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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做政治报告
1956年9月15日，中共八大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隆重开幕。这是中共在革命胜利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一次盛况空前的大会，1021名代表出席会议，107名候补代表列席。此外，50多个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劳动党和人民革命党的代表，中国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以及不是代表的中央直属机关、中央国家机关、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各人民团体的负责人，也列席了会议。
下午2时，会议开始，第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德怀、彭真、林伯渠、董必武、张闻天、康生、林彪、邓小平主持大会。下午2时5分，毛泽东宣布：“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开幕。”全体代表顿时起立，长时间地热烈鼓掌，庄严的《国际歌》响彻会场。
接着，毛泽东致开幕词。开幕词说：“我们这次大会的任务是：总结从七次大会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开幕词总结了中共七大以来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成绩，分析了取得胜利的原因，指出了党在今后工作中必须坚持的基本方针，向全党提出了今后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任务和为完成任务必须采取的态度，描绘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光明前景。
开幕词指出：“我国的革命和建设的胜利，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毛泽东强调，中国共产党人现在面临的任务，就是“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中国共产党面前的工作是很艰苦的，经验也很不够。“因此，必须善于学习。要善于向我们的先进者苏联学习，要善于向各人民民主国家学习，要善于向世界各兄弟党学习，要善于向世界各国人民学习。”“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真理。”
毛泽东在致开幕词的过程中，全场不时响起雷鸣般的掌声，简短的开幕词竟被30多次掌声打断。毛泽东致完开幕词后，来到休息室，许多人称赞开幕词写得好。毛泽东说：“开幕词是谁写的？是个秀才写的，此人是田家英！”话语中充满对田家英的称赞，毛泽东对其中的“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一句尤为欣赏。
这份开幕词，开始也不是田家英写的。最初，毛泽东自己写了一个300多字的简要提纲。在对提纲进行补充和修改的基础上，他写出了约2000字的开幕词草稿，但没有写完，交给陈伯达去写。陈伯达写完稿子送给毛泽东看，毛泽东不满意，说写得太长，拉得太远，于是找田家英重写。毛泽东说：“不要写得太长，有个稿子带在口袋里，我就放心了。”这时，离大会开幕的时间只有几天，时间非常紧迫。田家英不愧为“秀才”，开了一个通宵的“夜车”，写出了一份2000多字的开幕词。新草稿写好后，立即分送中央政治局委员审改。周恩来、彭德怀对草稿做了几处文字上的修改，毛泽东也对稿子做了补充和修改，并且加上了几段话。
毛泽东致完开幕词后，大会在当天的执行主席周恩来主持下，选举了大会主席团、秘书处和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通过了大会日程和会议规则。大会通过的会议规则有四条：（一）大会会议每日下午2时开会，下午7时休会（中间休息20分钟到30分钟）；（二）大会发言先向主席团报告，发言时间一般不超过20分钟，但个别代表的发言，在得到主席的同意之后，可以超过20分钟；（三）通过大会决议的时候，用举手方式，分赞成和反对两种表决；（四）选举中央委员会的时候，采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
在进行完上述程序后，大会继续举行，由刘少奇代表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做政治报告。
刘少奇在报告中首先指出：“从我们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以来，十一年已经过去了。我们的祖国在这十一年内经历了两次有世界意义的伟大历史事变。在1949年，我们党领导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去年下半年和今年上半年，我们党又领导人民取得了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全面的决定性的胜利。由于这两次胜利，我们国家的内外关系发生了一系列的根本变化。”刘少奇接着指出：“我们党现时的任务，就是要依靠已经获得解放和已经组织起来的几亿劳动人民，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充分利用一切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尽可能迅速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了完成这个巨大的任务，我们应当正确地总结我们在过去时期的斗争经验，继续完成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进一步加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进一步健全我国的政治生活，正确地处理国际事务和进一步巩固我们党。”政治报告共分六个部分：（一）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二）社会主义改造；（三）社会主义建设；（四）国家的政治生活；（五）国际关系；（六）党的领导。刘少奇所做的政治报告长达5万字，历时四个半小时。
邓小平做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做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报告
9月16日，大会举行第二次会议，下午2时开始，下午7时40分休会。出席会议的代表有1011人，请假15人。大会主要有两项议程：一是邓小平做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二是周恩来做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报告。
邓小平在报告的第一部分中，分析了党所面临的形势，以及在新形势下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提出了在新的历史时期党的建设的总任务。这一部分是他亲自加写的，文字虽然不长，却是整个报告的纲。邓小平指出，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使共产党员沾染上官僚主义的习气。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来说，不是比过去减少而是比过去增加了。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强调：“党必须经常注意进行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斗争，经常警戒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为此，党除了应该加强对于党员的思想教育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从各方面加强党的领导作用，并且从国家制度和党的制度上作出适当的规定，以便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实行严格的监督。” 报告的第二部分着重阐述了党的群众路线问题。邓小平指出，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组织工作中的根本问题，是党章中的根本问题，是需要在党内反复进行教育的。报告深刻论述了群众路线所包含的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它认为人民群众必须自己解放自己；党的全部任务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群众服务；党对于人民群众的领导作用，就是正确地给人民群众指出斗争的方向，帮助人民群众自己动手，争取和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因此，党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和依靠群众，而不能脱离群众，不能站在群众之上；每一个党员必须养成为人民服务、向群众负责、遇事同群众商量和同群众共甘苦的工作作风。另一方面，它认为党的领导工作能否保持正确，决定于它能否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邓小平在报告中还论述了坚持民主集中制和坚持集体领导的重要性，强调要反对个人崇拜。
