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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声、海浪、人语、车流……这些我们每个人习以为常、视为理所应当的声音，如果瞬间消失了，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慌乱和恐惧？
海伦•凯勒说“假如给我三天光明”，对于那些处在无声世界的人来讲，假如能够为他们打开有声世界的奇幻之门，将带来怎样的人生希冀？
医者精诚，医者仁心，王秋菊教授以自己的柔弱双肩于无声处破译耳聋密码，开启耳内科学的荦荦大端，并全身心地投入到聋病防控的体系中去。
寻源——耳聋界的“达芬奇密码”
“王妈妈，王妈妈，我能听到水滴声了！我能听到电话声了！”2007年初春，解放军总医院耳鼻喉科病房，一个满脸稚气的小男孩扬着小脸满怀欣喜地对一名女医生“表功”。
小男孩名叫匡晓鹏，是他所在的家族中出现的第九个聋病患者。而被匡晓鹏称作“王妈妈”的女医生就是解放军总医院耳内科及临床听力医学中心主任王秋菊。
在遇到王秋菊之前，耳聋像一个魔咒一样困扰着匡晓鹏和这个家族的男人。从清末伊始，这个位于江西省莲花县的家庭仿佛被人施了咒语一般，男人几乎一半是聋哑。他们祈祷过神明，冀望过风水，但是并没有就此摆脱不幸。1999年，匡晓鹏出生，整个家族对于这个男婴充满关注与希冀，然而命运又一次捉弄了他们。匡晓鹏一岁时还不会喊“爸爸”“妈妈”，母亲李淑华带他去做听力检测，结果是—先天性耳聋。
几乎与匡晓鹏出生同时，另一机缘也在酝酿之中。1999年，正在解放军总医院聋病研究所跟随导师杨伟炎教授攻读博士学位的王秋菊，开始了在中国本土寻找典型遗传性耳聋家系的拓荒性工作。所谓遗传性耳聋家系，是指在一个家族中出现了多代多位耳聋患者的亲缘家族。从那时起，王秋菊辗转奔波于全国各地，收集整理研究具有典型意义的聋病家族信息。
2003年，王秋菊的导师、解放军总医院耳鼻喉科杨伟炎主任做了一期关于耳聋的电视节目，恰好被李淑华看到，她抱着一线希望写了一封求救信，这封信被转到了王秋菊博士手里，于是两个时间节点在此融合。
当时正值“非典”肆虐，但王秋菊没有迟疑，带领课题组成员刻不容缓地赶赴江西。
在王秋菊画出的百年家谱中，这个家族五代直系血亲40多人，耳聋的男性竟有9个！更为奇特的是：家族中的女性均不发病，发病的均是直系女性的男性后代，隔代遗传特征明显。调查小组给家族里的所有成员抽取了血样带回北京。
在国家人类基因组北方研究中心，王秋菊和同事采用排除法，从与耳聋有关的200多个基因中，终于找到了这一家系中由女性携带的X染色体隐性遗传的致聋基因，破解了致病难题。
事情在追求尽善尽美的王秋菊看来并未到此结束。2007年元月，她与韩东一教授一起通过中国听力医学发展基金会陶斯亮理事长的帮助，为匡晓鹏争取到了一个免费耳蜗植入的机会，并为此亲赴江西，将匡晓鹏接回北京。2007年1月31日，在解放军总医院耳鼻喉科的手术室里，韩东一教授亲自为匡晓鹏的右耳植入了人工耳蜗，于是出现了文章开头的一幕。
而更为可喜的是，由于找到了致病基因，匡晓鹏家族将不再出现聋哑情况—匡晓鹏的表姐就是一个致病基因携带者，在证实这一结果之后，王秋菊将她带回北京，让她陪在自己身边做研究工作。功夫不负有心人，2010年9月，匡晓鹏的表姐成功产下一个男婴，经检查，一切指标正常，困扰匡晓鹏这个家族100多年的“魔咒”终于在王秋菊的努力下宣告失灵。
中国Y连锁遗传性耳聋家系
王秋菊说：“我们通过找到家族耳聋的致病基因，从而阻止耳聋继续代代相传，这是目前现实可行、简单有效的预防方法，尤其对耳聋家族的后代来说，更是事半功倍的健康福音。”
她以一己之力兢兢业业地前行，寻找着破解耳聋界“达芬奇密码”的钥匙。
2000年以后的几年中，她和解放军总医院耳鼻咽喉研究所的专家们陆续收集到逾千个具有中国特色的遗传性耳聋大家系，每个家系都有各自不同的遗传规律，不同的遗传规律背后隐藏着不同的致病基因，不同的致病基因演绎着不同的悲情故事。在这些故事中，“Y连锁遗传”的发现可以说在聋病研究史上光芒璀璨。
同年，王秋菊偶然从江西医学院医务处的一个朋友口中听说：在他们学校旁边有一个修鞋匠，整个一家都是聋子！凭着这个消息，王秋菊与课题组成员经过不懈努力，如同福尔摩斯破案般竟然挖掘到了一个罕见的千年聋病家族。
这一大家族的发现看似偶然，然而，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董事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杨焕明对此评价说：“科学研究的过程中总是伴随着偶然与必然。偶然，可以说是他们运气好，碰上了这么好的材料。但从2000年到现在，他们已经找了上千个遗传性耳聋的家系，找到合适的研究材料也可以说是必然。”
传说这个龚姓家族起源于福建，仅从在江西定居的年代计算，至今也超过了1000年！通过进一步调查，王秋菊发现在这个家族里，30多个直系的男性亲属全部患有迟发性耳聋，多在十几岁后逐渐丧失听力。经过周密查访，王秋菊绘制出一张家族图谱—这张标示着一个古老家族聋病延续特征的“建筑图”，成了王秋菊事业转折的真实见证，至今仍保留在她办公室的抽屉里。
王秋菊教授对该家系的耳聋从临床表现和遗传方式上进行了深入分析，发现家族性耳聋均为后天起病，累及双侧，开始耳聋程度轻微，后逐渐加重；耳聋在家族的支系中以男传男的形式传递，目前已经传递七代，七代人中的男性无一幸免。
