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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9月12日,合肥市中级法院做出判决,被告人董黎明作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其担任原合肥市瑶海街道财政所所长、合肥市新站区财政局副局长、局长的职务之便,为他人在工程承接、借款等方面谋取利益,收受他人财物及公司股份共计价值人民币1203万元,其行为构成受贿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判处有期徒刑14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30万元,受贿所得赃款人民币1203万元依法予以追缴。
今年41岁的董黎明非法收受财物、干股1203万元,这在贪官队伍里已算不上什么“壮举”,但这个“青年才俊”头戴8顶乌纱帽创造的官场“奇迹”,以及他对受贿问题的天真解释,引起一片哗然。官员兼做老板,这种早就被禁止的现象更是受到广泛的批评责问。
“这只能算违纪不能算违法”
当天庭审时,公诉人刚开始宣读起诉书,被告人特别冗长的身份就引起旁听人员一阵唏嘘:董黎明被捕前曾任合肥新站开发试验区财政局局长、国资局局长、管委会办公室负责人、合肥鑫城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房地产开发(合肥)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长、党委书记,合肥新站建设投资公司董事长,合肥城市建设综合开发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安徽中州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戴一副眼镜、个头不高、面目清秀的董黎明不过小小副处级官员,居然拥有8大职务,除3个行政官位外,还有5家企业的董事长职位。这5家公司主要从事国有资产投资、经营管理及项目投资管理、房产开发销售、城市基础设施及市政公用事业项目投资、融资、建设、运营和管理等,这些企业几乎都带有一定的垄断性。那么,董黎明究竟为何能权倾八方?今又为何站在法庭上接受审判?
公诉机关对董黎明的指控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1997年至2009年间,非法收受合肥市瑶海街道胜利村等13个单位和个人的财物,少则2000元,多则4.7万元,累计23万元。对这些琐碎的受贿数额,曾经掌握庞大国有资产的董黎明认罪得颇为爽快,称都基本属实。他对收受这些钱物的理解也很流俗:送钱给他的有昔日好友、同事,也有有求于他的银行行长、会计事务所所长、房产开发商,大多是“礼节性赠送”,觉得不收下对不起朋友,抹不开面子。有的人是为了感谢他帮忙要到了工程款,有的人是希望他安排财政款存到他们的银行,有的为了揽工程、退税;有3个人是为了能在新站区承揽审计业务,所送款加起来有8.2万元。给单位做审计,本该是查漏洞,居然先要礼,这多少有些讽刺意味。
2007年下半年,刘某为了得到时任新站区财政局长董黎明的帮助,要和董黎明合办公司。二人商议后,由刘某代为出资180万元,以陶某的名义代董黎明入股,与刘某合作成立了安徽尊贵钢结构有限公司。
面对公诉机关的第二项指控,董黎明的态度变得十分坚决,认为自己没有受贿。他说,我和刘某是十几年的朋友,刘某想办一个厂,找到自己合作,准备在肥东买一块地,这样即使办厂没有赚什么钱,土地会升值,还是能赚到钱。
董黎明是眼看着刘某一步步发迹的,经他鼓动,心就动了,盘算起如何才能做得神不知鬼不觉。“当时我就表示,我是公务员,入股开公司是违反纪律的,自己不能入股,但可以以亲戚的名义入股。我手上没这么多钱,如果要入股,就要抵押房产筹钱。我对能不能买到那块地没有把握,如果土地买不下来,我再将房产赎回去,中间要交各种费用,不合算。”董黎明说,两人最后想了一个两全之策:由刘某先出全部资金,董黎明的那部分股份算是先借刘某的,如果土地能买到手,他就抵押房产后将钱补给刘某。董黎明决定由妻弟陶某替自己出面办理,并作为公司股东。
“刘某虽然注册了公司,但最后土地没买到手,那笔钱是我找他借的,公司是个空壳公司,没有运行,刘某就把钱撤回去了。这只能算违纪,不能算违法。”董黎明为自己辩护说。其辩护律师也提出,董黎明是在新站区任职,刘某的厂址选在肥东,董黎明无法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自己谋利益,因此这不构成受贿罪的犯罪要件。
但公诉机关出示的证据证实,在新站区投资办企业的刘某当时知道董黎明当财政局局长了,借给董180万元资金开公司,就是拉近关系,今后可以得到董黎明更多的帮助。
“那是借款不是受贿”
2008年5月,国家发改委下达民间试点小额贷款公司的指导意见,同年10月,合肥市政府进行推广试点,时任合肥新站区财政局局长的董黎明同时兼任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的负责人。董黎明主动找到合肥一家建筑公司法人代表,提出让该公司作为小额贷款公司的法人发起人。经协商,董黎明与该公司达成合伙成立小额贷款公司的口头协议。2009年4月,该公司代董黎明出资1000万元,董黎明以段某、周某的身份与其他股东注册成立了总股本5000万元的合肥新站鑫银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同年8月份董黎明提出退股要求,由于受《公司法》两年之内不得转让股权的规定,股权没有转让成功。至案发时,董黎明仍实际占有该公司20%的股份,价值1000万元人民币。
“我收到起诉书一看,起诉金额如此巨大,一下懵了,我都不相信自己有这么大的胆子。”面对这部分指控,董黎明拒不认罪。他大声说,“我只是想持有股份一段时间,赚点利息差价,没有参与经营,也没有分红。这钱是借周某的,绝不能算受贿!”
