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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各级法院每年审判的40万案件计算，罪犯人数至少在40万以上，已婚罪犯估算为70％，也就是说，约有28万名罪犯造成20多万以上罪犯孩子的恶劣处境。
当这样一组数据摆在57岁的张淑琴的案头时，她对自己说，罪犯的孩子是无辜的，她要改变这一切。子是她有了个惊人之举。
大爱洒落黄土塬，千里寻孤感人心
今年57岁的张淑琴是陕西省陇县人，她曾当过3年知青，做过13年的医务工作，在省监狱管理局当过编辑。1995年，她在陕西省少年犯管教所从事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从此和犯人打上了交道。
特殊的工作让张淑琴有了一种特SIj的感受，而让她感触最深的一件事是：有一对兄妹，妈妈因盗窃入狱，爸爸跑了，下落不明，兄妹俩就终日在街上流浪。一天，他们用偷来的钱买了方便面和鞋，去监狱里看妈妈。隔着铁栅栏，终于看见日思夜想的妈妈，兄妹俩嚎啕大哭，好久才说：“妈，快吃吧，这是我俩给你买的!”妈妈在万分感慨的同时，蓦地一激灵，神情紧张地问孩子买东西的钱是从哪儿的?当得知是孩子们去“拿”的时，她急火攻心，眼前一黑，“扑通”一声跪在孩子面前说：“我求你们再也不要给我送东西了。我犯的就是盗窃罪，如果你们继续下去，我出不了监狱你们就得进监狱，将来连一个看你们的人都没有。”随即，她央求管教人员把两个孩子送到少管所去。尽管管教人员很同情他们，但却爱莫能助。当时，社会上还没有救助罪犯子女的专门机构。那时，张淑琴正好在场，她感到触目惊心。那场面总是挥之不去，久久地萦绕在她的脑海里。
这之后的一天，张淑琴看到一个资料：按中国各级法院每年审判的40万案件计算，罪犯人数至少在40万以上，已婚罪犯估算为70％，也就是说，约有28万名罪犯造成20多万以上罪犯孩子的恶劣处境。这样的一组数据让张淑琴心情十分沉重。怎样才能改变这些孩子的处境呢?她想，首先得给他们一个遮风挡雨的地方。突然，一股火苗在她心里呼呼燃烧起来，那就是——创办儿童村!
张淑琴是个做事十分果断的人，她立即开始了行动。1996年5月26日，全国第一家替罪犯代养代教未成年人的儿童村在企业家郭建华的支持下在陕西省三原县东周村建立，被媒体誉为“世界第一村”。张淑琴任“村长”。
由于那些罪犯的孩子大都无人照顾，他们是四处流浪，居无定宿，所以，得先找到这些孩子们。于是，张淑琴和其他工作人员开始了千里寻孤的征程。
一天，张淑琴他们从罪犯陈淑芳口中得知，由于她杀夫受法，她的两个女儿在略阳县大伯家放牛养猪。可大伯待他们并不好，猪草不够了，要挨骂；牛滚坡了，要挨打。晚上，两个孩子就挤在一间无门无窗的草房里，随时会遭受狼群的侵袭。
当天下午，张淑琴一行就奔赴汉中。哪曾料，在宝鸡遇到了大暴雨和塌方，只得三绕凤县，第二天下午一点赶到略阳县官亭乡后才知孩子被带到宁强县另一个伯父家了。于是，张淑琴一行又马不停蹄地赶往120千米远的宁强县城，可孩子并不在县城，而在15千米外的龙王乡，那时太阳已经落山了，他们过了好几条河又爬了一座大山才找到两个孩子。看到两个孩子，所有在场的人都落泪了：一个孩子是破烂的花格衣裳露出了半截肚皮；另一个裤腿一只高一只低，布鞋跟草鞋差不多——脚趾全露在外面。一见陌生人，两个孩子都露出了惊恐的神色。张淑琴一把搂过她们，心里无比酸楚。在回去的车上，近50岁的张淑琴让两个孩子在她的怀中、腿上睡觉，自己却硬坐了一个通宵。