分析之后，王秋菊独树一帜，提出了“Y连锁遗传”的大胆假设，推论其为Y染色体连锁的遗传性耳聋，将其命名为DFNY1家系，即Y染色体上第一个耳聋基因座位的家系，并与中科院的沈岩院士、农业大学的李宁院士、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杨焕明院士等，进行了历时十余年的跟踪研究。也正是这样一个家谱资料完全、调查详细、由两支大家系构成的遗传性耳聋的跟踪研究，为人类进化速率学说的提出奠定了基础。
王秋菊说，自己本是耳鼻喉科专业的学生，能够在基因学研究方面有所收获、有所突破，所仰仗的便是引她走入基因研究领域的沈岩老师。正是由于沈岩老师的引领和指导，才使她可以在自己认定的科研道路上孜孜前行。而沈老师的学行风范也让她深为感佩，每每提及，仍满怀敬畏之心。
勤奋和悟性，再加上遗传专业领域的名师提点，几年内，王秋菊赶到江西调查20多次，终于在2004年证实了“Y连锁遗传”的假设，撰写的论文发表在英国《医学遗传学》杂志上，同时她所命名的“Y染色体第一个耳聋基因位座—DMNYI”已经获得了国际认可，这是可以写进教科书的一种新发现。英国《医学遗传学》的编辑读到这篇论文后的第一句评价就是：“这篇文章是如此诱人！”被誉为欧洲的“Y染色体之父”的Chris-Tyler Smith教授在后来给王秋菊的信中如此评价她：“遗传学者几十年来一直试图识别人类Y连锁表型性状，可几乎所有的重大尝试都归于失败，而这篇文章是除了性别决定和基因座影响的男性生育力之外，唯一与Y染色体确切有关的表型报道，因此非常有意义……秋菊取得的结果远远超过我们的计划，这很令我惊讶，这也正显示了她在迟发性听力损失研究资源方面的积累。”
播爱——“新生儿听力基因联合筛查”，让爱惠及更多的人
基因与人体的生理状况关系密切，如果正常的基因发生了变化，则可能导致疾病的产生，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变化了的基因就是病因。“基因检测”就是从病人的组织或者血液中分离DNA样品，扫描与某一特定疾病相关的特定DNA突变位点。
“上医治未病”，王秋菊在探寻着导致耳聋的“达芬奇密码”的同时，也在思考如何让自己的发现更有价值，使更多的潜在病因可以消弥在预防阶段。
基于10余年耳聋遗传学研究的积淀，以及国际上30年来新生儿听力筛查的实践，2006年，王秋菊萌生了为新生儿做听力与基因联合筛查的巧妙想法 。
由于耳聋具有遗传性特征，聋人之间的婚配要有遗传咨询师的指导，以避免再次生育一个聋儿，同时，近亲结婚也应避免。而“新生儿听力与基因的联合筛查”则是把婚前的针对聋病基因的筛查提前到了每一个人的新生儿时期。
听力筛查与基因筛查相结合，在聋病防控领域是一个大胆的巧妙的设想，这一创造性的设想无疑将推动聋病防控领域的一大变革。
王秋菊说，为预防遗传性耳聋，目前我们倡导对于每一个新生儿在进行听力筛查的同时进行基因筛查，以便每一个新生儿在其成长的过程中，父母清楚其内在的优势和劣势，能够做到科学地应对由于自身基因缺陷而面临的潜在听力危机，通过有效地避免不良因素的干扰，保证孩子在一个健康的听力状况下成长。新生儿听力筛查的目标希望做到聋而不哑，而融入聋病易感基因筛查则可以做到在全社会范围内有效减少聋儿的出生。此外，新生儿听力基因筛查还可以及早发现药物性耳聋敏感个体，这是终生预防耳聋的有效手段之一。
为建立我国聋病防御体系进行积极的开创性探索，为减少我国新生聋儿的数量，为实现聋而不哑的目标，为使更多的孩子回到有声世界，王秋菊和她的同伴们一起不辞辛劳地奉献耕耘。
2007年春，在王秋菊的倡导策划和中国听力医学发展基金会以及北京华夏慈善基金会的支持下，“华夏万名新生儿听力拯救项目”在京启动，正式开始实施新生儿听力与基因的联合筛查。该项目对提高中国人口素质和新生聋儿的早期干预、有效阻断聋病的传递意义深远。
项目实施至今，已为全国10个省市的14343名新生儿进行了联合筛查，共筛查出聋病易感基因携带者366人，通过有效的临床干预和遗传咨询，防止了366个家庭聋哑悲剧的发生，预测可避免直接经济损失1.83亿元。该项目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和社会效益。然而，目前我国防聋控聋工作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是偏远地区和农村地区的新生儿听力状况。
王秋菊介绍，我国有9亿农村人口，这是一个巨大的听力保健弱势群体，既缺乏基本的听力保健意识，又缺少专业的听力保健人员队伍；既缺乏必要的仪器设备，也缺少足够的基金投入，对防聋控聋工作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为了担负贫困地区聋儿的拯救工作，实现全民族聋哑人群数量的减少和防治，在“华夏万名新生儿听力拯救项目”取得成功之际，中国听力医学发展基金会理事长、市长协会女市长分会会长陶斯亮女士发现这是一个功在千秋、惠及后人的金牌项目，于是决定联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中国市长协会女市长分会启动救助贫困聋儿的大型公益活动“爱尔启聪中国行”，免费为新生儿进行听力及基因联合筛查，旨在推动我国聋病防控工作的“战略前移、重心下移”。
