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新冠病毒疫情在全球的“大流行”，我們都预感到，这个世界将会发生一些深刻的变化。正如基辛格所说，冠状病毒大流行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
　　当然，被改变的不止“世界秩序”。
　　病毒前面，人人都平等，各国都平等。它不特定攻击某人、某国、某种族，病毒还在一国肆虐，就意味着整个世界都没有脱离危机。
　　正因为在病毒面前没有什么选择余地，也就清晰地暴露了我们生存的一个巨大悖论：谁都知道，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凭借一己之力战胜病毒，即使是美国和中国这样的世界性大国也不例外。现在正是需要各国团结协作、守望相助的时候。而现实中，虽然合作是存在的，但民族国家的自保、相互隔离和彼此提防在疫情面前成了常态。
　　有理论一直认为，多年的经济全球化会让民族国家逐渐让渡部分权力以实现全球治理，但此次疫情迫使人们不得不更加重视在民族国家这个基本单位和基本框架内谋划自己的安全等问题。
　　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政治史已经有几百年了。经济全球化并没有实质性抹去而只是让我们淡忘了民族国家，此次疫情大流行之后，民族国家的政治似乎又回来了。
　　显然，这不是简单的回到传统，而它对中国未来的影响，更是值得我们关注。

国家能力的维度

　　世界是平的，流动不息的经济全球化，在此次疫情发生之前就开始了逆转，疫情的发生至少在目前是加快了这个进程。
　　这首先当然是因为无论受到什么样的文化和体制羁绊，最终大家都不得不采取与流动不息完全相反的保持社交距离乃至隔离、禁足的措施。如果这只是暂时的权宜之计也就罢了，问题在于，大家都已经开始认定新冠病毒不会是最后一种制造流动停滞风险的自然灾害。

对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个体来说，从此次疫情中体会到的，也的确是生活在具有不同国家能力的国家的巨大差别。国家能力不同，个体的命运可能就完全不一样的。

　　经由新冠病毒疫情的民族国家回归，一个基本后果就是，摆脱了过度的意识形态化的政体划分，可以用面对疫情体现出来的“国家能力”来评价不同的民族国家。正如福山所说的，判断国家是否有效应对危机的分割线，不应简单地将集权政体置于一边，而将民主政体置于另一边。在疫情应对中，“评价政府绩效的关键不是政体的类型，而是国家的能力，尤其是政府的信任”。
　　的确，总是被欧美世界指责为集权的中国在抗击疫情过程中付出的努力和作出的牺牲，是谁也抹杀不了的事实。而总是被看成是铁板一块的欧美世界，不同国家在抗击疫情中的表现差别很大，有的简直是天壤之别，比如德国和意大利。对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个体来说，从此次疫情中体会到的，也的确是生活在具有不同国家能力的国家的巨大差别。国家能力不同，个体的命运可能就完全不一样的。
　　英国当代著名政治哲学家约翰·格雷甚至如此断言：新冠危机是一个历史转折点，为了躲避危险保持健康，人们愿意接受政府干预所导致的不自由。“在可预见的未来，后自由主义政府或将成为一种常态。”
　　这也就将民族国家的地位进一步凸显出来。也就是说，人们将不得不更多地在民族国家的基本单位内寻求“安全”。寻求原子化个体组成的社会的“安全”—而不是自由和权利，也正是以英国哲学家霍布斯等为代表的近现代政治哲学的最基本的出发点。
　　的确，经由此次疫情，所有威胁人类生存的安全问题也都跟着会凸显出来，或者说不得不被提到更高的议事议程上。如何保护本国公民免受经济灾难和环境灾难等的威胁，不能不成为民族国家首要考虑的目标。也因此，约翰·格雷进一步论断说，那些不能应对这一霍布斯主义考验的政府都将垮台。同时，他还无情地下结论说：“认为这场危机可以通过前所未有的国际合作来解决的想法，是最纯粹的异想天开。”
　　让学者的论断不再停留于理论的可能性的，首先恰恰是作为经济全球化首要推手和设计者的美国，当前的特朗普政府一开始就致力于“解构”自己从中获利最大的这个秩序。

不需要执着于中西对比

　　一直将自己定位为既定国际秩序受益者和建设者的中国，不可避免地首当其冲。
　　因为在抗击疫情过程中国家能力的突出表现，同时又因为疫情扩散后在欧美国家出现的严重态势，很多中国人自然地对西方政治发生怀疑。这一结果的出现是必然的，无可回避。问题在于，如果再前往一步，认为欧美政治已经失败，则容易出现误判。
　　被疫情现实打掉的意识形态眼镜，我们没有必要再戴起来。正如外交部发言人在回应有关援助问题的提问时说的：我们从不向谁“输出”中国模式，也从未要求谁“抄中国作业”。这绝非外交辞令。
　　现实发生的事情，恰恰就是因为民族国家作为基本生存单位的凸显，围绕疫情的文化和文明冲突也跟着凸显，对任何模式的二元对立性质的伸张，都必将引起民族国家之间情感和关系的紧张。
　　事实上，在国家能力这个超越意识形态色彩的维度上，最值得我们思考的，与其说是失败国家和成功国家的对比，不如说是面对新冠病毒这个我们所知尚少的病原体的时候，为什么所有国家都经历了一个在疫情扩散的某个阶段无能为力或者无所作为的过程。
　　正如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李军鹏最近撰文指出的，由于长期存在的官僚主义和过度僵化的官方程序，属地政府有隐瞒疫情和危机事件的强烈动机，尤其是重大传染病疫情，在初起时具有难以定性、难以判断等特征，更易被官僚程序淹没在内部控制、请示汇报的复杂流程中，导致丧失疫情防控先机。我们要认真思考一下属地管理原则在疫情防控中的必要性问题。 　　这个问题在欧美国家也同样发生了。虽然其具体形式可能不同，比如欧美国家体现出的更多是党争带来的政治撕裂。这并不妨碍我们下结论说，无论何种政体的民族国家，政治家作出重大决策都深受官僚病的困扰。政治家毕竟是人，不是神。这一点又因为新冠病毒疫情的“初起时具有难以定性、难以判断等特征”而变得更加严重。
　　福山在阐述自己观点时也明确指出，因为必须尊重民众的选择和法律程序，因此认为自由民主国家必然有弱势的政府，这是一个极大的误解。他根据美国的历史证明，虽然美国的政治文化对集中的国家权力等抱有强烈的不信任，但在战争或者危机的必要时刻，美国也往往能够产生巨量的国家权力。他所思考的是，为什么在特朗普政府身上却是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极力淡化疫情的危险—事后看，这绝对是犯了大错，导致在准备应对疫情冲击的过程中损失了两个月的时间，造成了测试能力和医疗用品的持续短缺。

