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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准确地把握了国内形势的变化，进行民主政治实践，立足国情，创造了符合当时国内环境及时代需求的政治制度，政治制度文明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对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具有示范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抗战时期 政治文明 政治制度文明
［作者简介］邵宁（１９８０—），男，云南大学公管学院政治学专业２００４级硕士生。
白莹（１９８１—），女，云南大学公管学院政治学专业２００４级硕士生。
政治文明是指人类在改造公共权力关系和社会制度方面的客观政治实践活动中所取得的积极的社会成果的总和，是社会政治进步的状态。它不是社会存在杂乱无序的累积，而是由若干不同部分构成的有机整体。因此政治文明建设的基本内容就包括政治制度文明建设、政治参与文明建设、行政文明建设等。其中政治制度文明建设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对于建设政治文明，制度建设是根本，具有决定意义。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创造性地进行民主政治实践，构建了符合当时国情的政治制度，不仅有效地促进了抗战的胜利，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成功地将民主政治思想付诸实践。对这一时期政治制度文明建设进行考察有助于当前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一、抗战与民主政治制度建设的辩证关系
政治制度就是政治运行的规则，任何国家的政治制度都是其文化的组成部分，体现该国家文化的总体特征及演变趋势，亦即政治制度本身是在特定社会环境中产生的，当产生政治制度的社会环境发生变化时，则政治制度本身也要发生变化。也就是说政治制度的构建必须符合国情。抗战的全面爆发导致国内形势发生变化，中国共产党准确把握这种变化所带来的对民主的需求，在抗日根据地建立民主政治制度。
破除专制统治，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治，不仅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革命性、先进性的本质决定的，同时也是中国历史赋予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使命。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为实现民主政治进行了不懈奋斗，但在抗战之前由于国共双方斗争激烈，内战一直持续，民主政治建设一直无法得以深入全面地展开。
“七七事变”标志着抗战的全面爆发，导致了中国国内政治形势也随之变动，国内阶级矛盾转为民族矛盾，国内战争转变为民族战争。国共第二次合作，两党要解决的问题由要不要抗战转为如何进行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中国共产党在准确地分析了中日两国的各自优劣势之后，提出了进行广泛的战争动员，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已经发动起来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而国民党方面虽也下决心抗战，但由于其阶级本质决定其不愿意也惧怕发动全国人民起来抗战，坚持走把抗战看成正规军队在正面战场进行抵抗的片面抗战路线。
全面抗战和片面抗战路线表面上是如何进行抗战的方式的差别，而其实质则是要不要民主的分歧。中日两国实力对比及两国的国情决定了持久战和人民战争是中国挽救民族危亡的惟一正确选择。要进行全面动员必须对原有的专制统治机制进行改革，即只有实行民主才能取得抗战胜利。中国共产党认为，“抗战与民主不可分，对于抗日任务，民主也就是新阶段中最本质的东西，为民主即是为抗日，抗日与民主互为条件同抗日与和平，民主与和平互为条件一样，民主是抗日的保证”①。中国共产党准确地把握了国内形势的变化所带来对民主的需求，在高举抗日大旗的同时也高举起民主的大旗。
在抗战全面爆发之前，中国共产党就明确提出要把争取民主作为完成统一战线及保证抗战胜利的中心环节。强调中国必须进行两方面改革：一是在将政治制度上国民党一党独裁政体变为各党派合作的民主政体；二是开放人民言论、集会、结社自由。在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更是将争取民主确定为战时的一项重大目标性政策。
国内形势剧变使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实现政治民主是赢得抗战胜利，取得民族独立、自由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顺应这一历史潮流，在抗日根据地建立民主政治制度。
二、抗战时期党的政治制度文明建设的探索
中国共产党在构建政治制度时，借鉴了西方政治制度的某些形式，更为重要的是立足战时特殊的环境进行了符合国情的创新。
１．战时环境下的政权组织形式及组织原则的探索。
国家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民主政治的实现最终要落实到政权上，不同性质的政权其政权组织形式不同。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曾经采用苏维埃民主制，但在抗日条件下，该制度与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适应，不能最大限度地吸引各抗日党派、阶级、阶层进入政制体系内，激发其抗战热情。考虑这一情况，中国共产党经过多次研究，认为目前中国还无法建立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共和国，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条件尚不具备，因此，决定借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体形式，采用议会民主制。这种政制并非照搬西方议会制，而是由选民选举各级代表组成代议团体，政府由它产生，人民通过它监督政府。这一战时政制既从战时特殊环境出发又结合了新民主主义政制的特质，使其成为建立人民共和国后人民代表大会制的雏形。