2009年6月13日，“爱尔启聪中国行”在甘肃省兰州市率先启动。与会院士、专家对活动作出了充分的肯定，并表示将积极支持新生儿听力及基因联合筛查项目的实施。启动仪式上甘肃省卫生厅还同时宣布“甘肃省新生儿听力筛查”项目正式启动，向甘肃省地区100个医疗单位免费发放新生儿听力筛查仪，标志着西北地区大省甘肃省新生儿听力筛查的全面展开。
“新生儿听力及基因联合筛查”是目前预防新生儿耳聋发生有效的新技术及新策略，将在5年（2009～2013）的时间内，动员慈善机构、医疗机构、企业和政府等多方面力量，分阶段地在全国贫困地区200多个乡镇约100万名新生儿普及“新生儿实施听力及聋病易感基因联合筛查”；对社会进行广泛的宣传和教育，使“新生儿实施听力及聋病易感基因联合筛查”的概念和意义为大众所了解和接受，推动筛查工作在全国普及。
该项目由以王秋菊领衔的解放军总医院专家团队进行技术实施，在国内外首创了“新生儿听力及基因联合筛查”的整体实施流程并形成技术规范系统，通过在新生儿听力筛查中加入易感基因筛查的技术策略，为当前新生儿听力筛查无法检出的药物性耳聋和迟发型耳聋这一重大瓶颈提供了新思路，使新生儿听力缺陷的发现率提高了20倍以上，真正实现“第一时间筛查出听力异常新生儿、第一时间发现患儿病因、第一时间发现迟发型听力损失高危儿”。
目前在我国已经在部分省市开展了新生儿聋病易感基因筛查工作。虽然如此，王秋菊说，这离他们的目标还相去甚远，如果全国所有的新生儿都进行听力基因筛查，那么10至20年后，我国聋病发病率将会大大降低。
深耕——耳内科学开疆阔土
《列子•仲尼》中最早记载了耳聋的表征——“耳将聋者，先闻蚋飞”，并将耳聋和耳鸣联系在一起；我国汉朝时期出现的《华佗神方》，已经开出了“治肾虚耳聋、治风聋、治病后耳聋”等多个聋病的药方。因此，耳鼻咽喉科学的雏形，或者说其发展的最初阶段，有可能始于对耳聋的内科药学诊治。在漫长的医学史话中，耳内科学所涉及的内容似乎一直存在，但始终没有得到其应有的专科地位。国内外的学者也在孜孜不倦地试图发展耳内科学，使其在耳鼻咽喉头颈科学中拥有其明确的学科地位，由此为耳鼻咽喉头颈科学的发展开疆阔土。
王秋菊认为，耳内科学是涵盖内耳以及与之相关的听觉中枢神经系统的病变和异常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专业医学领域，由从事耳科非手术治疗、听觉康复与聋病预防的临床及基础科研专业人士组成的一个耳鼻咽喉头颈科学的新分支领域。
耳鼻咽喉科学经历了五官科、耳鼻咽喉科、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等名称的更迭过程，每一次名称转换意味着学科发展的深入与细化，意味着亚专科的发展与完善。细化分支学科将随着医学的发展与市场的需求越来越明晰，耳内科学是耳鼻咽喉科学发展进步的必然产物。
2006年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我国有听力残疾患者达2780万人。其中单纯听力残疾2004万，占残疾人总数（8296万）的24.2%；多重残疾中有听力残疾的人数为776万人，据此推算，约有739万人听力完全丧失。由于人口老龄化等原因，我国老年听力残疾人数明显上升，据不完全估计，约有20%～50%的人在进入老年后出现听力明显下降。以WHO方案进行的听力减退流行病学调研中抽取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资料分析：听力减退患病率为58.1％，听力残疾患病率为25％。
除耳聋之外，耳鸣、眩晕和偏头痛也是人群中一种常见的耳部疾患。关于听力减退、耳鸣和眩晕的流行病学研究显示，耳内科医师面对着庞大的患者群。
但是对比耳内科学的人才储备就会发现，特别是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大国，这是一个亟待高度重视和发展的学科。
因此，2008年6月，在王秋菊的主持下，解放军总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医院正式成立了耳内科病房并设有专门梯队和人员，建立了一种适应于我国国情的耳内科发展模式。此后，国内一些大型综合医院的耳鼻喉科也开始有专门从事耳内科工作的人员，但目前尚未建立系统的亚学科。
因此，如何在中国发展耳内科学，如何建立一种适合于中国国情并与国际接轨的耳内科学发展模式和实施体制，是王秋菊最近两年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她将其看成自己的使命来践行。
在她看来，这是一项艰巨的系统工程，面临诸多的机遇与挑战：
首先，目前耳内科学在国际上各国的发展仍然存在不平衡性，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值得较早介入并由此体现我国学者的贡献。这也是保持思想先进性和技术领先性的极好机遇。
其次，我国人口基数大、患病人数众多、专科医师匮乏的现状使得耳内科学的发展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和市场需求。
第三，耳鼻咽喉头颈科学的亚专业分科为耳内科学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
