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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本意义来源于三个方面:作者原意,文本,还有读者,这三者相互协调共同完成文本意义的构建。文本意义来源的多元性,决定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须与原作者和译文读者进行平等对话,因而,作者、译者和读者都是翻译的主体,他们之间是一种主体间性的关系。
关键词:文本意义 构建 翻译 主体间性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一 引言
翻译从本质上说,是文本意义在异域中重新构建和阐释的过程。关于文本意义的构建,在西方文艺批评史上曾经先后出现过传统阐释学“作者原意说”,结构主义的“文本中心论”和接受美学的“读者中心论”。对这三者的更迭产生重大影响的莫过于罗兰·巴特尔的“作者之死”(Barthes,1977)宣言。而后,就出现了人们对“谁是翻译主体”这一问题的纷争。
关于“谁是翻译的主体”,目前主要有四种看法:一是认为译者是翻译的主体,二是认为原作者和译者是翻译的主体,三是认为译者和读者是翻译的主体,四是认为原作者、译者与读者均为翻译的主体(许钧,2003:10)。与此相对应,对于翻译主体性的研究就产生了两大取向:一是只关注翻译过程中的单个主体性(主要是译者的主体性)(如:胡庚申,2004:10-16;查明建等,2003:19-24),二是对参与翻译过程中的多个主体的主体间性的研究(如:陈大亮,2005:3-9)。为了解决这些纷争,我们从对“作者之死”这一论调的反思入手,通过剖析作者、文本和读者在文本构建中的作用,来揭示翻译过程中作者、译者和读者所扮演的角色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
二“作者之死”与文本意义的构建
1 “作者之死”的缘由
传统的文艺批评界将作者奉为“上帝”,认为作者是天才和理性的化身,垄断了对文本意义的解读,文本的话语权力和读者的接受主体作用被完全压制。20世纪以来,语言在西方哲学中获得了中心地位。人们以此为基点对作者的权威地位发起了猛攻,文本和读者的地位不断提升,作者的主体地位逐渐被消解。直至20世纪70年代,法国现代文论家巴尔特的断言“作者死了”成了传统作者论的丧钟。而且西方文论界人们的目光引向离作者最远的一端——作品接受者(读者),企图用距离来消解作者的影响力,敦促文本阐释者忘记作者的存在。
“作者死了”代表的是一种理论转向,即在语言本体论的强大影响下,文学批评的注意力从传统的“作者中心”转到对作品本身和读者的关注。“‘死’也是一种暗喻,‘作者之死’并不是抹杀作者的存在,而是对作者存在的绝对权威提出质疑”(兰珊珊,1997:25)。因此,“作者之死”实际上是“作者权威之死”,是文艺批评领域作者单独主体论转向作者、文本和读者主体间性论的开始。
2 文本意义来源的多元性
巴尔特在《作者死了》文中说,文本的意义是多元的,开放性的。我们认为文本意义的来源主要有三个。首先,文本的意义来源于作者。作者,作为创作主体,必然具有目的性,没有创作意图的创作是痴人说梦。虽然语言不是一种透明的工具,作品也不可能像镜子一样精确地反映思想,但言不尽意却可以表达意思。语言本质上具有模糊性,人类认知的特点是善于处理模糊性的东西。我们不能因为“作家的创作意图与他的语言表达产生了距离”(陈大亮,2004:24)就否认文本中作者原意的存在,或认为在解读文本时可以置作者的创作意图于不顾。意义的第二个来源是文本本身。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以及后结构主义是以文本对意义的构建作用来消解作者的主体地位的。对于这些文本中心论的观点,我们应该这样理解:在作者不在场的情况下,文本中显示出的意义似乎是文本自为的,但实际上意义的大部分应该是和作者原意相契合的,文本所呈现出的多元意义,必定有一种是作者的原意,否则不是写作的失败就是解读的失败。不过,文本的确能够生成超出作者原意的意义,这是因为语言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作者在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意图时会产生“误差”,在文本的意旨域和作者的视域之间会存在一些无法重叠的真空地带,文本的意义就产生在那里。最后,读者也会赋予文本意义。20世纪下半叶出现的读者现象学、读者反应论和接受美学将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了长期处于被动地位的读者主体上。接受美学的主将尧斯说,作品中有很多空白和不确定的意义,有待于读者的具体化、完整化。可见,读者的阅读行为不是被动的接受,而是一种积极主动和创造性地参与文本意义的构建活动。