无论何种政体的民族国家，政治家作出重大决策都深受官僚病的困扰。政治家毕竟是人，不是神。这一点又因为新冠病毒疫情的“初起时具有难以定性、难以判断等特征”而变得更加严重。

　　必须说明，行文至此的目的不是要淡化中西政治的区别。一个需要思考的现象是，至少到目前为止，在我们看来，疫情初期政府的过分宽松的政策，尚未引爆政治正当性的危机。这恐怕不全然是因为战时状态的“一致对敌”，也有其内在的政治机理。
　　准确地总结这种区别，其实可以看出同样后果的不同原因。学者施展就认为，西方是“小政府、大社会”，中国是全能型政府，这两种政府形式跟疫情之间有着不一样的本质性关系。西方的有限政府，在疫情初期，能够有效预警，无法掩藏消息，按说应该早做准备，及时应对，但事实却是相反。而我们是全能型政府，这有两个隐含的前提—全知和全善：因为“全知”，所以，在官方没承认疫情之前，社会上还不能讨论，这就会出现“训诫吹哨人事件”。但是疫情公开后，“全善”的一面也会浮现出来，比如承诺对所有人进行“兜底性照料”，而且，也可以用强力的手段，控制住疫情的传播。
　　更加重要的是，随着疫情防控的逐步推进，无论哪个国家，那些开始浮现出来的、能够帮助国家有效应对疫情的健康力量最终趋同，比如信息的及时披露和公开透明，全国性的医疗系统的支援，志愿力量的不断聚集，对困难群体的民生的各种形式救助，对社交距离的一定限制等等。尽管具体表现形式会不同，但内在精神更多地体现出一致的特质。这也就是为什么不需要刻意突出中西政治对比的原因，因为面对疫情，“国家能力”所要做的正确的事情，本质上并无多大不同。求同才能存异。
　　不同的民族国家需要反思的只是，为什么不能更早地做这些正确的事情？

勇于推进政治的进步

　　在经济全球化不断被逆转，民族国家的基本单位继续凸显的情况下，更多地求同，对中国而言是一项重要的战略选择。不必讳言，经由此次疫情，中国所承受的国际政治压力肯定会有一个上升过程。树欲静而风不止。逆全球化和欧美政客操弄的“去中国化”势必会纠缠在一起。
　　原因非常复杂，我们暂且不讨论。从我们所探讨的疫情后政治的变化这个角度来说，民族国家这个更为纯粹的政治单位继续凸显之后，此时，政治也会回归其更加古老、也更加“本质”的内涵：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真正需要深入思考的是，如何构建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信任。这是经济全球化被逆转或者至少部分被逆转的时候，我们所要做的最重要的准备。

　　经济全球化表现出来的是人员、资本等的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其背后是一套整合不同文明、不同政治体制的规则。这套规则提供的是“信任”这个最重要的公共品。那么，逆转全球化，表现出来的是抑制这种自由流动，其背后是原有信任机制的瓦解。这对世界性大国是一个更大的挑战，因为大国往往没有便车可搭。
　　面对正在到来的变局，从决策层到社会各界，一个共识就是我们应当继续坚持推进改革开放的事业。这也是“做好自己的事情”的基本内涵。这不是一个随便套用的万能公式，而是有其内在的逻辑。
　　所谓逆全球化，说白了就是把开放的经济变成各树藩篱的封闭经济，把开放的社会变成排斥异己的封闭社会。正如香港城市大学法律学院教授王江雨说的，只要中国市场成为全球资本、技术和人才的向往之地，无须建立新的国际秩序，亦足以在现有的国际秩序中成为列国所欢迎的领导者，无须担心被任何其他国家排挤出去。

民族国家这个更为纯粹的政治单位继续凸显之后，此时，政治也会回归其更加古老、也更加“本质”的内涵：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

　　而政治需要和能够提供的，就是让中国市场的吸引力变得可信。根据中央关于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部署，勇于追求政治的改良和进步，就能够提供这样的“信任”。如果说过去我们通过向欧美等市場开放，来倒逼国内的改革，那么我们现在则应当通过内政的改善，来营造出中国社会和市场的吸引效应。随着民族国家的基本单位的继续凸显，民族国家之间的制度竞争也将更加凸显。让这种竞争变成善治之间的竞争，才符合中国作为世界性大国的根本利益。
　　此时，需要警惕的就是各种民族国家之间脱钩预言的自我实现，也就是人们认定某种预言必然变成现实，于是主动按照预言来行事，结果预言就真的变成了现实。破除预言的自我实现，就看我们的主动抉择。
　　在我们看来，勇于追求政治进步，就是破除预言的自我实现的关键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