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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前，国民党反动派在贵州息烽集中营关押一大批我党的优秀党员和进步人士。1945年7月14日，曾打入国民党军统局心脏的七烈士：张露萍、张蔚林、冯传庆、赵力耕、杨洸、陈国柱、王锡珍就是在息烽县快活岭被军统特务杀害的，现在息烽集中营门前矗立着一座纪念碑，表达人民对他们的敬意和思念。
12年前，我到这里参观，看到烈士们为党为国而忠贞不屈，感慨万分，吟诗四句：“烈士墓前献花圈，世代敬仰永怀念。此处青山埋忠骨，浩气长存留人间。”
抗战期间，武汉失守，中共长江局就由武汉迁到重庆，成立中共南方局。为工作方便，南方局书记周恩来以个人名义租下曾家岩50号，又称“周公馆”，作为南方局一个主要办公地点。这幢小楼房地处街巷尽头，右侧是国民党军统局长戴笠的公馆，左侧是国民党警察局派出所。当年周恩来就在这险象环生的环境中，领导南方十二个省的革命斗争。
此时的重庆是国民党的统治中心。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虽身居虎口，却稳如泰山，在广泛发展抗日统一战线和爱国统一战线中，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有理、有据、有节的斗争，为抗日战线的胜利，为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卓绝的贡献。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抗战态势发生了变化。日本帝国主义改变了以往在“军事上与蒋介石正面作战为主”的方针，实施“以政治诱降为主”的策略，军事上放松了对国民党的大举进攻，进而加紧对我党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扫荡”。此时，蒋介石将正面抗战改为“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之策，1939年1月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还制定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不断制造摩擦，进攻我党建立的根据地。这个时候毛主席提出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方针。同时，我党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政治主张。为适应急剧变化的形势，南方局积极贯彻党中央的方针，除加强自卫工作外，特别着重加强情报工作，及时、准确、深入地掌握国民党顽固派的动向和阴谋。正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打入国民党局军统内部绝好的良机。
1939年8月下旬的一天，在军统局电讯总台工作的一个叫张蔚林的突然来到周公馆，说要求见周恩来，当他得知周恩来不在，就要求见叶剑英（时任南方局军事组组长）。当时谁也不知道此人想干什么，又是从军统局来的，叶剑英不能贸然见他。于是由曾希圣（时任南方局军事组成员，1930年曾任中共中央军委谍报科科员）出面接见他。见面时，张蔚林说以前在上海加入了共产党，后来与组织失掉了联系，此后他就参加了军统局办的电讯训练班，毕业后先到皖南搞电台工作，后调到重庆军统电讯总台做收发报监听工作。工作之余他常看一些进步刊物，特别是共产党在重庆办的《新华日报》，觉得在军统局工作不是自己选择的道路，毫无前途。于是他提出要求：一是恢复他的党籍，二是介绍他到延安或到八路军部队去，实现自己的愿望。曾希圣给他作了解释，理解他的想法，安慰他继续在军统局工作，同样可以为抗战出力。
