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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是有利于普及教育，提高民众素养的好事，却一推再推，迟迟未能落实，甚至成了统“独”之争的工具。
海峡两岸各界在简体字和繁体字的使用上一直争论不休，台湾岛内对汉字繁简的态度更掺杂了特定的意识形态因素，始终将其使用的“正体字”奉为代表中华文化的正统。但鲜为人知的是，历史上蒋介石曾两次着手推行简体字，但均在内部强大压力下而未果。
学界首倡
上世纪20年代，著名语言文字学家钱玄同领衔提倡汉字革命，陆续发表了大量关于倡导文学革命和文字改革的文章。基于中国当时的历史背景，主张汉字改革的人士认为，要普及教育，唤起民众，就不得不推行简体字和注音汉字，首先实现部分汉字改用简体字，其次给汉字注音，最后汉字改用罗马字母拼音。钱玄同认为，字形的变迁，“纯是任自然的趋势，逐渐改变的。改变的缘故，必定因为旧字有不适用的地方，所以总是改繁为简，改奇诡为平易，改错落为整齐，改谨严为自由。但旧字虽因有不适用的地方而改变，却并非全体不适用，所以字形虽然时有变迁，而当变迁的时候，决不把旧字完全改易”。经过严谨论证和认真研究，1922年钱玄同与黎锦熙等知名学者向国语统一筹备会第四次大会提出了《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这是历史上有关简体字的第一个具体方案，主张把过去只通行于民间社会的简体字正式应用干一切正规的书面语上，系统地阐述了简化汉字的理由和办法。
第一次夭折
学界推动简体字运动的行为逐渐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蒋氏当政后曾一度专门向教育部长王世杰询问汉字简化的可行性。王世杰表示：“一些从事语言文字教学和研究的专家、学者对简化汉字比较积极，但反对的人也很多，我个人认为，有的汉字笔画确实太多，书写起来很不方便，应该作些简化。但这个问题只能逐步进行。”蒋介石听后很赞成王世杰的意见，当即指示逐步推行简体字。随后，王世杰专门召开会议布置汉字简化的相关事宜，并委托北京大学教授、著名语言文字学家黎锦熙主持该项工作。黎锦熙为此专门组织成立了一个研究班子从事汉字简化工作。1934年，钱玄同在长期扎实研究的基础上开始筹划编制《简体字谱》，并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第29次常委会上提出“搜集固有而较适用的简体字案”。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议决编制简体字以力求易写、易识为原则，并委派钱玄同草拟《简体字表》，以利于义务教育的推行。其间，钱玄同带病整理、赶制《常用简体字表》，至1935年5月共精选编入2300多字，最后经专家学者商讨后将确定的1230字报呈教育部。根据当时行政院推行简体字办法分期增订，逐步扩充简体字数量的规定，教育部最后圈定324个汉字作为第一批。1935年8月21日，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了第一批《简体字表》，这是历史上由政府公布的第一个简体字表，同时公布的还有《推行简体字办法》九条。《办法》规定，凡小学、短期小学、民众学校各课本、儿童及民众读物，均应采用部颁简体字。自1936年1月起，上述范围新编课本、读物不用简体字者不予审定。
然而，蒋介石主导推动的汉字简化却遭到国民党中常委、考试院院长戴季陶等的强烈反对和抵制。戴季陶以捍卫中华文化为口号，猛烈抨击“简化汉字荒谬十足，破坏了中国传统文化”，多次在公开场合扬言如果不收回《简体字表》，他将不参加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召开的任何会议。果然在此后三个月中，戴季陶拒不参加国民党的会议，也很少过问公事。蒋介石碍于戴季陶是国民党元老，只得妥协下令暂不施行简化汉字。1936年2月，戴季陶进一步促使蒋介石以“国民政府”的名义下了一道“不必推行”简化字的命令。加上随后日本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蒋介石首次推广简体字也就不了了之了。
第二次仍不了了之
直到1952年秋，败退台湾的蒋介石再次提出汉字简化。他在国民党宣传汇报会上表示，“我们的汉字笔画太多，士兵教育困难，学生学习难度也太大。我觉得汉字还是应做适度的简化。我的意见，与在大陆时期一样，先提出一个简化方案，再提交到会上讨论。”会后，蒋介石指示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主任、“考试院副院长”罗家伦提前制造舆论，使社会各界有所准备，等社会形成共识后再进一步推行。台“教育部”根据蒋介石的指示，立即组织专家学者研究简化汉字的方案。罗家伦也在第一时间亲自撰写了一篇汉字应该简化、需要简化的文章，在《中央日报》、《中华日报》、《新生报》同时刊登。1953年9月，罗家伦发表讲话称，“欲保存中国文字，则必须简化，使广大民众易于学习”。1954年3月，他又在《中央日报》发表长文《简体字之提倡为必要》，后来印成《简体字运动》单本。1969年6月，何应钦在国民党中央十次全会上提出《整理简笔字案》，蒋介石指示“本案至为重要”、“有关单位约集专家学者，组成专案小组，运用科学方法，审慎详加研究”。