作品一旦问世,就意味着作者创作行为的终结,作者的创作意图就成为一个历史性的存在凝固在文本中,构成作品的本原,这是文本客观性的一面。文本中超出作者原意的那部分意义由于可以脱离作者和作者创作时的语境而向不同时代的读者开放,原则上具有不确定性。处于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时代背景或审美情趣的读者,会对文本中未尽之言进行各自的解读,使文本滋生出多元意义。但读者对文本未尽之言的解读,必须以客观存在的文本为依托,文本意义的生成,也无法跳出作者在创作意图支配下所设置的文本语境。作品之所以能够被解读,是因为作者、文本和读者表现为主体间性的关系。在文本阐释的过程中三者相互作用,相互协调构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支架,制约着文本意义的游离。因此,无论是在作品创作还是文本阐释阶段,作者都没有“死”,也不能“死”。西方文论将人们的视角从作者转移到文本,又从文本推至读者,只能说明作者“神威”这一传统势力的强大。当然,在此过程中,他们也付出了代价,那就是,人们刚从作者的控制中解放出来,又被套上了文本或读者权威的枷锁。翻译的主体性研究要从中吸取教训,不能再犯矫枉过正的错误。
三 翻译的对话性和主体间性
1 翻译的对话性
(1)译者阅读行为的社会性决定了翻译的对话性
译者的阅读不是创作的终点,而是另一个创作的起点。从翻译的跨文化交际角度来看,译者是原作者和异域读者文本交际的中介,译者主动担当起中介的角色,可以自主决定以什么样的姿态出现,但译者活动的本质是促成源文作者和译本读者交际的成功。虽然笔者不赞成译者要完全否定自身融入文本作者主体,但有一点是明确的:译者的阅读不是译者的个人行为,它具有社会性,因为译者肩负着作者的重托和异域读者的期待,要完成的是跨文化交际的任务,他不仅要为自己的阅读行为负责,还要尽量确保源文作者不被译文读者误解,为译文读者能否通过译文准确了解作者原意负责。译者阅读行为的社会性决定了译者在理解作品的过程中,首先要尊重作者原意,全面把握作者原意和创作意图是译者理解文本的根本,是翻译的基础工作。全面把握作者原意的过程亦是译者和作者不断对话全面了解原作者的过程:译者在阅读文本的过程中不断地提出问题,抓住一切机会,利用一切条件和作者对话,“力求对原著多重含义以至于隐藏于原著背后的作者创作本意作全面的把握和充分的接受”。没有人有魔力“将摘下的水果还原到树上”,但我们却可以“使果木在异域开花结果”,而译者做的正是后一种工作。因此,译者阅读行为的社会性,决定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对话性。
(2)译者与原作者和译文读者的对话
对话和交流是增进主体之间相互了解的最好方式。译者为了读透文本,就必须全面了解作者的创作动机、审美情趣、生活经历等。译者可以和原作者直接地、现实地交流。和原作者直接对话无疑是深入了解作者和正确解读文本的最有效方式。一个负责任的译者是不会错过任何能够和原作者直接交流的机会的。只要留心一下译作的《译者前(序)言》或《后记》就会知道译者在这方面作出的努力以及所取得的收获。同时,一个珍惜自己作品的作者也会想方设法和译者沟通,以便及时了解自己的作品在异域的生长和传播情况。捷克裔法国作家昆德拉就是这样的一位作者。他在《背叛的遗嘱》一书中专门辟一章和译者对话,在这一章中他不仅详细评论了译者的译作情况,而且归纳总结了译者的不足。“这一次翻译《背叛的遗嘱》对译者提出的每一个问题,他都给予及时的回答,一直解释到一个词的文化背景,并追问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一个中文读者对法语文字所能把握的程度。”(孟湄,见许钧,1998:101-107)
译者作为特殊的读者和作者必须与译文读者对话。读者对文本意义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在文本写作的过程中,读者以“意向读者”的身份和作者对话,影响和参与文本构建;其二,在文本阐释的过程中,读者作为接受主体的“前理解”与作者在文本中所表现出来的“视域”对话,相互协调,达到融合。译者作为特殊的作者与译文读者的对话主要表现在第一方面。在表达的过程中,译者作为翻译主体,可以自主地选择翻译策略、文化倾向等,但译者又必须考虑到译文读者的“期待视域”,代表译文读者和自己对话,尽量使译者投射在文本中的视域和读者的“期待视域”相互协调,甚至融合,以确保译本能够很好地被阐释,翻译目的得到最大程度实现。
2 翻译的主体间性
