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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识习老
1975年5月，齐心同志陪同刚刚解除监护的习仲勋同志由北京来到洛阳。听到这个消息后，我便去看望他们。齐心是习仲勋同志的夫人，是我在中共中央党校（当时称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的同事，我们曾一同被下放到河南省西华县中央党校“五七”干校监督劳动改造。之前，我与习仲勋同志并不相识。我只知道他因小说《刘志丹》“犯了错误”，“文化大革命”前曾住在中央党校南墙外的西公所，学习思“过”，是个特殊学员。
西公所在颐和园北宫门外的大有庄，原为清代皇室管理颐和园的官员居住的地方，是个独立的小院。为了习仲勋同志来学习，中央党校专门把这个长期没人居住、冷落荒凉的小院修葺一新。小院成了一个花木繁茂、清静幽雅的庭院，宜于休息读书。习仲勋同志和家人住在这里，但他却没有会客、出院活动的自由，实际上是被软禁。习仲勋同志是个组织观念很强的人，严格遵守组织纪律，深信党中央会查清他的问题还他清白，因而他心地坦然，常常是在屋里读书，累了，到院内散步、休息、种地，活动筋骨，足不出户。他按时让秘书范民新到党委办公室交纳党费，我那时在党委办公室工作，听说过此事，也接办过此事。
我到位于西工区的洛阳国际旅社，在二楼的一个房间里看到了齐心与习仲勋同志。齐心看到是我，先是惊讶，后是欣喜。她连忙问我：“你怎么在洛阳？”我说：“前年刚调来，在洛阳农机学院教书。”齐心把我介绍给习仲勋同志，说“这是我党校的同事”，习仲勋同志和我轻轻地握手，互问了好。只见他中等身材，长方脸膛，满头乌发，面清瘦，眼有神，身穿深灰色的旧中山服，脚穿黑布鞋，精神矍铄。这就是我初次见到的习仲勋同志。
落座后，我跟他们说：“我是1973年12月末由西华‘五七’干校调来洛阳的。我本来想去郑州，到郑州大学中文系教书，搞自己的文学专业。可是领导上不同意，说中央有规定，像我这样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人，不能留在省会城市工作，没办法，只好来洛阳。洛阳农机学院是工科院校，没有文科。学院组织部认为我是从党校来的，是搞理论的，把我分配到马列主义教研室。教研室开设党史、哲学、政治经济学三门课，教研室领导让我在三门课中任意挑选。我考虑再三，选了哲学，专业虽不对口，但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齐心说：“现在能给你安排个工作就算不错了！我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有个工作呢！仲勋刚解除监护，问题没有解决，中央让来洛阳休息养病，继续接受审查，等待专案组审查结案，由中央作结论。仲勋来洛阳，中央让我来帮助安置安置，安置到什么地方还不清楚，洛阳市委让我们先住在这里等待。那你的家呢？”
我说：“家也在农机学院。我调到农机学院之后，学院把我爱人也从新安县调来了，两个女儿现在洛阳上学。我的小女儿冬梅不知你还记得不？她跟我在西华‘五七’干校办的小学读过书。等你们安定以后，我再去看望你们，请你们到我家里坐坐。农机学院在涧西区，离拖拉机厂不远。”
齐心说：“市委不知道怎么安置仲勋，等我们安排妥当以后，我再给你联系，在洛阳有你这个熟人，还可以相互照应一下。”
我和齐心说话的时候，习仲勋同志坐在旁边听，未言语。临告别时，他们起身送我到房间门口。习仲勋同志紧紧握着我的手深情地说：“你是我们到洛阳第一个来看我们的人！”
平民生活
没过多久，齐心找到我家，告诉我：市委把仲勋安置在洛阳耐火材料厂家属宿舍，已安顿好了。我说：“仲勋同志‘文革’之前不是曾在洛阳矿山机器厂工作过吗，如去那里，可能还有些熟人，生活上不是方便一些吗？”齐心说：“这是组织上的安排，比他受监护坐监狱好多了，人身自由了，比我们在干校也好多了。到耐火厂之前，市委的同志曾经征求过仲勋的意见，仲勋提出希望到离农村近一点的工厂去，便于接触工农群众。耐火厂与矿山厂相比，离农村就是近一点，出了宿舍门，向南走不远，就是农村。”齐心还说：“我来洛阳时，中央党校只是让我来洛阳帮助安置一下，下一步是调我来洛阳照顾仲勋，还是让哪个孩子来，现在还不清楚。你知道，除了远平跟我在西华‘五七’干校外，其他三个孩子都在外乡插队。我们住的地方与你住的地方是一条街，你有空到我们的‘新家’看看，认认门，有个啥事，好有个照应。”我一口答应。
两天后的傍晚，我到耐火厂家属宿舍看望他们时，再次见到了习仲勋同志。耐火厂是国营大厂，职工很多，家属宿舍靠近农机学院，只隔一条马路，相距不过三几百米，我家在东，习家在西。习家住在一栋四层楼房的二层楼靠西边的一个单元的西边房子里，下午西晒。房子有两间，一大一小，大间朝阳，有厨房和卫生间，总共不过三十来平方米。仲勋同志对市委的安置还算满意，符合他的要求，离农村近。他说：“从这里出门，往南走不远，就是农田，过一道水渠，就是南山生产大队了。”仲勋同志这时已年过花甲，我不好称呼，就尊称习老。也就是从这时起，我和家人及相识的同志就尊称他为习老了。这样称呼，既尊敬，又亲切顺口。临走时，我邀请习老、齐心到我家做客。从这时开始，我们两家相互串门，走动就多起来了。
1975年8月，陈铁从西华中央党校“五七”干校调到洛阳农机学院，与我同在一个教研室，他教政治经济学。陈铁曾是华中师范学院党委宣传部部长兼政治系主任，中央党校理论班1960年学员，四年结业后留中央党校经济学教研室任教，在西华“五七”干校时与我同连同班同屋。陈铁来洛阳之后，我们曾一起去看望过齐心和习老，并请他们到我家一起吃饭。
当时物资紧缺，副食品供应紧张，肉、蛋等都是按人定量凭票供应。因而，每当家中买到肉食或在郊区农村集贸市场买到鸡、鱼，我都让孩子去请习老、齐心、陈铁来家吃饭。要是来了熟人，像调到南阳油田工作的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的李率经来我家，我就让孩子请习老、齐心、陈铁来说话、吃饭。