纵然有上述充满诱惑的机遇，但是挑战亦不容忽视。据2007年底统计，全国有2.3万名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医生，服务于13亿～14亿全国人口，这意味着每5.6万人中有1名耳鼻咽喉科医生，而全国可以称之为耳科学及听力医学专家的专科医生最大估算不会超过1000人，也就是说每130万人中可能只有1名耳科学专家或听力医学专家。
除了需求量的庞大之外，专业素质的高标准也不容忽视，目前还没有专门的职业岗位和准入制度来定义耳内科医生。而在王秋菊看来，一名耳内科医生需要具备良好的全科医学、神经病学、耳科学、神经科学、药学、工程学和听力学知识；需要进行系统的专科医师培训和继续教育；需要有扎实的基础研究的训练经历等。
王秋菊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说明要成长为一名专业的耳内科医生是如何的不易。她经历了10年的耳鼻咽喉外科医生的训练，又经历了10年的聋病机制基础研究的积累，这才转型开始成立耳内科专科病房并开始专职做耳内科医生。
一门新的学科的建立和成型需要解决一系列难题，包括学科理论的不断夯实，各项体制的完善，专业人员的认证与考核，同行的认同和支持等等。这些严峻的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解决的，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但是王秋菊并未就此畏难，她甘于做第一个吃螃蟹者，并且呼吁有志于毕生从事聋病诊治与防控的同行们，投身到发展耳内科学事业当中，从点滴做起，成为专注于此学科的专业人才，为发展耳内科学作出贡献。
2010年9月，在波兰第15届国际耳内大会上，王秋菊教授代表中国学者成功申办到了第17届国际耳内科学大会在中国北京举办的机会。她相信，在中国发展耳内科学，道路虽然曲折，但前途一片光明！
争先——学术前沿当仁不让
“天道酬勤”，这是王秋菊喜欢的箴言，这四个字以徐碧的书法出现在她办公室的墙上，也以行为准则的形式出现在她的人生之路上。
2010年11月1日，王秋菊获得第十三届中国科协“求是杰出青年实用工程奖”，她也是本届求是奖15名获奖者中唯一的女性。而在此前，她的“聋病发生的分子机制与防控预警的系统研究”于2008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排名第三）；2007年，“聋病遗传资源的收集保存及聋病分子遗传机制的基础研究与临床应用”获中华医学科技二等奖（排名第二）；2009年，被授予中华医学会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分会首届“杰出青年”称号。这些成就当然与她在科研上勇于争先，在工作中勤勉负责存在必然因果关系。
王秋菊喜欢泰山上的一副对联“海到尽头天为岸，山登绝顶我为峰”。
回看她的求学和从医之路，这个人们眼中的弱女子以一种不让须眉的气度出现在了她的人生和学术舞台之上。
2002年，王秋菊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博士毕业论文，其中“Y连锁遗传假说”的证实构成了她的论文的重要部分。她在论文中作出的另一个贡献是：在国内首先建立了系统的聋病遗传资源收集网络并保存了我国宝贵的聋病遗传资源。
2004年，王秋菊的博士论文被评选为“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那一年，临床医学只有3篇榜上有名，这个成绩也实现了解放军总医院以及耳鼻咽喉科学学界多年来“零”的突破。
在遗传性耳聋的研究历程中，王秋菊与她的遗传学启蒙导师沈岩院士、李宁院士，耳鼻咽喉科学专业导师杨伟炎教授等一起，在我国遗传性耳聋的资源收集保存中进行了大量的工作，挖掘出很多具有中国特色和重要研究价值的多世代耳聋大家系，其中包括Y连锁的大家系，两个X连锁的家系和十几个常染色体显性遗传性耳聋家系以及数以百计的隐性遗传性耳聋家系。
她的工作得到国家自然基金重点项目、国家“863”项目、北京市自然基金重大项目、军队杰出人才项目等十几个基金课题的支持。来自法国的Christine Petit院士以及来自美国的管敏鑫、饶绍奇、包建新、王小勤、曾凡钢、郑庆印等教授先后与王秋菊课题组建立了国际合作项目，将研究推向了国际前沿。Christine Petit院士对于她的这位合作者评价极高，认为她是“极富天分的年轻科学家，在国际竞争力上作为一名耳临床医生在聋病遗传学研究方面具有极大潜力”。
2006年2月，王秋菊教授又获得了国家自然基金委员会和英国皇家协会的资助，而这个资助全国每年只有10位学者可有幸获得。王秋菊以项目负责人的身份应邀赴英国与国际知名的桑格研究所进行合作，其合作伙伴是前文提到的Chris-Tyler Smith教授。
王秋菊说，优秀的画家在初学画时都需要临摹，这是积攒内功。对于耳内科学，我国有庞大的需求人群，这是资源的力量，所以基于这一资源的研究是独特的。要做到自主创新同时还要有勤勉认真的精神与不畏艰难的勇气。“蓄积了这样的力量的时候，你的同行才会看重你、尊敬你。”“我是从解放军总医院土生土长的年轻学者，我为自己能够以合作者和项目负责人的身份出国进行学术合作研究感到荣幸和自豪。”