“小额贷款的利息要高于银行贷款利息,我作为项目负责人,知道这里‘钱景’不错。”董黎明说,“周某是搞建筑出身,手头上有几千万的资金,但对小额贷款不是很了解,他咨询我是否能够入股,而我本人对这件事情很感兴趣,我本来想,拿自己家和亲戚家的房产抵押也能值个几百万,就想着入股了。谁知道,后来政策起了变化,小额贷款公司的注册资金,由原来的2000万上升到5000万元。我没那么多钱,周某说钱不是问题,他借给我。我主要只是想赚取这其中的利差,等将来股权转让了,还是要把钱还给他的。”董黎明一直表示,自己是向周某借的钱,还签订了股权抵押协议,不是某建筑公司给他干股。”
“董黎明签过借款协议,有相关的借据和文书作证。”辩护律师说。
“入股不到两个月,我自己也觉得不妥当,就主动要求退股了。把股份全退给了周某,让他帮忙把股份分给其他的股东,在这过程中,我没有收受好处,也没有分红。”董黎明说,
“你准备退股时提什么要求了吗?”公诉人问。
“没有,我是无偿退出的。”董黎明答道。
“你的股权到底有没有退出?”
“周某说帮我全权处理此事。”董黎明说着,声音低了下去。
公诉人举证证实,当时合肥某建筑公司给董黎明小额贷款公司20%的股份,就是为了讨好他,希望将来能得到财政局的支持。
公诉人指出,2007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这个《意见》规定,干股是指未出资而获得的股份。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请托人提供的干股的,以受贿论处。进行了股权转让登记,或者相关证据证明股份发生了实际转让的,受贿数额按转让行为时股份价值计算,所分红利按受贿孳息处理。股份未实际转让,以股份分红名义获取利益的,实际获利数额应当认定为受贿数额。董黎明的行为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刑事责任。
那么精明的董黎明,没想到他所谓借刘某和周某的这1180万干股,全被指控为受贿。
“青年才俊”堕落的警示
董黎明受审后,更多的人在追问,8顶乌纱帽是怎么落到他的头上?他是如何一步步堕落的?
从街道财政所所长到2006年3月担任合肥新站区财政局局长,董黎明用了11年时间,也算尝遍官场“潜规则”。当上新站区的“大管家”后,他工作认真负责,勤勤勉勉,曾帮助公司上市,为新站区节约了近6000万的财务费用。他还读了在职研究生,完成了第二次“镀金”,具备了年轻干部拥有高学历这项必备的条件。
作为新站区的“少壮派”,董黎明在财政局长这个位子上,开始他在官场最为风光的生涯。董黎明除了兼任新站区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的负责人外,还同时兼任5家企业的“一把手”、两家企业的党委书记。
董黎明自认为成了“政治新星”后,从内心无比自信很快走到“得志便猖狂”胆大恣睢,无所顾忌的境地。董黎明不仅沿袭了贪官“既贪财又贪色”的传统套路,颇有创意的是,据知情者实名举报材料,他在两年中运用手中财政大权指令属下从国库中定期每月转账至合肥某大酒店,用于支付他的灰色消费。
在董黎明官帽满身的现象中,有必要检讨我们存在的监管制度对权力的制约制度所发挥出来的效果,特别对那些屡次出现对权力的不断坐大、失衡的现象,伴随而来的就是有关部门缺少监管的力度和存在管理上的漏洞。以前,就是领导干部的亲属从事经商行为也受到一定的限制,但董黎明作为一个领导干部可以身兼8职,即使董黎明才能再出众,让他集财政、国有资产管理与经营的大权于一身,是很不明智的,更不符合科学发展观。我们可以再次回顾关于权力的一段至理名言:“权力必须科学设置彼此能够有效制约为了防止权力滥用,必须对权力加以限制和监督”。对权力,我们必须强化制约与监督的力量,这种力量让贪婪者无处下手,让拥有公共权力者时时感到敬畏的同时,更会让权力公平、公正、公开的规范运行。这才是董黎明腐败案的警示意义。■
编辑:程新友jcfycxy@sina.com
今年41岁的董黎明非法收受财物、干股1203万元,这在贪官队伍里已算不上什么“壮举”,但这个“青年才俊”头戴8顶乌纱帽创造的官场“奇迹”,以及他对受贿问题的天真解释,引起一片哗然。官员兼做老板,这种早就被禁止的现象更是受到广泛的批评责问。
“这只能算违纪不能算违法”