主体性思想除了基本的“主-客体”关系外,还包括“主体-主体”的关系,即主体间性关系。胡塞尔认为,世界是一个主体间性的世界,认识主体既要相互承认主体性,又要彼此交流,实现“个人世界”向“共同世界”的过渡。哈马斯的交往理论认为社会交往中,人的主体性表现为“交互主体性”,必须克服“自我中心主义”倾向。与自然性相比,马克思主义哲学更强调人的社会性,认为人是一定社会关系中的社会存在物,主张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相互尊重,能够充分发挥每个人主体性的“真实共同体”。由此可见,主体间性包含了社会性、普遍性、共同性、互为性等特性,它突破了主体和客体两元关系的狭小视域,从社会交往的宏观角度来考察人的主体性,因而能够更加科学、更加客观地解释处于复杂社会关系中主体的特性。
四 结语
通过对西方文艺批评史上各种思潮和“作者之死”的反思,我们发现作者、文本和读者以平等的、相互协调的姿态参与文本意义的构建。文本意义来源的多元性,决定了在翻译过程中读者译者源语文本的解读是一种特殊的阅读行为。译者译语文本的构建是一种特殊的创作,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必须和原作者与译文读者平等对话。作者、译者和读者都作为主体在翻译的各个阶段各司其责,共同完成翻译这一最复杂的跨文化交际活动。他们之间是一种主体间性的关系。
参考文献:
[1] 艾珉:《切勿损害大师的形象》,许钧:《翻译思考录》,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
[2] 陈金美:《论主体性与客体性、主体间性的关系》,《求索》,1997年第4期。
[3] 陈大亮:《谁是翻译的主体》,《中国翻译》,2004年第2期。
[4] 葛校琴:《作者死了吗》,《外语研究》,2001年第2期。
[5] 贺麟:《谈谈翻译》,《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0年第3期。
[6] 加达默尔,洪汉鼎译:《真理与方法》,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
[7] 兰珊珊:《也论“作者之死”》,《外国文学研究》,1997年第4期。
[8] 宁一中:《作者:是“死”去还是“活”着》,《外国文学》,1996年第4期。
[9] 许钧:《翻译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
[10] 杨恒达:《作为交往行为的翻译》,谢天振:《翻译的理论构建与文化透视》,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
[11] 杨武能:《翻译·解释·阐释》,许钧:《翻译思考录》,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
[12] 尹戈:《主体性探讨》,《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4年第4期。
[13] 查明建、田雨:《论译者主体性》,《中国翻译》,2003年第1期。
作者简介:
熊萍萍,女,1975—,江西奉新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英语教育学、二语习得,工作单位:江西公安专科学校基础部。
倪亚音,女,1964—,江西上饶人,本科,副教授,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工作单位:江西公安专科学校基础部。
代冬芳,女,1979—,河北唐山人,硕士,助理政工师,研究方向:国际贸易,工作单位:河北唐山学院。
关键词:文本意义 构建 翻译 主体间性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一 引言
翻译从本质上说,是文本意义在异域中重新构建和阐释的过程。关于文本意义的构建,在西方文艺批评史上曾经先后出现过传统阐释学“作者原意说”,结构主义的“文本中心论”和接受美学的“读者中心论”。对这三者的更迭产生重大影响的莫过于罗兰·巴特尔的“作者之死”(Barthes,1977)宣言。而后,就出现了人们对“谁是翻译主体”这一问题的纷争。
关于“谁是翻译的主体”,目前主要有四种看法:一是认为译者是翻译的主体,二是认为原作者和译者是翻译的主体,三是认为译者和读者是翻译的主体,四是认为原作者、译者与读者均为翻译的主体(许钧,2003:10)。与此相对应,对于翻译主体性的研究就产生了两大取向:一是只关注翻译过程中的单个主体性(主要是译者的主体性)(如:胡庚申,2004:10-16;查明建等,2003:19-24),二是对参与翻译过程中的多个主体的主体间性的研究(如:陈大亮,2005:3-9)。为了解决这些纷争,我们从对“作者之死”这一论调的反思入手,通过剖析作者、文本和读者在文本构建中的作用,来揭示翻译过程中作者、译者和读者所扮演的角色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