事后，张淑琴无限深情地说：“我们办儿童村的目的就是没有儿童村，希望孩子都生活在正常的家庭里，过正常孩子的生活。”
为罪犯孩子做主，逆风飞扬的人生何其精彩
考虑到城市的环境更为复杂，1997年，张淑琴在西安市成立了第二个儿童村，即新城儿童村(2005年8月28日，迁址灞桥区狄寨塬迷鹿村附近)；1998年，她又在宝鸡市钓鱼台成立了第三个儿童村。
这期间，张淑琴收到来自全国的四五百封来信，有罪犯的，也有其他社会各界人士的，希望帮他们代养孩子、寻找孩子；也有一些来信是希望在他们所在的省办一个儿童村。她想，如果在全国都能展开这项活动，那就能有更多这类孩子受到帮助。于是她把眼光首先瞄向了北京。
为了节省开支，张淑琴从西安带着烧饼到北京。由于是纯慈善机构，孩子吃的、喝的、用的全靠社会捐助。为了筹款，她几乎天天奔走于一些公司和慈善机构之间，磨破嘴皮，遭人白眼，住地下室，啃方便面，甚至在大街上转悠到天明。
这期间，还有人说张淑琴在吹牛，想出风头，更有甚者说她是在骗钱。对于这一切，张淑琴是一一“笑纳”。她给自己定了三条准则：不贪污，不拐卖儿童，不虐待儿童。她说只要做到这三条，什么事都不怕。
其实，很少人知道张淑琴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她住的那栋楼，惟有她家没天然气、防盗门，惟有她家的电视机老化没声、洗衣机旋转不灵。孩子患病，3000元的住院费都拿不出呵!变卖家产，无一样值钱的东西。可她说，面对那些儿童村的孩子，她是问心无愧的。
靠着这份坚定和努力，2001年底，张淑琴在北京市顺义区赵全营镇板桥村成立了北京示范儿童村，命名为“太阳村特殊儿童救助研究中心”。
进儿童村的孩子一般要求是和罪犯有关系的，他们的父母至少有一方在监狱，没有人抚养或者家庭特别困难，要么就是家庭没有人去教育他。孩子要进村，其父母要写申请，管委会核实后双方签《委托代养协议书》。协议规定，儿童村要在罪犯刑满前，将其子女抚养到18岁。这就是说，大部分孩子将在这里生活10年左右。如果孩子能上大学，儿童村会全力以赴地资助他，如果孩子上不了大学，儿童村会让其参加职业培训，获得一技之长，成为自食其力的人。
其实，对孩子们的教育更让张淑琴操心。儿童村里有个4岁的女孩子阿欢，她爸爸经常以她为诱饵，实施抢劫，终于有一天晚上12点，她爸爸带着她抢了两辆出租车后被抓了。阿欢进了儿童村后，有一次老师领着大家去含元殿人工湖，阿欢要划船。老师说：我们没有钱呀!这时，恰恰有一位男士挟着皮包走来。阿欢说：你真笨，那不是个包吗?你把它一拎就有钱。
有的孩子你问他将来干什么，他说报仇，给爸爸 (妈妈)报仇——这就是他的理想。在他心里，印象最深的就是爸爸(妈妈)被警察带(抓)走了。有个女孩，警察抓她妈妈时她抱住警察的腿，让妈妈快跑。
知道这些情况后，张淑琴很是吃惊：孩子们的是非观还不强，他们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怎样危害社会。因而在对孩子们的教育上，张淑琴更是操碎了心。
让张淑琴倍感自豪的是，儿童村出了一位大学生，叫龙龙，上了西安翻译培训学院。龙龙的母亲杀了父亲，那时，他已是区上的“十佳少年”了，英语学得顶呱呱。进儿童村后上了西安市38中后，勤奋刻苦、聪明过人的他在班级和区上的英语竞赛中多次获奖。学院破格录取了他，四年68000元费用全免了。
