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倒黑帮分子、走资派王国权!”
　　
　　“文革”爆发后，周恩来原本想让王国权留在中国驻波兰使馆，继续中美大使级会谈，不想让他回国。当然也有意保护一些老大使。让他们先避避“文革”风头。但进入1967年7月，周恩来也顶不住了。于是，中国驻法国大使黄镇和驻波兰大使王国权相继被调回。
　　王国权刚下飞机，就有人上前揪住他的衣领，当场宣布王国权是被他们揪回来的，然后押上车，送到造反派驻地，并让他的夫人常玉林到会场陪斗。造反派高喊：“打倒黑帮分子、走资派王国权!”接着宣布夺权，让王国权停职检查，交代问题，不许外出。不许串联。一直到晚上10点，造反派才让王国权夫妇回家。从此，斗争的矛头转向王国权。常玉林成了陪斗对象。他们互相搀扶。默默无语，每天蹒跚于外交部街和报房胡同之间。
　　在王国权被批斗期间，造反派突然要抄家。名日找黑材料。造反派战斗队去了20多人，要求将所有房门和箱柜打开。所有东西都要清查一遍。他们把王国权夫妇、常玉林的母亲和老阿姨关在一个房间里，不许出来，然后把所有的笔记本、带字的纸都带走。他们还让王国权把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工作期间外国人送的纪念品全部交公。
　　造反派翻了半天，什么黑材料也没有找到，便将王国权夫妇的1.5万元存款取走了1万元，说是交党费，但收据不是外交部财务司开的，而是战斗队开的，也没有签字、盖章，后来也不知这笔钱到哪儿去了。本来在驻波兰使馆时，王国权已经交了1万元党费，再加上这1万元，共2万元，这可是他们十多年的血汗钱啊!
　　这还不算，造反派又让人住进王国权家，以监视他们的行动。派来的人是原来中国驻波兰使馆的司机。这人对王国权夫妇一直很好，造反派的离间计没有成功。
　　
　　“三家村”和“杨余傅”的同伙
　　
　　造反派给王国权列出的“罪状”有30多条。除了“走资派”外，还有“机会主义”、“逃跑主义”、“脱党分子”以及“三家村”、“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的黑同伙等。
　　在中国驻波兰使馆被不明真相的波兰群众围攻时。王国权在外参加活动。为避开使馆门前的闹事。活动结束后，他没有直接返回使馆，而是去了阿尔巴尼亚驻波兰大使馆。进行一般性拜会。造反派认为，王国权活动完不直接回使馆，就是不敢面对“修正主义分子”，就是逃跑主义。这分明是不懂策略，牵强附会，无限上纲。这条罪状显然不能成立。
　　关于脱党分子的问题，是指王国权年轻时在河南大学一边读书。一边从事革命活动，后来却到日本去了。造反派去河南外调，结果找到了历次运动的结论：王国权是为躲避国民党的抓捕才逃到日本的。况且，他当时只是一名进步学生，根本不是共产党员，又哪里谈得上是脱党分子。
　　造反派认为他们抓到的最大把柄是王国权夫妇与彭真、“三家村”和“杨余傅”有黑关系。当时，北京旧市委已被砸烂，彭真也被揪斗。在抗日战争时期。王国权恰恰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在彭真领导下工作。但那完全是工作关系，怎么变成了黑关系?!至于所谓的“三家村”，就是指吴晗、邓拓、廖沫沙在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上开辟的一个专栏，写些文章，后来受到了批判。邓拓也是在晋察冀根据地时与王国权共过事的同志，且二人都爱好书法。1960年，王国权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回国休假时，去看望邓拓，邓拓送给王国权一帧条幅。王国权请荣宝斋裱好后，挂在书房。其诗云：
　　故人持节去东欧，国际风云笔底收。
　　史普锐河看逝水，折冲樽俎几春秋。
　　批判“三家村”时，家里人怕惹麻烦。忍痛将邓拓手书的条幅烧了，这就成了问题。造反派说王国权心里有鬼，逼他交代与“三家村”的黑关系。后来又出了“杨余傅”事件，杨成武成了批判对象。抗日战争时期，杨成武是晋察冀军区一分区司令员，是王国权的老战友。于是，造反派又逼着王国权交代与“杨余傅”的黑关系。开始时，每天批斗，天天搞几个小时的“喷气式”，让常玉林陪斗。日子久了，批斗高温渐渐冷却下来。批斗次数少了，批斗时间也短了，但要天天写交代材料，打扫厕所、院子，自我反省。王国权夫妇每天从家到外交部，再从外交部到家，两点一线。单调重复。
