时，也经常以消极报道为主。问题是，西方媒体报道本国消极面时，比较注意核对事实，而报道中国时则粗糙得多，甚至忽视了一些起码的职业操守。比如，西方媒体报道2008年的拉萨暴乱，采用了尼泊爾警察殴打藏民的照片和画面，然后说是中国军人在殴打藏人。为什么报道前不多做核实？为什么报道错误后，绝大部分媒体也不表示歉意呢？这里恐怕有个文化傲慢的问题。
　　除了意识形态的偏见、文化的傲慢，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局限也是造成报道偏颇的原因。西方对中国的报道方法可以概括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也就是说，它们对中国某一事件的报道和描述有时还是准确的，但对中国的各种报道综合起来给人的总体印象往往是荒谬的，或者说与大多数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的感受差别极大。这里恐怕有个哲学观念上的差异，中国人的哲学观总是从整体出发看个体，西方哲学观一般只注重个体，结果就造成了认知上的巨大差别。
　　过去三十多年，西方对中国的政治预测几乎从未应验过。西方曾经预测苏联解体后，中国将步苏联的后尘分崩离析；邓小平去世前后，预测中国要大乱；香港回归前，预测香港的繁荣将一去不复返；SARS爆发，被描绘成中国的切尔诺贝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有人预测中国将走向崩溃；金融危机后，又有人预测中国要大乱……结果这一切都成了笑话。一言以蔽之，“中国崩溃论”崩溃了。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对西方许多媒体和媒体人有个再教育的过程，要帮助他们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了解大多数中国人是如何看待自己国家的。西方民众越了解真相，特别是中国崛起的真相，他们就越会看到自己制度存在的诸多问题。
　　然而，我们也不能忽视这么一种情况，那就是无论中国人做什么努力都很难改变这种偏见，因为西方所谓自由媒体对中国形成的意识形态和其他偏见是根深蒂固的，很多东西甚至是历史形成的。这背后还有一种对中国崛起和中国模式崛起的极度不安和恐惧，因为这种崛起已势不可挡，西方很多人可能已经预感到了西方模式竞争不过中国模式，西方霸权也可能因此而走向终结。
　　一位德国汉学家曾告诉我：他编译了一本中国作家的短篇小说集，想在德国一家主要报纸发表书评。但报社编辑说，除非是中国不同政见者的作品，否则德国读者不会有兴趣。这就产生一个问题：中国人说“孤掌难鸣”，也就是说理解是双向的事情，如果只有一方想解释，另一方根本不愿意听，那么理解之桥永远也不可能建成。这里关键是西方有没有了解不同民族及其文化的意愿，然后是这种意愿的强度如何。依我的观察，西方希望了解中国的愿望长期以来远远低于中国希望了解西方的愿望。
　　充满偏见的西方对中国就一定是坏事吗？不一定。中国人今天对西方的了解明显超过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中国每年出境的人次已经上亿，而且往往是“一出国，就爱国”或者是“一出国，更爱国”。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社会正在走向成熟，大家见多识广，不害怕国际比较了，就像上海不害怕和纽约比较一样。中国模式的最大长处之一，就是不害怕国际比较。中国制度安排的突出优势就是比西方更适应多元化，更适应科技革命和大数据时代，因为中国的文化基因比西方更加包容，中国的制度安排也更有活力和弹性。
　　而且，我们信奉的是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由于我们对西方的了解远远大于西方对我们的了解，所以我们得以趋利避害，博采众长，而西方一直飘飘然，真以为历史发展到了终点，老子天下第一，结果却陷入了越来越大的政治和经济困境。他们好像最近才突然发现中国的竞争力竟是如此强大。一位欧盟官员曾多次对我说：他们与中国人接触时总发现，中国人清楚知道自己想从欧洲得到什么，而他们对想从中国得到什么却没有清晰的概念。
　　当然，随着中国的崛起，西方人希望了解中国的愿望迅速上升，学习中文的人也越来越多，中国也越来越不在乎西方媒体的偏见了。该说的坏话都说过了，该造的谣也都造过了，但中国没有被说倒，而是越来越强大。西方国家是承认实力的。如果中国愈加强大，西方就会开始想方设法地了解你，所以我们大可以潇洒一点，把逐步理解中国的任务交给西方，让西方人自己来做。比如，我们没有必要派代表团去西方国家介绍西藏问题，英国人可从来没有派团来中国解释北爱尔兰问题。西方媒体还会继续贬低中国，但我们不必太在乎，10年后再看吧。如果10年还不够，那就20年，最后后悔的不会是中国。继续走我们的路，让他们在无知和黑暗中继续徘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