过了两天，张蔚林又来了，还带来了一个叫冯传庆的人（冯传庆是电讯台的报务主任，所有收发电文要经他的手）。两人来了以后，又说实在不能在军统局里呆下去了。他们说的一些情况和南方局军事组过去得到的情报很接近，此时接见他俩的曾希圣和雷英夫（时任南方局军事组成员）觉得这里面大有文章可做。于是曾、雷就提出几个问题来考查他们，问他们军统局电讯总台的编制、人员情况，有多少部电台等。他们都作了回答。接着，曾、雷提出要求他们提供情况，过后他们也真的把情报送来了，而且向他们要的电台密码也搞到了。经过短短两三次接触，他们经受了严峻的考验，组织相信了他们。于是南方局和叶剑英作出决定：由叶剑英和曾希圣介绍他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正式共产党员，并把他俩作为打入军统局心脏的一把利剑。
1939年10月，南方局接到通知，说一个叫黎琳的女同志要从延安到重庆，派她来的任务是做川军的统战工作，因为她的姐夫是川军少将师长余安民。黎琳原名叫余硕卿，14岁在成都建国中学读书时，受共产党人车耀先的影响和教导，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37年底由车耀先安排她到延安“抗大”学习，学习期间她常指挥大家唱一首名叫“拿起刀枪干一场”的歌曲，所以在延安很多人都叫她“干一场”。调黎琳到川军做统战工作虽然有利，但叶剑英和曾希圣却另有考虑，认为与其让她去做川军的统战工作，还不如改派她打入戴笠军统局系统去更为重要，可以得到更多机密情报，并能增强打入敌人心脏的力量。另外，周公馆离戴笠的特务机关很近，张蔚林和冯传庆每次送情报都很危险。为避开特务耳目，防范风险，决定设立一个中转联络站。因此南方局决定叫黎琳改名为张露萍，装扮成张蔚林的妹妹，打入军统局。她的任务是：传递情报，教育张、冯，增进互相了解，并发展党员，在军统局里成立“中共秘密支部”（后来她就成为该支部的负责人了）。任务确定后，叶剑英亲自找黎琳谈话，向她分析了形势，讲了她的任务的重要性、艰巨性和复杂性，使她有应对各种局面的充分思想准备。具体的事则由曾希圣和雷英夫交待落实，如联络信号、密码以及衣着、被褥等生活用品都作了细致准备和交待。另外，在牛角沱租了两间房子，让张蔚林从军统局电讯总台搬出来和张露萍住在那里。公开说是他们的住所，实际上是一个联络站，此后所有来自军统的情报，都由张露萍转送到周公馆。这段时间，他们工作进行都很顺利，而且在电讯总台陆续发展了4名党员，他们是赵力耕、杨洸、陈国柱、王锡珍。由于他们的出色工作，南方局军事组获得了很多重要和高度机密的情报。把军统局在全国各地，特别是解放区的敌特电台密码、波长、呼号传送到延安，国民党有什么重大军事行动也能及时掌握。同时破获了不少潜伏在我党、我军的特务，尤其是军统派驻到延安的特务。
军统局高层的机密一再泄露，使在重庆的蒋介石和戴笠感到十分震惊，意识到自己的内部有问题，但找不出问题出在哪里。
到了1940年2月中旬，张蔚林因工作中不小心烧坏了一只电台的真空管，他认为要坏事了，便借机慌慌张张地到了周公馆，见到曾希圣和雷英夫。曾希圣就对他讲：电台烧真空管是常有的事，不算什么，你要沉住气，不要慌，上街买一个补上就是了……但就在张蔚林出来到周公馆的时候，电讯总台的人发现他不在，也没请假，以为他病了或有别的事情，于是就派人到牛角沱他的住地找他，结果在抽屉里发现了一些密码、一张表格和名单。特务得到这些资料后，马上回去报告，当张蔚林返回到电讯台就被逮捕了。此事报告给蒋介石，当时蒋介石大发脾气，骂戴笠说：“你们过去总吹牛皮，说你们怎么怎么厉害，打入共产党，现在我不但没有看到你们打入共产党，倒让共产党打入了我们的心脏，你们还没有发现，这样要你们干什么！”戴笠挨骂后，立即开展大清洗，将电讯总臺里面凡有嫌疑的人全部抓起来。就在特务抓人的时候，冯传庆从后墙跳出去跑了。晚上约9点钟，冯传庆来到“周公馆”，他神色非常慌张，一进门就要求见叶剑英或曾希圣和雷英夫。在这种突发事态下，南方局军事组的三个成员此刻都不便贸然见他，因此临时决定由陈家康去见他。因为冯传庆不认识陈家康，冯把发生的事况讲了一遍，说他们都暴露了，他有幸逃了出来，向组织报告，请组织作指示。