邓小平做完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后，周恩来做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报告。周恩来的报告分三部分：一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的情况；二是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三是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设的若干问题。
报告中，周恩来在介绍完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的情况后，着重提出了近年来在领导经济工作中间所感到的几个比较突出的问题。这些问题是：（一）应该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二）应该使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相结合，以便国民经济各部门能够按比例地发展。（三）应该增加后备力量，健全物资储备制度。（四）应该正确地处理经济和财政的关系。周恩来还针对以上问题，根据已经取得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一些意见。为此，周恩来强调：“经验还证明，我们在编制年度计划的时候，在有利的情况下，必须注意到当前和以后还存在着某些不利的因素，不要急躁冒进，相反地，在不利的情况下，又必须注意到当前和以后还存在着许多有利的因素，不要裹足不前。这就是说，我们应该对客观情况作全面的分析，同时尽可能地把本年度和下年度的主要指标作统一的安排，以便使每个年度都能够互相衔接和比较均衡地向前发展。”这实际上重申了在经济建设中必须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
1956年春，随着对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所谓“小脚女人”的批判，发生了一味强调反对右倾保守，在经济建设中不顾客观条件贪多图快的急躁冒进倾向。周恩来、陈云及时发现了这个问题，提出既要反对右倾保守，又要反对急躁冒进。在同年6月由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正式提出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经刘少奇审阅修改后的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的情绪》，强调“右倾保守思想对我们的事业是有害的，急躁冒进思想对我们的事业也是有害的，所以两种倾向都要加以反对”。
要说明的是，毛泽东对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并不怎么赞同。在1956年4月下旬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要追加这年的基本建设预算，结果受到了与会多数人的反对。会上，周恩来发言最多，认为追加预算将造成物资供应紧张，增加城市人口，更会带来一系列困难等。最后，毛泽东仍坚持自己的意见，并宣布散会。会后，周恩来去找毛泽东，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这句话使毛泽东非常生气。不久，他离开了北京到外地视察去了。上面提到的那篇社论，刘少奇曾批示道：“主席审阅后交乔木办。”毛泽东认为社论的内容是针对他的，只批了三个字：“不看了”。
不过，当时党内的民主气氛比较好，毛泽东虽然对既反保守又反冒进持不同意见，但也没有公开反对，因此周恩来在主持起草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报告的过程中，再次强调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对于这份报告，毛泽东曾做了充分肯定，两次给周恩来写信说：“报告的全文很好，只是头一部分写得不甚清楚，不大流畅，如能请位文笔流畅的同志改一下，那就更好，如不可，也就罢了。”这说明，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是当时全党的共识，是八大正确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会发言和致词
中共八大会议的第三天，董必武做了关于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接着是大会发言和致词。
在大会上第一个发言的是朱德，发言的中心内容是如何巩固和发展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问题。他强调：全国六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团结一致，以高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去发展生产力，这就是我们以比较快的速度来建成高度工业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最根本的有利条件。朱德指出：“必须反对在党内关系上任何种类的宗派主义情绪，每个同志都要学会和其他同志团结，特别要学会和自己意见不一致的人团结。”“只要我们能够加强党内团结，加强和全国人民的团结，我们一定能够实现这次大会将要规定下来的全党现时的基本任务，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充分利用一切对我们有利的条件，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在大会发言的中间，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代表各民主党派向大会致祝词，然后是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向大会献礼品。这是一件象牙雕刻的工艺品，雕刻的是长征中红军胜利渡过大渡河。李济深说，我们用这件礼品来象征我们各民主党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同舟共济”，胜利地过渡到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这天的大会执行主席邓颖超、李富春接受了礼品。邓颖超代表大会感谢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祝贺和赠礼。在献礼的时候，代表们全体起立，暴风雨般的掌声经久不息。
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致祝词、献礼后，大会休息了30分钟。接着，由苏联共产党代表团团长米高扬、波兰统一工人党代表团团长奥哈布、德国统一社会党代表团团长乌布利希、罗马尼亚工人党代表团团长乔治乌-德治相继向大会致词。