在政权组织原则上实行三三制。中国共产党在确定边区和根据地有效政体形式后，为保证民主的彻底实现，普遍开展了直接平等选举，这极大地扩展了民主的范围，政权的基础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巩固。但存在一定的问题：一是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享有崇高的威望，以致部分基层政权中共产党员比例过大甚至出现清一色共产党员执掌政权的状况；二是不少地方旧势力影响大，出现了豪绅地主把持基层权力的状况。这种情况既不利于根据地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民主，也不利于团结所有愿意抗日的人士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为改变这种局面，中国共产党于１９４０年提出政权组织的三三制原则，即在根据地政权人员分配上，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他们代表无产阶级和贫农；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他们代表小资产阶级；中间分子及其他分子占三分之一，他们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毛泽东曾强调，这种人数上的规定是必要的，否则就不能保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同时这一原则也得以真正贯彻实施。此后抗日根据地的民主选举和政权建设都在三三制原则指导下进行，三三制的政权组织原则正式确定下来。但三三制是边区各级民意机关和政权中组织成分的一种指导性原则，它的最后实现与否还要取决于民主选举。三三制只是作为一指导性原则，严格地实现不可能，但要大体上实现，在实践操作中可以有所偏差。周恩来曾明确指出：“三三制有两个特点，一个就是共产党不一定要在数量上占多数而要争取其他民主人士与我们合作；二是要各方协商一致协议取得共同纲领，以此作为施政的方针”。②可见三三制原则的提出，并非仅仅着眼于政权内部人员组成的比例分配问题，更重要的是为了真正体现政权的民主性质。
２．广泛的选举制的探索。
民主制度建设关键要体现民主即人民当家作主，人民当家作主可以体现在诸多方面，但最重要和最基础的是实行选举制度，选举权是公民最基本的权利，没有选举的政治制度就不是真正的民主政治。因此开展广泛的群众性选举运动就成为根据地民主政治制度构建的一个基础性环节，广泛的选举制也就成为抗战时期中共民主政制的一个基础性制度。
抗日根据地所实行的是一种真正的普遍平等的选举制。凡满１８岁的赞成抗日和民主的中国人，不分阶级、民族、男女、信仰、党派、文化程度，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因此抗日根据地的选举更能保证广大人民群众真正享有民主的权利，使民主具有更大的普遍性。实行了普遍的无差别的民主选举后，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的参政热情，得到了极大的激发，选举也逐渐成为广大人民的自觉行动。在选举方式上，进行探索并摸索出了经验，如投票时识字多的人采用写票法，识字少或不识字的采用画圈、画杠、投豆等方法；对于地广人稀的地区则采取分散投票的方法，通过多种方式将民主选举落到实处。
尽管抗战时期在根据地开展的选举运动，就其发展来看还不完善，这主要是由于受战争环境的制约，如一些根据地的选举计划和进程常常被这改变或打乱。但它极大地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日积极性，而且也变动了农村社会的政治秩序，民主意识也在群众中大为增强。
３．党内民主制度建设的探索。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推动了根据地民主政治制度建设，这对于现在加强党内民主制度建设有很大的借鉴作用。
中国共产党是按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起来的党，党内民主制度建设的关键就是处理好民主与集中关系。１９２７年６月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议案》，将“民主集中制”写入党章。从此“民主集中制”就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条基本组织原则。但由于长期残酷的斗争环境，党组织发展不完善不成熟，民主集中制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建立民主政治制度，客观上要求作为根据地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进行党内民主制度建设。这一期间中国共产党对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的党内民主制度建设进行了探索。１９３８年１０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上提出“四个服从”的组织纪律，即：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同时也认识到党内法规的重要性，他说：“除了上述最重要的纪律外，还须制定党内法规，以统一各领导机关的行动。”③在此次会议上制定并通过了《关于中共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等组织建设的文件。中共七大召开后进一步加强了组织建设方面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对民主与集中的关系进行准确地阐释，辩证地处理民主与集中的关系，完善了民主集中制。