有一次，一位同志从谷水镇上给我买到狗肉，炖好后，我让孩子去请齐心、习老。不巧，齐心回北京了，习老就同孩子来了。吃过香喷喷的狗肉之后，天已黑了，我和陈铁送习老回家。他一开门，屋里水蒸气弥漫。习老说：“糟了，刚才走得急，放在炉子上的锅忘了端下来！”习老掀开锅一看，锅里馏窝头的水烧干了，幸未出事。 有一天，习老来我家，从一个布兜里拿出两个竹笋。这是市场上难得一见的南方产的金贵的东西。习老说：“这两个竹笋是拖拉机研究所的一位同志送的，齐心不在家，我不会做，糟蹋了怪可惜的，所以给你送来了。”我一看是两个又大又嫩的竹笋，真让人喜欢。我说：“这是好东西，你放下吧，今天做来不及了，等哪天买到鸡，做好菜，让孩子去请你。”就这两个竹笋，一顿还舍不得吃完，分两次与习老、陈铁共享，而鸡、肉都是陈铁买的。
来往多了，家里人都熟了，习老以平民的身份和平常人的心态对待生活，对待同志，我们都感到高兴。因为当时大家都是平民百姓，对未来难以预料。习老朴实、诚恳、平易、热情，时常穿着带补丁的衣服，特别是两个膝盖上的大块补丁，很显眼，连我的岳母都说习老“家常”“随和”。
1977年的新年快到了，由于“四人帮”被打倒了，大家都非常高兴。住在习老楼下的耐火厂的工人丁师傅要请习老一家吃饭，同时请我和陈铁两家作陪。丁师傅是我在习老家认识的，作为习老的邻居，他和家人对习老的生活帮过不少忙，像买煤买粮之类的事。那一天，四家八口团团坐在一起，品尝了丁家丰盛的酒菜。吃饭时，丁师傅唱秦腔助兴。丁师傅是陕西人，会唱秦腔，习老也是陕西人，喜欢听家乡戏。
习老在洛阳的两年多时间里，过着平民生活，轻松愉快，心情舒畅。习老曾说，他到洛阳后没有人打搅他的平静生活，专案组的人只来过一次，征求他对审查结论的意见，他们要维持“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反党集团”的结论，他坚决不同意，把他们给顶回去了。他还接待过两三次外调，都如实地写了证明材料。他说他现在是无官一身轻，没有工作压力、精神负担，可以借这段休息养病的日子，多看点书，特别是过去没有时间看的马列著作和毛主席的著作，多思考点问题；他可以自由地到工农群众中去，了解他们的生活，了解他们在想些什么；他可以自由地串门走访朋友；他有充分的时间，锻炼身体，颐养精神，这是他过去工作时所不可能有的。
习老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的生活很有规律。他和齐心每天早早起来，到南山（实际是丘陵地）田间散步，呼吸新鲜空气，和晨练的职工、种地的农民聊天，了解民情。他往往是走得浑身发热，满头大汗，然后回到厂子澡堂里痛痛快快泡个热水澡。1976年6月初的一个清晨，我同农机学院的教职工到南山农村帮助农民割麦，在田间的小路上，碰见了散步的习老和齐心。习老看见我手拿镰刀、身背水壶、腰系毛巾的样子很高兴，笑着问我：“去割麦啊？”我说：“是啊！帮助社员抢收！”习老和齐心闪在路旁，目送我们这支割麦的队伍。
习老非常关心国事，他不仅每天看书，读报也是每日的必修课。1976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了毛主席的两首词：《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念奴娇·鸟儿问答》。习老很关心，认真研读。有一天，齐心在街上看到我，说：“听南新燕（南汉宸的儿子）说，你在工人文化宫讲新发表的毛主席两首词。”我说：“是啊！是市图书馆约我去讲的。”齐心说：“仲勋也在学习这两首词，有空到家来跟仲勋谈谈你的学习体会。”我说：“我只是就两首词的语言艺术作些解释和赏析，有些话是照报上说的。有空我去请教习老。”
此后不几天，周总理就去世了，习老万分悲痛，立即发去了唁电。
申诉平反
1977年7月的一个傍晚，习老的儿子习近平来到我家，进门就说：“胡叔叔，我爸爸有事请您和陈叔叔去我家。”“文化大革命”初期，我在中央党校就认识近平，他那时刚十三四岁。习老来洛阳后，在他家又看到过他，好像他也来过我家。这时，他还在清华大学读书。我让小女把陈铁找来同近平一起去了习家。到了习家，只见习老一人在家。近平说他妈妈回北京了。我们落座后，习老就说：“今天请你们来，帮我写个材料，送中央。”近平说：“爸爸跟前没个帮手，而且多年没有工作，想找人帮助写个材料。我跟爸爸说，跟前就有两个秀才，怎么不用呢？”习老说：“是近平提醒我，才让他去请你们的。‘四人帮’垮台快一年了，中央领导的工作忙，要解决的问题特别多，清查‘四人帮’，落实干部政策，解决国计民生问题，等等，哪能顾上我。我不能在这里坐等。我想给中央写封信，报告我的情况，请求中央早日解决我的问题，这还不单单是我个人的问题，牵连着一大批干部。”
习老接着说：“我的问题主要是小说《刘志丹》，说它是反党小说，是我策划指使李建彤写的，是作者的后台，根本不是那回事。李建彤写小说《刘志丹》之前，我不知道，后来知道了曾建议她不要写小说，可以写片断回忆录。她不听，坚持要写，我也没有办法。但我建议她如果要写的话，写陕北红军、根据地，一定要写党中央、毛主席、中央红军。后来小说要出版，送中央宣传部审查。中央宣传部认为是一部比较好的小说，可以出版。在这种情况下，我也就同意了。这些情况中央审查多年应该审查清楚了，但作出的结论我不能同意：第一，《刘志丹》小说不是反党小说；第二，小说的作者是李建彤，我不是小说的作者，我不是主谋，也没有指使李建彤写；第三，我没有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更没有什么反党集团。这三点是要向中央申明，请中央审查重作结论。这个问题是主要的、根本的。除此之外，专案组结论意见里还有两点，我也是不能同意的。一是我参加革命的时间，我是1926年5月，13岁在学校读书时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928年在监狱里转为共产党员，过去一直是这样写的。专案组结论意见说我参加革命的时间应从1928年算起，这不符合事实。这虽是两年时间的问题，但很重要，一个是大革命之前，一个是大革命之后，这不能含糊，是什么时候就是什么时候，实事求是嘛！另一个问题是我的家庭出身，过去我填表写的都是富裕中农，而专案组结论意见说我是富农。这个问题，今天对我来说没有多大意义，但专案组非把我的家庭划到地富反坏右一边，我不能接受。这个问题也要请中央审定。”习老在说这个问题的时候，很生气。