此后的几天，大会都是下午2点开始，下午7点左右结束，主要的内容是大会发言和兄弟党代表团负责人致词。 9月20日，陈云在大会上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新问题》的发言，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观点，尤其是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构想。他说：“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情况将是这样：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这种个体经营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至于生产计划方面，全国工农业产品的主要部分是按照计划生产的，但是同时有一部分产品是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自由生产的。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因此，我国的市场，绝不会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而是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这种自由市场，是在国家领导之下，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因此它是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组成部分。”陈云实际上讲到的是初步建立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改革问题，是对社会主义的所有制结构、经济运行机制和市场机制的重要探索。可惜，在后来的经济工作中并没有很好地按陈云的意见去做。
9月18日至9月25日，继续大会发言和致词。整个八大期间，共有68人在大会上做了发言，45人做了书面发言。
新一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
选举新一届中央委员会，是八大的最后一项议程。
事先，中共中央并没有提出一个候选人名单，选举工作的第一步，是各位代表自由提名候选人，这大大出乎许多代表的意料。八大还规定，在提名过程中，不确定人数，也不分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代表们自由提名后，由各代表团汇总提名名单。
第二步是中央政治局、第七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与各代表团团长、副团长，分别或联合举行会议，讨论汇总上来的名单。在9月8日的七届七中全会上，正式确定候选人名额为170人，并且通过了候选人名单。
9月12日，进行选举的第三步。各代表团讨论七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候选人名单，对名单提出意见，进行预选。结果，170人被提名为候选人，仍不分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
9月24日，进行第二次预选，97人被提名为中央委员候选人，73人被提名为候补中央委员候选人。
9月26日下午，大会正式选举中央委员会。在投票前，这天的大会执行主席李富春对选举工作进行说明，提出今明两天分别选举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当天下午5时15分，出席大会的1026位代表，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了97名中央委员。
八大是一次团结的大会、民主的大会。据参加八大的于光远回忆：“中央委员会的选举，在八大是很民主的。不是先提出候选人名单，而是先进行一次没有候选人名单也不限名额的预选，只是在预选前中央的同志讲过一些原则的意见，并在各代表团进行讨论。预选的结果按照得票多少全部公布，然后整理成一份候选名单，各代表团再进行讨论。讨论中，中央的同志也发表自己的意见。记得刘少奇提出李昌是‘一二·九’运动后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总队长，应该列入候选者的名单中。在吸收了代表们的意见后，才提出一份候选名单的草稿，进行一次预选。再一次把预选结果拿出去，让代表们选举出一份正式候选人名单，然后代表们再在大会上投票选举。”八大代表伍洪祥也回忆说：“八大的民主作风还体现在新一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上。这次选举中央不预提名单，由代表自己提，想提什么人就提什么人。各代表团提出一个名单，交中央汇总，然后由政治局同代表团团长商讨，定出一个预选名单发下来，再由各代表团讨论、上报汇总，最后向大会提交正式候选人名单。大会选举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
9月27日是大会的最后一天。这天的大会共五项议程：（一）选举八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二）宣布八届中央委员会正式委员和候补委员的选举结果；（三）通过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四）通过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五）大会闭幕。
选举结束后，陈云代表主席团向大会宣布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的选举结果：中央委员候选名单97人和候补中央委员名单73人，每人得到的票数都超过半数以上，按照选举规定，他们全部当选。接着，由大会秘书处宣读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的名单。票数排在前十位的中央委员是毛泽东、刘少奇、林伯渠、邓小平、朱德、周恩来、董必武、陈云、林彪、吴玉章。得票最少的是陈绍禹（即王明）。
通过刘少奇所做的政治报告
选举结束后，大会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批准刘少奇代表第七届中央委员会所做的政治报告。《决议》认为，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已取得决定性胜利，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这个任务是很艰巨的，我们必须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采取正确的政策，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利用一切有利的条件，来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
正确分析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提出党的主要任务，是八大的一个历史性贡献。令人遗憾的是八大闭幕不久，毛泽东就对《决议》中提出的“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提法表示不能认同。据参加《决议》起草工作的邓力群回忆：大概在八大闭幕两个星期以后，毛泽东对这个问题提出怀疑。他说列宁讲的是亚洲与欧洲比较，你们讲的是自己与自己比。这一句话，在《决议》的历次修改稿上都没有，9月27日凌晨大会主席团常委会通过的稿子上也没有，那是在大会闭幕式开会前临时加上的，急急忙忙地送毛泽东看过，就印发大会了。 胡乔木后来也说：“这个问题是陈伯达提出的，陈伯达找了康生，这时大会已经快闭幕了。他们商量了一个修改的意思，把我找去。陈伯达搬出列宁的《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这篇文章的一些话作为依据，说明先进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问题。然后我和陈伯达两个人去找毛主席，把修改的方案拿给他看，他琢磨了半天以后，同意了。他说，好，赶快去印。”后来，毛泽东还做过这样的表示：“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虽然这句话说得不够完善，但是得到了好处，并未发生毛病。”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也回忆说：“（1956年）国庆节那天在天安门城楼，毛主席对少奇同志说：八大《决议》关于我国主要矛盾的提法不正确。少奇说：‘《决议》已经公布了，怎么办？’当时毛主席只是提了一下，没有说改变或者采取什么措施，后来中央将八大《决议》等文件照常发出了，事实上也没有办法改变了，来不及了，而且刚刚通过就改也不合适。”
