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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送毛泽东访问苏联和迎接回京的内幕
1949年11月12日，斯大林发来电报，邀请毛泽东访苏。这年12月21日是斯大林70岁生日，毛泽东决定率代表团前往莫斯科祝寿，并就两党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商讨和签订有关条约、协定等。这是新生的共和国的领袖首次外事出访。
11月15日，周恩来将时任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副部长杨奇清及铁道部部长滕代远同时召到中南海西花厅，强调说：“保卫毛主席的安全，就是捍卫新生的共和国。你们公安和铁道部门要担负起确保主席和代表团安全的重任呀！”
经过各抒己见，互相补充，一个毛泽东访苏的保卫方案逐渐形成了：调动3个师的部队参加护路；派出3组专列以迷惑敌人；在运输调度上让所有客货列车为专列让路；严格保密，对专列和铁道部、公安部都分别规定代号，主席乘坐的专车为“9002”次，代号“李德胜”。
周恩来决定，成立一个主席专列保卫小组，由杨奇清担任组长、滕代远担任副组长，罗瑞卿主要抓肃反工作。全面的保卫工作由杨奇清负责；专列和铁路系统由铁道部负责；沿线车站人员，凡有嫌疑者，一律调离；专列上的乘务人员更须严格审查，经铁路局党委书记签字后报滕代远批准。
杨奇清的夫人肖彬后来回忆道：“正当毛主席要动身之前，突然发现一部潜伏的国民党电台露头活动。中央要求公安部限期破案。于是，杨奇清亲自指挥公安部和北京、天津两市的侦察人员密切配合，协同作战，如期将号称‘万能台’（台长、报务员、译电员全由一人担任的电台）的国民党保密局北平潜伏台挖了出来。”
就在毛泽东出访的前一天，周恩来再次召见杨奇清，要求：“主席专列出发以后，你要密切注意沿途情况，及时向我通报。为了做到高度保密，主席的专列所经过之处，各地党政负责干部，一律不进站迎送，除非主席特别召见的。从首都出发时，中央领导同志也不进站送行。”他加重语气叮嘱，“奇清同志，在路上你们要百倍警惕，防患于未然，绝对保证毛主席的安全！”杨奇清站起身，坚定而响亮地表示：“请总理放心，我们一定完成党和人民交给的任务，确保主席访苏的安全！”
12月6日，北京下了一场雪。18时，北京西直门火车站里异常肃静，3辆列车静静地停放在轨道上，四周戒备森严。晚上19时，杨奇清与滕代远先行到车站再一次进行安全检查。不久，周恩来和罗瑞卿分别上车视察，表示满意。
20时30分许，毛泽东从一辆小车下来。杨奇清与滕代远等向主席敬礼，周恩来与罗瑞卿迎上去向毛泽东介绍情况：“主席呀！路上的安全保卫工作就由奇清同志负责。代远同志协助奇清同志，要保证专列畅通无阻。”
毛泽东风趣地笑着说：“唐朝的太宗李世民出行时是带两员大将护驾呀，就是后来当了门神的尉迟恭和秦叔宝。我毛泽东今天是第一次出行，也有你们两员大将，再加上他们两员小将，这不是比太宗李世民还要威风吗！哈……”在场的人都被逗得笑了。
“请主席上车吧！”周恩来做了个手势。毛泽东点点头，走向专列，罗瑞卿忙上前扶着毛泽东登上阶梯。罗瑞卿、杨奇清与滕代远等跟着上了专列。
21时整，“9002”次列车徐徐启动，向站外开去。就在半个小时以前，停在第二站台的前卫列车已经发车。
站台上，周恩来等目送专列远去。专列一共10节，毛泽东乘坐在倒数第3节。
列车到达天津站，停车后负责警卫的同志上来报告：“在专列要经过的铁轨中间发现一颗手榴弹！”罗瑞卿听后大怒，“简直乱弹琴！”杨奇清也说：“怎么才发现？不是早就清理过了吗？”罗瑞卿严厉地说：“你们保卫工作是怎么搞的？出了问题，我们怎么向中央和全国人民交代？”
这时，站在一边的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叫人把那枚手榴弹拿来看看，原来是一颗长满铁锈的旧弹，锈成一个铁疙瘩，不可能再爆炸了。后来查明此事是一个白俄籍“职工”所为。在铁路内部严格的检查中，天津铁路局杨村大桥的桥墩上还发现了一个炸药包，这些都已被及时排除了。
罗瑞卿当即和杨奇清商议，决定由自己临时在天津站下车，对此事进行彻查。临别时，罗瑞卿说：“我下去后，车上的警卫工作你多费心，有什么情况我们随时联系。”
清晨，一轮红日从东方地平线升起。很快，前方已是著名的“天下第一关”山海关了。毛泽东饶有兴趣地对杨奇清与滕代远及随行人员说：“你们看，‘天下第一关’何等雄伟！我们就要出关了，到此岂有不下车之理？”杨奇清与滕代远一怔，两人都不吭声，相视一眼。
毛泽东手执香烟，笑容可掬地问：“怎么，不批准？”杨奇清说：“主席这次出行，中央制定了十分严格的保密纪律，我们没有权力违反。主席说过‘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嘛！”滕代远又补上一句：“主席，我们是为了您的安全和代表团的安全着想……”
毛泽东笑了起来：“知道知道，‘忠言逆耳利于行’嘛！我的安全由你们负责，听你们的好喽！没得办法，山海关呀山海关，这一次我只能望梅止渴喽。”在场的人都笑了起来。
列车到达山海关站后停车，加煤加水并更换机车，机车乘务人员也在此换乘。毛泽东并未就此打消游览山海关的念头，神情认真地隔窗远眺。随行的中央警卫团团长汪东兴看得明白，于是找杨奇清和滕代远商议，要让毛泽东下车去看看。杨奇清与滕代远显然都难以再坚持不准毛泽东下车了，但杨奇清还是不无犹豫地提出：天津杨村的铁路桥梁发现了炸药包，通报全国，进入东北后敌情将更加复杂……
“你们在开么子会呀？”毛泽东的声音突然响起，他已顺着车厢过道朝他们走来。听汪东兴如实报告之后，毛泽东不无风趣地说：“蒋介石早就想要我这条命喽！可是我的命大，硬得很喽，他从前用800万军队、全副美式装备，也没有把我这条命要去嘛！现在，他想靠几个跳梁小丑、几把手枪、几颗炸弹，就能要了我的这条命去，那才真是痴人说梦呢！你们说呢？”
