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社5月10日消息，美国商业杂志《福布斯》日前宣布：从今年起，取消中国慈善榜。《福布斯》从2004年开始，连续3年为中国慈善家排榜。正当人们等待《福布斯》第4次发布中国慈善榜时，《福布斯》却宣布取消。个中缘由，暂且不论。我倒认为，我国慈善事业不仅“生病”了，而且病得不轻。凭着一个公民应有的良知和责任，我要斗胆为慈善事业把把脉。
　　症状之一：供血不足。社会各界的捐赠款、救命钱，是慈善事业必不可少的“血液”。据统计，我国每年有近6000万灾民需要救济。与此不相适应的是,近10年来，中国人均慈善捐赠金额仅为1.7元；在全国1000多万家企业中，有过捐赠记录的不足10万家，未捐款企业高达99％。中华慈善总会曾做过一项统计，该会所获捐赠的75%都来自国外和港台地区，内地富豪的捐赠15%，10%来自平民百姓。慈善事业“贫血”如此严重，很难想象，面对一处处仰天长啸、嗷嗷待哺的弱势群体，仅仅依靠政府杯水车薪的救济，慈善事业能够收到多大实效？
　　症状之二：心肌乏力。如果说慈善款是“血”的话，那么捐赠者就是输送血液的“心脏”。在贫富悬殊不断增大的今天，人们习惯于把捐赠善款作为衡量富人是否为富不仁的基本标准。事实上，公众在抨击中国富豪吝啬的同时，往往忽视了慈善事业的一个显著特征：慈善绝不是富翁们的专利，社会捐赠才是最重要的慈善资源。有数据显示，美国的捐款中，10%来自公司企业，5%来自大型基金会，而85%的捐款来自民众，每个美国家庭年均捐款约1000多美元。同时，美国18岁以上的人就开始贡献他们的时间和知识，志愿者高达44%，而我国志愿服务参与率按目前4000万人计算，仅為3%。因此，慈善事业不应该是富人良心发现时偶尔的施舍和恩赐，而是每个人发自内心、在尊重的基础上对他人的同情与关爱。
　　症状之三：血管硬化。透明、高效的捐赠机构，是慈善事业中重要的“血管”。慈善机构也是这样。它们往往名为“民间团体”，实为“官办机构”，组织的行政化导致其先天感染上很多行政官僚的病毒，轻则无为而治，财务混乱，暗箱操作；重则腐败丛生，将善款中饱私囊。今年4月，广东传媒就捅出了“你捐款，我收租”的丑闻。事件的大意是，上世纪80年代初，霍英东为建广东洛溪大桥无偿捐款1700万元，由于事后成功的资本运作，捐款增值到7000万元。按当时的工程预算，款项基本达到建桥成本。然而20年来，广州市番禺区政府不仅一直向过往车辆收取过桥费，而且只字不提霍英东捐款一事。一生捐款多达50亿元人民币的霍英东得知此事后，非常震惊和愤怒，声明他本人从没拿过一分钱的过桥费，以后也不会拿，同时也表示他“要给政府一个教训”。无独有偶，今年８月，原河南省三门峡市救灾扶贫基金会财务人员郭新民，因贪污挪用救灾扶贫款120多万元被一审判处有期徒刑十七年。当众多捐款人的支票，被各类官办的慈善机构轻松地转入自己的账号，从此不知资金的最终去向，这不能不引发民众对公共权力信任的弱化。
　　症状之四：神经麻木。和谐社会需要和谐文化，捐赠文化是慈善事业最敏感的“神经”。进入21世纪以来，各行各业喜欢拿“与国际接轨”说事，媒体也越来越热衷于搞“某某排行榜”。2006年胡润慈善家排行榜，深圳彭年酒店“掌门人”余彭年先生以20亿元的捐赠位居榜首。对于国内为数不多的几家“全球500强”企业，众多媒体保持了高度关注，不仅津津乐道并大加炒作、趋之若鹜；而对于霍英东、余彭年等贤绅义豪们，媒体们居然不约而同地集体选择了沉默和失语。试问，究竟有几人熟知2003年11月启动的“彭年光明行动”？又有多少媒体报道过这项行动将耗资5亿元，在5年内为15万至20万名白内障患者提供免费治疗？知名的，缺失社会责任和道义；乐善好施的，居然鲜有人知，得不到应有的关注和赞赏。这看似偶然的感觉错位，其实已经显露出“神经麻木”的症状，正悄然侵蚀并严重损毁到社会捐赠文化的健康了！
　　“慈善综合症”症状严重，究其根源，却也简单，那就是现行社会捐赠体制机制的滞后。
　　美国的遗产税、赠予税以“高额累进”著称，当遗产在300万美元以上时，税率高达55％，而且必须先缴纳遗产税，后继承遗产。与之相对应，建立个人基金会或捐助善款则可获得税收减免。这样，慈善捐助不仅可以减少损失，而且有助于树立公众形象，产生模范效应，促使捐赠文化蔚然成风。因此，要治“慈善综合症”，应对症下药。不妨先疏通“血管”，再强壮“心肌”，边刺激“神经”，边补输“血液”。当然，对于某些痼疾，我们的“药”要重，手要快，必要时还可以采取“中西医结合”的办法，实在不行就“动手术”来彻底根除。总之，只要我们把弱势群体的利益放在心上，真正做到大公无私，就一定能够治好“慈善综合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