　　有一天，造反派对王国权的批斗突然莫名其妙地升级了。原来王国权在打扫厕所时，遇到焦若愚，两人谈起在晋察冀根据地与杨成武一起工作的情景。被人偷听了，认为他们是“串供”。王国权一直在想，在驻外使馆与同事们一起工作时，相处得很融洽，对大家以诚相待，大家有什么问题，也愿意找他谈，绝没有什么背后整人、汇报黑材料之类的事。一切堂堂正正，怎么会结仇呢?现在有些人摇身一变成了造反派，六亲不认。无中生有，胡乱上纲，是何道理?!但转念又一想，这些人可能是受极左思潮的影响。身不由己。
　　王国权夫妇平实稳重，性格内向，是一对文质彬彬的外交官。但“文革”来了，一切都被扭曲了。他们每天除挨批斗外，还要带上“红宝书”，早请示，晚汇报，跟人家亦步亦趋地跳忠字舞。但两人心地坦然，想想“文革”中那些老同志，平白无故地被诬为“叛徒”、“特务”、“大党阀”、“大军阀”，被关进监狱，自己受这点冤和苦算得了什么!
　　
　　“一批二保”的争论升级
　　
　　1967年4月初，戚本禹的一篇题为《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文章，将邪火引进了外交部。北航“红旗”和矿院“东方红”造反派同时提出“炮轰外交部，火烧陈老总”的口号，外交部的造反派立即呼应。陆续贴出了质疑对陈毅“一批二保”的大字报。
　　本来，“一批二保”是毛泽东针对陈毅提出的。正像古话说的那样：“蛲蛲者易缺，瞰嗷者易污。阳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谁都免不了犯错误，包括一位指挥过千军万马的元帅，一个大节上响当当的外交部长。但是。野心家们揪住不放。当时被野心家控制的《人民日报》于4月8日发表社论《高举无产阶级革命的批判旗帜》，将黑手伸进了外交部。
　　外交部的造反派闻风而动。于4月11日在外交部召开了“炮打陈毅”的大会，终于真相大白了。原来外交部的造反派在别有用心的人的指使下。意在打倒陈毅。到了5月份，北京外国语学院两派轮流冲击外交部。更有甚者，“六一六”独立营贴出了恶意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戳穿一个大阴谋》。随后，北京外国语学院的一个造反派“何时揪”马上为这张大字报张目。归国留学生“遵义兵团”里的“世界红卫兵”更是变本加厉地贴出了《十问周总理》的大字报。
　　一时间，阴风四起，甚嚣尘上。原来他们批陈毅是假，打倒周恩来才是真。后来被毛泽东发现。他们才暂时缩了手。
　　7月，“揪陈毅大军”在外交部门口安营扎寨长达22天，“六一六”独立营冲击外交部党委大楼，疯狂殴打阻止他们的人和过路的群众。8月6日，原拟在人民大会堂小会议厅开批陈小会，但由于造反派的阻挠、破坏，不但会没开成，还造成有人受重伤。 　　8月7日下午1点，周恩来准时来到外交部，出席批陈小会，但由于少数造反派坚持要在会场挂出“打倒陈毅”的大标语，周恩来拒绝进入会场。烈日下，周恩来在院子里足足站了40分钟。会议开始后，一些解放军战士保护陈毅从后门进入会场。会议快结束时，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冲上台揪陈毅，陈毅被解放军保护着从暗门退出，他们的阴谋才未得逞。这次批陈小会，王国权就坐在主会场。造反派上演的闹剧被王国权看在眼里，他为周恩来担心，更为陈毅担心，不知道这种颠倒黑白的日子还要持续多久。
　　8月7日，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接见外交部造反派及其黑后台姚登山时，发出了外交部全面夺权的号令。将一些革命群众组织称为“保皇派”、“御林军”、“保守组织”，对它们进行彻底查封。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围攻这些组织，并派人四处追查这些群众组织的负责人。
