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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血缘聚落的建设史
浙江，建德，寿昌与兰溪之间，有个八百多户人家的村庄，叫作白下里叶。白下，是又名玉华山的白岩山下。里叶，是玉华叶氏；里，便是这个宗族的称呼。
这里“地处偏僻，远离交通线，商品经济始终没有萌生，也没有受到外界的冲击，宗族的关系特别牢固稳定，始终对村落的规划管理起着相当大的作用，所以村落的基本结构比较完整地保留了下来，到现在还历历可见。它反映着农业社会宗法制的种种特点。”(《浙江省新叶村乡土建筑》，第128页)如果不是一九四九年以后它易名为新叶，也许，白下里叶，会是永远的白下里叶。令调查者、也是这本书的作者惊讶的是，“这个村庄太偏僻、太封闭，外面的大千世界已经演完了一本书，这个小山村的历史才翻过最初的几页”！
因此，在青山绿水之间的田野上，依然高耸着始建于明的抟云塔，坐落着建于清代的文昌阁。依然保存着崇仁堂、有序堂、荣寿堂等十三座宗祠。现存的五百多幢新旧住宅中，还保留着明代建造的老房子大约十五幢；清代建造的，大约一百五十幢；民国时期的，五十幢左右，而这些住宅也大都追随明清建筑的基本型制和风格。此外，如五圣庙、土地祠，及祠堂中的戏台，作为乡村生活中的文化空间，不但保存着，而且，还在继续发挥着文化功能。
建村之始，堪舆家说，白下里叶像一条海船——它在玉华山、道峰山之间丘岗汇起的浪涛簇拥下，撑起由白墙灰瓦织起的风帆，浮向东南。但飘游的浪漫决不是村人的理想，他们建造了五条小桥，用来象征缆绳，永远缚住具有动势的小船。
船是象征。桥是象征。而它们却铸就了一个真实：日久天长，具有动势的小舟，在绳索的力量之下，终于永远地胶着于原地。时间之流没有能够淹没它，却濯洗掉它的征尘。白下里叶，顽强地呈露着一个古老的生命。虽然有过血泪，有过辛酸，有过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种种残酷；但岁月的磨洗，使七百多岁的白下里叶，只留下了美丽。
在这本印刷精美的书里，可以看到似乎是伸手可掬的莹莹的蓝和盈盈的绿。在生命的亮色中，在“三阳高照”的“吉地”，灿烂着白墙黑瓦的民居。建筑中的木雕依然鲜明，依然负载着古老的寓意。成熟的土地，成熟的文化，深藏着一个数百年的历史记忆。
如果它只是一叶美丽的田园风光，如果它只是一枚明清乡土建筑的标本，如果它只是一个令现代人惊奇、歆羡的桃花源，那么，调查者已经见过浙东瓯江下游的楠溪江了。浙西的白下里叶，与摘溪江畔的古村落同中有异。有了楠溪江的经验，新叶村调查，可以做得更细——它把目光集中于一个村庄，一个由叶坤一家发展起来的血缘聚落的宗法社会。
幸运的是，今天的新叶村，不但保留了昔日白下里叶完整的格局和大量的古代建筑，而且，还保留了一份完整的《玉华叶氏宗谱》。这份宗谱记载的详尽也是少见的，它为调查者的研究工作，提供了许多真实可信的依据。
据《玉华叶氏宗谱》记载：“始祖坤，字德载，行千五一世，居寿昌湖岑，宋宁宗嘉定年间迁玉华，赘夏氏。”传说叶坤的父母在他七八岁时双双亡故，叶坤只好投奔到此地娘舅夏氏家入赘。但后来夏姓人离开了此地，叶姓人却在这里生根发达。(第117页)
根据宗谱的记载推算，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为止，玉华叶氏在这片土地上繁衍了三十代，历经宋、元、明、清、民国至今，“一直没有间断地保持着血缘的聚落，在一块并不富饶的土地上，繁衍成一个巨大的宗族”(第106页)。