二“作者之死”与文本意义的构建
1 “作者之死”的缘由
传统的文艺批评界将作者奉为“上帝”,认为作者是天才和理性的化身,垄断了对文本意义的解读,文本的话语权力和读者的接受主体作用被完全压制。20世纪以来,语言在西方哲学中获得了中心地位。人们以此为基点对作者的权威地位发起了猛攻,文本和读者的地位不断提升,作者的主体地位逐渐被消解。直至20世纪70年代,法国现代文论家巴尔特的断言“作者死了”成了传统作者论的丧钟。而且西方文论界人们的目光引向离作者最远的一端——作品接受者(读者),企图用距离来消解作者的影响力,敦促文本阐释者忘记作者的存在。
“作者死了”代表的是一种理论转向,即在语言本体论的强大影响下,文学批评的注意力从传统的“作者中心”转到对作品本身和读者的关注。“‘死’也是一种暗喻,‘作者之死’并不是抹杀作者的存在,而是对作者存在的绝对权威提出质疑”(兰珊珊,1997:25)。因此,“作者之死”实际上是“作者权威之死”,是文艺批评领域作者单独主体论转向作者、文本和读者主体间性论的开始。
2 文本意义来源的多元性
巴尔特在《作者死了》文中说,文本的意义是多元的,开放性的。我们认为文本意义的来源主要有三个。首先,文本的意义来源于作者。作者,作为创作主体,必然具有目的性,没有创作意图的创作是痴人说梦。虽然语言不是一种透明的工具,作品也不可能像镜子一样精确地反映思想,但言不尽意却可以表达意思。语言本质上具有模糊性,人类认知的特点是善于处理模糊性的东西。我们不能因为“作家的创作意图与他的语言表达产生了距离”(陈大亮,2004:24)就否认文本中作者原意的存在,或认为在解读文本时可以置作者的创作意图于不顾。意义的第二个来源是文本本身。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以及后结构主义是以文本对意义的构建作用来消解作者的主体地位的。对于这些文本中心论的观点,我们应该这样理解:在作者不在场的情况下,文本中显示出的意义似乎是文本自为的,但实际上意义的大部分应该是和作者原意相契合的,文本所呈现出的多元意义,必定有一种是作者的原意,否则不是写作的失败就是解读的失败。不过,文本的确能够生成超出作者原意的意义,这是因为语言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作者在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意图时会产生“误差”,在文本的意旨域和作者的视域之间会存在一些无法重叠的真空地带,文本的意义就产生在那里。最后,读者也会赋予文本意义。20世纪下半叶出现的读者现象学、读者反应论和接受美学将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了长期处于被动地位的读者主体上。接受美学的主将尧斯说,作品中有很多空白和不确定的意义,有待于读者的具体化、完整化。可见,读者的阅读行为不是被动的接受,而是一种积极主动和创造性地参与文本意义的构建活动。
作品一旦问世,就意味着作者创作行为的终结,作者的创作意图就成为一个历史性的存在凝固在文本中,构成作品的本原,这是文本客观性的一面。文本中超出作者原意的那部分意义由于可以脱离作者和作者创作时的语境而向不同时代的读者开放,原则上具有不确定性。处于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时代背景或审美情趣的读者,会对文本中未尽之言进行各自的解读,使文本滋生出多元意义。但读者对文本未尽之言的解读,必须以客观存在的文本为依托,文本意义的生成,也无法跳出作者在创作意图支配下所设置的文本语境。作品之所以能够被解读,是因为作者、文本和读者表现为主体间性的关系。在文本阐释的过程中三者相互作用,相互协调构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支架,制约着文本意义的游离。因此,无论是在作品创作还是文本阐释阶段,作者都没有“死”,也不能“死”。西方文论将人们的视角从作者转移到文本,又从文本推至读者,只能说明作者“神威”这一传统势力的强大。当然,在此过程中,他们也付出了代价,那就是,人们刚从作者的控制中解放出来,又被套上了文本或读者权威的枷锁。翻译的主体性研究要从中吸取教训,不能再犯矫枉过正的错误。
三 翻译的对话性和主体间性
1 翻译的对话性
(1)译者阅读行为的社会性决定了翻译的对话性