杨奇清见已不可能再阻拦毛泽东下车，忙对汪东兴说：“外面风大，您帮主席加点衣服！”然后又与滕代远打了个招呼，便第一个走下了专列。
车站和月台上的执勤人员早就纷纷在心中猜测：这趟如此严格保密的专列里面究竟坐的是什么人？从所有客货列车都要给专列让道，所有乘客和摊贩以及闲杂人员一个也不准进入月台等措施上看，他们可以肯定专列里面坐的是党和政府的首脑人物，却没想到竟然看到了在一个多月前代表中华民族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的毛主席！ “毛主席到了山海关！”消息不胫而走，通过电话、电报迅速传向四面八方，也传到了台湾“保密局”东北地下技术纵队那里。
其时，驻台湾美国顾问布莱德已通过莫斯科的间谍获悉苏联政府正在准备接待中共领袖毛泽东，并将这一情报转告了毛人凤。毛人凤获得东北地下技术纵队的电报证实后，立即赶到士林官邸向蒋介石报告。蒋介石当即下令：“你马上电令大陆东北地下技术纵队，让他们不惜一切代价，给我干掉毛泽东和他的专列！你要立刻派出最有经验的行动人员去大陆东北督战，这次行动只许成功，不准失败。”
毛人凤挑选了高级间谍张大平作为“保密局”特派员，派专机将其空投哈尔滨双城林场，与东北地下技术纵队接头，针对毛泽东的专列拟定了“ABC”三套作战方案。台湾“保密局”同时将这一命令用密电发给了隐蔽在哈尔滨郊外山林中一幢小洋楼里的东北地下技术纵队……
这份密电被公安部电讯组截获破译后，被火速呈交给周恩来。周恩来果断地对罗瑞卿说：“这个情报非常重要，对奇清同志他们保卫主席的安全工作十分不利。瑞卿同志，你立即通知奇清同志，请他根据敌情的变化，相机采取一切可以采取的防范措施，全权处理所有突发事件。一定要确保主席的绝对安全！”
专列上，杨奇清接了罗瑞卿所传达的总理指示后，便与滕代远商量：“主席要思考和处理全国的大事，罗部长转告总理的指示是由我们全权处置所有突发事件，我看是不是先不要去惊动主席？”滕代远表示赞同。
“我想台湾‘保密局’现在所能够采取的行动，无非是动用地面潜伏的敌特组织，再加上空投特务督战罢了。对他们的地面力量嘛，我马上电令东北各地公安局，对所管辖地区铁路的重要部位，火速布控，来个一网打尽。对他们的空投特务嘛，来个发动群众，军民结合，全面监视，随时准备接待。”杨奇清胸有成竹地说着，将手有力地一挥。
很快，台湾“保密局”特派员上校处长张大平落进了由哈尔滨市公安局设下的包围圈，束手被擒。哈尔滨市公安局连夜突审，查清他的具体行动方案，特别是查出了“保密局”东北地下技术纵队的藏匿地点，一举粉碎了东北地下技术纵队的阴谋。
杨奇清当即向主席报捷。毛泽东风趣地说：“这就叫‘一物降一物，卤水点豆腐’。‘保密局’是‘机关算尽’，可是碰到你们公安部，却‘反误了卿卿性命’。今天晚上可以睡个好觉喽！”
7日晚，列车到达沈阳车站。中共东北中央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岗一行人上车看望毛泽东。专列在沈阳站停留更换机车，换上了1861号蒸汽机车担当牵引任务。
沿线保卫工作做得十分严密，所经停的车站、桥梁、涵洞、制高点、居民点及所有易于隐蔽的树林、土包、暗道，都布置了岗哨。铁路沿线两侧的每一根电线杆下都站有一名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钢枪闪着寒光，他们背朝路基，警惕地守卫在专列经过的地方。
列车经过3天3夜运行，于12月9日到达中苏边境的满洲里站。车站南面是中国的长春铁路，北面是苏联铁路，因为两国轨距不同，所以在这里要转乘苏方派来迎接的专列，一列墨绿色的苏联高级专列已停在站内待命。
杨奇清、滕代远分别与苏联保卫部门负责人、苏方铁道总局负责人交接有关工作后，随即登上苏方列车，认真仔细进行查看，直到完全放心后才走下列车，命令我方人员马上开始搬运行李等物品……
毛泽东整理了一下衣着，穿好大衣，大步走下车来。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国防部长布尔加宁元帅，外贸部长缅什科夫，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及苏联驻华大使罗申等前来迎接。
这时，站前广场上，军乐高奏，鼓号齐鸣，一排排穿着新军装的苏联仪仗队整队肃立，当毛泽东走过去时，“唰——”地一下，仪仗队持枪行礼，向中国人民的领袖致敬。毛泽东注目还礼。检阅仪仗队后，毛泽东微笑着与在场送行的杨奇清、滕代远等亲切握手，说：“一路上辛苦了，谢谢你们。”
毛泽东登上苏方列车后，并不急于走进车厢。一直站在车厢门口向中方送行的同志挥手示意。同志们站在原地未动，一直目送列车远去，直到消失在地平线上。
杨奇清、滕代远随即向地方公安部门和铁路部门工作人员布置任务，要求做好充分准备，随时迎接主席专列返回任务，确保回京安全。
1950年2月17日，是中国传统节日——春节。毛泽东结束了对苏联的访问，于莫斯科时间晚上10点30分登上苏联列车启程回国。
26日下午抵达满洲里后，“毛泽东与专门前来迎接的高岗、罗瑞卿、滕代远、张策、杨奇清、汪金祥等见面时非常高兴，和他们谈笑风生，从精神上看轻松不少。”汪东兴在日记中如是写道。
国内外的阶级敌人仍不肯放过这次“机会”。2月下旬的一个深夜，他们扒开了长春市郊外的数里铁路干线，妄图制造列车颠覆。被我地方公安部门及时发现，立即组织人员将线路修复。
26日深夜，毛泽东的专列由满洲里车站出发，为了确保行车安全，迷惑敌人，做到“万无一失”，第一列车内全部是空的，任务是轧道开路；第二列才是担当警卫任务的前驱车；毛泽东和所有回国人员均在第三列的车上，主席的车厢挂在最后一节。
3月4日20时，毛泽东一行安全抵达首都北京。至此，历时89天，毛泽东率领中共代表团完成了这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访问。