三、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启示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准确把握了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间的矛盾），顺应了时代潮流对民主政治的需求，高举抗战大旗的同时大力推动政治制度文明建设并付诸实践，并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将民主政治思想转化为符合实情的政治制度，进行了许多制度上的创新。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治的实现，不仅极大地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日积极性，党的威望也不断提高，使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军民是夺取抗战胜利的中流砥柱。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治制度文明建设对我们现在进行的政治文明有不少值得借鉴的启示。
一是依法治国，发展民主政治，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已成为我们今天的共识，但如何进一步推动民主政治发展，尤其是政治制度文明建设，需要我们对民主的理念、制度认识、社会环境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充分借鉴中外历史上民主政治发展的经验教训。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期间进行的民主政治实践，其深刻的意义就在于认识到整个社会环境的剧变带来对民主的本质需求。我国现行的社会主义制度既是一种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新型经济制度，又是一种由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政治制度。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和必然要求。因此对于制度文明建设要改变以往侧重于把发展民主作为一种手段的认识，要认识到社会主义社会对民主的本质要求。
二是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借鉴国外民主的形式、经验是必要的，但这一切都必须以立足国情为基础。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期间进行的政治制度文明建设，从制度的建立、制度的创新到制度的具体落实，都是立足于对整个战时环境下国情的深入考察之基础上的。我国现行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也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由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决定的，是历史的选择。因此进行制度文明建设最主要的是继续完善这两个制度。我们可以也应当吸收和借鉴西方资本主义政治文明中的合理成分。西方政治参与机制中的一些做法，政治竞争中的某些合理经验，西方权力制约机制中的一些合理原则，都值得我们吸收和借鉴。所有的吸收和借鉴都是在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的基础上，为了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而进行的，并且要进行符合国情的创新，而不是忽视国情和制度上的巨大差异，移植西方资本主义民主。
三是抗战的全面爆发导致中日民族矛盾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进行民主政治实践就是立足于解决这一主要矛盾，夺取抗战胜利。在进行政治制度文明建设中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要抓住主要矛盾，从急需解决的问题着手，集中精力解决当前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主要矛盾。当今党内政治生活中腐败问题严重，已成为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解决的紧迫任务，要从维护稳定的大局出发，积极探索有效抑制腐败的民主监督机制和权力制约机制。同时我们应认识到民主实现程度是受历史条件制约的，在抗战的特殊环境下，中国共产党通过多种方式和途径将民主落到实处。我们以往在进行制度建设时，对实施民主的技术要求、环境要求缺乏深层的认识，对民主程序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导致民主在某种程度无法落到实处。因此，我们要立足于现实条件，探索民主制度的多种有效实现途径，包括实施的技术、合理公平的民主程序等。同时我国各地区间发展不平衡，在民主制度具体落实上应有所区别，因地制宜。
四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对政治文明建设起主导作用，党内民主制度的完善对整个政治制度文明建设有示范和指引作用，因此要加强党内民主制度建设，完善党的干部制度。要科学地理解和处理民主与集中的关系，在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同时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如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党内的监督机制、党的生活制度等，使民主集中制在具体操作中有切实可行的运作制度。在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和注重制度建设的同时，还要提高全党贯彻和执行民主集中的自觉性。党内民主制度建设也是个渐进的发展过程，也应有领导、有秩序地稳步实现。
注释：
①毛泽东选集（第一卷）［Ｍ］．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２７４．