或许正如她在获得“求是”奖的获奖感言中所说，“天道虽酬勤，巷深人未知，藉谢春风送，登高传远声”，青年学者的成才最为需要的是平台、伯乐及成才的环境，因此，要常怀感恩之心，常念报国之志，才能不负重望，有所创新与贡献。王秋菊也将在她所热爱的解放军总医院的平台上登高望远，慧启天籁，竭尽毕生之力献身于聋病防控事业。
海伦•凯勒说“假如给我三天光明”，对于那些处在无声世界的人来讲，假如能够为他们打开有声世界的奇幻之门，将带来怎样的人生希冀？
医者精诚，医者仁心，王秋菊教授以自己的柔弱双肩于无声处破译耳聋密码，开启耳内科学的荦荦大端，并全身心地投入到聋病防控的体系中去。
寻源——耳聋界的“达芬奇密码”
“王妈妈，王妈妈，我能听到水滴声了！我能听到电话声了！”2007年初春，解放军总医院耳鼻喉科病房，一个满脸稚气的小男孩扬着小脸满怀欣喜地对一名女医生“表功”。
小男孩名叫匡晓鹏，是他所在的家族中出现的第九个聋病患者。而被匡晓鹏称作“王妈妈”的女医生就是解放军总医院耳内科及临床听力医学中心主任王秋菊。
在遇到王秋菊之前，耳聋像一个魔咒一样困扰着匡晓鹏和这个家族的男人。从清末伊始，这个位于江西省莲花县的家庭仿佛被人施了咒语一般，男人几乎一半是聋哑。他们祈祷过神明，冀望过风水，但是并没有就此摆脱不幸。1999年，匡晓鹏出生，整个家族对于这个男婴充满关注与希冀，然而命运又一次捉弄了他们。匡晓鹏一岁时还不会喊“爸爸”“妈妈”，母亲李淑华带他去做听力检测，结果是—先天性耳聋。
几乎与匡晓鹏出生同时，另一机缘也在酝酿之中。1999年，正在解放军总医院聋病研究所跟随导师杨伟炎教授攻读博士学位的王秋菊，开始了在中国本土寻找典型遗传性耳聋家系的拓荒性工作。所谓遗传性耳聋家系，是指在一个家族中出现了多代多位耳聋患者的亲缘家族。从那时起，王秋菊辗转奔波于全国各地，收集整理研究具有典型意义的聋病家族信息。
2003年，王秋菊的导师、解放军总医院耳鼻喉科杨伟炎主任做了一期关于耳聋的电视节目，恰好被李淑华看到，她抱着一线希望写了一封求救信，这封信被转到了王秋菊博士手里，于是两个时间节点在此融合。
当时正值“非典”肆虐，但王秋菊没有迟疑，带领课题组成员刻不容缓地赶赴江西。
在王秋菊画出的百年家谱中，这个家族五代直系血亲40多人，耳聋的男性竟有9个！更为奇特的是：家族中的女性均不发病，发病的均是直系女性的男性后代，隔代遗传特征明显。调查小组给家族里的所有成员抽取了血样带回北京。
在国家人类基因组北方研究中心，王秋菊和同事采用排除法，从与耳聋有关的200多个基因中，终于找到了这一家系中由女性携带的X染色体隐性遗传的致聋基因，破解了致病难题。
事情在追求尽善尽美的王秋菊看来并未到此结束。2007年元月，她与韩东一教授一起通过中国听力医学发展基金会陶斯亮理事长的帮助，为匡晓鹏争取到了一个免费耳蜗植入的机会，并为此亲赴江西，将匡晓鹏接回北京。2007年1月31日，在解放军总医院耳鼻喉科的手术室里，韩东一教授亲自为匡晓鹏的右耳植入了人工耳蜗，于是出现了文章开头的一幕。
而更为可喜的是，由于找到了致病基因，匡晓鹏家族将不再出现聋哑情况—匡晓鹏的表姐就是一个致病基因携带者，在证实这一结果之后，王秋菊将她带回北京，让她陪在自己身边做研究工作。功夫不负有心人，2010年9月，匡晓鹏的表姐成功产下一个男婴，经检查，一切指标正常，困扰匡晓鹏这个家族100多年的“魔咒”终于在王秋菊的努力下宣告失灵。
中国Y连锁遗传性耳聋家系
王秋菊说：“我们通过找到家族耳聋的致病基因，从而阻止耳聋继续代代相传，这是目前现实可行、简单有效的预防方法，尤其对耳聋家族的后代来说，更是事半功倍的健康福音。”
她以一己之力兢兢业业地前行，寻找着破解耳聋界“达芬奇密码”的钥匙。
2000年以后的几年中，她和解放军总医院耳鼻咽喉研究所的专家们陆续收集到逾千个具有中国特色的遗传性耳聋大家系，每个家系都有各自不同的遗传规律，不同的遗传规律背后隐藏着不同的致病基因，不同的致病基因演绎着不同的悲情故事。在这些故事中，“Y连锁遗传”的发现可以说在聋病研究史上光芒璀璨。
同年，王秋菊偶然从江西医学院医务处的一个朋友口中听说：在他们学校旁边有一个修鞋匠，整个一家都是聋子！凭着这个消息，王秋菊与课题组成员经过不懈努力，如同福尔摩斯破案般竟然挖掘到了一个罕见的千年聋病家族。
这一大家族的发现看似偶然，然而，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董事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杨焕明对此评价说：“科学研究的过程中总是伴随着偶然与必然。偶然，可以说是他们运气好，碰上了这么好的材料。但从2000年到现在，他们已经找了上千个遗传性耳聋的家系，找到合适的研究材料也可以说是必然。”
传说这个龚姓家族起源于福建，仅从在江西定居的年代计算，至今也超过了1000年！通过进一步调查，王秋菊发现在这个家族里，30多个直系的男性亲属全部患有迟发性耳聋，多在十几岁后逐渐丧失听力。经过周密查访，王秋菊绘制出一张家族图谱—这张标示着一个古老家族聋病延续特征的“建筑图”，成了王秋菊事业转折的真实见证，至今仍保留在她办公室的抽屉里。
王秋菊教授对该家系的耳聋从临床表现和遗传方式上进行了深入分析，发现家族性耳聋均为后天起病，累及双侧，开始耳聋程度轻微，后逐渐加重；耳聋在家族的支系中以男传男的形式传递，目前已经传递七代，七代人中的男性无一幸免。