力阻亚非会议的暗杀周恩来阴谋
1954年8月，杨奇清自武汉调回北京，被任命为公安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分工主管侦查、文保、预审等工作。
1955年4月，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的中国代表团拟出席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这次会议标志着亚非国家掌握自己命运的新的历史时代已经来临。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对这次会议极端仇视，派出大批间谍特务，力图阻挠会议的顺利进行。美国派出了由70人组成的“记者团”，其中不少是专事搜集情报、挑拨离间的特务。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也紧急制订了一个“消灭中共政府代表团”的计划。
中共中央对参加亚非会议高度重视，经过研究决定了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名单以及随同代表团的记者、保卫人员等。同时，公安部收到了来自海外的情报，获悉了台湾当局将针对中国政府代表团进行恐怖行动，而且以美国为首的力量也将针对“亚非会议”采取阻挠、破坏等活动。中央决定将确保中国代表团安全的任务交给杨奇清，让他以中国政府代表团顾问的身份随团前去印尼，负责安全保卫与情报工作。此外，杨奇清建议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李福坤参加。 此后，杨奇清调集了有关这次亚非会议及其举行地印度尼西亚万隆的资料和中国政府代表团包租客机的印度国际航空公司的资料，仔细研究后制订了一个完整的保卫方案，然后向周恩来和陈毅汇报。期间，周恩来拿起一份邀请电，说：“缅甸政府发来了邀请电，希望我们中国代表团能先到他们那里进行访问，以便就万隆会议的有关问题进行磋商。我和陈老总已经商量决定了，接受缅甸政府的邀请，代表团主要成员先去缅甸。代表团的8名工作人员与越南、波兰、奥地利的各一名工作人员乘坐另一架飞机。”
杨奇清又报告了公安部刚获悉的几方面情报：美国雇用的特工人员与蒋介石集团的秘密组织已纠结在一起，由“保密局”的少壮派将领、情报局督察室主任叶翔之坐镇香港指挥，目标就是破坏中国代表团所乘坐的飞机，以达到谋杀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破坏亚非会议的罪恶目的。陈毅动怒地站了起来，愤愤地说：“又是阴谋诡计，暗杀破坏！这帮龟儿子，硬是要和我们过不去啊！”周恩来冷冷一笑，风趣地说：“他们呀，就爱搞这一套吓人战术，真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呀！”
于是，周恩来派中国外交部欧洲司副司长张越向英国驻华代办处参赞艾惕恩通报紧急情况，告知中国政府代表团等一行11人，将由香港乘飞机去万隆参加亚非会议，请其转告香港当局防止国民党特务的破坏行动；同时，又由新华社香港分社将上述情况再正式通知香港当局，并派专人通知印度航空公司驻香港经理。
按计划，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分乘两架飞机：由“克什米尔公主号”承载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石志昂、李肇基、钟步云；记者沈建国、董作梅、杜宏、李平、郝风格；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工作人员王明芳；波兰记者斯塔列茨、奥地利记者严斐德等人，从香港起飞。而周恩来、陈毅、杨奇清等人先乘车去昆明，从那里登上“空中霸王号”飞机，飞抵缅甸进行访问，并就参加亚非会议的有关问题进行磋商，然后再由缅甸飞往印尼万隆。
4月11日，“克什米尔公主号”客机从香港起飞，在北婆罗洲沙捞越海面上空突然爆炸，飞机上的11名乘客和4名机组成员罹难（印度航空公司维修工程师卡尼克和另外两名飞行员被巨大的气浪甩出机舱，逃过一劫）。后来查明了飞机爆炸的事实真相：叶翔之指挥“香港情报站”特务周梓铭（又名周驹）在机翼油箱放置了定时炸弹。事后，直接参与此次暗杀行动的特务金健夫、许镇以及周梓铭逃回台湾，并受到国民党情报局的嘉奖。
当“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失事的消息传到缅甸仰光后，周恩来非常震惊，通过外交途径要求英国政府和香港当局认真追查惩办凶手。港英当局在中国政府提供情报和严正交涉下，先后搜捕了在香港活动的国民党特务。
但是，承载周恩来一行的“空中霸王号”机组成员人心惶惶，拒绝再送中国政府代表团飞往万隆，害怕遭受“克什米尔公主号”同样的厄运。杨奇清带着代表团的翻译去找机长阿里和机组成员一个一个地谈话，他平易近人的姿态、亲切和蔼的语言使对方大受感动，认识到自己不可推卸的职责——因为他们的祖国也属于第三世界，这次亚非会议也关系到他们的国家利益。最终，他们向杨奇清表示要克服一切困难，安全完成这一次飞行任务，还检举了机组的电台台长——此人对中国政府代表团怀有严重的敌意，在机组人员中间大肆散布流言蜚语、蛊惑人心，并且行动诡秘，一到仰光，就与一位华侨女郎打得火热。其实，杨奇清早已经秘密安排保卫人员在暗中监视电台台长的一举一动。
根据敌情和第二天中午将遇到强台风的气象预报，杨奇清向周恩来和陈毅建议：改变原定日程，所有代表团成员连夜登机飞往万隆。周恩来和陈毅采纳了他的建议，机组成员也欣然从命，然而缅甸政府外交部礼宾司司长却坚决反对——因为按照外交礼节，周恩来和陈毅离开仰光时，缅甸政府总理吴努应到机场送行，可是此刻已是深夜，吴努总理早已上床入睡了，再要惊动他甚为不便。
