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1日，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大湄”GMS）第六次领导人会议在越南闭幕。此次会议以“发挥25年合作成效，建设可持续、一体化和繁荣的GMS”为主题，包括中国在内的次区域国家以及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机构的代表出席了本次会议及相关活动。会议通过了共同宣言、《2018?2022河内行动计划》和《2022区域投资框架》三项成果文件。

“澜湄”是“大湄”合作的升级版

　　如我们所知，这个区域过去两年多的时间里的热点词是“澜湄合作”（LMC）而不是“大湄”（GMS）。但实际上，“大湄”在一定程度上却是“澜湄”的“前辈”，是1992年就设立的次区域合作机制。在2015年11月“澜湄”启动之前，中国和湄公河次区域国家开展合作的主要平台就是“大湄”。而且在历次“澜湄”领导人会议及外长会议上，湄公河各国每次都要跟中方强调“澜湄”与包括“大湄”在内的区域现有机制“不冲突、不代替”的关系。
　　那么，对于湄公河这个次区域合作而言，未来是“大湄”还是“澜湄”，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澜湄合作自成立以来，本着六国共同主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平等地决定合作事务，已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澜湄成果”，使沿岸国家和人民感受到了经济发展的切实收益，体现了实实在在的“澜湄速度”与“澜湄效率”。在某种程度上，“澜湄”是“大湄”合作的升级版，是一种更高阶的次区域合作，无论合作的宽度还是深度，“澜湄”相比“大湄”都要更加出彩。澜湄合作的“3 5 X”合作框架不仅包括经济合作，还包括次区域国家共同关心的政治互信建设、水资源合作、联合执法机制建设、减贫合作等。
　　“大湄”的发起者、协调方和筹资方亚洲开发银行背后的“金主”主要是日本和美国，因此“大湄”合作领域与实施项目不得不更多考虑日本的“价值观”外交，故受日本的决策取向与决策偏好的影響较大。此外，“大湄”合作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因此给次区域的能源开发与合作、交通、旅游等方面带来了巨大的收益，但在次区域最棘手的水资源开发与利用研究方面却是空白。另外，在“大湄”和“澜湄”的融资上，中国对于澜湄合作予以了大力支持，而“大湄”合作还缺少一个主动筹集资金的机制，筹资活动不能连续进行，给项目投资带来一定的挑战。

“相互补充”“协调发展”

　　“大湄”和“澜湄”的关系应该如何处理？目前比较官方的说法是“相互补充”“协调发展”。然而，究竟从哪些方面协调、如何协调，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而这恰是心有疑虑的下游国家以及域外各方关注的焦点。
　　澜湄合作三亚宣言以及五年计划中，多次提及澜湄合作要与其他湄公河次区域机制相互补充，协调发展，并积极对接“一带一路”倡议、《东盟愿景2025》《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2025》和其他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机制愿景，而不是要代替或取代次区域已有机制。中国不是国际体系的破坏者，而是已有体系的建设者与维护者，中国不会打破湄公河次区域已有的机制体系，澜湄合作也不是另起炉灶，打破一切重新开始。“澜湄”作为次区域的新生事物，想要“后来居上”仍需时日。“大湄”经过20多年的发展，已积累了丰富的合作经验与发展基础，这使得“澜湄”的发展不用从头摸索，起点就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高度，由此也节约了大量的时间成本与金钱成本。
　　展望未来，从现实的角度来说，“大湄”和“澜湄”两者将长期并存，共同为次区域的发展添砖加瓦。“大湄”与“澜湄”在促进次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以及提升区域一体化水平的发展目标上是高度一致的，都是南南合作的典范。中国作为“澜湄”与“大湄”的主要参与方，是联系“澜湄”与“大湄”的重要纽带，也是推动二者进一步深化的中坚力量。
　　可以说，“澜湄”是中国从更高的定位、以更大的投入去经营和建设的新型次区域合作机制，甚至被提到了“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它也被视作命运共同体的“先行先试样板”。我们有理由对其抱有积极、可观的预期。而对于“大湄”而言，则应该在以项目为导向、注重互联互通和经贸合作为重点的基础上，放弃自怨自艾，积极谋求创新，主动寻求对接，加强与包括“一带一路”和“澜湄”等新兴区域机制的合作，从而获得新的增长动力。
　　（作者单位：云南大学周边外交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