情况了解清楚后，叶剑英就下楼见了他，对他进行教育，要他沉着，坚定立场，并决定将他转移到延安去，第一站先到成都。叶剑英还将别人送的一件很好的皮袍子转送给他，祝他一路顺利。雷英夫开始为他化装，给他找来一顶礼帽和一根文明棍，还交给他两百块钱，叮嘱他在路上要特别注意举止，因为现在他是上等人打扮，要住大旅馆，吃高级饭菜，不要露出寒酸的样子，以掩人耳目。一切准备好了，雷英夫就让冯传庆从周公馆下面的防空洞里钻出去，直接到嘉陵江边上船过江。但到了嘉陵江北岸后，没有社会经验的他，竟在一个渔民的草棚里躺下睡着了。第二天早上渔民来了，看到他这身着装，误认为他是给日本飞机打信号弹的汉奸，就把他抓起来送交警察局，警察局也搞不清他的身份，就一级一级上报，一直报到重庆市。此前，军统局已经发出对冯传庆的通缉令，并印有冯的像片，这样冯传庆就被捕了。 送走冯传庆以后，军事组马上采取紧急措施，想方设法通知张露萍转移。当时因为张露萍春节前已请假回成都探亲，去了解川军的情况，所以不知道她如今到底在什么地方。也正在这个时候周公馆收到张露萍用密语写的一封信，说她已动身回重庆，因为她接到张蔚林的电报，说他病了，叫她急速返回。曾希圣和雷英夫见到张露萍的信后，知道大事不妙，所谓“张蔚林的电报”，就是军统局设下的圈套。因为成都距离重庆不远，张露萍已动身，挽救已来不及了，她一到重庆就被捕了。
张露萍被捕后，曾经在曾家岩50号的巷子里出现过一次，原因是她很坚定，什么也不承认，特务机关没有办法而采取“放长线钓大鱼”的手段，把她放出来，看她跟谁接触，看她到底进不进周公馆。但张露萍出现后，见到周公馆的人并没有说话，脸绷得紧紧的，表情很严肃，经过周公馆门口，离大门只有一米远，她也不进去，连看也不看就走过去了。张露萍早已看穿敌人的阴谋，十分机警，很老练，很成熟。国民党特务机关由此认为，领导张露萍的不是“周公馆”，而是重庆地下党市委。张露萍的行动保护了中共南方局领导机关免遭破坏。
在息烽集中营里，大特务头子周养浩用各种方法引诱、威胁张露萍，但都失败了。后来他就用卑鄙的手段，想调戏她，谁知张露萍上去就打周养浩几个耳光，并且破口大骂，弄得整个集中营的人都知道了，大长了革命者的志气，灭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威风。时年23岁的张露萍行动勇敢，果断，不愧延安人叫她“干一场”的形象和气魄。
七名共产党员被捕以后，受尽酷刑，但他们始终不吐一个字，保持共产党人的坚定信念和崇高气节。蒋介石亲笔批示，将他们长期监禁，随时可以处决。
1941年春，张露萍等被解押到贵州息烽集中营，张露萍关在“义斋”，张蔚林等关在“仁斋”。不久，张露萍在图书室见到指引她走上革命道路的车耀先伯伯，并在其策划下，他们七人成为“中共狱中秘密支部”成员，在党的领导下继续和敌人进行斗争。1945年6月，戴笠到息烽集中营视察，询问了张露萍等七人的情况，回去后就下达了杀害他们七人的电令。
1945年7月14日，“义斋”女管理员张家启对张露萍说，你们被放了，收拾好东西回重庆。张露萍从张家启含悲的脸上明白自己为革命献身的时候到了。她穿上在重庆从事地下工作时的一件浅咖啡色薄呢连衣裙，戴上一枚红戒指，把小手提箱砸在警卫门前的石坎上说：“我知道我要去哪里。”狱友黄彤光为她梳理了最后一次妆，她反而安慰说：“彤光姐，不用担心，我知道我去哪里，我心里很坦然。”不一会儿，张蔚林、冯传庆等六人也被押上车来。车子一出大门，这七位战友就高唱《国际歌》。车子开到快活岭军统被服仓库前停下，他们下车刚走上库前石阶时，罪恶的子弹从背后射来，六个战友倒下了。张露萍因走在前面，当时她腿部中弹，她忍着剧痛，猛一轉身，用手拍着胸脯，大喊一声：“笨蛋，朝这儿打。”接着，她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行刑的特务顿时吓得手发抖不敢再开枪。特务队长荣为箴拔出手枪连开几枪，党的优秀女儿张露萍倒下了，年仅24岁。