大会还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并且号召全党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下，进一步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国外华侨和一切爱国人士，继续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为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积极准备第二个五年计划而奋斗。
最后，陈云代表主席团宣布大会闭幕。陈云说：“我们的大会已经胜利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我们党今后的任务，就是为具体地执行大会的各项决议而努力工作。在这次大会期间，有很多国家的兄弟党的代表向我们祝贺、赠贺礼，国内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代表向我们祝词、赠贺礼，大会主席团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对于大会服务的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主席团也表示感谢。现在宣布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
选举中央领导机构
中共八大闭幕的第二天，即9月28日，八届一中全会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96人，候补中央委员70人。请假的中央委员有陈绍禹，候补中央委员有邵式平、张宗逊、潘复生。中共八届一中全会的主要任务是选举中央领导机构。全会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当天下午进行预选，第二阶段是当天晚上进行正式选举。
预选前，邓小平对选举问题做了说明。接着，毛泽东就提名过程中的不同意见做了讲话。他说，这个名单有许多意见，因此我看还是讲民主吧，就是大家进行两次选举。今天下午4点钟开始，大概有一个钟头，各人提一张名单，你们提什么人，只有一个数目的规定，原来那张名单（指八大主席常委提的名单）仅做参考资料。
毛泽东又说，政治局委员原先16个，现在最多可以提17个，也可以是15个，再少于15个恐怕就不好了。可不可以16个呢？喜欢双数的你就写16个，也可以。至于这个15个、16个、17个是姓张、姓李，完全由个人自己写，完全可以不依靠原来提的那个名单，那个名单仅做参考。政治局候补委员最多名额是8个。原先6个，可以增加2个，你也可以写5个，也可以写6个，也可以写7个，也可以写8个。少可以，多不可以。你们还可以商量一下，可以2个人商量，可以3个人商量，可以4个人商量，可以不商量。看这个办法可不可以？假如可以的话，那么现在我们就写票，半个钟头就可以写完毕了，到（晚上）11点钟再来这里集合正式投票。
当天晚上11点，通过无记名投票，选出了中央领导机构。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邓小平（以上6人组成政治局常委会）；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林彪、林伯渠、董必武、彭真、罗荣桓、陈毅、李富春、彭德怀、刘伯承、贺龙、李先念；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乌兰夫、张闻天、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薄一波；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小平、彭真、王稼祥、谭震林、谭政、黄克诚、李雪峰。
为什么八大没有提毛泽东思想
写到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做点说明，这就是八大通过的党章和修改党章的报告中，为什么没有提毛泽东思想？
在出版物和党的文件中不用毛泽东思想的提法的想法，毛泽东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就有了。1948年11月21日，毛泽东写信给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和彭真，提出要将“青年团文件中‘毛泽东思想’改为‘马列主义’”。12月下旬，他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章草案》总则中的“它以毛泽东思想教育团员”，改为“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教育团员”，并把《草案》中另外两处有毛泽东思想的地方，做了类似的修改。
新中国成立后在编辑《毛泽东选集》的过程中，毛泽东提议将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为附录，编入《毛选》。附有《决议》的《毛选》第三卷在1953年4月公开出版时，凡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体系”用语的地方，一律删去。删掉这些用语，是毛泽东自己提出的，有的还是他亲自动手删掉的。
1953年9月25日，毛泽东对《人民日报》送审的国庆社论提纲草稿做了两处修改。一处是将“这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无敌力量”中的“毛泽东思想”删去，另一处是将“毛泽东思想使中国人民充满着无限胜利的信心”一句，改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同志使中国人民充满着无限胜利的信心”。同时批示道：“不要将‘毛泽东思想’这一名词与马列主义并提，并在宣传上尽可能不用这个名词。”
1954年12月，中宣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专门下发了《关于毛泽东思想应如何解释的通知》，毛泽东在审阅这个通知的草稿时，加了一段话：“写文章做讲演需要提到毛泽东同志的时候，可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等字样。”中宣部在这份通知中说：“‘毛泽东思想’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它的内容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同一的。”“毛泽东同志曾指示今后不再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以免引起重大误解。我们认为今后党内同志写文章做报告，应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办理。”
为什么毛泽东提出不用毛泽东思想的提法？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苏联共产党对毛泽东思想的提法不感兴趣。胡乔木回忆说：“我们党提出毛泽东思想后，苏联党始终拒绝承认这个提法，在苏联报刊上绝口不提毛泽东思想。这成了一个禁区。凡是中共文件提了的，它在发表时都给删掉。既然苏共是如此态度，中国革命又离不开苏联的帮助，从大局出发还是必须搞好与苏共的团结，出于这样的考虑，不仅‘历史决议’将毛泽东思想提法删去，并且1956年八大不提了。直到60年代初，中苏两党开始论战后，中共中央才恢复使用毛泽东思想的提法。”
历史证明，八大所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都是正确的。这次大会集中了全党的智慧，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许多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做了积极探索，提出了许多正确的或比较正确的观点，它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结合本国实际，寻求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拓精神，如果沿着八大确定的正确道路坚定不移地走下去，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将取得更大的成就。然而，历史常常给人们留下许多的惋惜和遗憾，八大也是如此，因为八大后不久，大会所提出的许多正确主张并没有坚持下去。（全文完）