蒋介石第二次推动汉字简化却意外遭到国民党中央委员、著名学者胡秋原的极力反对。胡秋原认为，汉字是汉文化的载体，简化汉字就是破坏中国文化。为壮大声势，胡秋原集结台湾文史学界一批反对汉字简化的人士，在“立法院”猛烈抨击罗家伦等人，并撰写大量文章向岛内民众解释汉字不能简化的原因。当时胡秋原在台湾政界和文化界拥有较大影响力，其反对汉字简化的主张得到部分国民党高层和海内外文化界人士的支持。在岛内外强大的反对声中，蒋介石自觉阻力太大，不得不又一次暂时搁置汉字简化一事，台“教育部”事先拟好的简化方案也未公布。岛内的简化迹象
蒋介石两度推行简化汉字无功而返，之后台湾当局囿于意识形态也尽量回避简体字争议，但岛内文字在使用上还是出现了一些简化的迹象。1979年3月台“教育部”公布《常用国字标准字体表》和《标准行书范本》时，尽管回避“简体字”提法，但也选用了一些简体字。1980年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发行《标准行书范本》，其4010个常用字中有简体字约700多个，其中与大陆简化字完全相同或基本相同的共有563个，近似的简体字131个。
随着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日增，世界各国学习中文的人日益增多，其中尤以简体字为甚，曾有语言学家预言“简体字慢慢会变成中文唯一的标准”。就海峡两岸来看，近年来两岸交流交往呈不断深化的趋势，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开始学习和使用简体字，从简体字中获取丰富的知识和信息。2003年起，台当局开放大陆部分图书入岛；2005年，中文简体字书在台湾的销售金额大幅增加；2006年9月，海峡两岸图书交易会在台湾举办大规模的简体字书展；2008年12月，两岸直接双向“三通”基本实现，这些都推动着简体字在台湾的广泛流行。
不单纯是“正”、“简”之争
然而，简体字在台湾的使用并不单纯是文字本身的问题，往往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甚至统“独”色彩。马英九今年6月提出，希望两岸未来能达成协议，实现“识正书简”。这一倡议立即被一向“逢马必反”的民进党大肆攻击，吕秀莲批评文字统一就是“台湾要被中国统一”，民进党“立委”蔡同荣宣称马英九在推动“渐进式文字统一”，“立委”潘孟安也抨击马“要台湾人渐渐变为中国人”。可以预见，只要台湾统“独”对立、蓝绿对峙的局面不改变，简体字的使用在岛内就始终难脱政治因素的干扰。
海峡两岸各界在简体字和繁体字的使用上一直争论不休，台湾岛内对汉字繁简的态度更掺杂了特定的意识形态因素，始终将其使用的“正体字”奉为代表中华文化的正统。但鲜为人知的是，历史上蒋介石曾两次着手推行简体字，但均在内部强大压力下而未果。
学界首倡
上世纪20年代，著名语言文字学家钱玄同领衔提倡汉字革命，陆续发表了大量关于倡导文学革命和文字改革的文章。基于中国当时的历史背景，主张汉字改革的人士认为，要普及教育，唤起民众，就不得不推行简体字和注音汉字，首先实现部分汉字改用简体字，其次给汉字注音，最后汉字改用罗马字母拼音。钱玄同认为，字形的变迁，“纯是任自然的趋势，逐渐改变的。改变的缘故，必定因为旧字有不适用的地方，所以总是改繁为简，改奇诡为平易，改错落为整齐，改谨严为自由。但旧字虽因有不适用的地方而改变，却并非全体不适用，所以字形虽然时有变迁，而当变迁的时候，决不把旧字完全改易”。经过严谨论证和认真研究，1922年钱玄同与黎锦熙等知名学者向国语统一筹备会第四次大会提出了《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这是历史上有关简体字的第一个具体方案，主张把过去只通行于民间社会的简体字正式应用干一切正规的书面语上，系统地阐述了简化汉字的理由和办法。
第一次夭折
学界推动简体字运动的行为逐渐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蒋氏当政后曾一度专门向教育部长王世杰询问汉字简化的可行性。王世杰表示：“一些从事语言文字教学和研究的专家、学者对简化汉字比较积极，但反对的人也很多，我个人认为，有的汉字笔画确实太多，书写起来很不方便，应该作些简化。但这个问题只能逐步进行。”蒋介石听后很赞成王世杰的意见，当即指示逐步推行简体字。随后，王世杰专门召开会议布置汉字简化的相关事宜，并委托北京大学教授、著名语言文字学家黎锦熙主持该项工作。黎锦熙为此专门组织成立了一个研究班子从事汉字简化工作。1934年，钱玄同在长期扎实研究的基础上开始筹划编制《简体字谱》，并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第29次常委会上提出“搜集固有而较适用的简体字案”。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议决编制简体字以力求易写、易识为原则，并委派钱玄同草拟《简体字表》，以利于义务教育的推行。其间，钱玄同带病整理、赶制《常用简体字表》，至1935年5月共精选编入2300多字，最后经专家学者商讨后将确定的1230字报呈教育部。根据当时行政院推行简体字办法分期增订，逐步扩充简体字数量的规定，教育部最后圈定324个汉字作为第一批。1935年8月21日，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了第一批《简体字表》，这是历史上由政府公布的第一个简体字表，同时公布的还有《推行简体字办法》九条。《办法》规定，凡小学、短期小学、民众学校各课本、儿童及民众读物，均应采用部颁简体字。自1936年1月起，上述范围新编课本、读物不用简体字者不予审定。