2004年，张淑琴从陕西省监狱管理局正式退休。同时，在河南新乡，她开办了第六家儿童村，目前，在陕西、河南和北京的所有儿童村里面，一共有200多名孩子学习和生活，而从1996年到现在，十年间接受张淑琴救助的孩子已经有600多名。现在，张淑琴又有了新的目标，计划每年开办三个新的儿童村，让更多的服刑人员和无人抚养的未成年子女受到救助。气的人，一草一木都是别人捐赠的，她只是个大管家，替罪犯管孩子，替社会管好捐助的东西。她认为，自己是做了一件值得做的事，做了一件应该继续做下去的事。
母爱后面，茁壮的希望就像那片枣树林
张淑琴知道，对于这些孩子来说，除了照顾好他们，更重要的是要让他们学会生存的本领，让他们自力更生。她对孩子们的希望是，第一要自食其力，第二能做一些对社会有益的事，第三不要像父母那样去犯罪。
由于社会筹措缺乏保障，儿童村期望能靠自己的力量解决部分经费。从2002年4月开始，儿童村租赁了260亩土地，种植了枣树、花生、玉米、黄豆等，在假期里，孩子们也到地里从事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为将来走向社会做准备，孩子们也很愿意接受这种教育方式。于是，儿童村相继建起了缝纫车间、木工车间和电脑室。假期里女孩子学裁剪，男孩子学木工，电脑课则是人人都要上的……张淑琴觉得自己找回来的不仅仅是儿童村的孩子，也是在寻找人们失落的最宝贵的东西：爱、善良和责任。
张淑琴接到很多犯人的来信，字里行间里充满着感激的话语。他们中很多人以为儿童村是政府办的，更不知道张淑琴个人的艰辛。在张淑琴办公室的墙上贴着一张自制的表格，上面写着国内外一些著名企业和基金会的名字，张淑琴要定期向他们发出申请捐助的信件，在缺少人手时，她让二女儿加入了儿童村的行列，成为她的得力助手。可有一天，二女儿对她说：“妈妈，我好累……”张淑琴的心底生出了无限的愧疚：自己没能给孩子优越的条件，还将自己的理想强加于她，女儿应该有自己的生活追求。
尽管儿童村办得十分艰难，但张淑琴说她一定会继续走下去的，因为，在这条路上，她并不孤单。
法中友好代表团团长埃杜阿尔·贝雷先生说：“据我所知，经济发达国家也没有完全重视这个问题，在法国像这样代养罪犯子女的儿童村，好像还没有听说过。更多的是罪犯式的儿童村，也就是说所有儿童村的儿童都是罪犯。”美国环球志愿者队长史达琳说：“这里的孩子受到的照顾使我们非常感动。常常有许多儿童被抛弃。而我却在这里亲眼看到一个为这些孩子提供幸福和成功的机会。”
进入寒冬，儿童村急需一笔购煤款，用于给孩子们的小屋供应暖气，仅靠自筹资金的方式，难以满足孩子们的生活需要。由于缺乏充足的营养保证，处在发育阶段的孩子身体不够结实；因为身体得不到适当的保护，他们的皮肤干燥龟裂，手指被冻得通红。中科院研究生院青年志愿者协会的同学们获悉这一情况后就忙碌起来，志愿者们在青年公寓的宣传栏前摆起一溜长摊，从文具到毛绒玩具，举办“儿童村爱心义卖”活动。
2005年12月3日，北京的第一场雪花刚落下，首都机场广告有限公司近20名员工代表冒着寒风来到了北京市太阳儿童村，募捐了8000多元钱，为儿童村的孩子们解决了注射疫苗的燃眉之急。同时，许多员工把家里的棉衣棉被、书本文具等拿了出来，甚至还送去了彩电、VCD机和电脑等物品，有的员工还亲手为孩子们编织了围巾，并鼓励他们好好学习。