打入军统局心脏的七位共产党员英勇牺牲了，他们不愧是党的好儿女，是真正的英雄。正如叶剑英元帅在给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一首诗中写的“虎穴坚持神圣业，几人鲜血染红星。”今天，在天安门前高高飘扬的国旗，不就是中华民族千百万优秀儿女用鲜血染红的吗……
12年前，我到这里参观，看到烈士们为党为国而忠贞不屈，感慨万分，吟诗四句：“烈士墓前献花圈，世代敬仰永怀念。此处青山埋忠骨，浩气长存留人间。”
抗战期间，武汉失守，中共长江局就由武汉迁到重庆，成立中共南方局。为工作方便，南方局书记周恩来以个人名义租下曾家岩50号，又称“周公馆”，作为南方局一个主要办公地点。这幢小楼房地处街巷尽头，右侧是国民党军统局长戴笠的公馆，左侧是国民党警察局派出所。当年周恩来就在这险象环生的环境中，领导南方十二个省的革命斗争。
此时的重庆是国民党的统治中心。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虽身居虎口，却稳如泰山，在广泛发展抗日统一战线和爱国统一战线中，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有理、有据、有节的斗争，为抗日战线的胜利，为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卓绝的贡献。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抗战态势发生了变化。日本帝国主义改变了以往在“军事上与蒋介石正面作战为主”的方针，实施“以政治诱降为主”的策略，军事上放松了对国民党的大举进攻，进而加紧对我党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扫荡”。此时，蒋介石将正面抗战改为“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之策，1939年1月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还制定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不断制造摩擦，进攻我党建立的根据地。这个时候毛主席提出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方针。同时，我党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政治主张。为适应急剧变化的形势，南方局积极贯彻党中央的方针，除加强自卫工作外，特别着重加强情报工作，及时、准确、深入地掌握国民党顽固派的动向和阴谋。正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打入国民党局军统内部绝好的良机。
1939年8月下旬的一天，在军统局电讯总台工作的一个叫张蔚林的突然来到周公馆，说要求见周恩来，当他得知周恩来不在，就要求见叶剑英（时任南方局军事组组长）。当时谁也不知道此人想干什么，又是从军统局来的，叶剑英不能贸然见他。于是由曾希圣（时任南方局军事组成员，1930年曾任中共中央军委谍报科科员）出面接见他。见面时，张蔚林说以前在上海加入了共产党，后来与组织失掉了联系，此后他就参加了军统局办的电讯训练班，毕业后先到皖南搞电台工作，后调到重庆军统电讯总台做收发报监听工作。工作之余他常看一些进步刊物，特别是共产党在重庆办的《新华日报》，觉得在军统局工作不是自己选择的道路，毫无前途。于是他提出要求：一是恢复他的党籍，二是介绍他到延安或到八路军部队去，实现自己的愿望。曾希圣给他作了解释，理解他的想法，安慰他继续在军统局工作，同样可以为抗战出力。