然而，蒋介石主导推动的汉字简化却遭到国民党中常委、考试院院长戴季陶等的强烈反对和抵制。戴季陶以捍卫中华文化为口号，猛烈抨击“简化汉字荒谬十足，破坏了中国传统文化”，多次在公开场合扬言如果不收回《简体字表》，他将不参加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召开的任何会议。果然在此后三个月中，戴季陶拒不参加国民党的会议，也很少过问公事。蒋介石碍于戴季陶是国民党元老，只得妥协下令暂不施行简化汉字。1936年2月，戴季陶进一步促使蒋介石以“国民政府”的名义下了一道“不必推行”简化字的命令。加上随后日本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蒋介石首次推广简体字也就不了了之了。
第二次仍不了了之
直到1952年秋，败退台湾的蒋介石再次提出汉字简化。他在国民党宣传汇报会上表示，“我们的汉字笔画太多，士兵教育困难，学生学习难度也太大。我觉得汉字还是应做适度的简化。我的意见，与在大陆时期一样，先提出一个简化方案，再提交到会上讨论。”会后，蒋介石指示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主任、“考试院副院长”罗家伦提前制造舆论，使社会各界有所准备，等社会形成共识后再进一步推行。台“教育部”根据蒋介石的指示，立即组织专家学者研究简化汉字的方案。罗家伦也在第一时间亲自撰写了一篇汉字应该简化、需要简化的文章，在《中央日报》、《中华日报》、《新生报》同时刊登。1953年9月，罗家伦发表讲话称，“欲保存中国文字，则必须简化，使广大民众易于学习”。1954年3月，他又在《中央日报》发表长文《简体字之提倡为必要》，后来印成《简体字运动》单本。1969年6月，何应钦在国民党中央十次全会上提出《整理简笔字案》，蒋介石指示“本案至为重要”、“有关单位约集专家学者，组成专案小组，运用科学方法，审慎详加研究”。
蒋介石第二次推动汉字简化却意外遭到国民党中央委员、著名学者胡秋原的极力反对。胡秋原认为，汉字是汉文化的载体，简化汉字就是破坏中国文化。为壮大声势，胡秋原集结台湾文史学界一批反对汉字简化的人士，在“立法院”猛烈抨击罗家伦等人，并撰写大量文章向岛内民众解释汉字不能简化的原因。当时胡秋原在台湾政界和文化界拥有较大影响力，其反对汉字简化的主张得到部分国民党高层和海内外文化界人士的支持。在岛内外强大的反对声中，蒋介石自觉阻力太大，不得不又一次暂时搁置汉字简化一事，台“教育部”事先拟好的简化方案也未公布。岛内的简化迹象
蒋介石两度推行简化汉字无功而返，之后台湾当局囿于意识形态也尽量回避简体字争议，但岛内文字在使用上还是出现了一些简化的迹象。1979年3月台“教育部”公布《常用国字标准字体表》和《标准行书范本》时，尽管回避“简体字”提法，但也选用了一些简体字。1980年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发行《标准行书范本》，其4010个常用字中有简体字约700多个，其中与大陆简化字完全相同或基本相同的共有563个，近似的简体字131个。
随着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日增，世界各国学习中文的人日益增多，其中尤以简体字为甚，曾有语言学家预言“简体字慢慢会变成中文唯一的标准”。就海峡两岸来看，近年来两岸交流交往呈不断深化的趋势，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开始学习和使用简体字，从简体字中获取丰富的知识和信息。2003年起，台当局开放大陆部分图书入岛；2005年，中文简体字书在台湾的销售金额大幅增加；2006年9月，海峡两岸图书交易会在台湾举办大规模的简体字书展；2008年12月，两岸直接双向“三通”基本实现，这些都推动着简体字在台湾的广泛流行。
不单纯是“正”、“简”之争
然而，简体字在台湾的使用并不单纯是文字本身的问题，往往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甚至统“独”色彩。马英九今年6月提出，希望两岸未来能达成协议，实现“识正书简”。这一倡议立即被一向“逢马必反”的民进党大肆攻击，吕秀莲批评文字统一就是“台湾要被中国统一”，民进党“立委”蔡同荣宣称马英九在推动“渐进式文字统一”，“立委”潘孟安也抨击马“要台湾人渐渐变为中国人”。可以预见，只要台湾统“独”对立、蓝绿对峙的局面不改变，简体字的使用在岛内就始终难脱政治因素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