　　8月中下旬，北京外国语学院造反派进驻外交部，封了部党委的门，把部党委成员全部软禁，以至周恩来找罗贵波出席某国驻华大使馆举行的活动时，竟然找不到人。外交学院的造反派也进驻外交部，意在与北京外国语学院造反派平分秋色。接着砸烂了外交部政治部，夺了政治部的大权。外交部造反派和驻外使馆的“XX兵团”联合向中国驻外使馆发电报，提出：“打倒陈(毅)姬(鹏飞)乔(冠华)!”幸亏被有关单位扣下未发，才未造成严重涉外事件。
　　至此，外交部大权旁落，局势无法控制。震惊世界的“三砸一烧”事件(砸印度、缅甸和印尼驻华使馆，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便由此发生。周恩来得悉后，非常生气。下令立即派军队赶走北京外国语学院和外交学院造反派进驻外交部的代表。并指出，外交部是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的涉外机构，授权有限；政治部也是毛主席提出并在各部委设立的。夺外交大权，就是夺中央的权。砸政治部也是政治错误。
　　在8月下旬外事口两派批陈大会的安排与磋商中。一派依仗有中央文革小组做后台，百般刁难，一定要揪陈毅。周恩来气愤极了，怒斥他们：“我就躺在大会堂门口，你们要揪陈毅就从我身上踏过去!”
　　“91人大字报”事件
　　1967年9月1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毛泽东讲话：外交大权不容旁落，外交部要批判极左思潮。随后。王力、关锋、戚本禹相继被收审。
　　外交部严峻的形势有了缓和后，26位大使联名上书周恩来。批判外交部的极左思潮。耿飚、黄镇还贴出了大字报。点名批评极少数当权派充当造反派的黑高参，反对周恩来，欲置陈毅于死地的卑鄙行径。
　　与此同时。报房胡同的外交部大使住宅楼内，不少大使正酝酿让陈毅出来主持外交工作。他们认为，这样一来。一方面可以减轻周恩来的压力，另一方面可以挽回中国对外的不良影响。大家聚集到一位大使家里进行研究，大字报由陈楚执笔。第二天晚上，王国权夫妇去签名。当时，有的大使对王国权说。为避免麻烦，你们同意就行，不必签名了，但王国权夫妇还是坚持签了名。签名者总共有91位。这就是后来轰动外事口、惊动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91人大字报”事件。
　　当时。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正在到处抓“邪火”。于是把早已批判过的“二月逆流”又拉了回来，声称“91人大字报”事件就是“二月逆流”的翻版，是老保翻天。秋后算账。于是，外交部的极左思潮又被煽动起来。驻外使馆的造反派又开始大批特批王国权夫妇是“右倾翻案”，还说这是陈毅在外交部搞宗派活动。中央文革小组还对在大字报上签名的91人进行了逐个审查。
　　周恩来当时曾批评说，这张大字报“帮了倒忙”。结果陈毅同志的检查又推迟了，这样很不利。周恩来还说，对那个口号(指“打倒陈毅”)要一分为二，少数人是别有用心的，但对多数同志提这个口号只能进行解释工作。后来，周恩来又做了大量工作，才将外交部重新泛滥起来的极左思潮批了下去。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有些人骨子里就是要打倒陈毅等老同志，切断周恩来的左膀右臂，使他无法工作，以便达到他们篡党夺权的目的，他们怎么会让陈毅出来抓工作呢!“91人大字报”事件只不过是他们的借口罢了。王国权心里明白，自己是过于天真、善良了。同时也觉得，这样做确实干扰了周恩来的部署。推迟了陈毅出来主持工作的时间。每每思及此，就觉得对不起周恩来。心情很沉重。
　　1969年，王国权先后被下放到外交部黑龙江五常“五七”干校和湖南虎踞山“五七”干校。1970年至1973年，担任中国对外友协会长。在对外友协陪毛泽东接见外宾时，毛泽东对王国权说，你们91人写的大字报是好的嘛!至此，王国权才深深地舒了一口气。1978年，王国权调民政部任副部长，后又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1988年离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