习老又对我们说：“这封信，要写三个问题：一是请中央听取我的申诉意见，尽快查清我的问题，重新作结论；二是说明我在洛阳休养情况，身体康健，思维清晰，精神很好；三是希望中央早点恢复我的党的组织生活，安排适当的工作，在有生之年为党为人民做点有益的工作。”习老让我们回去连夜写，次日送来，由他修改抄写送中央。当时，习老还说，这封信要尽快送中央，让中央主要领导看到，需要请胡耀邦、王震同志转呈。 习老还说，他在延安就与耀邦熟悉，耀邦那时是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他是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工作关系密切，个人关系也好，在北京时更不用说了。他与王震都曾在西北工作，王震为人厚道、宽宏正直、乐于助人。他们都了解他，他们又都是热心人，会帮他转呈材料，从中说话。这封信让近平带回北京，同齐心一起，想法把信送到他们手里。
我和陈铁离开习家，一起回到我家。我俩根据记录商量出一个提纲，由我起草，陈铁修改抄写，连夜写成，第二天一早就送到了习老家。
1978年2月，党中央派人把习老接回北京，他以特邀政协委员的身份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4月，在习老的问题尚未作出结论正式平反的情况下，习老就被派到广东担任广东省委第二书记，可见中央对习老的了解和信任。习老的正式平反结论通知，党中央是在1980年2月向全党下发的。
政治敏锐
1978年10月初，我同洛阳农机学院《辞源》修订组的三名同志到广州，向广东《辞源》修订组学习经验并查找资料。到广州住下之后，我到广东省委看望习老。习老听说我住在一个小旅馆里，就让秘书把我们一行四人重新安排到省委办公厅接待处招待所。
习老到广东不久，有许多工作要处理，十分繁忙，真是日理万机，可他还是在当天晚饭后来招待所看我们，陪同他来的是秘书张志功，这让我和同事非常感动。我们见面亲热握手寒暄之后，说了分别以后的情况。习老说：齐心回北京了，桥桥在广州军医大学上学住在学校，近平在北京，远平在洛阳解放军外国语学院读书（远平读书时曾来我家看过我，同来的还有中央党校原秘书长牟泽衔的儿子），现在就我一人在家。工作很忙，打倒“四人帮”虽然两年了，要处理的事情特别多。广东地处南疆，接近港澳，情况复杂，我正在多方深入干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摸清情况，逐步拨乱反正，做好工作。我对习老说：“我参加反康生的‘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问题，中央党校已于1978年6月给我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我正在参加《辞源》修订工作，这是周总理生前布置的一项任务，由河南、广东、广西、湖南四省承担。这次来广州，是向广东《辞源》修订组取经，查些资料，可能要住十天八天。”习老说：“既然来了，就多住几天，我们可以多谈谈，你们还可以在广东多看看。”
我们在广州住了九天，习老曾三次来招待所看我，每次都是晚饭后由张志功秘书陪着。习老还约我到家里说话吃饭，还请我们四人到省委小礼堂看过电影。看电影时，还把我介绍给当时广东省委领导焦林义、吴南生等同志，说这是他洛阳的朋友。习老还安排我参观广交会预展，游览肇庆。习老这样热情、厚道，让我感动，终生难忘。
有一天上午，我如约同张志功秘书到省委小岛招待所习老居住的一座房子，好像习老办公也在这里。在客厅坐定以后，我们就聊起来。我跟他说了洛阳熟人的情况，揭批“四人帮”以及学校教学情况。习老说，他当年2月离开洛阳的时候很匆忙，没有来得及向我和陈铁告别。他来广东工作担当如此重任，出乎他的意料。他原以为，中央能尽早恢复他的组织生活，安排到一个部比如农业部当个副部长就不错了，没承想中央让他来广东当第二书记，还兼省革委会副主任。第一书记、革委会主任是韦国清，他还是总政治部主任，常在北京，广东的工作过问得不多。让他来广东，实际是让他主持全面工作，这是党中央对他的最大信任。这个担子重啊！他16年没有工作，来这样的重要省份，挑这样重的担子，人生地不熟，感到责任重大，压力很大。所以，他不敢懈怠，竭力尽心工作，广泛接触干部群众，深入调查研究，慎重处理问题，几个月下来，工作刚刚有点眉目。
听了习老一席话，我十分敬佩。他不愧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有丰富的工作经验，虽然16年没有工作，一旦工作起来，仍然驾轻就熟，几个月的工夫，就带领广东省委一班人，把广东治理得走上了正道：解放思想，落实干部政策，经济有序发展，市场繁荣，社会稳定，文化教育走上正轨，拨乱反正取得显著成效。