最终，中国政府代表团还是决定连夜出发，登上了“空中霸王号”。就在这时，几辆轿车疾驰进了机场，停在了飞机舱门旁边，从车里下来了吴努等政府要员。他们接到礼宾司司长的报告后，火速起床、穿衣、上车，赶来送行。吴努总理握着周恩来的手，为中国政府代表团这种大无畏的精神深深感动。
4月16日，“空中霸王号”飞抵雅加达，叶翔之并未料到中国政府代表团的座机会提前在雅加达降落，只能急急忙忙地重新做出布置。为了预防意外，确保安全，周恩来一行在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住宿了一个晚上。第二天，考虑到去万隆途中易遭受袭击，确定代表团还是坐飞机前往。
此刻的万隆机场已失去往日的安宁，笼罩着一片杀机。机场一侧聚集着一群以华侨身份出现的捣乱分子，他们打着写有“红色中共滚回去！”的横幅和标语，喊着辱骂中共的口号：“不要铁幕中共！”“中华民国好！”有的捣乱分子还夺下欢迎人群手中的五星红旗，用火点燃，气焰十分嚣张。而混在人群中的几个“保密局”的杀手身上都藏着上好了子弹的手枪，等待行动指示。这场闹剧的指挥者——叶翔之正坐在一间可以远观机场的房子里，用望远镜注视着机场的动静。他感到今天机场的军警比平常多了两倍，可谓戒备森严，这使他感到不安。因为杀手们所在位置离飞机降落处太远，一旦开枪，难以保证命中目标，而且枪声一响，开枪者必被包围，难以逃脱。那样一来，则会暴露台湾当局的真面目，因此会受到参加这次亚非会议的众多国家的谴责，不仅达不到消灭中国政府代表团的目的，反而会使台湾当局更加孤立。
叶翔之不敢承担这个天大的责任，于是决定改为从机场到中国政府代表团下榻处的途中行刺。不料，“空中霸王号”一降落，中国驻印尼大使馆便按照杨奇清的电讯要求准备好了3台同一颜色、同一型号，都插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轿车。而杨奇清趁着欢迎仪式最后一道程序：由中国大使馆工作人员和进步华侨组成的欢迎队伍涌上前来向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献花之际，出人意料地请大使黄镇的夫人朱琳坐进了第一辆轿车，旋即请周恩来和陈毅坐进了第三辆轿车，自己则坐进了第二辆轿车，然后用对讲器指挥三辆轿车向机场外面驶去。
叶翔之在那间房子里用望远镜捕捉到了周恩来和陈毅进入第三辆轿车的镜头，马上向已在沿途埋伏的杀手们发出行刺第三辆轿车中周恩来与陈毅的命令。但是，杨奇清不断地指挥三辆轿车交换行驶队形，不按预定顺序行驶，任意超车，时前时后，加上3辆轿车外观一模一样，叫杀手们又如何分得清？叶翔之没料到杨奇清会有这一招，自然弄不清目标周恩来到底坐在哪一辆轿车中，也就不敢随便发出开枪的命令。 万隆会议召开过程中，中国驻印尼大使馆收到了一封匿名信，信中揭露了“二十六人暗杀团”的阴谋。信中写道：“国民党组织了一个暗杀团，共26人，我是其中一个成员。每人发一支无声手枪、一把匕首，已开过4次会。叶翔之向每一个暗杀团成员许诺：暗杀一名中共代表团成员或破坏一辆中共代表团乘坐的交通工具，赏20万印尼盾；刺杀了周恩来则加倍，赏40万印尼盾……”
对此，杨奇清制订了新的保卫方案，摈弃消极防御，改为主动出击。一是再次通过外交途径，向印尼政府递交备忘录，揭露敌人的阴谋，依靠印尼政府，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国政府代表团的保卫措施。二是拜访印尼共产党主席艾地和当地进步华侨组织。印尼方面立即派出了20多人的保卫小组，指定最可靠的司机为中国政府代表团开车，还挑选了一批训练有素的保安人员交由杨奇清指挥，日夜在中国政府代表团驻地外面巡逻站岗。杨奇清又力促印尼当局采取行动对“二十六人暗杀团”进行调查和逮捕，使得那些杀手们无暇顾及所担负的行刺任务。同时，杨奇清从内部入手加强情报信息工作和安全措施，召开代表团全体会议，动员“人人都做保卫工作”，明确职责分工，要求代表团代表、警卫人员、翻译和随团记者各司其职，不得有误——具体由新闻记者负责外围；代表团员负责中层；警卫人员和译电员负责内层随身警卫，务必保证周恩来的安全。
杨奇清既是代表团保卫工作的指挥者，又是从事具体工作的警卫员。尽管身处异国，人地生疏，敌情严重，条件复杂，有许多不利因素，但杨奇清依靠代表团全体人员，依靠当地进步华侨，采取有效措施，克服重重困难，粉碎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特务的破坏、暗杀阴谋，不辱使命。
经过中国政府代表团的努力，特别是周恩来一一到各国代表团驻地去拜访，去商谈，强调包括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本内容的十项原则，终于使得与会各国代表求大同，存小异，在联合公报上一一签字。
杨奇清的夫人肖彬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万隆会议开了7天，周总理总共才睡了13个小时。周总理走到哪里，作为安全保卫工作第一责任人的杨奇清就跟到哪里。为了促使会议开得成功，总理白天一有时间不是到各代表团访问，就是同华侨、记者交谈，夜里还得批阅文件和向中央请示报告工作。杨奇清只有在总理在住地办公时才得稍稍休息，睡觉的时间更少。回国之后，他晚上睡觉时如果不吃安眠药，就无法入睡。”
让肖彬及其子女欣慰的是，万隆会议使更多亚非国家了解了中国，认识了中国，为新中国的外交打开了一扇窗。万隆会议后的短短几年内，刚刚取得民族独立的亚非国家，纷纷与中国建交。而中国一贯奉行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赢得了世界范围内的广泛认同，至今成为国家间交往的准则。（题图为杨奇清与孩子在颐和园）