当天庭审时,公诉人刚开始宣读起诉书,被告人特别冗长的身份就引起旁听人员一阵唏嘘:董黎明被捕前曾任合肥新站开发试验区财政局局长、国资局局长、管委会办公室负责人、合肥鑫城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房地产开发(合肥)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长、党委书记,合肥新站建设投资公司董事长,合肥城市建设综合开发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安徽中州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戴一副眼镜、个头不高、面目清秀的董黎明不过小小副处级官员,居然拥有8大职务,除3个行政官位外,还有5家企业的董事长职位。这5家公司主要从事国有资产投资、经营管理及项目投资管理、房产开发销售、城市基础设施及市政公用事业项目投资、融资、建设、运营和管理等,这些企业几乎都带有一定的垄断性。那么,董黎明究竟为何能权倾八方?今又为何站在法庭上接受审判?
公诉机关对董黎明的指控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1997年至2009年间,非法收受合肥市瑶海街道胜利村等13个单位和个人的财物,少则2000元,多则4.7万元,累计23万元。对这些琐碎的受贿数额,曾经掌握庞大国有资产的董黎明认罪得颇为爽快,称都基本属实。他对收受这些钱物的理解也很流俗:送钱给他的有昔日好友、同事,也有有求于他的银行行长、会计事务所所长、房产开发商,大多是“礼节性赠送”,觉得不收下对不起朋友,抹不开面子。有的人是为了感谢他帮忙要到了工程款,有的人是希望他安排财政款存到他们的银行,有的为了揽工程、退税;有3个人是为了能在新站区承揽审计业务,所送款加起来有8.2万元。给单位做审计,本该是查漏洞,居然先要礼,这多少有些讽刺意味。
2007年下半年,刘某为了得到时任新站区财政局长董黎明的帮助,要和董黎明合办公司。二人商议后,由刘某代为出资180万元,以陶某的名义代董黎明入股,与刘某合作成立了安徽尊贵钢结构有限公司。
面对公诉机关的第二项指控,董黎明的态度变得十分坚决,认为自己没有受贿。他说,我和刘某是十几年的朋友,刘某想办一个厂,找到自己合作,准备在肥东买一块地,这样即使办厂没有赚什么钱,土地会升值,还是能赚到钱。
董黎明是眼看着刘某一步步发迹的,经他鼓动,心就动了,盘算起如何才能做得神不知鬼不觉。“当时我就表示,我是公务员,入股开公司是违反纪律的,自己不能入股,但可以以亲戚的名义入股。我手上没这么多钱,如果要入股,就要抵押房产筹钱。我对能不能买到那块地没有把握,如果土地买不下来,我再将房产赎回去,中间要交各种费用,不合算。”董黎明说,两人最后想了一个两全之策:由刘某先出全部资金,董黎明的那部分股份算是先借刘某的,如果土地能买到手,他就抵押房产后将钱补给刘某。董黎明决定由妻弟陶某替自己出面办理,并作为公司股东。
“刘某虽然注册了公司,但最后土地没买到手,那笔钱是我找他借的,公司是个空壳公司,没有运行,刘某就把钱撤回去了。这只能算违纪,不能算违法。”董黎明为自己辩护说。其辩护律师也提出,董黎明是在新站区任职,刘某的厂址选在肥东,董黎明无法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自己谋利益,因此这不构成受贿罪的犯罪要件。
但公诉机关出示的证据证实,在新站区投资办企业的刘某当时知道董黎明当财政局局长了,借给董180万元资金开公司,就是拉近关系,今后可以得到董黎明更多的帮助。
“那是借款不是受贿”
2008年5月,国家发改委下达民间试点小额贷款公司的指导意见,同年10月,合肥市政府进行推广试点,时任合肥新站区财政局局长的董黎明同时兼任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的负责人。董黎明主动找到合肥一家建筑公司法人代表,提出让该公司作为小额贷款公司的法人发起人。经协商,董黎明与该公司达成合伙成立小额贷款公司的口头协议。2009年4月,该公司代董黎明出资1000万元,董黎明以段某、周某的身份与其他股东注册成立了总股本5000万元的合肥新站鑫银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同年8月份董黎明提出退股要求,由于受《公司法》两年之内不得转让股权的规定,股权没有转让成功。至案发时,董黎明仍实际占有该公司20%的股份,价值1000万元人民币。
“我收到起诉书一看,起诉金额如此巨大,一下懵了,我都不相信自己有这么大的胆子。”面对这部分指控,董黎明拒不认罪。他大声说,“我只是想持有股份一段时间,赚点利息差价,没有参与经营,也没有分红。这钱是借周某的,绝不能算受贿!”