习老接着跟我说：上个月省委召开常委会，学习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人民日报》发表了长篇报道，重点报道了他在会上的发言。习老说：“你在大学是教哲学的，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我说：“《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以后，就引起了哲学界、理论界的关注，我们教研室也组织大家学习讨论。这个问题本来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个根本的常识性问题，但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林彪、‘四人帮’歪曲了，把人的思想搞乱了。”习老说：“不仅哲学界、理论界关注这个问题，现在政治界也很关注这个问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根本问题，常识性问题，而且是一个具有重大实践意义的问题，关系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拨乱反正，以及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问题。我对这一问题的看法，都在常委学习会上讲了，《人民日报》也报道了，你可以找来看看。”
就这个问题，我们交谈了很长时间。我深深感到习老是一位政治思想非常敏锐的领导干部，他能看清当时讨论这个问题的重要性、紧迫性、现实性，及时组织省委领导班子学习讨论，重温毛主席的《实践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在思想上先拨乱反正，是非常有前瞻眼光的。实践证明，习老的这一做法是非常及时正确的，对于指导广东的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改革开放，首先倡议广东先走一步，在深圳、珠海创办经济特区是非常有意义的，不愧是“改革先驱”。
习老还谈到党的历史上大多犯“左”的错误，给党的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习老特别说到陕北20世纪30年代的“肃反”，他和刘志丹等被逮捕关押，要不是毛主席带领中央红军及时到陕北，把他们解救出来，他早就去见马克思了。他是幸存者，陕北有很多比他优秀的干部都牺牲在自己人的手里，想起来真让人痛心啊！“文化大革命”又有更多的老同志遭受“左”的迫害，屈死在自己人的手中，教训深刻啊！
我们正谈得热烈之时，厨师唤我们吃饭。习老说：“好了，好了，说不完的话，吃饭，吃饭。”于是，我随习老到小餐厅用餐。餐厅不大，很整洁，桌上摆着四菜一汤，菜是两荤两素，汤是鸡汤，就我们俩用餐。习老说：“今天没有给你特别准备，家常便饭。这个厨师曾跟我多年，我来广东又把他请回来，他了解我的胃口。”习老爱吃大蒜，吃饭中，让厨师拿颗大蒜。习老说：“广州的大蒜不如洛阳的好吃，方便的话，你回洛阳给买点寄来。”我满口答应。我们俩高高兴兴地吃了这一顿饭，虽不丰盛，但合北方人口味，我吃得很香。后来我一回洛阳，就给习老寄了一包大蒜。 爱护干部
1978年10月9日傍晚，我准备回洛阳，习老又到招待所为我送行。习老这样已过花甲的老人，忙累了一天，还来为我送行，我和同事非常过意不去，连连道谢。这时，习老让张志功秘书拿出一摞信，让我带回洛阳亲手交给一些同志，并让我把他来广东的情况转告他们。
习老说：“我离开洛阳之后，曾让齐心和近平回洛阳办手续，处理那个家，可能见过一些同志。”习老特别对我说：其中有一封信是给耐火厂郭永泰的，一定要想法当面交给他。郭永泰的情况和我对他的问题的看法，那天我们谈话时已向你说了，你跟他当面说就是了。
我在习老家的那天，他曾向我说起郭永泰。习老说：“郭永泰原是耐火厂的工人，‘文化大革命’初期，响应毛主席的号召造反了，成了造反派一个组织的头头，后来成了厂革委会副主任。他说过错话，办过错事，伤害过厂的老领导和职工，犯过严重错误。可是，我到耐火厂之后，由他负责跟我联系，他对我还算不错，没有难为过我，在生活上还给予一些关照，有时还来家里看看，问问有什么困难，对我客客气气，我觉得这人还不坏。调安安到厂医院工作，照顾我的生活，他给了不少帮助。近平被推荐上大学，县里要证明，他还帮助我让厂里写了一个我是人民内部矛盾的证明材料，让近平上了清华。我在洛阳也曾问过厂里职工，只说他是造反派起家，水平不高，还不算坏。对这样的人要帮助，拉他一把。你回去告诉他，让他老老实实接受审查，彻底交代问题，把问题说清楚，跟错了路线，哪能不犯错误，错了也是个执行问题。犯错误不要紧，要正确对待，要承认错误，检讨错误，改正错误，要相信党，相信群众，争取群众谅解，组织会按政策正确处理给出路的，不要害怕，顾虑太多，今后生活的道路还长着呢。”习老交代完以后，就把我们送到院里，我们登上他派的一辆吉普车前往火车站。
回到洛阳，我就同陈铁一起，把这十来封信一一送到相关同志手里。他们有的是医生，有的是理发店的师傅，有的是耐火厂的职工，有的是习老的邻居，有南山生产大队的党支书，还有南新燕。唯有郭永泰那封信，未能送到。当时，郭永泰是耐火厂清查的重点对象，正在审查，信没法送达。此情我曾向齐心同志说过，请她转告习老。郭永泰后来被开除党籍，撤掉厂革委会副主任职务，回车间当工人。后来，听说郭永泰到四川经商，另组建家庭。事隔30多年，此事早已被我淡忘了。谁知近日，我在整理书房的时候，在信札堆里发现了这封没能送达的信。习老已离开我们多年，我冒昧地将信打开，信是习老亲笔写的，信是这样写的：
郭永泰同志院
离别后袁我去广东工作袁完全出我意料之外袁但到穗后又连一点闲空也没有袁故一直未给您写信袁请见谅遥
今有农机学院胡世厚同志返洛阳袁请他把我的近况以及对您问题的意见袁亲自转告给您袁请一见为盼遥
祝您身体健康袁閤渊合冤家安乐浴
习仲勋
一九七八年十月九日于广州
看着这封充满感情、爱护关怀同志的信，由于特殊原因没能将信送达并把习老关心爱护的话转达，我甚感不安、愧疚、遗憾。
从带信这一情况我们可以看到，习老不仅对在困境中与他交往对他有所帮助的同志没有忘怀，写信向他们问候表达谢忱，就是对待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也是非常关心，热诚帮助，希望他能回头认错改错，重新做人，再为人民做点有益的事情。写到这里，一股暖流流到心房，一个善良敦厚、宽宏大度、关心群众、爱护干部、有情有义的高大形象展现在眼前，习老永远活在人们心中。