作者综述了白下里叶的建设史——从始迁祖到四世祖，是村落的形成时期。主要的建设是，整修水利；选定聚落位置；修建祠堂；建造书院。在第五世到第八世的发展时期，是宗族内部形成分支。鼎盛时期的明代，从成化到万历，则是兴修及整顿水渠、道路、桥梁，为振兴文运而建起了文峰塔(抟云塔)、水口亭，重建了祖庙。这一时期，住宅的型制和风格，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以后，就是从明末到民国的逐渐衰落。
作为兴盛、发展时期之标志的，不是显示经济迅猛发展的某项建设，而是文化设施的完善，和人文精神的确立。如颇具规模的重乐书院，它兴旺发达的三百年，就是叶氏家族日渐发展并臻于鼎盛的时期。为鼓励读书进阶，宗族对读书有成者，给予多种形式的奖励。赴考发给盘费，考中功名分级奖赏，并且，载入宗谱。除此之外，还要为取得功名者在所属支堂前设立抱鼓石。祠堂前表彰功名的装饰，便成为各个房派地位和荣誉的象征。
白下里叶建筑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祠堂的发育非常典型，不仅数量多，而且等级分明，规格齐全。玉华叶氏在形成聚落以后，先后建立的祠堂，至少有二十座。除了祭祀之外，祠堂又是家族分支堂派的象征，举行礼仪活动的地点，以及娱乐空间与社交场所。所以，更讲究一点儿的祠堂，还建有戏台。既然没有如同徽州村落那样一种向外的发展，这里的祠堂所起的，便仅仅是牢结血缘聚落的作用。而这个作用，十分关键。
道峰山、玉华山，为白下里叶闭锁了一脉“千年无难，千丁出入”的好风水，凝聚了这样一个恒久不变的期望。这风水，这期望，果然就绵延了一个宗族七百年。崇仁堂里的灯树，直到今日，还经常点起超度亡灵的“长明灯”，让人想到“一线相承”，“传统不辍”的民族的生存力量。
不必说，这是一个长期的、缓慢的建设史。很少发明，很少创造。修整、复旧，多于新创。在一个既定的格局之中，从形成、发展，到兴盛、衰落。一切智慧与创造，也都凝定、幽闭在既定的格局中。而衰落的主要原因，是人口增长的速度打破了当地的生态平衡，“可耕地都已开发殆尽。在当时的人力、物力和技术条件下，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已经十分困难”。(第122页)与此同时，宗族内部的矛盾也趋于尖锐与激烈。两方面的因素互为因果，以致加剧它的衰落——这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衰落，而不是因为在它的内部，产生了新生的、发展创造的、足以改写旧格局的力量。
并且，它不是钟灵毓秀之地。它没有像楠溪江那样，孕育出大量的科举人才，也没有培养出诗人、哲学家和政治家、思想家。楠溪江畔曾经吹过商业之风，尽管经济发展的程度，始终不足以冲破与瓦解村落固有的文化传统与秩序；然而白下里叶，却连所谓商品经济的萌芽，也没有出现过。
浙江地区，在唐代就有了比较深入的开发。除东北一隅外，当时十个州的地域和界线，直到清末，历千年而不变，连地名的更换都很少。诸州之间由于关山阻隔，形成一个一个的小封闭圈，成为长期保持稳定的地理基础(详见周振鹤《体国经野之道》，香港中华书局一九九○年版)。这是楠溪江与白下里叶共同的地理背景。但后者是从一个宗族发展起来，并始终保持了血缘聚落的形态，在共同的大背景和独特的小气候下，白下里叶比楠溪江更朴厚、更清纯，几乎是没有受到“污染”的。它的文化传统与秩序，也比前者更为牢固与稳定。说它是儒家乡村建设的理想与实践相结合的范本，大概也不过分。不过，在悠长悠长的牧歌声中，美丽的余韵，似乎负载着一份沉重。