②周恩来选集（上卷）［Ｍ］．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３１５．
③毛泽东选集（第二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２８．
责任编辑钟海连
［关键词］抗战时期 政治文明 政治制度文明
［作者简介］邵宁（１９８０—），男，云南大学公管学院政治学专业２００４级硕士生。
白莹（１９８１—），女，云南大学公管学院政治学专业２００４级硕士生。
政治文明是指人类在改造公共权力关系和社会制度方面的客观政治实践活动中所取得的积极的社会成果的总和，是社会政治进步的状态。它不是社会存在杂乱无序的累积，而是由若干不同部分构成的有机整体。因此政治文明建设的基本内容就包括政治制度文明建设、政治参与文明建设、行政文明建设等。其中政治制度文明建设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对于建设政治文明，制度建设是根本，具有决定意义。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创造性地进行民主政治实践，构建了符合当时国情的政治制度，不仅有效地促进了抗战的胜利，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成功地将民主政治思想付诸实践。对这一时期政治制度文明建设进行考察有助于当前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一、抗战与民主政治制度建设的辩证关系
政治制度就是政治运行的规则，任何国家的政治制度都是其文化的组成部分，体现该国家文化的总体特征及演变趋势，亦即政治制度本身是在特定社会环境中产生的，当产生政治制度的社会环境发生变化时，则政治制度本身也要发生变化。也就是说政治制度的构建必须符合国情。抗战的全面爆发导致国内形势发生变化，中国共产党准确把握这种变化所带来的对民主的需求，在抗日根据地建立民主政治制度。
破除专制统治，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治，不仅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革命性、先进性的本质决定的，同时也是中国历史赋予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使命。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为实现民主政治进行了不懈奋斗，但在抗战之前由于国共双方斗争激烈，内战一直持续，民主政治建设一直无法得以深入全面地展开。
“七七事变”标志着抗战的全面爆发，导致了中国国内政治形势也随之变动，国内阶级矛盾转为民族矛盾，国内战争转变为民族战争。国共第二次合作，两党要解决的问题由要不要抗战转为如何进行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中国共产党在准确地分析了中日两国的各自优劣势之后，提出了进行广泛的战争动员，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已经发动起来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而国民党方面虽也下决心抗战，但由于其阶级本质决定其不愿意也惧怕发动全国人民起来抗战，坚持走把抗战看成正规军队在正面战场进行抵抗的片面抗战路线。
全面抗战和片面抗战路线表面上是如何进行抗战的方式的差别，而其实质则是要不要民主的分歧。中日两国实力对比及两国的国情决定了持久战和人民战争是中国挽救民族危亡的惟一正确选择。要进行全面动员必须对原有的专制统治机制进行改革，即只有实行民主才能取得抗战胜利。中国共产党认为，“抗战与民主不可分，对于抗日任务，民主也就是新阶段中最本质的东西，为民主即是为抗日，抗日与民主互为条件同抗日与和平，民主与和平互为条件一样，民主是抗日的保证”①。中国共产党准确地把握了国内形势的变化所带来对民主的需求，在高举抗日大旗的同时也高举起民主的大旗。
在抗战全面爆发之前，中国共产党就明确提出要把争取民主作为完成统一战线及保证抗战胜利的中心环节。强调中国必须进行两方面改革：一是在将政治制度上国民党一党独裁政体变为各党派合作的民主政体；二是开放人民言论、集会、结社自由。在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更是将争取民主确定为战时的一项重大目标性政策。
国内形势剧变使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实现政治民主是赢得抗战胜利，取得民族独立、自由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顺应这一历史潮流，在抗日根据地建立民主政治制度。
二、抗战时期党的政治制度文明建设的探索
中国共产党在构建政治制度时，借鉴了西方政治制度的某些形式，更为重要的是立足战时特殊的环境进行了符合国情的创新。
１．战时环境下的政权组织形式及组织原则的探索。
国家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民主政治的实现最终要落实到政权上，不同性质的政权其政权组织形式不同。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曾经采用苏维埃民主制，但在抗日条件下，该制度与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适应，不能最大限度地吸引各抗日党派、阶级、阶层进入政制体系内，激发其抗战热情。考虑这一情况，中国共产党经过多次研究，认为目前中国还无法建立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共和国，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条件尚不具备，因此，决定借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体形式，采用议会民主制。这种政制并非照搬西方议会制，而是由选民选举各级代表组成代议团体，政府由它产生，人民通过它监督政府。这一战时政制既从战时特殊环境出发又结合了新民主主义政制的特质，使其成为建立人民共和国后人民代表大会制的雏形。