1956年9月15日，中共八大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隆重开幕。这是中共在革命胜利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一次盛况空前的大会，1021名代表出席会议，107名候补代表列席。此外，50多个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劳动党和人民革命党的代表，中国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以及不是代表的中央直属机关、中央国家机关、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各人民团体的负责人，也列席了会议。
下午2时，会议开始，第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德怀、彭真、林伯渠、董必武、张闻天、康生、林彪、邓小平主持大会。下午2时5分，毛泽东宣布：“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开幕。”全体代表顿时起立，长时间地热烈鼓掌，庄严的《国际歌》响彻会场。
接着，毛泽东致开幕词。开幕词说：“我们这次大会的任务是：总结从七次大会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开幕词总结了中共七大以来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成绩，分析了取得胜利的原因，指出了党在今后工作中必须坚持的基本方针，向全党提出了今后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任务和为完成任务必须采取的态度，描绘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光明前景。
开幕词指出：“我国的革命和建设的胜利，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毛泽东强调，中国共产党人现在面临的任务，就是“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中国共产党面前的工作是很艰苦的，经验也很不够。“因此，必须善于学习。要善于向我们的先进者苏联学习，要善于向各人民民主国家学习，要善于向世界各兄弟党学习，要善于向世界各国人民学习。”“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真理。”
毛泽东在致开幕词的过程中，全场不时响起雷鸣般的掌声，简短的开幕词竟被30多次掌声打断。毛泽东致完开幕词后，来到休息室，许多人称赞开幕词写得好。毛泽东说：“开幕词是谁写的？是个秀才写的，此人是田家英！”话语中充满对田家英的称赞，毛泽东对其中的“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一句尤为欣赏。
这份开幕词，开始也不是田家英写的。最初，毛泽东自己写了一个300多字的简要提纲。在对提纲进行补充和修改的基础上，他写出了约2000字的开幕词草稿，但没有写完，交给陈伯达去写。陈伯达写完稿子送给毛泽东看，毛泽东不满意，说写得太长，拉得太远，于是找田家英重写。毛泽东说：“不要写得太长，有个稿子带在口袋里，我就放心了。”这时，离大会开幕的时间只有几天，时间非常紧迫。田家英不愧为“秀才”，开了一个通宵的“夜车”，写出了一份2000多字的开幕词。新草稿写好后，立即分送中央政治局委员审改。周恩来、彭德怀对草稿做了几处文字上的修改，毛泽东也对稿子做了补充和修改，并且加上了几段话。
毛泽东致完开幕词后，大会在当天的执行主席周恩来主持下，选举了大会主席团、秘书处和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通过了大会日程和会议规则。大会通过的会议规则有四条：（一）大会会议每日下午2时开会，下午7时休会（中间休息20分钟到30分钟）；（二）大会发言先向主席团报告，发言时间一般不超过20分钟，但个别代表的发言，在得到主席的同意之后，可以超过20分钟；（三）通过大会决议的时候，用举手方式，分赞成和反对两种表决；（四）选举中央委员会的时候，采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
在进行完上述程序后，大会继续举行，由刘少奇代表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做政治报告。
刘少奇在报告中首先指出：“从我们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以来，十一年已经过去了。我们的祖国在这十一年内经历了两次有世界意义的伟大历史事变。在1949年，我们党领导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去年下半年和今年上半年，我们党又领导人民取得了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全面的决定性的胜利。由于这两次胜利，我们国家的内外关系发生了一系列的根本变化。”刘少奇接着指出：“我们党现时的任务，就是要依靠已经获得解放和已经组织起来的几亿劳动人民，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充分利用一切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尽可能迅速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了完成这个巨大的任务，我们应当正确地总结我们在过去时期的斗争经验，继续完成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进一步加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进一步健全我国的政治生活，正确地处理国际事务和进一步巩固我们党。”政治报告共分六个部分：（一）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二）社会主义改造；（三）社会主义建设；（四）国家的政治生活；（五）国际关系；（六）党的领导。刘少奇所做的政治报告长达5万字，历时四个半小时。
邓小平做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做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报告
9月16日，大会举行第二次会议，下午2时开始，下午7时40分休会。出席会议的代表有1011人，请假15人。大会主要有两项议程：一是邓小平做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二是周恩来做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报告。
邓小平在报告的第一部分中，分析了党所面临的形势，以及在新形势下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提出了在新的历史时期党的建设的总任务。这一部分是他亲自加写的，文字虽然不长，却是整个报告的纲。邓小平指出，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使共产党员沾染上官僚主义的习气。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来说，不是比过去减少而是比过去增加了。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强调：“党必须经常注意进行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斗争，经常警戒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为此，党除了应该加强对于党员的思想教育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从各方面加强党的领导作用，并且从国家制度和党的制度上作出适当的规定，以便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实行严格的监督。” 报告的第二部分着重阐述了党的群众路线问题。邓小平指出，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组织工作中的根本问题，是党章中的根本问题，是需要在党内反复进行教育的。报告深刻论述了群众路线所包含的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它认为人民群众必须自己解放自己；党的全部任务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群众服务；党对于人民群众的领导作用，就是正确地给人民群众指出斗争的方向，帮助人民群众自己动手，争取和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因此，党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和依靠群众，而不能脱离群众，不能站在群众之上；每一个党员必须养成为人民服务、向群众负责、遇事同群众商量和同群众共甘苦的工作作风。另一方面，它认为党的领导工作能否保持正确，决定于它能否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邓小平在报告中还论述了坚持民主集中制和坚持集体领导的重要性，强调要反对个人崇拜。