12月25日，记者采访张淑琴时，她正站在260亩田地上巡视种植的庄稼、蔬菜和枣树林，俨然像一名生产队长，皮肤也因为常在太阳下暴晒，变得如同农妇一般，而她的目光却坚定无比。(文中未成年人均为化名)
当这样一组数据摆在57岁的张淑琴的案头时，她对自己说，罪犯的孩子是无辜的，她要改变这一切。子是她有了个惊人之举。
大爱洒落黄土塬，千里寻孤感人心
今年57岁的张淑琴是陕西省陇县人，她曾当过3年知青，做过13年的医务工作，在省监狱管理局当过编辑。1995年，她在陕西省少年犯管教所从事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从此和犯人打上了交道。
特殊的工作让张淑琴有了一种特SIj的感受，而让她感触最深的一件事是：有一对兄妹，妈妈因盗窃入狱，爸爸跑了，下落不明，兄妹俩就终日在街上流浪。一天，他们用偷来的钱买了方便面和鞋，去监狱里看妈妈。隔着铁栅栏，终于看见日思夜想的妈妈，兄妹俩嚎啕大哭，好久才说：“妈，快吃吧，这是我俩给你买的!”妈妈在万分感慨的同时，蓦地一激灵，神情紧张地问孩子买东西的钱是从哪儿的?当得知是孩子们去“拿”的时，她急火攻心，眼前一黑，“扑通”一声跪在孩子面前说：“我求你们再也不要给我送东西了。我犯的就是盗窃罪，如果你们继续下去，我出不了监狱你们就得进监狱，将来连一个看你们的人都没有。”随即，她央求管教人员把两个孩子送到少管所去。尽管管教人员很同情他们，但却爱莫能助。当时，社会上还没有救助罪犯子女的专门机构。那时，张淑琴正好在场，她感到触目惊心。那场面总是挥之不去，久久地萦绕在她的脑海里。
这之后的一天，张淑琴看到一个资料：按中国各级法院每年审判的40万案件计算，罪犯人数至少在40万以上，已婚罪犯估算为70％，也就是说，约有28万名罪犯造成20多万以上罪犯孩子的恶劣处境。这样的一组数据让张淑琴心情十分沉重。怎样才能改变这些孩子的处境呢?她想，首先得给他们一个遮风挡雨的地方。突然，一股火苗在她心里呼呼燃烧起来，那就是——创办儿童村!
张淑琴是个做事十分果断的人，她立即开始了行动。1996年5月26日，全国第一家替罪犯代养代教未成年人的儿童村在企业家郭建华的支持下在陕西省三原县东周村建立，被媒体誉为“世界第一村”。张淑琴任“村长”。
由于那些罪犯的孩子大都无人照顾，他们是四处流浪，居无定宿，所以，得先找到这些孩子们。于是，张淑琴和其他工作人员开始了千里寻孤的征程。
一天，张淑琴他们从罪犯陈淑芳口中得知，由于她杀夫受法，她的两个女儿在略阳县大伯家放牛养猪。可大伯待他们并不好，猪草不够了，要挨骂；牛滚坡了，要挨打。晚上，两个孩子就挤在一间无门无窗的草房里，随时会遭受狼群的侵袭。
当天下午，张淑琴一行就奔赴汉中。哪曾料，在宝鸡遇到了大暴雨和塌方，只得三绕凤县，第二天下午一点赶到略阳县官亭乡后才知孩子被带到宁强县另一个伯父家了。于是，张淑琴一行又马不停蹄地赶往120千米远的宁强县城，可孩子并不在县城，而在15千米外的龙王乡，那时太阳已经落山了，他们过了好几条河又爬了一座大山才找到两个孩子。看到两个孩子，所有在场的人都落泪了：一个孩子是破烂的花格衣裳露出了半截肚皮；另一个裤腿一只高一只低，布鞋跟草鞋差不多——脚趾全露在外面。一见陌生人，两个孩子都露出了惊恐的神色。张淑琴一把搂过她们，心里无比酸楚。在回去的车上，近50岁的张淑琴让两个孩子在她的怀中、腿上睡觉，自己却硬坐了一个通宵。
事后，张淑琴无限深情地说：“我们办儿童村的目的就是没有儿童村，希望孩子都生活在正常的家庭里，过正常孩子的生活。”