（责任编辑：吴 玫）
1949年11月12日，斯大林发来电报，邀请毛泽东访苏。这年12月21日是斯大林70岁生日，毛泽东决定率代表团前往莫斯科祝寿，并就两党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商讨和签订有关条约、协定等。这是新生的共和国的领袖首次外事出访。
11月15日，周恩来将时任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副部长杨奇清及铁道部部长滕代远同时召到中南海西花厅，强调说：“保卫毛主席的安全，就是捍卫新生的共和国。你们公安和铁道部门要担负起确保主席和代表团安全的重任呀！”
经过各抒己见，互相补充，一个毛泽东访苏的保卫方案逐渐形成了：调动3个师的部队参加护路；派出3组专列以迷惑敌人；在运输调度上让所有客货列车为专列让路；严格保密，对专列和铁道部、公安部都分别规定代号，主席乘坐的专车为“9002”次，代号“李德胜”。
周恩来决定，成立一个主席专列保卫小组，由杨奇清担任组长、滕代远担任副组长，罗瑞卿主要抓肃反工作。全面的保卫工作由杨奇清负责；专列和铁路系统由铁道部负责；沿线车站人员，凡有嫌疑者，一律调离；专列上的乘务人员更须严格审查，经铁路局党委书记签字后报滕代远批准。
杨奇清的夫人肖彬后来回忆道：“正当毛主席要动身之前，突然发现一部潜伏的国民党电台露头活动。中央要求公安部限期破案。于是，杨奇清亲自指挥公安部和北京、天津两市的侦察人员密切配合，协同作战，如期将号称‘万能台’（台长、报务员、译电员全由一人担任的电台）的国民党保密局北平潜伏台挖了出来。”
就在毛泽东出访的前一天，周恩来再次召见杨奇清，要求：“主席专列出发以后，你要密切注意沿途情况，及时向我通报。为了做到高度保密，主席的专列所经过之处，各地党政负责干部，一律不进站迎送，除非主席特别召见的。从首都出发时，中央领导同志也不进站送行。”他加重语气叮嘱，“奇清同志，在路上你们要百倍警惕，防患于未然，绝对保证毛主席的安全！”杨奇清站起身，坚定而响亮地表示：“请总理放心，我们一定完成党和人民交给的任务，确保主席访苏的安全！”
12月6日，北京下了一场雪。18时，北京西直门火车站里异常肃静，3辆列车静静地停放在轨道上，四周戒备森严。晚上19时，杨奇清与滕代远先行到车站再一次进行安全检查。不久，周恩来和罗瑞卿分别上车视察，表示满意。
20时30分许，毛泽东从一辆小车下来。杨奇清与滕代远等向主席敬礼，周恩来与罗瑞卿迎上去向毛泽东介绍情况：“主席呀！路上的安全保卫工作就由奇清同志负责。代远同志协助奇清同志，要保证专列畅通无阻。”
毛泽东风趣地笑着说：“唐朝的太宗李世民出行时是带两员大将护驾呀，就是后来当了门神的尉迟恭和秦叔宝。我毛泽东今天是第一次出行，也有你们两员大将，再加上他们两员小将，这不是比太宗李世民还要威风吗！哈……”在场的人都被逗得笑了。
“请主席上车吧！”周恩来做了个手势。毛泽东点点头，走向专列，罗瑞卿忙上前扶着毛泽东登上阶梯。罗瑞卿、杨奇清与滕代远等跟着上了专列。
21时整，“9002”次列车徐徐启动，向站外开去。就在半个小时以前，停在第二站台的前卫列车已经发车。
站台上，周恩来等目送专列远去。专列一共10节，毛泽东乘坐在倒数第3节。
列车到达天津站，停车后负责警卫的同志上来报告：“在专列要经过的铁轨中间发现一颗手榴弹！”罗瑞卿听后大怒，“简直乱弹琴！”杨奇清也说：“怎么才发现？不是早就清理过了吗？”罗瑞卿严厉地说：“你们保卫工作是怎么搞的？出了问题，我们怎么向中央和全国人民交代？”
这时，站在一边的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叫人把那枚手榴弹拿来看看，原来是一颗长满铁锈的旧弹，锈成一个铁疙瘩，不可能再爆炸了。后来查明此事是一个白俄籍“职工”所为。在铁路内部严格的检查中，天津铁路局杨村大桥的桥墩上还发现了一个炸药包，这些都已被及时排除了。
罗瑞卿当即和杨奇清商议，决定由自己临时在天津站下车，对此事进行彻查。临别时，罗瑞卿说：“我下去后，车上的警卫工作你多费心，有什么情况我们随时联系。”
清晨，一轮红日从东方地平线升起。很快，前方已是著名的“天下第一关”山海关了。毛泽东饶有兴趣地对杨奇清与滕代远及随行人员说：“你们看，‘天下第一关’何等雄伟！我们就要出关了，到此岂有不下车之理？”杨奇清与滕代远一怔，两人都不吭声，相视一眼。
毛泽东手执香烟，笑容可掬地问：“怎么，不批准？”杨奇清说：“主席这次出行，中央制定了十分严格的保密纪律，我们没有权力违反。主席说过‘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嘛！”滕代远又补上一句：“主席，我们是为了您的安全和代表团的安全着想……”
毛泽东笑了起来：“知道知道，‘忠言逆耳利于行’嘛！我的安全由你们负责，听你们的好喽！没得办法，山海关呀山海关，这一次我只能望梅止渴喽。”在场的人都笑了起来。
列车到达山海关站后停车，加煤加水并更换机车，机车乘务人员也在此换乘。毛泽东并未就此打消游览山海关的念头，神情认真地隔窗远眺。随行的中央警卫团团长汪东兴看得明白，于是找杨奇清和滕代远商议，要让毛泽东下车去看看。杨奇清与滕代远显然都难以再坚持不准毛泽东下车了，但杨奇清还是不无犹豫地提出：天津杨村的铁路桥梁发现了炸药包，通报全国，进入东北后敌情将更加复杂……
“你们在开么子会呀？”毛泽东的声音突然响起，他已顺着车厢过道朝他们走来。听汪东兴如实报告之后，毛泽东不无风趣地说：“蒋介石早就想要我这条命喽！可是我的命大，硬得很喽，他从前用800万军队、全副美式装备，也没有把我这条命要去嘛！现在，他想靠几个跳梁小丑、几把手枪、几颗炸弹，就能要了我的这条命去，那才真是痴人说梦呢！你们说呢？”
杨奇清见已不可能再阻拦毛泽东下车，忙对汪东兴说：“外面风大，您帮主席加点衣服！”然后又与滕代远打了个招呼，便第一个走下了专列。