过了两天，张蔚林又来了，还带来了一个叫冯传庆的人（冯传庆是电讯台的报务主任，所有收发电文要经他的手）。两人来了以后，又说实在不能在军统局里呆下去了。他们说的一些情况和南方局军事组过去得到的情报很接近，此时接见他俩的曾希圣和雷英夫（时任南方局军事组成员）觉得这里面大有文章可做。于是曾、雷就提出几个问题来考查他们，问他们军统局电讯总台的编制、人员情况，有多少部电台等。他们都作了回答。接着，曾、雷提出要求他们提供情况，过后他们也真的把情报送来了，而且向他们要的电台密码也搞到了。经过短短两三次接触，他们经受了严峻的考验，组织相信了他们。于是南方局和叶剑英作出决定：由叶剑英和曾希圣介绍他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正式共产党员，并把他俩作为打入军统局心脏的一把利剑。
1939年10月，南方局接到通知，说一个叫黎琳的女同志要从延安到重庆，派她来的任务是做川军的统战工作，因为她的姐夫是川军少将师长余安民。黎琳原名叫余硕卿，14岁在成都建国中学读书时，受共产党人车耀先的影响和教导，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37年底由车耀先安排她到延安“抗大”学习，学习期间她常指挥大家唱一首名叫“拿起刀枪干一场”的歌曲，所以在延安很多人都叫她“干一场”。调黎琳到川军做统战工作虽然有利，但叶剑英和曾希圣却另有考虑，认为与其让她去做川军的统战工作，还不如改派她打入戴笠军统局系统去更为重要，可以得到更多机密情报，并能增强打入敌人心脏的力量。另外，周公馆离戴笠的特务机关很近，张蔚林和冯传庆每次送情报都很危险。为避开特务耳目，防范风险，决定设立一个中转联络站。因此南方局决定叫黎琳改名为张露萍，装扮成张蔚林的妹妹，打入军统局。她的任务是：传递情报，教育张、冯，增进互相了解，并发展党员，在军统局里成立“中共秘密支部”（后来她就成为该支部的负责人了）。任务确定后，叶剑英亲自找黎琳谈话，向她分析了形势，讲了她的任务的重要性、艰巨性和复杂性，使她有应对各种局面的充分思想准备。具体的事则由曾希圣和雷英夫交待落实，如联络信号、密码以及衣着、被褥等生活用品都作了细致准备和交待。另外，在牛角沱租了两间房子，让张蔚林从军统局电讯总台搬出来和张露萍住在那里。公开说是他们的住所，实际上是一个联络站，此后所有来自军统的情报，都由张露萍转送到周公馆。这段时间，他们工作进行都很顺利，而且在电讯总台陆续发展了4名党员，他们是赵力耕、杨洸、陈国柱、王锡珍。由于他们的出色工作，南方局军事组获得了很多重要和高度机密的情报。把军统局在全国各地，特别是解放区的敌特电台密码、波长、呼号传送到延安，国民党有什么重大军事行动也能及时掌握。同时破获了不少潜伏在我党、我军的特务，尤其是军统派驻到延安的特务。
军统局高层的机密一再泄露，使在重庆的蒋介石和戴笠感到十分震惊，意识到自己的内部有问题，但找不出问题出在哪里。
到了1940年2月中旬，张蔚林因工作中不小心烧坏了一只电台的真空管，他认为要坏事了，便借机慌慌张张地到了周公馆，见到曾希圣和雷英夫。曾希圣就对他讲：电台烧真空管是常有的事，不算什么，你要沉住气，不要慌，上街买一个补上就是了……但就在张蔚林出来到周公馆的时候，电讯总台的人发现他不在，也没请假，以为他病了或有别的事情，于是就派人到牛角沱他的住地找他，结果在抽屉里发现了一些密码、一张表格和名单。特务得到这些资料后，马上回去报告，当张蔚林返回到电讯台就被逮捕了。此事报告给蒋介石，当时蒋介石大发脾气，骂戴笠说：“你们过去总吹牛皮，说你们怎么怎么厉害，打入共产党，现在我不但没有看到你们打入共产党，倒让共产党打入了我们的心脏，你们还没有发现，这样要你们干什么！”戴笠挨骂后，立即开展大清洗，将电讯总臺里面凡有嫌疑的人全部抓起来。就在特务抓人的时候，冯传庆从后墙跳出去跑了。晚上约9点钟，冯传庆来到“周公馆”，他神色非常慌张，一进门就要求见叶剑英或曾希圣和雷英夫。在这种突发事态下，南方局军事组的三个成员此刻都不便贸然见他，因此临时决定由陈家康去见他。因为冯传庆不认识陈家康，冯把发生的事况讲了一遍，说他们都暴露了，他有幸逃了出来，向组织报告，请组织作指示。情况了解清楚后，叶剑英就下楼见了他，对他进行教育，要他沉着，坚定立场，并决定将他转移到延安去，第一站先到成都。叶剑英还将别人送的一件很好的皮袍子转送给他，祝他一路顺利。雷英夫开始为他化装，给他找来一顶礼帽和一根文明棍，还交给他两百块钱，叮嘱他在路上要特别注意举止，因为现在他是上等人打扮，要住大旅馆，吃高级饭菜，不要露出寒酸的样子，以掩人耳目。