1975年5月，齐心同志陪同刚刚解除监护的习仲勋同志由北京来到洛阳。听到这个消息后，我便去看望他们。齐心是习仲勋同志的夫人，是我在中共中央党校（当时称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的同事，我们曾一同被下放到河南省西华县中央党校“五七”干校监督劳动改造。之前，我与习仲勋同志并不相识。我只知道他因小说《刘志丹》“犯了错误”，“文化大革命”前曾住在中央党校南墙外的西公所，学习思“过”，是个特殊学员。
西公所在颐和园北宫门外的大有庄，原为清代皇室管理颐和园的官员居住的地方，是个独立的小院。为了习仲勋同志来学习，中央党校专门把这个长期没人居住、冷落荒凉的小院修葺一新。小院成了一个花木繁茂、清静幽雅的庭院，宜于休息读书。习仲勋同志和家人住在这里，但他却没有会客、出院活动的自由，实际上是被软禁。习仲勋同志是个组织观念很强的人，严格遵守组织纪律，深信党中央会查清他的问题还他清白，因而他心地坦然，常常是在屋里读书，累了，到院内散步、休息、种地，活动筋骨，足不出户。他按时让秘书范民新到党委办公室交纳党费，我那时在党委办公室工作，听说过此事，也接办过此事。
我到位于西工区的洛阳国际旅社，在二楼的一个房间里看到了齐心与习仲勋同志。齐心看到是我，先是惊讶，后是欣喜。她连忙问我：“你怎么在洛阳？”我说：“前年刚调来，在洛阳农机学院教书。”齐心把我介绍给习仲勋同志，说“这是我党校的同事”，习仲勋同志和我轻轻地握手，互问了好。只见他中等身材，长方脸膛，满头乌发，面清瘦，眼有神，身穿深灰色的旧中山服，脚穿黑布鞋，精神矍铄。这就是我初次见到的习仲勋同志。
落座后，我跟他们说：“我是1973年12月末由西华‘五七’干校调来洛阳的。我本来想去郑州，到郑州大学中文系教书，搞自己的文学专业。可是领导上不同意，说中央有规定，像我这样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人，不能留在省会城市工作，没办法，只好来洛阳。洛阳农机学院是工科院校，没有文科。学院组织部认为我是从党校来的，是搞理论的，把我分配到马列主义教研室。教研室开设党史、哲学、政治经济学三门课，教研室领导让我在三门课中任意挑选。我考虑再三，选了哲学，专业虽不对口，但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齐心说：“现在能给你安排个工作就算不错了！我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有个工作呢！仲勋刚解除监护，问题没有解决，中央让来洛阳休息养病，继续接受审查，等待专案组审查结案，由中央作结论。仲勋来洛阳，中央让我来帮助安置安置，安置到什么地方还不清楚，洛阳市委让我们先住在这里等待。那你的家呢？”
我说：“家也在农机学院。我调到农机学院之后，学院把我爱人也从新安县调来了，两个女儿现在洛阳上学。我的小女儿冬梅不知你还记得不？她跟我在西华‘五七’干校办的小学读过书。等你们安定以后，我再去看望你们，请你们到我家里坐坐。农机学院在涧西区，离拖拉机厂不远。”
齐心说：“市委不知道怎么安置仲勋，等我们安排妥当以后，我再给你联系，在洛阳有你这个熟人，还可以相互照应一下。”
我和齐心说话的时候，习仲勋同志坐在旁边听，未言语。临告别时，他们起身送我到房间门口。习仲勋同志紧紧握着我的手深情地说：“你是我们到洛阳第一个来看我们的人！”
平民生活
没过多久，齐心找到我家，告诉我：市委把仲勋安置在洛阳耐火材料厂家属宿舍，已安顿好了。我说：“仲勋同志‘文革’之前不是曾在洛阳矿山机器厂工作过吗，如去那里，可能还有些熟人，生活上不是方便一些吗？”齐心说：“这是组织上的安排，比他受监护坐监狱好多了，人身自由了，比我们在干校也好多了。到耐火厂之前，市委的同志曾经征求过仲勋的意见，仲勋提出希望到离农村近一点的工厂去，便于接触工农群众。耐火厂与矿山厂相比，离农村就是近一点，出了宿舍门，向南走不远，就是农村。”齐心还说：“我来洛阳时，中央党校只是让我来洛阳帮助安置一下，下一步是调我来洛阳照顾仲勋，还是让哪个孩子来，现在还不清楚。你知道，除了远平跟我在西华‘五七’干校外，其他三个孩子都在外乡插队。我们住的地方与你住的地方是一条街，你有空到我们的‘新家’看看，认认门，有个啥事，好有个照应。”我一口答应。
两天后的傍晚，我到耐火厂家属宿舍看望他们时，再次见到了习仲勋同志。耐火厂是国营大厂，职工很多，家属宿舍靠近农机学院，只隔一条马路，相距不过三几百米，我家在东，习家在西。习家住在一栋四层楼房的二层楼靠西边的一个单元的西边房子里，下午西晒。房子有两间，一大一小，大间朝阳，有厨房和卫生间，总共不过三十来平方米。仲勋同志对市委的安置还算满意，符合他的要求，离农村近。他说：“从这里出门，往南走不远，就是农田，过一道水渠，就是南山生产大队了。”仲勋同志这时已年过花甲，我不好称呼，就尊称习老。也就是从这时起，我和家人及相识的同志就尊称他为习老了。这样称呼，既尊敬，又亲切顺口。临走时，我邀请习老、齐心到我家做客。从这时开始，我们两家相互串门，走动就多起来了。
1975年8月，陈铁从西华中央党校“五七”干校调到洛阳农机学院，与我同在一个教研室，他教政治经济学。陈铁曾是华中师范学院党委宣传部部长兼政治系主任，中央党校理论班1960年学员，四年结业后留中央党校经济学教研室任教，在西华“五七”干校时与我同连同班同屋。陈铁来洛阳之后，我们曾一起去看望过齐心和习老，并请他们到我家一起吃饭。
当时物资紧缺，副食品供应紧张，肉、蛋等都是按人定量凭票供应。因而，每当家中买到肉食或在郊区农村集贸市场买到鸡、鱼，我都让孩子去请习老、齐心、陈铁来家吃饭。要是来了熟人，像调到南阳油田工作的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的李率经来我家，我就让孩子请习老、齐心、陈铁来说话、吃饭。