为罪犯孩子做主，逆风飞扬的人生何其精彩
考虑到城市的环境更为复杂，1997年，张淑琴在西安市成立了第二个儿童村，即新城儿童村(2005年8月28日，迁址灞桥区狄寨塬迷鹿村附近)；1998年，她又在宝鸡市钓鱼台成立了第三个儿童村。
这期间，张淑琴收到来自全国的四五百封来信，有罪犯的，也有其他社会各界人士的，希望帮他们代养孩子、寻找孩子；也有一些来信是希望在他们所在的省办一个儿童村。她想，如果在全国都能展开这项活动，那就能有更多这类孩子受到帮助。于是她把眼光首先瞄向了北京。
为了节省开支，张淑琴从西安带着烧饼到北京。由于是纯慈善机构，孩子吃的、喝的、用的全靠社会捐助。为了筹款，她几乎天天奔走于一些公司和慈善机构之间，磨破嘴皮，遭人白眼，住地下室，啃方便面，甚至在大街上转悠到天明。
这期间，还有人说张淑琴在吹牛，想出风头，更有甚者说她是在骗钱。对于这一切，张淑琴是一一“笑纳”。她给自己定了三条准则：不贪污，不拐卖儿童，不虐待儿童。她说只要做到这三条，什么事都不怕。
其实，很少人知道张淑琴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她住的那栋楼，惟有她家没天然气、防盗门，惟有她家的电视机老化没声、洗衣机旋转不灵。孩子患病，3000元的住院费都拿不出呵!变卖家产，无一样值钱的东西。可她说，面对那些儿童村的孩子，她是问心无愧的。
靠着这份坚定和努力，2001年底，张淑琴在北京市顺义区赵全营镇板桥村成立了北京示范儿童村，命名为“太阳村特殊儿童救助研究中心”。
进儿童村的孩子一般要求是和罪犯有关系的，他们的父母至少有一方在监狱，没有人抚养或者家庭特别困难，要么就是家庭没有人去教育他。孩子要进村，其父母要写申请，管委会核实后双方签《委托代养协议书》。协议规定，儿童村要在罪犯刑满前，将其子女抚养到18岁。这就是说，大部分孩子将在这里生活10年左右。如果孩子能上大学，儿童村会全力以赴地资助他，如果孩子上不了大学，儿童村会让其参加职业培训，获得一技之长，成为自食其力的人。
其实，对孩子们的教育更让张淑琴操心。儿童村里有个4岁的女孩子阿欢，她爸爸经常以她为诱饵，实施抢劫，终于有一天晚上12点，她爸爸带着她抢了两辆出租车后被抓了。阿欢进了儿童村后，有一次老师领着大家去含元殿人工湖，阿欢要划船。老师说：我们没有钱呀!这时，恰恰有一位男士挟着皮包走来。阿欢说：你真笨，那不是个包吗?你把它一拎就有钱。
有的孩子你问他将来干什么，他说报仇，给爸爸 (妈妈)报仇——这就是他的理想。在他心里，印象最深的就是爸爸(妈妈)被警察带(抓)走了。有个女孩，警察抓她妈妈时她抱住警察的腿，让妈妈快跑。
知道这些情况后，张淑琴很是吃惊：孩子们的是非观还不强，他们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怎样危害社会。因而在对孩子们的教育上，张淑琴更是操碎了心。
让张淑琴倍感自豪的是，儿童村出了一位大学生，叫龙龙，上了西安翻译培训学院。龙龙的母亲杀了父亲，那时，他已是区上的“十佳少年”了，英语学得顶呱呱。进儿童村后上了西安市38中后，勤奋刻苦、聪明过人的他在班级和区上的英语竞赛中多次获奖。学院破格录取了他，四年68000元费用全免了。