一切准备好了，雷英夫就让冯传庆从周公馆下面的防空洞里钻出去，直接到嘉陵江边上船过江。但到了嘉陵江北岸后，没有社会经验的他，竟在一个渔民的草棚里躺下睡着了。第二天早上渔民来了，看到他这身着装，误认为他是给日本飞机打信号弹的汉奸，就把他抓起来送交警察局，警察局也搞不清他的身份，就一级一级上报，一直报到重庆市。此前，军统局已经发出对冯传庆的通缉令，并印有冯的像片，这样冯传庆就被捕了。 送走冯传庆以后，军事组马上采取紧急措施，想方设法通知张露萍转移。当时因为张露萍春节前已请假回成都探亲，去了解川军的情况，所以不知道她如今到底在什么地方。也正在这个时候周公馆收到张露萍用密语写的一封信，说她已动身回重庆，因为她接到张蔚林的电报，说他病了，叫她急速返回。曾希圣和雷英夫见到张露萍的信后，知道大事不妙，所谓“张蔚林的电报”，就是军统局设下的圈套。因为成都距离重庆不远，张露萍已动身，挽救已来不及了，她一到重庆就被捕了。
张露萍被捕后，曾经在曾家岩50号的巷子里出现过一次，原因是她很坚定，什么也不承认，特务机关没有办法而采取“放长线钓大鱼”的手段，把她放出来，看她跟谁接触，看她到底进不进周公馆。但张露萍出现后，见到周公馆的人并没有说话，脸绷得紧紧的，表情很严肃，经过周公馆门口，离大门只有一米远，她也不进去，连看也不看就走过去了。张露萍早已看穿敌人的阴谋，十分机警，很老练，很成熟。国民党特务机关由此认为，领导张露萍的不是“周公馆”，而是重庆地下党市委。张露萍的行动保护了中共南方局领导机关免遭破坏。
在息烽集中营里，大特务头子周养浩用各种方法引诱、威胁张露萍，但都失败了。后来他就用卑鄙的手段，想调戏她，谁知张露萍上去就打周养浩几个耳光，并且破口大骂，弄得整个集中营的人都知道了，大长了革命者的志气，灭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威风。时年23岁的张露萍行动勇敢，果断，不愧延安人叫她“干一场”的形象和气魄。
七名共产党员被捕以后，受尽酷刑，但他们始终不吐一个字，保持共产党人的坚定信念和崇高气节。蒋介石亲笔批示，将他们长期监禁，随时可以处决。
1941年春，张露萍等被解押到贵州息烽集中营，张露萍关在“义斋”，张蔚林等关在“仁斋”。不久，张露萍在图书室见到指引她走上革命道路的车耀先伯伯，并在其策划下，他们七人成为“中共狱中秘密支部”成员，在党的领导下继续和敌人进行斗争。1945年6月，戴笠到息烽集中营视察，询问了张露萍等七人的情况，回去后就下达了杀害他们七人的电令。
1945年7月14日，“义斋”女管理员张家启对张露萍说，你们被放了，收拾好东西回重庆。张露萍从张家启含悲的脸上明白自己为革命献身的时候到了。她穿上在重庆从事地下工作时的一件浅咖啡色薄呢连衣裙，戴上一枚红戒指，把小手提箱砸在警卫门前的石坎上说：“我知道我要去哪里。”狱友黄彤光为她梳理了最后一次妆，她反而安慰说：“彤光姐，不用担心，我知道我去哪里，我心里很坦然。”不一会儿，张蔚林、冯传庆等六人也被押上车来。车子一出大门，这七位战友就高唱《国际歌》。车子开到快活岭军统被服仓库前停下，他们下车刚走上库前石阶时，罪恶的子弹从背后射来，六个战友倒下了。张露萍因走在前面，当时她腿部中弹，她忍着剧痛，猛一轉身，用手拍着胸脯，大喊一声：“笨蛋，朝这儿打。”接着，她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行刑的特务顿时吓得手发抖不敢再开枪。特务队长荣为箴拔出手枪连开几枪，党的优秀女儿张露萍倒下了，年仅24岁。
打入军统局心脏的七位共产党员英勇牺牲了，他们不愧是党的好儿女，是真正的英雄。正如叶剑英元帅在给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一首诗中写的“虎穴坚持神圣业，几人鲜血染红星。”今天，在天安门前高高飘扬的国旗，不就是中华民族千百万优秀儿女用鲜血染红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