车站和月台上的执勤人员早就纷纷在心中猜测：这趟如此严格保密的专列里面究竟坐的是什么人？从所有客货列车都要给专列让道，所有乘客和摊贩以及闲杂人员一个也不准进入月台等措施上看，他们可以肯定专列里面坐的是党和政府的首脑人物，却没想到竟然看到了在一个多月前代表中华民族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的毛主席！ “毛主席到了山海关！”消息不胫而走，通过电话、电报迅速传向四面八方，也传到了台湾“保密局”东北地下技术纵队那里。
其时，驻台湾美国顾问布莱德已通过莫斯科的间谍获悉苏联政府正在准备接待中共领袖毛泽东，并将这一情报转告了毛人凤。毛人凤获得东北地下技术纵队的电报证实后，立即赶到士林官邸向蒋介石报告。蒋介石当即下令：“你马上电令大陆东北地下技术纵队，让他们不惜一切代价，给我干掉毛泽东和他的专列！你要立刻派出最有经验的行动人员去大陆东北督战，这次行动只许成功，不准失败。”
毛人凤挑选了高级间谍张大平作为“保密局”特派员，派专机将其空投哈尔滨双城林场，与东北地下技术纵队接头，针对毛泽东的专列拟定了“ABC”三套作战方案。台湾“保密局”同时将这一命令用密电发给了隐蔽在哈尔滨郊外山林中一幢小洋楼里的东北地下技术纵队……
这份密电被公安部电讯组截获破译后，被火速呈交给周恩来。周恩来果断地对罗瑞卿说：“这个情报非常重要，对奇清同志他们保卫主席的安全工作十分不利。瑞卿同志，你立即通知奇清同志，请他根据敌情的变化，相机采取一切可以采取的防范措施，全权处理所有突发事件。一定要确保主席的绝对安全！”
专列上，杨奇清接了罗瑞卿所传达的总理指示后，便与滕代远商量：“主席要思考和处理全国的大事，罗部长转告总理的指示是由我们全权处置所有突发事件，我看是不是先不要去惊动主席？”滕代远表示赞同。
“我想台湾‘保密局’现在所能够采取的行动，无非是动用地面潜伏的敌特组织，再加上空投特务督战罢了。对他们的地面力量嘛，我马上电令东北各地公安局，对所管辖地区铁路的重要部位，火速布控，来个一网打尽。对他们的空投特务嘛，来个发动群众，军民结合，全面监视，随时准备接待。”杨奇清胸有成竹地说着，将手有力地一挥。
很快，台湾“保密局”特派员上校处长张大平落进了由哈尔滨市公安局设下的包围圈，束手被擒。哈尔滨市公安局连夜突审，查清他的具体行动方案，特别是查出了“保密局”东北地下技术纵队的藏匿地点，一举粉碎了东北地下技术纵队的阴谋。
杨奇清当即向主席报捷。毛泽东风趣地说：“这就叫‘一物降一物，卤水点豆腐’。‘保密局’是‘机关算尽’，可是碰到你们公安部，却‘反误了卿卿性命’。今天晚上可以睡个好觉喽！”
7日晚，列车到达沈阳车站。中共东北中央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岗一行人上车看望毛泽东。专列在沈阳站停留更换机车，换上了1861号蒸汽机车担当牵引任务。
沿线保卫工作做得十分严密，所经停的车站、桥梁、涵洞、制高点、居民点及所有易于隐蔽的树林、土包、暗道，都布置了岗哨。铁路沿线两侧的每一根电线杆下都站有一名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钢枪闪着寒光，他们背朝路基，警惕地守卫在专列经过的地方。
列车经过3天3夜运行，于12月9日到达中苏边境的满洲里站。车站南面是中国的长春铁路，北面是苏联铁路，因为两国轨距不同，所以在这里要转乘苏方派来迎接的专列，一列墨绿色的苏联高级专列已停在站内待命。
杨奇清、滕代远分别与苏联保卫部门负责人、苏方铁道总局负责人交接有关工作后，随即登上苏方列车，认真仔细进行查看，直到完全放心后才走下列车，命令我方人员马上开始搬运行李等物品……
毛泽东整理了一下衣着，穿好大衣，大步走下车来。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国防部长布尔加宁元帅，外贸部长缅什科夫，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及苏联驻华大使罗申等前来迎接。
这时，站前广场上，军乐高奏，鼓号齐鸣，一排排穿着新军装的苏联仪仗队整队肃立，当毛泽东走过去时，“唰——”地一下，仪仗队持枪行礼，向中国人民的领袖致敬。毛泽东注目还礼。检阅仪仗队后，毛泽东微笑着与在场送行的杨奇清、滕代远等亲切握手，说：“一路上辛苦了，谢谢你们。”
毛泽东登上苏方列车后，并不急于走进车厢。一直站在车厢门口向中方送行的同志挥手示意。同志们站在原地未动，一直目送列车远去，直到消失在地平线上。
杨奇清、滕代远随即向地方公安部门和铁路部门工作人员布置任务，要求做好充分准备，随时迎接主席专列返回任务，确保回京安全。
1950年2月17日，是中国传统节日——春节。毛泽东结束了对苏联的访问，于莫斯科时间晚上10点30分登上苏联列车启程回国。
26日下午抵达满洲里后，“毛泽东与专门前来迎接的高岗、罗瑞卿、滕代远、张策、杨奇清、汪金祥等见面时非常高兴，和他们谈笑风生，从精神上看轻松不少。”汪东兴在日记中如是写道。
国内外的阶级敌人仍不肯放过这次“机会”。2月下旬的一个深夜，他们扒开了长春市郊外的数里铁路干线，妄图制造列车颠覆。被我地方公安部门及时发现，立即组织人员将线路修复。
26日深夜，毛泽东的专列由满洲里车站出发，为了确保行车安全，迷惑敌人，做到“万无一失”，第一列车内全部是空的，任务是轧道开路；第二列才是担当警卫任务的前驱车；毛泽东和所有回国人员均在第三列的车上，主席的车厢挂在最后一节。
3月4日20时，毛泽东一行安全抵达首都北京。至此，历时89天，毛泽东率领中共代表团完成了这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访问。
力阻亚非会议的暗杀周恩来阴谋