分析之后，王秋菊独树一帜，提出了“Y连锁遗传”的大胆假设，推论其为Y染色体连锁的遗传性耳聋，将其命名为DFNY1家系，即Y染色体上第一个耳聋基因座位的家系，并与中科院的沈岩院士、农业大学的李宁院士、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杨焕明院士等，进行了历时十余年的跟踪研究。也正是这样一个家谱资料完全、调查详细、由两支大家系构成的遗传性耳聋的跟踪研究，为人类进化速率学说的提出奠定了基础。
王秋菊说，自己本是耳鼻喉科专业的学生，能够在基因学研究方面有所收获、有所突破，所仰仗的便是引她走入基因研究领域的沈岩老师。正是由于沈岩老师的引领和指导，才使她可以在自己认定的科研道路上孜孜前行。而沈老师的学行风范也让她深为感佩，每每提及，仍满怀敬畏之心。
勤奋和悟性，再加上遗传专业领域的名师提点，几年内，王秋菊赶到江西调查20多次，终于在2004年证实了“Y连锁遗传”的假设，撰写的论文发表在英国《医学遗传学》杂志上，同时她所命名的“Y染色体第一个耳聋基因位座—DMNYI”已经获得了国际认可，这是可以写进教科书的一种新发现。英国《医学遗传学》的编辑读到这篇论文后的第一句评价就是：“这篇文章是如此诱人！”被誉为欧洲的“Y染色体之父”的Chris-Tyler Smith教授在后来给王秋菊的信中如此评价她：“遗传学者几十年来一直试图识别人类Y连锁表型性状，可几乎所有的重大尝试都归于失败，而这篇文章是除了性别决定和基因座影响的男性生育力之外，唯一与Y染色体确切有关的表型报道，因此非常有意义……秋菊取得的结果远远超过我们的计划，这很令我惊讶，这也正显示了她在迟发性听力损失研究资源方面的积累。”
播爱——“新生儿听力基因联合筛查”，让爱惠及更多的人
基因与人体的生理状况关系密切，如果正常的基因发生了变化，则可能导致疾病的产生，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变化了的基因就是病因。“基因检测”就是从病人的组织或者血液中分离DNA样品，扫描与某一特定疾病相关的特定DNA突变位点。
“上医治未病”，王秋菊在探寻着导致耳聋的“达芬奇密码”的同时，也在思考如何让自己的发现更有价值，使更多的潜在病因可以消弥在预防阶段。
基于10余年耳聋遗传学研究的积淀，以及国际上30年来新生儿听力筛查的实践，2006年，王秋菊萌生了为新生儿做听力与基因联合筛查的巧妙想法 。
由于耳聋具有遗传性特征，聋人之间的婚配要有遗传咨询师的指导，以避免再次生育一个聋儿，同时，近亲结婚也应避免。而“新生儿听力与基因的联合筛查”则是把婚前的针对聋病基因的筛查提前到了每一个人的新生儿时期。
听力筛查与基因筛查相结合，在聋病防控领域是一个大胆的巧妙的设想，这一创造性的设想无疑将推动聋病防控领域的一大变革。
王秋菊说，为预防遗传性耳聋，目前我们倡导对于每一个新生儿在进行听力筛查的同时进行基因筛查，以便每一个新生儿在其成长的过程中，父母清楚其内在的优势和劣势，能够做到科学地应对由于自身基因缺陷而面临的潜在听力危机，通过有效地避免不良因素的干扰，保证孩子在一个健康的听力状况下成长。新生儿听力筛查的目标希望做到聋而不哑，而融入聋病易感基因筛查则可以做到在全社会范围内有效减少聋儿的出生。此外，新生儿听力基因筛查还可以及早发现药物性耳聋敏感个体，这是终生预防耳聋的有效手段之一。
为建立我国聋病防御体系进行积极的开创性探索，为减少我国新生聋儿的数量，为实现聋而不哑的目标，为使更多的孩子回到有声世界，王秋菊和她的同伴们一起不辞辛劳地奉献耕耘。
2007年春，在王秋菊的倡导策划和中国听力医学发展基金会以及北京华夏慈善基金会的支持下，“华夏万名新生儿听力拯救项目”在京启动，正式开始实施新生儿听力与基因的联合筛查。该项目对提高中国人口素质和新生聋儿的早期干预、有效阻断聋病的传递意义深远。
项目实施至今，已为全国10个省市的14343名新生儿进行了联合筛查，共筛查出聋病易感基因携带者366人，通过有效的临床干预和遗传咨询，防止了366个家庭聋哑悲剧的发生，预测可避免直接经济损失1.83亿元。该项目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和社会效益。然而，目前我国防聋控聋工作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是偏远地区和农村地区的新生儿听力状况。
王秋菊介绍，我国有9亿农村人口，这是一个巨大的听力保健弱势群体，既缺乏基本的听力保健意识，又缺少专业的听力保健人员队伍；既缺乏必要的仪器设备，也缺少足够的基金投入，对防聋控聋工作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为了担负贫困地区聋儿的拯救工作，实现全民族聋哑人群数量的减少和防治，在“华夏万名新生儿听力拯救项目”取得成功之际，中国听力医学发展基金会理事长、市长协会女市长分会会长陶斯亮女士发现这是一个功在千秋、惠及后人的金牌项目，于是决定联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中国市长协会女市长分会启动救助贫困聋儿的大型公益活动“爱尔启聪中国行”，免费为新生儿进行听力及基因联合筛查，旨在推动我国聋病防控工作的“战略前移、重心下移”。
2009年6月13日，“爱尔启聪中国行”在甘肃省兰州市率先启动。与会院士、专家对活动作出了充分的肯定，并表示将积极支持新生儿听力及基因联合筛查项目的实施。启动仪式上甘肃省卫生厅还同时宣布“甘肃省新生儿听力筛查”项目正式启动，向甘肃省地区100个医疗单位免费发放新生儿听力筛查仪，标志着西北地区大省甘肃省新生儿听力筛查的全面展开。