邓小平做完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后，周恩来做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报告。周恩来的报告分三部分：一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的情况；二是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三是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设的若干问题。
报告中，周恩来在介绍完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的情况后，着重提出了近年来在领导经济工作中间所感到的几个比较突出的问题。这些问题是：（一）应该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二）应该使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相结合，以便国民经济各部门能够按比例地发展。（三）应该增加后备力量，健全物资储备制度。（四）应该正确地处理经济和财政的关系。周恩来还针对以上问题，根据已经取得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一些意见。为此，周恩来强调：“经验还证明，我们在编制年度计划的时候，在有利的情况下，必须注意到当前和以后还存在着某些不利的因素，不要急躁冒进，相反地，在不利的情况下，又必须注意到当前和以后还存在着许多有利的因素，不要裹足不前。这就是说，我们应该对客观情况作全面的分析，同时尽可能地把本年度和下年度的主要指标作统一的安排，以便使每个年度都能够互相衔接和比较均衡地向前发展。”这实际上重申了在经济建设中必须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
1956年春，随着对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所谓“小脚女人”的批判，发生了一味强调反对右倾保守，在经济建设中不顾客观条件贪多图快的急躁冒进倾向。周恩来、陈云及时发现了这个问题，提出既要反对右倾保守，又要反对急躁冒进。在同年6月由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正式提出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经刘少奇审阅修改后的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的情绪》，强调“右倾保守思想对我们的事业是有害的，急躁冒进思想对我们的事业也是有害的，所以两种倾向都要加以反对”。
要说明的是，毛泽东对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并不怎么赞同。在1956年4月下旬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要追加这年的基本建设预算，结果受到了与会多数人的反对。会上，周恩来发言最多，认为追加预算将造成物资供应紧张，增加城市人口，更会带来一系列困难等。最后，毛泽东仍坚持自己的意见，并宣布散会。会后，周恩来去找毛泽东，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这句话使毛泽东非常生气。不久，他离开了北京到外地视察去了。上面提到的那篇社论，刘少奇曾批示道：“主席审阅后交乔木办。”毛泽东认为社论的内容是针对他的，只批了三个字：“不看了”。
不过，当时党内的民主气氛比较好，毛泽东虽然对既反保守又反冒进持不同意见，但也没有公开反对，因此周恩来在主持起草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报告的过程中，再次强调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对于这份报告，毛泽东曾做了充分肯定，两次给周恩来写信说：“报告的全文很好，只是头一部分写得不甚清楚，不大流畅，如能请位文笔流畅的同志改一下，那就更好，如不可，也就罢了。”这说明，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是当时全党的共识，是八大正确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会发言和致词
中共八大会议的第三天，董必武做了关于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接着是大会发言和致词。
在大会上第一个发言的是朱德，发言的中心内容是如何巩固和发展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问题。他强调：全国六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团结一致，以高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去发展生产力，这就是我们以比较快的速度来建成高度工业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最根本的有利条件。朱德指出：“必须反对在党内关系上任何种类的宗派主义情绪，每个同志都要学会和其他同志团结，特别要学会和自己意见不一致的人团结。”“只要我们能够加强党内团结，加强和全国人民的团结，我们一定能够实现这次大会将要规定下来的全党现时的基本任务，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充分利用一切对我们有利的条件，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在大会发言的中间，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代表各民主党派向大会致祝词，然后是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向大会献礼品。这是一件象牙雕刻的工艺品，雕刻的是长征中红军胜利渡过大渡河。李济深说，我们用这件礼品来象征我们各民主党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同舟共济”，胜利地过渡到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这天的大会执行主席邓颖超、李富春接受了礼品。邓颖超代表大会感谢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祝贺和赠礼。在献礼的时候，代表们全体起立，暴风雨般的掌声经久不息。
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致祝词、献礼后，大会休息了30分钟。接着，由苏联共产党代表团团长米高扬、波兰统一工人党代表团团长奥哈布、德国统一社会党代表团团长乌布利希、罗马尼亚工人党代表团团长乔治乌-德治相继向大会致词。