若有海上吹来的长风，小船早就破浪而去了。若没有绳索的束缚，小船早就扬帆远航了。但它终于泊定在土地上。然而风帆并没有落下。深藏着历史记忆的乡土建筑，仍昭示着它的航程——时间的，而不是空间的。如果它保存下来的历尽沧桑的古老，果然能够“代表着许许多多同类村子的历史”，那么它的航程，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代表我们民族的经历呢？
它使急切地、甚至是草率地告别过去的人们，忽然复苏了历史的记忆，撞进这一片古老的风景，驻足留连，惊讶而惶然。无奈小船已停泊得太久，容不得更多的思索，便也将解缆而去，“斜阳残照”下的风景，也许倏成旧迹。于是前言中的一段话，就格外令人感动：“历史总要过去，我们不能阻挡它，我们的任务是给历史留下一份记录，它能使我们变得更聪明，更富有感情。”
(《浙江省新叶村乡土建筑》，陈志华、楼庆西、李秋香著，台湾省建筑师公会台北市联络处一九九四年八月版)
附记：新叶村乡土建筑调查，是由清华大学的陈志华、楼庆西、李秋香带领着建筑系的学生们，从一九八九年深秋开始进行的。后因经费问题而时断时续，直到一九九一年年底，台湾省建筑师公会台北联络处的同行得悉这项研究确有新意而又困难重重，决定赞助，调查与研究方得以扩大规模，并终于完成。但令人震惊的是，成书之日，赞助人却成为著作人！书前加了一篇赞助人的“序”，于是新叶村乡土建筑调查，就成了“我们这群成长在台北的建筑师们”，“不辞辛劳投入历史古迹、乡土建筑的保存工作”迈出的“一小步”！真正的著作人，则被附在“序”后一份庞大的“感谢”名单中，而且，排在末尾：第五十一名以下，所谓“清华大学测绘小组”。实实在在的著作人，成了赞助人不明不白感谢一回的对象。只是，除了阐明这个事实之外，对于如此文明的“感谢”，还能说什么呢？
浙江，建德，寿昌与兰溪之间，有个八百多户人家的村庄，叫作白下里叶。白下，是又名玉华山的白岩山下。里叶，是玉华叶氏；里，便是这个宗族的称呼。
这里“地处偏僻，远离交通线，商品经济始终没有萌生，也没有受到外界的冲击，宗族的关系特别牢固稳定，始终对村落的规划管理起着相当大的作用，所以村落的基本结构比较完整地保留了下来，到现在还历历可见。它反映着农业社会宗法制的种种特点。”(《浙江省新叶村乡土建筑》，第128页)如果不是一九四九年以后它易名为新叶，也许，白下里叶，会是永远的白下里叶。令调查者、也是这本书的作者惊讶的是，“这个村庄太偏僻、太封闭，外面的大千世界已经演完了一本书，这个小山村的历史才翻过最初的几页”！
因此，在青山绿水之间的田野上，依然高耸着始建于明的抟云塔，坐落着建于清代的文昌阁。依然保存着崇仁堂、有序堂、荣寿堂等十三座宗祠。现存的五百多幢新旧住宅中，还保留着明代建造的老房子大约十五幢；清代建造的，大约一百五十幢；民国时期的，五十幢左右，而这些住宅也大都追随明清建筑的基本型制和风格。此外，如五圣庙、土地祠，及祠堂中的戏台，作为乡村生活中的文化空间，不但保存着，而且，还在继续发挥着文化功能。
建村之始，堪舆家说，白下里叶像一条海船——它在玉华山、道峰山之间丘岗汇起的浪涛簇拥下，撑起由白墙灰瓦织起的风帆，浮向东南。但飘游的浪漫决不是村人的理想，他们建造了五条小桥，用来象征缆绳，永远缚住具有动势的小船。
船是象征。桥是象征。而它们却铸就了一个真实：日久天长，具有动势的小舟，在绳索的力量之下，终于永远地胶着于原地。时间之流没有能够淹没它，却濯洗掉它的征尘。白下里叶，顽强地呈露着一个古老的生命。虽然有过血泪，有过辛酸，有过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种种残酷；但岁月的磨洗，使七百多岁的白下里叶，只留下了美丽。