1954年8月，杨奇清自武汉调回北京，被任命为公安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分工主管侦查、文保、预审等工作。
1955年4月，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的中国代表团拟出席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这次会议标志着亚非国家掌握自己命运的新的历史时代已经来临。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对这次会议极端仇视，派出大批间谍特务，力图阻挠会议的顺利进行。美国派出了由70人组成的“记者团”，其中不少是专事搜集情报、挑拨离间的特务。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也紧急制订了一个“消灭中共政府代表团”的计划。
中共中央对参加亚非会议高度重视，经过研究决定了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名单以及随同代表团的记者、保卫人员等。同时，公安部收到了来自海外的情报，获悉了台湾当局将针对中国政府代表团进行恐怖行动，而且以美国为首的力量也将针对“亚非会议”采取阻挠、破坏等活动。中央决定将确保中国代表团安全的任务交给杨奇清，让他以中国政府代表团顾问的身份随团前去印尼，负责安全保卫与情报工作。此外，杨奇清建议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李福坤参加。 此后，杨奇清调集了有关这次亚非会议及其举行地印度尼西亚万隆的资料和中国政府代表团包租客机的印度国际航空公司的资料，仔细研究后制订了一个完整的保卫方案，然后向周恩来和陈毅汇报。期间，周恩来拿起一份邀请电，说：“缅甸政府发来了邀请电，希望我们中国代表团能先到他们那里进行访问，以便就万隆会议的有关问题进行磋商。我和陈老总已经商量决定了，接受缅甸政府的邀请，代表团主要成员先去缅甸。代表团的8名工作人员与越南、波兰、奥地利的各一名工作人员乘坐另一架飞机。”
杨奇清又报告了公安部刚获悉的几方面情报：美国雇用的特工人员与蒋介石集团的秘密组织已纠结在一起，由“保密局”的少壮派将领、情报局督察室主任叶翔之坐镇香港指挥，目标就是破坏中国代表团所乘坐的飞机，以达到谋杀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破坏亚非会议的罪恶目的。陈毅动怒地站了起来，愤愤地说：“又是阴谋诡计，暗杀破坏！这帮龟儿子，硬是要和我们过不去啊！”周恩来冷冷一笑，风趣地说：“他们呀，就爱搞这一套吓人战术，真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呀！”
于是，周恩来派中国外交部欧洲司副司长张越向英国驻华代办处参赞艾惕恩通报紧急情况，告知中国政府代表团等一行11人，将由香港乘飞机去万隆参加亚非会议，请其转告香港当局防止国民党特务的破坏行动；同时，又由新华社香港分社将上述情况再正式通知香港当局，并派专人通知印度航空公司驻香港经理。
按计划，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分乘两架飞机：由“克什米尔公主号”承载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石志昂、李肇基、钟步云；记者沈建国、董作梅、杜宏、李平、郝风格；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工作人员王明芳；波兰记者斯塔列茨、奥地利记者严斐德等人，从香港起飞。而周恩来、陈毅、杨奇清等人先乘车去昆明，从那里登上“空中霸王号”飞机，飞抵缅甸进行访问，并就参加亚非会议的有关问题进行磋商，然后再由缅甸飞往印尼万隆。
4月11日，“克什米尔公主号”客机从香港起飞，在北婆罗洲沙捞越海面上空突然爆炸，飞机上的11名乘客和4名机组成员罹难（印度航空公司维修工程师卡尼克和另外两名飞行员被巨大的气浪甩出机舱，逃过一劫）。后来查明了飞机爆炸的事实真相：叶翔之指挥“香港情报站”特务周梓铭（又名周驹）在机翼油箱放置了定时炸弹。事后，直接参与此次暗杀行动的特务金健夫、许镇以及周梓铭逃回台湾，并受到国民党情报局的嘉奖。
当“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失事的消息传到缅甸仰光后，周恩来非常震惊，通过外交途径要求英国政府和香港当局认真追查惩办凶手。港英当局在中国政府提供情报和严正交涉下，先后搜捕了在香港活动的国民党特务。
但是，承载周恩来一行的“空中霸王号”机组成员人心惶惶，拒绝再送中国政府代表团飞往万隆，害怕遭受“克什米尔公主号”同样的厄运。杨奇清带着代表团的翻译去找机长阿里和机组成员一个一个地谈话，他平易近人的姿态、亲切和蔼的语言使对方大受感动，认识到自己不可推卸的职责——因为他们的祖国也属于第三世界，这次亚非会议也关系到他们的国家利益。最终，他们向杨奇清表示要克服一切困难，安全完成这一次飞行任务，还检举了机组的电台台长——此人对中国政府代表团怀有严重的敌意，在机组人员中间大肆散布流言蜚语、蛊惑人心，并且行动诡秘，一到仰光，就与一位华侨女郎打得火热。其实，杨奇清早已经秘密安排保卫人员在暗中监视电台台长的一举一动。
根据敌情和第二天中午将遇到强台风的气象预报，杨奇清向周恩来和陈毅建议：改变原定日程，所有代表团成员连夜登机飞往万隆。周恩来和陈毅采纳了他的建议，机组成员也欣然从命，然而缅甸政府外交部礼宾司司长却坚决反对——因为按照外交礼节，周恩来和陈毅离开仰光时，缅甸政府总理吴努应到机场送行，可是此刻已是深夜，吴努总理早已上床入睡了，再要惊动他甚为不便。