此后的几天，大会都是下午2点开始，下午7点左右结束，主要的内容是大会发言和兄弟党代表团负责人致词。 9月20日，陈云在大会上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新问题》的发言，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观点，尤其是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构想。他说：“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情况将是这样：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这种个体经营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至于生产计划方面，全国工农业产品的主要部分是按照计划生产的，但是同时有一部分产品是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自由生产的。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因此，我国的市场，绝不会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而是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这种自由市场，是在国家领导之下，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因此它是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组成部分。”陈云实际上讲到的是初步建立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改革问题，是对社会主义的所有制结构、经济运行机制和市场机制的重要探索。可惜，在后来的经济工作中并没有很好地按陈云的意见去做。
9月18日至9月25日，继续大会发言和致词。整个八大期间，共有68人在大会上做了发言，45人做了书面发言。
新一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
选举新一届中央委员会，是八大的最后一项议程。
事先，中共中央并没有提出一个候选人名单，选举工作的第一步，是各位代表自由提名候选人，这大大出乎许多代表的意料。八大还规定，在提名过程中，不确定人数，也不分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代表们自由提名后，由各代表团汇总提名名单。
第二步是中央政治局、第七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与各代表团团长、副团长，分别或联合举行会议，讨论汇总上来的名单。在9月8日的七届七中全会上，正式确定候选人名额为170人，并且通过了候选人名单。
9月12日，进行选举的第三步。各代表团讨论七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候选人名单，对名单提出意见，进行预选。结果，170人被提名为候选人，仍不分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
9月24日，进行第二次预选，97人被提名为中央委员候选人，73人被提名为候补中央委员候选人。
9月26日下午，大会正式选举中央委员会。在投票前，这天的大会执行主席李富春对选举工作进行说明，提出今明两天分别选举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当天下午5时15分，出席大会的1026位代表，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了97名中央委员。
八大是一次团结的大会、民主的大会。据参加八大的于光远回忆：“中央委员会的选举，在八大是很民主的。不是先提出候选人名单，而是先进行一次没有候选人名单也不限名额的预选，只是在预选前中央的同志讲过一些原则的意见，并在各代表团进行讨论。预选的结果按照得票多少全部公布，然后整理成一份候选名单，各代表团再进行讨论。讨论中，中央的同志也发表自己的意见。记得刘少奇提出李昌是‘一二·九’运动后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总队长，应该列入候选者的名单中。在吸收了代表们的意见后，才提出一份候选名单的草稿，进行一次预选。再一次把预选结果拿出去，让代表们选举出一份正式候选人名单，然后代表们再在大会上投票选举。”八大代表伍洪祥也回忆说：“八大的民主作风还体现在新一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上。这次选举中央不预提名单，由代表自己提，想提什么人就提什么人。各代表团提出一个名单，交中央汇总，然后由政治局同代表团团长商讨，定出一个预选名单发下来，再由各代表团讨论、上报汇总，最后向大会提交正式候选人名单。大会选举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
9月27日是大会的最后一天。这天的大会共五项议程：（一）选举八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二）宣布八届中央委员会正式委员和候补委员的选举结果；（三）通过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四）通过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五）大会闭幕。
选举结束后，陈云代表主席团向大会宣布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的选举结果：中央委员候选名单97人和候补中央委员名单73人，每人得到的票数都超过半数以上，按照选举规定，他们全部当选。接着，由大会秘书处宣读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的名单。票数排在前十位的中央委员是毛泽东、刘少奇、林伯渠、邓小平、朱德、周恩来、董必武、陈云、林彪、吴玉章。得票最少的是陈绍禹（即王明）。
通过刘少奇所做的政治报告
选举结束后，大会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批准刘少奇代表第七届中央委员会所做的政治报告。《决议》认为，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已取得决定性胜利，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这个任务是很艰巨的，我们必须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采取正确的政策，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利用一切有利的条件，来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
正确分析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提出党的主要任务，是八大的一个历史性贡献。令人遗憾的是八大闭幕不久，毛泽东就对《决议》中提出的“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提法表示不能认同。据参加《决议》起草工作的邓力群回忆：大概在八大闭幕两个星期以后，毛泽东对这个问题提出怀疑。他说列宁讲的是亚洲与欧洲比较，你们讲的是自己与自己比。这一句话，在《决议》的历次修改稿上都没有，9月27日凌晨大会主席团常委会通过的稿子上也没有，那是在大会闭幕式开会前临时加上的，急急忙忙地送毛泽东看过，就印发大会了。 胡乔木后来也说：“这个问题是陈伯达提出的，陈伯达找了康生，这时大会已经快闭幕了。他们商量了一个修改的意思，把我找去。陈伯达搬出列宁的《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这篇文章的一些话作为依据，说明先进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问题。然后我和陈伯达两个人去找毛主席，把修改的方案拿给他看，他琢磨了半天以后，同意了。他说，好，赶快去印。”后来，毛泽东还做过这样的表示：“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虽然这句话说得不够完善，但是得到了好处，并未发生毛病。”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也回忆说：“（1956年）国庆节那天在天安门城楼，毛主席对少奇同志说：八大《决议》关于我国主要矛盾的提法不正确。少奇说：‘《决议》已经公布了，怎么办？’当时毛主席只是提了一下，没有说改变或者采取什么措施，后来中央将八大《决议》等文件照常发出了，事实上也没有办法改变了，来不及了，而且刚刚通过就改也不合适。”