在这本印刷精美的书里，可以看到似乎是伸手可掬的莹莹的蓝和盈盈的绿。在生命的亮色中，在“三阳高照”的“吉地”，灿烂着白墙黑瓦的民居。建筑中的木雕依然鲜明，依然负载着古老的寓意。成熟的土地，成熟的文化，深藏着一个数百年的历史记忆。
如果它只是一叶美丽的田园风光，如果它只是一枚明清乡土建筑的标本，如果它只是一个令现代人惊奇、歆羡的桃花源，那么，调查者已经见过浙东瓯江下游的楠溪江了。浙西的白下里叶，与摘溪江畔的古村落同中有异。有了楠溪江的经验，新叶村调查，可以做得更细——它把目光集中于一个村庄，一个由叶坤一家发展起来的血缘聚落的宗法社会。
幸运的是，今天的新叶村，不但保留了昔日白下里叶完整的格局和大量的古代建筑，而且，还保留了一份完整的《玉华叶氏宗谱》。这份宗谱记载的详尽也是少见的，它为调查者的研究工作，提供了许多真实可信的依据。
据《玉华叶氏宗谱》记载：“始祖坤，字德载，行千五一世，居寿昌湖岑，宋宁宗嘉定年间迁玉华，赘夏氏。”传说叶坤的父母在他七八岁时双双亡故，叶坤只好投奔到此地娘舅夏氏家入赘。但后来夏姓人离开了此地，叶姓人却在这里生根发达。(第117页)
根据宗谱的记载推算，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为止，玉华叶氏在这片土地上繁衍了三十代，历经宋、元、明、清、民国至今，“一直没有间断地保持着血缘的聚落，在一块并不富饶的土地上，繁衍成一个巨大的宗族”(第106页)。
作者综述了白下里叶的建设史——从始迁祖到四世祖，是村落的形成时期。主要的建设是，整修水利；选定聚落位置；修建祠堂；建造书院。在第五世到第八世的发展时期，是宗族内部形成分支。鼎盛时期的明代，从成化到万历，则是兴修及整顿水渠、道路、桥梁，为振兴文运而建起了文峰塔(抟云塔)、水口亭，重建了祖庙。这一时期，住宅的型制和风格，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以后，就是从明末到民国的逐渐衰落。
作为兴盛、发展时期之标志的，不是显示经济迅猛发展的某项建设，而是文化设施的完善，和人文精神的确立。如颇具规模的重乐书院，它兴旺发达的三百年，就是叶氏家族日渐发展并臻于鼎盛的时期。为鼓励读书进阶，宗族对读书有成者，给予多种形式的奖励。赴考发给盘费，考中功名分级奖赏，并且，载入宗谱。除此之外，还要为取得功名者在所属支堂前设立抱鼓石。祠堂前表彰功名的装饰，便成为各个房派地位和荣誉的象征。
白下里叶建筑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祠堂的发育非常典型，不仅数量多，而且等级分明，规格齐全。玉华叶氏在形成聚落以后，先后建立的祠堂，至少有二十座。除了祭祀之外，祠堂又是家族分支堂派的象征，举行礼仪活动的地点，以及娱乐空间与社交场所。所以，更讲究一点儿的祠堂，还建有戏台。既然没有如同徽州村落那样一种向外的发展，这里的祠堂所起的，便仅仅是牢结血缘聚落的作用。而这个作用，十分关键。
道峰山、玉华山，为白下里叶闭锁了一脉“千年无难，千丁出入”的好风水，凝聚了这样一个恒久不变的期望。这风水，这期望，果然就绵延了一个宗族七百年。崇仁堂里的灯树，直到今日，还经常点起超度亡灵的“长明灯”，让人想到“一线相承”，“传统不辍”的民族的生存力量。