有一次，一位同志从谷水镇上给我买到狗肉，炖好后，我让孩子去请齐心、习老。不巧，齐心回北京了，习老就同孩子来了。吃过香喷喷的狗肉之后，天已黑了，我和陈铁送习老回家。他一开门，屋里水蒸气弥漫。习老说：“糟了，刚才走得急，放在炉子上的锅忘了端下来！”习老掀开锅一看，锅里馏窝头的水烧干了，幸未出事。 有一天，习老来我家，从一个布兜里拿出两个竹笋。这是市场上难得一见的南方产的金贵的东西。习老说：“这两个竹笋是拖拉机研究所的一位同志送的，齐心不在家，我不会做，糟蹋了怪可惜的，所以给你送来了。”我一看是两个又大又嫩的竹笋，真让人喜欢。我说：“这是好东西，你放下吧，今天做来不及了，等哪天买到鸡，做好菜，让孩子去请你。”就这两个竹笋，一顿还舍不得吃完，分两次与习老、陈铁共享，而鸡、肉都是陈铁买的。
来往多了，家里人都熟了，习老以平民的身份和平常人的心态对待生活，对待同志，我们都感到高兴。因为当时大家都是平民百姓，对未来难以预料。习老朴实、诚恳、平易、热情，时常穿着带补丁的衣服，特别是两个膝盖上的大块补丁，很显眼，连我的岳母都说习老“家常”“随和”。
1977年的新年快到了，由于“四人帮”被打倒了，大家都非常高兴。住在习老楼下的耐火厂的工人丁师傅要请习老一家吃饭，同时请我和陈铁两家作陪。丁师傅是我在习老家认识的，作为习老的邻居，他和家人对习老的生活帮过不少忙，像买煤买粮之类的事。那一天，四家八口团团坐在一起，品尝了丁家丰盛的酒菜。吃饭时，丁师傅唱秦腔助兴。丁师傅是陕西人，会唱秦腔，习老也是陕西人，喜欢听家乡戏。
习老在洛阳的两年多时间里，过着平民生活，轻松愉快，心情舒畅。习老曾说，他到洛阳后没有人打搅他的平静生活，专案组的人只来过一次，征求他对审查结论的意见，他们要维持“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反党集团”的结论，他坚决不同意，把他们给顶回去了。他还接待过两三次外调，都如实地写了证明材料。他说他现在是无官一身轻，没有工作压力、精神负担，可以借这段休息养病的日子，多看点书，特别是过去没有时间看的马列著作和毛主席的著作，多思考点问题；他可以自由地到工农群众中去，了解他们的生活，了解他们在想些什么；他可以自由地串门走访朋友；他有充分的时间，锻炼身体，颐养精神，这是他过去工作时所不可能有的。
习老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的生活很有规律。他和齐心每天早早起来，到南山（实际是丘陵地）田间散步，呼吸新鲜空气，和晨练的职工、种地的农民聊天，了解民情。他往往是走得浑身发热，满头大汗，然后回到厂子澡堂里痛痛快快泡个热水澡。1976年6月初的一个清晨，我同农机学院的教职工到南山农村帮助农民割麦，在田间的小路上，碰见了散步的习老和齐心。习老看见我手拿镰刀、身背水壶、腰系毛巾的样子很高兴，笑着问我：“去割麦啊？”我说：“是啊！帮助社员抢收！”习老和齐心闪在路旁，目送我们这支割麦的队伍。
习老非常关心国事，他不仅每天看书，读报也是每日的必修课。1976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了毛主席的两首词：《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念奴娇·鸟儿问答》。习老很关心，认真研读。有一天，齐心在街上看到我，说：“听南新燕（南汉宸的儿子）说，你在工人文化宫讲新发表的毛主席两首词。”我说：“是啊！是市图书馆约我去讲的。”齐心说：“仲勋也在学习这两首词，有空到家来跟仲勋谈谈你的学习体会。”我说：“我只是就两首词的语言艺术作些解释和赏析，有些话是照报上说的。有空我去请教习老。”
此后不几天，周总理就去世了，习老万分悲痛，立即发去了唁电。
申诉平反
1977年7月的一个傍晚，习老的儿子习近平来到我家，进门就说：“胡叔叔，我爸爸有事请您和陈叔叔去我家。”“文化大革命”初期，我在中央党校就认识近平，他那时刚十三四岁。习老来洛阳后，在他家又看到过他，好像他也来过我家。这时，他还在清华大学读书。我让小女把陈铁找来同近平一起去了习家。到了习家，只见习老一人在家。近平说他妈妈回北京了。我们落座后，习老就说：“今天请你们来，帮我写个材料，送中央。”近平说：“爸爸跟前没个帮手，而且多年没有工作，想找人帮助写个材料。我跟爸爸说，跟前就有两个秀才，怎么不用呢？”习老说：“是近平提醒我，才让他去请你们的。‘四人帮’垮台快一年了，中央领导的工作忙，要解决的问题特别多，清查‘四人帮’，落实干部政策，解决国计民生问题，等等，哪能顾上我。我不能在这里坐等。我想给中央写封信，报告我的情况，请求中央早日解决我的问题，这还不单单是我个人的问题，牵连着一大批干部。”
习老接着说：“我的问题主要是小说《刘志丹》，说它是反党小说，是我策划指使李建彤写的，是作者的后台，根本不是那回事。李建彤写小说《刘志丹》之前，我不知道，后来知道了曾建议她不要写小说，可以写片断回忆录。她不听，坚持要写，我也没有办法。但我建议她如果要写的话，写陕北红军、根据地，一定要写党中央、毛主席、中央红军。后来小说要出版，送中央宣传部审查。中央宣传部认为是一部比较好的小说，可以出版。在这种情况下，我也就同意了。这些情况中央审查多年应该审查清楚了，但作出的结论我不能同意：第一，《刘志丹》小说不是反党小说；第二，小说的作者是李建彤，我不是小说的作者，我不是主谋，也没有指使李建彤写；第三，我没有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更没有什么反党集团。这三点是要向中央申明，请中央审查重作结论。这个问题是主要的、根本的。除此之外，专案组结论意见里还有两点，我也是不能同意的。一是我参加革命的时间，我是1926年5月，13岁在学校读书时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928年在监狱里转为共产党员，过去一直是这样写的。专案组结论意见说我参加革命的时间应从1928年算起，这不符合事实。这虽是两年时间的问题，但很重要，一个是大革命之前，一个是大革命之后，这不能含糊，是什么时候就是什么时候，实事求是嘛！另一个问题是我的家庭出身，过去我填表写的都是富裕中农，而专案组结论意见说我是富农。这个问题，今天对我来说没有多大意义，但专案组非把我的家庭划到地富反坏右一边，我不能接受。这个问题也要请中央审定。”习老在说这个问题的时候，很生气。