“新生儿听力及基因联合筛查”是目前预防新生儿耳聋发生有效的新技术及新策略，将在5年（2009～2013）的时间内，动员慈善机构、医疗机构、企业和政府等多方面力量，分阶段地在全国贫困地区200多个乡镇约100万名新生儿普及“新生儿实施听力及聋病易感基因联合筛查”；对社会进行广泛的宣传和教育，使“新生儿实施听力及聋病易感基因联合筛查”的概念和意义为大众所了解和接受，推动筛查工作在全国普及。
该项目由以王秋菊领衔的解放军总医院专家团队进行技术实施，在国内外首创了“新生儿听力及基因联合筛查”的整体实施流程并形成技术规范系统，通过在新生儿听力筛查中加入易感基因筛查的技术策略，为当前新生儿听力筛查无法检出的药物性耳聋和迟发型耳聋这一重大瓶颈提供了新思路，使新生儿听力缺陷的发现率提高了20倍以上，真正实现“第一时间筛查出听力异常新生儿、第一时间发现患儿病因、第一时间发现迟发型听力损失高危儿”。
目前在我国已经在部分省市开展了新生儿聋病易感基因筛查工作。虽然如此，王秋菊说，这离他们的目标还相去甚远，如果全国所有的新生儿都进行听力基因筛查，那么10至20年后，我国聋病发病率将会大大降低。
深耕——耳内科学开疆阔土
《列子•仲尼》中最早记载了耳聋的表征——“耳将聋者，先闻蚋飞”，并将耳聋和耳鸣联系在一起；我国汉朝时期出现的《华佗神方》，已经开出了“治肾虚耳聋、治风聋、治病后耳聋”等多个聋病的药方。因此，耳鼻咽喉科学的雏形，或者说其发展的最初阶段，有可能始于对耳聋的内科药学诊治。在漫长的医学史话中，耳内科学所涉及的内容似乎一直存在，但始终没有得到其应有的专科地位。国内外的学者也在孜孜不倦地试图发展耳内科学，使其在耳鼻咽喉头颈科学中拥有其明确的学科地位，由此为耳鼻咽喉头颈科学的发展开疆阔土。
王秋菊认为，耳内科学是涵盖内耳以及与之相关的听觉中枢神经系统的病变和异常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专业医学领域，由从事耳科非手术治疗、听觉康复与聋病预防的临床及基础科研专业人士组成的一个耳鼻咽喉头颈科学的新分支领域。
耳鼻咽喉科学经历了五官科、耳鼻咽喉科、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等名称的更迭过程，每一次名称转换意味着学科发展的深入与细化，意味着亚专科的发展与完善。细化分支学科将随着医学的发展与市场的需求越来越明晰，耳内科学是耳鼻咽喉科学发展进步的必然产物。
2006年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我国有听力残疾患者达2780万人。其中单纯听力残疾2004万，占残疾人总数（8296万）的24.2%；多重残疾中有听力残疾的人数为776万人，据此推算，约有739万人听力完全丧失。由于人口老龄化等原因，我国老年听力残疾人数明显上升，据不完全估计，约有20%～50%的人在进入老年后出现听力明显下降。以WHO方案进行的听力减退流行病学调研中抽取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资料分析：听力减退患病率为58.1％，听力残疾患病率为25％。
除耳聋之外，耳鸣、眩晕和偏头痛也是人群中一种常见的耳部疾患。关于听力减退、耳鸣和眩晕的流行病学研究显示，耳内科医师面对着庞大的患者群。
但是对比耳内科学的人才储备就会发现，特别是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大国，这是一个亟待高度重视和发展的学科。
因此，2008年6月，在王秋菊的主持下，解放军总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医院正式成立了耳内科病房并设有专门梯队和人员，建立了一种适应于我国国情的耳内科发展模式。此后，国内一些大型综合医院的耳鼻喉科也开始有专门从事耳内科工作的人员，但目前尚未建立系统的亚学科。
因此，如何在中国发展耳内科学，如何建立一种适合于中国国情并与国际接轨的耳内科学发展模式和实施体制，是王秋菊最近两年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她将其看成自己的使命来践行。
在她看来，这是一项艰巨的系统工程，面临诸多的机遇与挑战：
首先，目前耳内科学在国际上各国的发展仍然存在不平衡性，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值得较早介入并由此体现我国学者的贡献。这也是保持思想先进性和技术领先性的极好机遇。
其次，我国人口基数大、患病人数众多、专科医师匮乏的现状使得耳内科学的发展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和市场需求。
第三，耳鼻咽喉头颈科学的亚专业分科为耳内科学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
纵然有上述充满诱惑的机遇，但是挑战亦不容忽视。据2007年底统计，全国有2.3万名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医生，服务于13亿～14亿全国人口，这意味着每5.6万人中有1名耳鼻咽喉科医生，而全国可以称之为耳科学及听力医学专家的专科医生最大估算不会超过1000人，也就是说每130万人中可能只有1名耳科学专家或听力医学专家。