在政权组织原则上实行三三制。中国共产党在确定边区和根据地有效政体形式后，为保证民主的彻底实现，普遍开展了直接平等选举，这极大地扩展了民主的范围，政权的基础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巩固。但存在一定的问题：一是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享有崇高的威望，以致部分基层政权中共产党员比例过大甚至出现清一色共产党员执掌政权的状况；二是不少地方旧势力影响大，出现了豪绅地主把持基层权力的状况。这种情况既不利于根据地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民主，也不利于团结所有愿意抗日的人士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为改变这种局面，中国共产党于１９４０年提出政权组织的三三制原则，即在根据地政权人员分配上，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他们代表无产阶级和贫农；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他们代表小资产阶级；中间分子及其他分子占三分之一，他们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毛泽东曾强调，这种人数上的规定是必要的，否则就不能保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同时这一原则也得以真正贯彻实施。此后抗日根据地的民主选举和政权建设都在三三制原则指导下进行，三三制的政权组织原则正式确定下来。但三三制是边区各级民意机关和政权中组织成分的一种指导性原则，它的最后实现与否还要取决于民主选举。三三制只是作为一指导性原则，严格地实现不可能，但要大体上实现，在实践操作中可以有所偏差。周恩来曾明确指出：“三三制有两个特点，一个就是共产党不一定要在数量上占多数而要争取其他民主人士与我们合作；二是要各方协商一致协议取得共同纲领，以此作为施政的方针”。②可见三三制原则的提出，并非仅仅着眼于政权内部人员组成的比例分配问题，更重要的是为了真正体现政权的民主性质。
２．广泛的选举制的探索。
民主制度建设关键要体现民主即人民当家作主，人民当家作主可以体现在诸多方面，但最重要和最基础的是实行选举制度，选举权是公民最基本的权利，没有选举的政治制度就不是真正的民主政治。因此开展广泛的群众性选举运动就成为根据地民主政治制度构建的一个基础性环节，广泛的选举制也就成为抗战时期中共民主政制的一个基础性制度。
抗日根据地所实行的是一种真正的普遍平等的选举制。凡满１８岁的赞成抗日和民主的中国人，不分阶级、民族、男女、信仰、党派、文化程度，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因此抗日根据地的选举更能保证广大人民群众真正享有民主的权利，使民主具有更大的普遍性。实行了普遍的无差别的民主选举后，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的参政热情，得到了极大的激发，选举也逐渐成为广大人民的自觉行动。在选举方式上，进行探索并摸索出了经验，如投票时识字多的人采用写票法，识字少或不识字的采用画圈、画杠、投豆等方法；对于地广人稀的地区则采取分散投票的方法，通过多种方式将民主选举落到实处。
尽管抗战时期在根据地开展的选举运动，就其发展来看还不完善，这主要是由于受战争环境的制约，如一些根据地的选举计划和进程常常被这改变或打乱。但它极大地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日积极性，而且也变动了农村社会的政治秩序，民主意识也在群众中大为增强。
３．党内民主制度建设的探索。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推动了根据地民主政治制度建设，这对于现在加强党内民主制度建设有很大的借鉴作用。
中国共产党是按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起来的党，党内民主制度建设的关键就是处理好民主与集中关系。１９２７年６月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议案》，将“民主集中制”写入党章。从此“民主集中制”就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条基本组织原则。但由于长期残酷的斗争环境，党组织发展不完善不成熟，民主集中制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建立民主政治制度，客观上要求作为根据地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进行党内民主制度建设。这一期间中国共产党对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的党内民主制度建设进行了探索。１９３８年１０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上提出“四个服从”的组织纪律，即：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同时也认识到党内法规的重要性，他说：“除了上述最重要的纪律外，还须制定党内法规，以统一各领导机关的行动。”③在此次会议上制定并通过了《关于中共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等组织建设的文件。中共七大召开后进一步加强了组织建设方面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对民主与集中的关系进行准确地阐释，辩证地处理民主与集中的关系，完善了民主集中制。