习老又对我们说：“这封信，要写三个问题：一是请中央听取我的申诉意见，尽快查清我的问题，重新作结论；二是说明我在洛阳休养情况，身体康健，思维清晰，精神很好；三是希望中央早点恢复我的党的组织生活，安排适当的工作，在有生之年为党为人民做点有益的工作。”习老让我们回去连夜写，次日送来，由他修改抄写送中央。当时，习老还说，这封信要尽快送中央，让中央主要领导看到，需要请胡耀邦、王震同志转呈。 习老还说，他在延安就与耀邦熟悉，耀邦那时是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他是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工作关系密切，个人关系也好，在北京时更不用说了。他与王震都曾在西北工作，王震为人厚道、宽宏正直、乐于助人。他们都了解他，他们又都是热心人，会帮他转呈材料，从中说话。这封信让近平带回北京，同齐心一起，想法把信送到他们手里。
我和陈铁离开习家，一起回到我家。我俩根据记录商量出一个提纲，由我起草，陈铁修改抄写，连夜写成，第二天一早就送到了习老家。
1978年2月，党中央派人把习老接回北京，他以特邀政协委员的身份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4月，在习老的问题尚未作出结论正式平反的情况下，习老就被派到广东担任广东省委第二书记，可见中央对习老的了解和信任。习老的正式平反结论通知，党中央是在1980年2月向全党下发的。
政治敏锐
1978年10月初，我同洛阳农机学院《辞源》修订组的三名同志到广州，向广东《辞源》修订组学习经验并查找资料。到广州住下之后，我到广东省委看望习老。习老听说我住在一个小旅馆里，就让秘书把我们一行四人重新安排到省委办公厅接待处招待所。
习老到广东不久，有许多工作要处理，十分繁忙，真是日理万机，可他还是在当天晚饭后来招待所看我们，陪同他来的是秘书张志功，这让我和同事非常感动。我们见面亲热握手寒暄之后，说了分别以后的情况。习老说：齐心回北京了，桥桥在广州军医大学上学住在学校，近平在北京，远平在洛阳解放军外国语学院读书（远平读书时曾来我家看过我，同来的还有中央党校原秘书长牟泽衔的儿子），现在就我一人在家。工作很忙，打倒“四人帮”虽然两年了，要处理的事情特别多。广东地处南疆，接近港澳，情况复杂，我正在多方深入干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摸清情况，逐步拨乱反正，做好工作。我对习老说：“我参加反康生的‘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问题，中央党校已于1978年6月给我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我正在参加《辞源》修订工作，这是周总理生前布置的一项任务，由河南、广东、广西、湖南四省承担。这次来广州，是向广东《辞源》修订组取经，查些资料，可能要住十天八天。”习老说：“既然来了，就多住几天，我们可以多谈谈，你们还可以在广东多看看。”
我们在广州住了九天，习老曾三次来招待所看我，每次都是晚饭后由张志功秘书陪着。习老还约我到家里说话吃饭，还请我们四人到省委小礼堂看过电影。看电影时，还把我介绍给当时广东省委领导焦林义、吴南生等同志，说这是他洛阳的朋友。习老还安排我参观广交会预展，游览肇庆。习老这样热情、厚道，让我感动，终生难忘。
有一天上午，我如约同张志功秘书到省委小岛招待所习老居住的一座房子，好像习老办公也在这里。在客厅坐定以后，我们就聊起来。我跟他说了洛阳熟人的情况，揭批“四人帮”以及学校教学情况。习老说，他当年2月离开洛阳的时候很匆忙，没有来得及向我和陈铁告别。他来广东工作担当如此重任，出乎他的意料。他原以为，中央能尽早恢复他的组织生活，安排到一个部比如农业部当个副部长就不错了，没承想中央让他来广东当第二书记，还兼省革委会副主任。第一书记、革委会主任是韦国清，他还是总政治部主任，常在北京，广东的工作过问得不多。让他来广东，实际是让他主持全面工作，这是党中央对他的最大信任。这个担子重啊！他16年没有工作，来这样的重要省份，挑这样重的担子，人生地不熟，感到责任重大，压力很大。所以，他不敢懈怠，竭力尽心工作，广泛接触干部群众，深入调查研究，慎重处理问题，几个月下来，工作刚刚有点眉目。
听了习老一席话，我十分敬佩。他不愧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有丰富的工作经验，虽然16年没有工作，一旦工作起来，仍然驾轻就熟，几个月的工夫，就带领广东省委一班人，把广东治理得走上了正道：解放思想，落实干部政策，经济有序发展，市场繁荣，社会稳定，文化教育走上正轨，拨乱反正取得显著成效。
习老接着跟我说：上个月省委召开常委会，学习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人民日报》发表了长篇报道，重点报道了他在会上的发言。习老说：“你在大学是教哲学的，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我说：“《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以后，就引起了哲学界、理论界的关注，我们教研室也组织大家学习讨论。这个问题本来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个根本的常识性问题，但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林彪、‘四人帮’歪曲了，把人的思想搞乱了。”习老说：“不仅哲学界、理论界关注这个问题，现在政治界也很关注这个问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根本问题，常识性问题，而且是一个具有重大实践意义的问题，关系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拨乱反正，以及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问题。我对这一问题的看法，都在常委学习会上讲了，《人民日报》也报道了，你可以找来看看。”