最终，中国政府代表团还是决定连夜出发，登上了“空中霸王号”。就在这时，几辆轿车疾驰进了机场，停在了飞机舱门旁边，从车里下来了吴努等政府要员。他们接到礼宾司司长的报告后，火速起床、穿衣、上车，赶来送行。吴努总理握着周恩来的手，为中国政府代表团这种大无畏的精神深深感动。
4月16日，“空中霸王号”飞抵雅加达，叶翔之并未料到中国政府代表团的座机会提前在雅加达降落，只能急急忙忙地重新做出布置。为了预防意外，确保安全，周恩来一行在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住宿了一个晚上。第二天，考虑到去万隆途中易遭受袭击，确定代表团还是坐飞机前往。
此刻的万隆机场已失去往日的安宁，笼罩着一片杀机。机场一侧聚集着一群以华侨身份出现的捣乱分子，他们打着写有“红色中共滚回去！”的横幅和标语，喊着辱骂中共的口号：“不要铁幕中共！”“中华民国好！”有的捣乱分子还夺下欢迎人群手中的五星红旗，用火点燃，气焰十分嚣张。而混在人群中的几个“保密局”的杀手身上都藏着上好了子弹的手枪，等待行动指示。这场闹剧的指挥者——叶翔之正坐在一间可以远观机场的房子里，用望远镜注视着机场的动静。他感到今天机场的军警比平常多了两倍，可谓戒备森严，这使他感到不安。因为杀手们所在位置离飞机降落处太远，一旦开枪，难以保证命中目标，而且枪声一响，开枪者必被包围，难以逃脱。那样一来，则会暴露台湾当局的真面目，因此会受到参加这次亚非会议的众多国家的谴责，不仅达不到消灭中国政府代表团的目的，反而会使台湾当局更加孤立。
叶翔之不敢承担这个天大的责任，于是决定改为从机场到中国政府代表团下榻处的途中行刺。不料，“空中霸王号”一降落，中国驻印尼大使馆便按照杨奇清的电讯要求准备好了3台同一颜色、同一型号，都插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轿车。而杨奇清趁着欢迎仪式最后一道程序：由中国大使馆工作人员和进步华侨组成的欢迎队伍涌上前来向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献花之际，出人意料地请大使黄镇的夫人朱琳坐进了第一辆轿车，旋即请周恩来和陈毅坐进了第三辆轿车，自己则坐进了第二辆轿车，然后用对讲器指挥三辆轿车向机场外面驶去。
叶翔之在那间房子里用望远镜捕捉到了周恩来和陈毅进入第三辆轿车的镜头，马上向已在沿途埋伏的杀手们发出行刺第三辆轿车中周恩来与陈毅的命令。但是，杨奇清不断地指挥三辆轿车交换行驶队形，不按预定顺序行驶，任意超车，时前时后，加上3辆轿车外观一模一样，叫杀手们又如何分得清？叶翔之没料到杨奇清会有这一招，自然弄不清目标周恩来到底坐在哪一辆轿车中，也就不敢随便发出开枪的命令。 万隆会议召开过程中，中国驻印尼大使馆收到了一封匿名信，信中揭露了“二十六人暗杀团”的阴谋。信中写道：“国民党组织了一个暗杀团，共26人，我是其中一个成员。每人发一支无声手枪、一把匕首，已开过4次会。叶翔之向每一个暗杀团成员许诺：暗杀一名中共代表团成员或破坏一辆中共代表团乘坐的交通工具，赏20万印尼盾；刺杀了周恩来则加倍，赏40万印尼盾……”
对此，杨奇清制订了新的保卫方案，摈弃消极防御，改为主动出击。一是再次通过外交途径，向印尼政府递交备忘录，揭露敌人的阴谋，依靠印尼政府，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国政府代表团的保卫措施。二是拜访印尼共产党主席艾地和当地进步华侨组织。印尼方面立即派出了20多人的保卫小组，指定最可靠的司机为中国政府代表团开车，还挑选了一批训练有素的保安人员交由杨奇清指挥，日夜在中国政府代表团驻地外面巡逻站岗。杨奇清又力促印尼当局采取行动对“二十六人暗杀团”进行调查和逮捕，使得那些杀手们无暇顾及所担负的行刺任务。同时，杨奇清从内部入手加强情报信息工作和安全措施，召开代表团全体会议，动员“人人都做保卫工作”，明确职责分工，要求代表团代表、警卫人员、翻译和随团记者各司其职，不得有误——具体由新闻记者负责外围；代表团员负责中层；警卫人员和译电员负责内层随身警卫，务必保证周恩来的安全。
杨奇清既是代表团保卫工作的指挥者，又是从事具体工作的警卫员。尽管身处异国，人地生疏，敌情严重，条件复杂，有许多不利因素，但杨奇清依靠代表团全体人员，依靠当地进步华侨，采取有效措施，克服重重困难，粉碎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特务的破坏、暗杀阴谋，不辱使命。
经过中国政府代表团的努力，特别是周恩来一一到各国代表团驻地去拜访，去商谈，强调包括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本内容的十项原则，终于使得与会各国代表求大同，存小异，在联合公报上一一签字。
杨奇清的夫人肖彬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万隆会议开了7天，周总理总共才睡了13个小时。周总理走到哪里，作为安全保卫工作第一责任人的杨奇清就跟到哪里。为了促使会议开得成功，总理白天一有时间不是到各代表团访问，就是同华侨、记者交谈，夜里还得批阅文件和向中央请示报告工作。杨奇清只有在总理在住地办公时才得稍稍休息，睡觉的时间更少。回国之后，他晚上睡觉时如果不吃安眠药，就无法入睡。”
让肖彬及其子女欣慰的是，万隆会议使更多亚非国家了解了中国，认识了中国，为新中国的外交打开了一扇窗。万隆会议后的短短几年内，刚刚取得民族独立的亚非国家，纷纷与中国建交。而中国一贯奉行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赢得了世界范围内的广泛认同，至今成为国家间交往的准则。（题图为杨奇清与孩子在颐和园）
（责任编辑：吴 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