大会还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并且号召全党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下，进一步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国外华侨和一切爱国人士，继续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为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积极准备第二个五年计划而奋斗。
最后，陈云代表主席团宣布大会闭幕。陈云说：“我们的大会已经胜利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我们党今后的任务，就是为具体地执行大会的各项决议而努力工作。在这次大会期间，有很多国家的兄弟党的代表向我们祝贺、赠贺礼，国内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代表向我们祝词、赠贺礼，大会主席团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对于大会服务的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主席团也表示感谢。现在宣布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
选举中央领导机构
中共八大闭幕的第二天，即9月28日，八届一中全会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96人，候补中央委员70人。请假的中央委员有陈绍禹，候补中央委员有邵式平、张宗逊、潘复生。中共八届一中全会的主要任务是选举中央领导机构。全会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当天下午进行预选，第二阶段是当天晚上进行正式选举。
预选前，邓小平对选举问题做了说明。接着，毛泽东就提名过程中的不同意见做了讲话。他说，这个名单有许多意见，因此我看还是讲民主吧，就是大家进行两次选举。今天下午4点钟开始，大概有一个钟头，各人提一张名单，你们提什么人，只有一个数目的规定，原来那张名单（指八大主席常委提的名单）仅做参考资料。
毛泽东又说，政治局委员原先16个，现在最多可以提17个，也可以是15个，再少于15个恐怕就不好了。可不可以16个呢？喜欢双数的你就写16个，也可以。至于这个15个、16个、17个是姓张、姓李，完全由个人自己写，完全可以不依靠原来提的那个名单，那个名单仅做参考。政治局候补委员最多名额是8个。原先6个，可以增加2个，你也可以写5个，也可以写6个，也可以写7个，也可以写8个。少可以，多不可以。你们还可以商量一下，可以2个人商量，可以3个人商量，可以4个人商量，可以不商量。看这个办法可不可以？假如可以的话，那么现在我们就写票，半个钟头就可以写完毕了，到（晚上）11点钟再来这里集合正式投票。
当天晚上11点，通过无记名投票，选出了中央领导机构。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邓小平（以上6人组成政治局常委会）；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林彪、林伯渠、董必武、彭真、罗荣桓、陈毅、李富春、彭德怀、刘伯承、贺龙、李先念；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乌兰夫、张闻天、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薄一波；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小平、彭真、王稼祥、谭震林、谭政、黄克诚、李雪峰。
为什么八大没有提毛泽东思想
写到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做点说明，这就是八大通过的党章和修改党章的报告中，为什么没有提毛泽东思想？
在出版物和党的文件中不用毛泽东思想的提法的想法，毛泽东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就有了。1948年11月21日，毛泽东写信给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和彭真，提出要将“青年团文件中‘毛泽东思想’改为‘马列主义’”。12月下旬，他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章草案》总则中的“它以毛泽东思想教育团员”，改为“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教育团员”，并把《草案》中另外两处有毛泽东思想的地方，做了类似的修改。
新中国成立后在编辑《毛泽东选集》的过程中，毛泽东提议将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为附录，编入《毛选》。附有《决议》的《毛选》第三卷在1953年4月公开出版时，凡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体系”用语的地方，一律删去。删掉这些用语，是毛泽东自己提出的，有的还是他亲自动手删掉的。
1953年9月25日，毛泽东对《人民日报》送审的国庆社论提纲草稿做了两处修改。一处是将“这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无敌力量”中的“毛泽东思想”删去，另一处是将“毛泽东思想使中国人民充满着无限胜利的信心”一句，改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同志使中国人民充满着无限胜利的信心”。同时批示道：“不要将‘毛泽东思想’这一名词与马列主义并提，并在宣传上尽可能不用这个名词。”
1954年12月，中宣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专门下发了《关于毛泽东思想应如何解释的通知》，毛泽东在审阅这个通知的草稿时，加了一段话：“写文章做讲演需要提到毛泽东同志的时候，可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等字样。”中宣部在这份通知中说：“‘毛泽东思想’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它的内容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同一的。”“毛泽东同志曾指示今后不再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以免引起重大误解。我们认为今后党内同志写文章做报告，应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办理。”
为什么毛泽东提出不用毛泽东思想的提法？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苏联共产党对毛泽东思想的提法不感兴趣。胡乔木回忆说：“我们党提出毛泽东思想后，苏联党始终拒绝承认这个提法，在苏联报刊上绝口不提毛泽东思想。这成了一个禁区。凡是中共文件提了的，它在发表时都给删掉。既然苏共是如此态度，中国革命又离不开苏联的帮助，从大局出发还是必须搞好与苏共的团结，出于这样的考虑，不仅‘历史决议’将毛泽东思想提法删去，并且1956年八大不提了。直到60年代初，中苏两党开始论战后，中共中央才恢复使用毛泽东思想的提法。”
历史证明，八大所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都是正确的。这次大会集中了全党的智慧，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许多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做了积极探索，提出了许多正确的或比较正确的观点，它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结合本国实际，寻求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拓精神，如果沿着八大确定的正确道路坚定不移地走下去，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将取得更大的成就。然而，历史常常给人们留下许多的惋惜和遗憾，八大也是如此，因为八大后不久，大会所提出的许多正确主张并没有坚持下去。（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