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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李大钊的《史学要论》和钱穆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均为史学研究的专论，至今仍具有指引历史研究门径、启迪后学的价值。作为中国近现代著名的史学大家，他们的史论有很多共通之处，然治史之心得却各有侧重。梁启超认为治史“贵专精不贵杂博”；李大钊则认为“学问虽贵乎专，却尤贵乎通”；而钱穆则认为“治史所以明变”。“专精”、“贵通”、“明变”是他们分别总结的治史经验，对当今史学工作者如何提高史识修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