就这个问题，我们交谈了很长时间。我深深感到习老是一位政治思想非常敏锐的领导干部，他能看清当时讨论这个问题的重要性、紧迫性、现实性，及时组织省委领导班子学习讨论，重温毛主席的《实践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在思想上先拨乱反正，是非常有前瞻眼光的。实践证明，习老的这一做法是非常及时正确的，对于指导广东的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改革开放，首先倡议广东先走一步，在深圳、珠海创办经济特区是非常有意义的，不愧是“改革先驱”。
习老还谈到党的历史上大多犯“左”的错误，给党的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习老特别说到陕北20世纪30年代的“肃反”，他和刘志丹等被逮捕关押，要不是毛主席带领中央红军及时到陕北，把他们解救出来，他早就去见马克思了。他是幸存者，陕北有很多比他优秀的干部都牺牲在自己人的手里，想起来真让人痛心啊！“文化大革命”又有更多的老同志遭受“左”的迫害，屈死在自己人的手中，教训深刻啊！
我们正谈得热烈之时，厨师唤我们吃饭。习老说：“好了，好了，说不完的话，吃饭，吃饭。”于是，我随习老到小餐厅用餐。餐厅不大，很整洁，桌上摆着四菜一汤，菜是两荤两素，汤是鸡汤，就我们俩用餐。习老说：“今天没有给你特别准备，家常便饭。这个厨师曾跟我多年，我来广东又把他请回来，他了解我的胃口。”习老爱吃大蒜，吃饭中，让厨师拿颗大蒜。习老说：“广州的大蒜不如洛阳的好吃，方便的话，你回洛阳给买点寄来。”我满口答应。我们俩高高兴兴地吃了这一顿饭，虽不丰盛，但合北方人口味，我吃得很香。后来我一回洛阳，就给习老寄了一包大蒜。 爱护干部
1978年10月9日傍晚，我准备回洛阳，习老又到招待所为我送行。习老这样已过花甲的老人，忙累了一天，还来为我送行，我和同事非常过意不去，连连道谢。这时，习老让张志功秘书拿出一摞信，让我带回洛阳亲手交给一些同志，并让我把他来广东的情况转告他们。
习老说：“我离开洛阳之后，曾让齐心和近平回洛阳办手续，处理那个家，可能见过一些同志。”习老特别对我说：其中有一封信是给耐火厂郭永泰的，一定要想法当面交给他。郭永泰的情况和我对他的问题的看法，那天我们谈话时已向你说了，你跟他当面说就是了。
我在习老家的那天，他曾向我说起郭永泰。习老说：“郭永泰原是耐火厂的工人，‘文化大革命’初期，响应毛主席的号召造反了，成了造反派一个组织的头头，后来成了厂革委会副主任。他说过错话，办过错事，伤害过厂的老领导和职工，犯过严重错误。可是，我到耐火厂之后，由他负责跟我联系，他对我还算不错，没有难为过我，在生活上还给予一些关照，有时还来家里看看，问问有什么困难，对我客客气气，我觉得这人还不坏。调安安到厂医院工作，照顾我的生活，他给了不少帮助。近平被推荐上大学，县里要证明，他还帮助我让厂里写了一个我是人民内部矛盾的证明材料，让近平上了清华。我在洛阳也曾问过厂里职工，只说他是造反派起家，水平不高，还不算坏。对这样的人要帮助，拉他一把。你回去告诉他，让他老老实实接受审查，彻底交代问题，把问题说清楚，跟错了路线，哪能不犯错误，错了也是个执行问题。犯错误不要紧，要正确对待，要承认错误，检讨错误，改正错误，要相信党，相信群众，争取群众谅解，组织会按政策正确处理给出路的，不要害怕，顾虑太多，今后生活的道路还长着呢。”习老交代完以后，就把我们送到院里，我们登上他派的一辆吉普车前往火车站。
回到洛阳，我就同陈铁一起，把这十来封信一一送到相关同志手里。他们有的是医生，有的是理发店的师傅，有的是耐火厂的职工，有的是习老的邻居，有南山生产大队的党支书，还有南新燕。唯有郭永泰那封信，未能送到。当时，郭永泰是耐火厂清查的重点对象，正在审查，信没法送达。此情我曾向齐心同志说过，请她转告习老。郭永泰后来被开除党籍，撤掉厂革委会副主任职务，回车间当工人。后来，听说郭永泰到四川经商，另组建家庭。事隔30多年，此事早已被我淡忘了。谁知近日，我在整理书房的时候，在信札堆里发现了这封没能送达的信。习老已离开我们多年，我冒昧地将信打开，信是习老亲笔写的，信是这样写的：
郭永泰同志院
离别后袁我去广东工作袁完全出我意料之外袁但到穗后又连一点闲空也没有袁故一直未给您写信袁请见谅遥
今有农机学院胡世厚同志返洛阳袁请他把我的近况以及对您问题的意见袁亲自转告给您袁请一见为盼遥
祝您身体健康袁閤渊合冤家安乐浴
习仲勋
一九七八年十月九日于广州
看着这封充满感情、爱护关怀同志的信，由于特殊原因没能将信送达并把习老关心爱护的话转达，我甚感不安、愧疚、遗憾。
从带信这一情况我们可以看到，习老不仅对在困境中与他交往对他有所帮助的同志没有忘怀，写信向他们问候表达谢忱，就是对待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也是非常关心，热诚帮助，希望他能回头认错改错，重新做人，再为人民做点有益的事情。写到这里，一股暖流流到心房，一个善良敦厚、宽宏大度、关心群众、爱护干部、有情有义的高大形象展现在眼前，习老永远活在人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