三、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启示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准确把握了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间的矛盾），顺应了时代潮流对民主政治的需求，高举抗战大旗的同时大力推动政治制度文明建设并付诸实践，并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将民主政治思想转化为符合实情的政治制度，进行了许多制度上的创新。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治的实现，不仅极大地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日积极性，党的威望也不断提高，使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军民是夺取抗战胜利的中流砥柱。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治制度文明建设对我们现在进行的政治文明有不少值得借鉴的启示。
一是依法治国，发展民主政治，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已成为我们今天的共识，但如何进一步推动民主政治发展，尤其是政治制度文明建设，需要我们对民主的理念、制度认识、社会环境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充分借鉴中外历史上民主政治发展的经验教训。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期间进行的民主政治实践，其深刻的意义就在于认识到整个社会环境的剧变带来对民主的本质需求。我国现行的社会主义制度既是一种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新型经济制度，又是一种由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政治制度。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和必然要求。因此对于制度文明建设要改变以往侧重于把发展民主作为一种手段的认识，要认识到社会主义社会对民主的本质要求。
二是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借鉴国外民主的形式、经验是必要的，但这一切都必须以立足国情为基础。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期间进行的政治制度文明建设，从制度的建立、制度的创新到制度的具体落实，都是立足于对整个战时环境下国情的深入考察之基础上的。我国现行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也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由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决定的，是历史的选择。因此进行制度文明建设最主要的是继续完善这两个制度。我们可以也应当吸收和借鉴西方资本主义政治文明中的合理成分。西方政治参与机制中的一些做法，政治竞争中的某些合理经验，西方权力制约机制中的一些合理原则，都值得我们吸收和借鉴。所有的吸收和借鉴都是在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的基础上，为了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而进行的，并且要进行符合国情的创新，而不是忽视国情和制度上的巨大差异，移植西方资本主义民主。
三是抗战的全面爆发导致中日民族矛盾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进行民主政治实践就是立足于解决这一主要矛盾，夺取抗战胜利。在进行政治制度文明建设中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要抓住主要矛盾，从急需解决的问题着手，集中精力解决当前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主要矛盾。当今党内政治生活中腐败问题严重，已成为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解决的紧迫任务，要从维护稳定的大局出发，积极探索有效抑制腐败的民主监督机制和权力制约机制。同时我们应认识到民主实现程度是受历史条件制约的，在抗战的特殊环境下，中国共产党通过多种方式和途径将民主落到实处。我们以往在进行制度建设时，对实施民主的技术要求、环境要求缺乏深层的认识，对民主程序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导致民主在某种程度无法落到实处。因此，我们要立足于现实条件，探索民主制度的多种有效实现途径，包括实施的技术、合理公平的民主程序等。同时我国各地区间发展不平衡，在民主制度具体落实上应有所区别，因地制宜。
四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对政治文明建设起主导作用，党内民主制度的完善对整个政治制度文明建设有示范和指引作用，因此要加强党内民主制度建设，完善党的干部制度。要科学地理解和处理民主与集中的关系，在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同时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如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党内的监督机制、党的生活制度等，使民主集中制在具体操作中有切实可行的运作制度。在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和注重制度建设的同时，还要提高全党贯彻和执行民主集中的自觉性。党内民主制度建设也是个渐进的发展过程，也应有领导、有秩序地稳步实现。
注释：
①毛泽东选集（第一卷）［Ｍ］．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２７４．
②周恩来选集（上卷）［Ｍ］．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３１５．
③毛泽东选集（第二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２８．
责任编辑钟海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