2004年，张淑琴从陕西省监狱管理局正式退休。同时，在河南新乡，她开办了第六家儿童村，目前，在陕西、河南和北京的所有儿童村里面，一共有200多名孩子学习和生活，而从1996年到现在，十年间接受张淑琴救助的孩子已经有600多名。现在，张淑琴又有了新的目标，计划每年开办三个新的儿童村，让更多的服刑人员和无人抚养的未成年子女受到救助。气的人，一草一木都是别人捐赠的，她只是个大管家，替罪犯管孩子，替社会管好捐助的东西。她认为，自己是做了一件值得做的事，做了一件应该继续做下去的事。
母爱后面，茁壮的希望就像那片枣树林
张淑琴知道，对于这些孩子来说，除了照顾好他们，更重要的是要让他们学会生存的本领，让他们自力更生。她对孩子们的希望是，第一要自食其力，第二能做一些对社会有益的事，第三不要像父母那样去犯罪。
由于社会筹措缺乏保障，儿童村期望能靠自己的力量解决部分经费。从2002年4月开始，儿童村租赁了260亩土地，种植了枣树、花生、玉米、黄豆等，在假期里，孩子们也到地里从事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为将来走向社会做准备，孩子们也很愿意接受这种教育方式。于是，儿童村相继建起了缝纫车间、木工车间和电脑室。假期里女孩子学裁剪，男孩子学木工，电脑课则是人人都要上的……张淑琴觉得自己找回来的不仅仅是儿童村的孩子，也是在寻找人们失落的最宝贵的东西：爱、善良和责任。
张淑琴接到很多犯人的来信，字里行间里充满着感激的话语。他们中很多人以为儿童村是政府办的，更不知道张淑琴个人的艰辛。在张淑琴办公室的墙上贴着一张自制的表格，上面写着国内外一些著名企业和基金会的名字，张淑琴要定期向他们发出申请捐助的信件，在缺少人手时，她让二女儿加入了儿童村的行列，成为她的得力助手。可有一天，二女儿对她说：“妈妈，我好累……”张淑琴的心底生出了无限的愧疚：自己没能给孩子优越的条件，还将自己的理想强加于她，女儿应该有自己的生活追求。
尽管儿童村办得十分艰难，但张淑琴说她一定会继续走下去的，因为，在这条路上，她并不孤单。
法中友好代表团团长埃杜阿尔·贝雷先生说：“据我所知，经济发达国家也没有完全重视这个问题，在法国像这样代养罪犯子女的儿童村，好像还没有听说过。更多的是罪犯式的儿童村，也就是说所有儿童村的儿童都是罪犯。”美国环球志愿者队长史达琳说：“这里的孩子受到的照顾使我们非常感动。常常有许多儿童被抛弃。而我却在这里亲眼看到一个为这些孩子提供幸福和成功的机会。”
进入寒冬，儿童村急需一笔购煤款，用于给孩子们的小屋供应暖气，仅靠自筹资金的方式，难以满足孩子们的生活需要。由于缺乏充足的营养保证，处在发育阶段的孩子身体不够结实；因为身体得不到适当的保护，他们的皮肤干燥龟裂，手指被冻得通红。中科院研究生院青年志愿者协会的同学们获悉这一情况后就忙碌起来，志愿者们在青年公寓的宣传栏前摆起一溜长摊，从文具到毛绒玩具，举办“儿童村爱心义卖”活动。
2005年12月3日，北京的第一场雪花刚落下，首都机场广告有限公司近20名员工代表冒着寒风来到了北京市太阳儿童村，募捐了8000多元钱，为儿童村的孩子们解决了注射疫苗的燃眉之急。同时，许多员工把家里的棉衣棉被、书本文具等拿了出来，甚至还送去了彩电、VCD机和电脑等物品，有的员工还亲手为孩子们编织了围巾，并鼓励他们好好学习。
12月25日，记者采访张淑琴时，她正站在260亩田地上巡视种植的庄稼、蔬菜和枣树林，俨然像一名生产队长，皮肤也因为常在太阳下暴晒，变得如同农妇一般，而她的目光却坚定无比。(文中未成年人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