不必说，这是一个长期的、缓慢的建设史。很少发明，很少创造。修整、复旧，多于新创。在一个既定的格局之中，从形成、发展，到兴盛、衰落。一切智慧与创造，也都凝定、幽闭在既定的格局中。而衰落的主要原因，是人口增长的速度打破了当地的生态平衡，“可耕地都已开发殆尽。在当时的人力、物力和技术条件下，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已经十分困难”。(第122页)与此同时，宗族内部的矛盾也趋于尖锐与激烈。两方面的因素互为因果，以致加剧它的衰落——这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衰落，而不是因为在它的内部，产生了新生的、发展创造的、足以改写旧格局的力量。
并且，它不是钟灵毓秀之地。它没有像楠溪江那样，孕育出大量的科举人才，也没有培养出诗人、哲学家和政治家、思想家。楠溪江畔曾经吹过商业之风，尽管经济发展的程度，始终不足以冲破与瓦解村落固有的文化传统与秩序；然而白下里叶，却连所谓商品经济的萌芽，也没有出现过。
浙江地区，在唐代就有了比较深入的开发。除东北一隅外，当时十个州的地域和界线，直到清末，历千年而不变，连地名的更换都很少。诸州之间由于关山阻隔，形成一个一个的小封闭圈，成为长期保持稳定的地理基础(详见周振鹤《体国经野之道》，香港中华书局一九九○年版)。这是楠溪江与白下里叶共同的地理背景。但后者是从一个宗族发展起来，并始终保持了血缘聚落的形态，在共同的大背景和独特的小气候下，白下里叶比楠溪江更朴厚、更清纯，几乎是没有受到“污染”的。它的文化传统与秩序，也比前者更为牢固与稳定。说它是儒家乡村建设的理想与实践相结合的范本，大概也不过分。不过，在悠长悠长的牧歌声中，美丽的余韵，似乎负载着一份沉重。
若有海上吹来的长风，小船早就破浪而去了。若没有绳索的束缚，小船早就扬帆远航了。但它终于泊定在土地上。然而风帆并没有落下。深藏着历史记忆的乡土建筑，仍昭示着它的航程——时间的，而不是空间的。如果它保存下来的历尽沧桑的古老，果然能够“代表着许许多多同类村子的历史”，那么它的航程，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代表我们民族的经历呢？
它使急切地、甚至是草率地告别过去的人们，忽然复苏了历史的记忆，撞进这一片古老的风景，驻足留连，惊讶而惶然。无奈小船已停泊得太久，容不得更多的思索，便也将解缆而去，“斜阳残照”下的风景，也许倏成旧迹。于是前言中的一段话，就格外令人感动：“历史总要过去，我们不能阻挡它，我们的任务是给历史留下一份记录，它能使我们变得更聪明，更富有感情。”
(《浙江省新叶村乡土建筑》，陈志华、楼庆西、李秋香著，台湾省建筑师公会台北市联络处一九九四年八月版)
附记：新叶村乡土建筑调查，是由清华大学的陈志华、楼庆西、李秋香带领着建筑系的学生们，从一九八九年深秋开始进行的。后因经费问题而时断时续，直到一九九一年年底，台湾省建筑师公会台北联络处的同行得悉这项研究确有新意而又困难重重，决定赞助，调查与研究方得以扩大规模，并终于完成。但令人震惊的是，成书之日，赞助人却成为著作人！书前加了一篇赞助人的“序”，于是新叶村乡土建筑调查，就成了“我们这群成长在台北的建筑师们”，“不辞辛劳投入历史古迹、乡土建筑的保存工作”迈出的“一小步”！真正的著作人，则被附在“序”后一份庞大的“感谢”名单中，而且，排在末尾：第五十一名以下，所谓“清华大学测绘小组”。实实在在的著作人，成了赞助人不明不白感谢一回的对象。只是，除了阐明这个事实之外，对于如此文明的“感谢”，还能说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