除了需求量的庞大之外，专业素质的高标准也不容忽视，目前还没有专门的职业岗位和准入制度来定义耳内科医生。而在王秋菊看来，一名耳内科医生需要具备良好的全科医学、神经病学、耳科学、神经科学、药学、工程学和听力学知识；需要进行系统的专科医师培训和继续教育；需要有扎实的基础研究的训练经历等。
王秋菊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说明要成长为一名专业的耳内科医生是如何的不易。她经历了10年的耳鼻咽喉外科医生的训练，又经历了10年的聋病机制基础研究的积累，这才转型开始成立耳内科专科病房并开始专职做耳内科医生。
一门新的学科的建立和成型需要解决一系列难题，包括学科理论的不断夯实，各项体制的完善，专业人员的认证与考核，同行的认同和支持等等。这些严峻的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解决的，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但是王秋菊并未就此畏难，她甘于做第一个吃螃蟹者，并且呼吁有志于毕生从事聋病诊治与防控的同行们，投身到发展耳内科学事业当中，从点滴做起，成为专注于此学科的专业人才，为发展耳内科学作出贡献。
2010年9月，在波兰第15届国际耳内大会上，王秋菊教授代表中国学者成功申办到了第17届国际耳内科学大会在中国北京举办的机会。她相信，在中国发展耳内科学，道路虽然曲折，但前途一片光明！
争先——学术前沿当仁不让
“天道酬勤”，这是王秋菊喜欢的箴言，这四个字以徐碧的书法出现在她办公室的墙上，也以行为准则的形式出现在她的人生之路上。
2010年11月1日，王秋菊获得第十三届中国科协“求是杰出青年实用工程奖”，她也是本届求是奖15名获奖者中唯一的女性。而在此前，她的“聋病发生的分子机制与防控预警的系统研究”于2008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排名第三）；2007年，“聋病遗传资源的收集保存及聋病分子遗传机制的基础研究与临床应用”获中华医学科技二等奖（排名第二）；2009年，被授予中华医学会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分会首届“杰出青年”称号。这些成就当然与她在科研上勇于争先，在工作中勤勉负责存在必然因果关系。
王秋菊喜欢泰山上的一副对联“海到尽头天为岸，山登绝顶我为峰”。
回看她的求学和从医之路，这个人们眼中的弱女子以一种不让须眉的气度出现在了她的人生和学术舞台之上。
2002年，王秋菊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博士毕业论文，其中“Y连锁遗传假说”的证实构成了她的论文的重要部分。她在论文中作出的另一个贡献是：在国内首先建立了系统的聋病遗传资源收集网络并保存了我国宝贵的聋病遗传资源。
2004年，王秋菊的博士论文被评选为“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那一年，临床医学只有3篇榜上有名，这个成绩也实现了解放军总医院以及耳鼻咽喉科学学界多年来“零”的突破。
在遗传性耳聋的研究历程中，王秋菊与她的遗传学启蒙导师沈岩院士、李宁院士，耳鼻咽喉科学专业导师杨伟炎教授等一起，在我国遗传性耳聋的资源收集保存中进行了大量的工作，挖掘出很多具有中国特色和重要研究价值的多世代耳聋大家系，其中包括Y连锁的大家系，两个X连锁的家系和十几个常染色体显性遗传性耳聋家系以及数以百计的隐性遗传性耳聋家系。
她的工作得到国家自然基金重点项目、国家“863”项目、北京市自然基金重大项目、军队杰出人才项目等十几个基金课题的支持。来自法国的Christine Petit院士以及来自美国的管敏鑫、饶绍奇、包建新、王小勤、曾凡钢、郑庆印等教授先后与王秋菊课题组建立了国际合作项目，将研究推向了国际前沿。Christine Petit院士对于她的这位合作者评价极高，认为她是“极富天分的年轻科学家，在国际竞争力上作为一名耳临床医生在聋病遗传学研究方面具有极大潜力”。
2006年2月，王秋菊教授又获得了国家自然基金委员会和英国皇家协会的资助，而这个资助全国每年只有10位学者可有幸获得。王秋菊以项目负责人的身份应邀赴英国与国际知名的桑格研究所进行合作，其合作伙伴是前文提到的Chris-Tyler Smith教授。
王秋菊说，优秀的画家在初学画时都需要临摹，这是积攒内功。对于耳内科学，我国有庞大的需求人群，这是资源的力量，所以基于这一资源的研究是独特的。要做到自主创新同时还要有勤勉认真的精神与不畏艰难的勇气。“蓄积了这样的力量的时候，你的同行才会看重你、尊敬你。”“我是从解放军总医院土生土长的年轻学者，我为自己能够以合作者和项目负责人的身份出国进行学术合作研究感到荣幸和自豪。”
或许正如她在获得“求是”奖的获奖感言中所说，“天道虽酬勤，巷深人未知，藉谢春风送，登高传远声”，青年学者的成才最为需要的是平台、伯乐及成才的环境，因此，要常怀感恩之心，常念报国之志，才能不负重望，有所创新与贡献。王秋菊也将在她所热爱的解放军总医院的平台上登高望远，慧启天籁，竭尽毕生之力献身于聋病防控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