“小额贷款的利息要高于银行贷款利息,我作为项目负责人,知道这里‘钱景’不错。”董黎明说,“周某是搞建筑出身,手头上有几千万的资金,但对小额贷款不是很了解,他咨询我是否能够入股,而我本人对这件事情很感兴趣,我本来想,拿自己家和亲戚家的房产抵押也能值个几百万,就想着入股了。谁知道,后来政策起了变化,小额贷款公司的注册资金,由原来的2000万上升到5000万元。我没那么多钱,周某说钱不是问题,他借给我。我主要只是想赚取这其中的利差,等将来股权转让了,还是要把钱还给他的。”董黎明一直表示,自己是向周某借的钱,还签订了股权抵押协议,不是某建筑公司给他干股。”
“董黎明签过借款协议,有相关的借据和文书作证。”辩护律师说。
“入股不到两个月,我自己也觉得不妥当,就主动要求退股了。把股份全退给了周某,让他帮忙把股份分给其他的股东,在这过程中,我没有收受好处,也没有分红。”董黎明说,
“你准备退股时提什么要求了吗?”公诉人问。
“没有,我是无偿退出的。”董黎明答道。
“你的股权到底有没有退出?”
“周某说帮我全权处理此事。”董黎明说着,声音低了下去。
公诉人举证证实,当时合肥某建筑公司给董黎明小额贷款公司20%的股份,就是为了讨好他,希望将来能得到财政局的支持。
公诉人指出,2007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这个《意见》规定,干股是指未出资而获得的股份。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请托人提供的干股的,以受贿论处。进行了股权转让登记,或者相关证据证明股份发生了实际转让的,受贿数额按转让行为时股份价值计算,所分红利按受贿孳息处理。股份未实际转让,以股份分红名义获取利益的,实际获利数额应当认定为受贿数额。董黎明的行为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刑事责任。
那么精明的董黎明,没想到他所谓借刘某和周某的这1180万干股,全被指控为受贿。
“青年才俊”堕落的警示
董黎明受审后,更多的人在追问,8顶乌纱帽是怎么落到他的头上?他是如何一步步堕落的?
从街道财政所所长到2006年3月担任合肥新站区财政局局长,董黎明用了11年时间,也算尝遍官场“潜规则”。当上新站区的“大管家”后,他工作认真负责,勤勤勉勉,曾帮助公司上市,为新站区节约了近6000万的财务费用。他还读了在职研究生,完成了第二次“镀金”,具备了年轻干部拥有高学历这项必备的条件。
作为新站区的“少壮派”,董黎明在财政局长这个位子上,开始他在官场最为风光的生涯。董黎明除了兼任新站区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的负责人外,还同时兼任5家企业的“一把手”、两家企业的党委书记。
董黎明自认为成了“政治新星”后,从内心无比自信很快走到“得志便猖狂”胆大恣睢,无所顾忌的境地。董黎明不仅沿袭了贪官“既贪财又贪色”的传统套路,颇有创意的是,据知情者实名举报材料,他在两年中运用手中财政大权指令属下从国库中定期每月转账至合肥某大酒店,用于支付他的灰色消费。
在董黎明官帽满身的现象中,有必要检讨我们存在的监管制度对权力的制约制度所发挥出来的效果,特别对那些屡次出现对权力的不断坐大、失衡的现象,伴随而来的就是有关部门缺少监管的力度和存在管理上的漏洞。以前,就是领导干部的亲属从事经商行为也受到一定的限制,但董黎明作为一个领导干部可以身兼8职,即使董黎明才能再出众,让他集财政、国有资产管理与经营的大权于一身,是很不明智的,更不符合科学发展观。我们可以再次回顾关于权力的一段至理名言:“权力必须科学设置彼此能够有效制约为了防止权力滥用,必须对权力加以限制和监督”。对权力,我们必须强化制约与监督的力量,这种力量让贪婪者无处下手,让拥有公共权力者时时感到敬畏的同时,更会让权力公平、公正、公开的规范运行。这才是董黎明腐败案的警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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