译者的阅读不是创作的终点,而是另一个创作的起点。从翻译的跨文化交际角度来看,译者是原作者和异域读者文本交际的中介,译者主动担当起中介的角色,可以自主决定以什么样的姿态出现,但译者活动的本质是促成源文作者和译本读者交际的成功。虽然笔者不赞成译者要完全否定自身融入文本作者主体,但有一点是明确的:译者的阅读不是译者的个人行为,它具有社会性,因为译者肩负着作者的重托和异域读者的期待,要完成的是跨文化交际的任务,他不仅要为自己的阅读行为负责,还要尽量确保源文作者不被译文读者误解,为译文读者能否通过译文准确了解作者原意负责。译者阅读行为的社会性决定了译者在理解作品的过程中,首先要尊重作者原意,全面把握作者原意和创作意图是译者理解文本的根本,是翻译的基础工作。全面把握作者原意的过程亦是译者和作者不断对话全面了解原作者的过程:译者在阅读文本的过程中不断地提出问题,抓住一切机会,利用一切条件和作者对话,“力求对原著多重含义以至于隐藏于原著背后的作者创作本意作全面的把握和充分的接受”。没有人有魔力“将摘下的水果还原到树上”,但我们却可以“使果木在异域开花结果”,而译者做的正是后一种工作。因此,译者阅读行为的社会性,决定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对话性。
(2)译者与原作者和译文读者的对话
对话和交流是增进主体之间相互了解的最好方式。译者为了读透文本,就必须全面了解作者的创作动机、审美情趣、生活经历等。译者可以和原作者直接地、现实地交流。和原作者直接对话无疑是深入了解作者和正确解读文本的最有效方式。一个负责任的译者是不会错过任何能够和原作者直接交流的机会的。只要留心一下译作的《译者前(序)言》或《后记》就会知道译者在这方面作出的努力以及所取得的收获。同时,一个珍惜自己作品的作者也会想方设法和译者沟通,以便及时了解自己的作品在异域的生长和传播情况。捷克裔法国作家昆德拉就是这样的一位作者。他在《背叛的遗嘱》一书中专门辟一章和译者对话,在这一章中他不仅详细评论了译者的译作情况,而且归纳总结了译者的不足。“这一次翻译《背叛的遗嘱》对译者提出的每一个问题,他都给予及时的回答,一直解释到一个词的文化背景,并追问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一个中文读者对法语文字所能把握的程度。”(孟湄,见许钧,1998:101-107)
译者作为特殊的读者和作者必须与译文读者对话。读者对文本意义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在文本写作的过程中,读者以“意向读者”的身份和作者对话,影响和参与文本构建;其二,在文本阐释的过程中,读者作为接受主体的“前理解”与作者在文本中所表现出来的“视域”对话,相互协调,达到融合。译者作为特殊的作者与译文读者的对话主要表现在第一方面。在表达的过程中,译者作为翻译主体,可以自主地选择翻译策略、文化倾向等,但译者又必须考虑到译文读者的“期待视域”,代表译文读者和自己对话,尽量使译者投射在文本中的视域和读者的“期待视域”相互协调,甚至融合,以确保译本能够很好地被阐释,翻译目的得到最大程度实现。
2 翻译的主体间性
主体性思想除了基本的“主-客体”关系外,还包括“主体-主体”的关系,即主体间性关系。胡塞尔认为,世界是一个主体间性的世界,认识主体既要相互承认主体性,又要彼此交流,实现“个人世界”向“共同世界”的过渡。哈马斯的交往理论认为社会交往中,人的主体性表现为“交互主体性”,必须克服“自我中心主义”倾向。与自然性相比,马克思主义哲学更强调人的社会性,认为人是一定社会关系中的社会存在物,主张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相互尊重,能够充分发挥每个人主体性的“真实共同体”。由此可见,主体间性包含了社会性、普遍性、共同性、互为性等特性,它突破了主体和客体两元关系的狭小视域,从社会交往的宏观角度来考察人的主体性,因而能够更加科学、更加客观地解释处于复杂社会关系中主体的特性。
四 结语
通过对西方文艺批评史上各种思潮和“作者之死”的反思,我们发现作者、文本和读者以平等的、相互协调的姿态参与文本意义的构建。文本意义来源的多元性,决定了在翻译过程中读者译者源语文本的解读是一种特殊的阅读行为。译者译语文本的构建是一种特殊的创作,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必须和原作者与译文读者平等对话。作者、译者和读者都作为主体在翻译的各个阶段各司其责,共同完成翻译这一最复杂的跨文化交际活动。他们之间是一种主体间性的关系。
参考文献:
[1] 艾珉:《切勿损害大师的形象》,许钧:《翻译思考录》,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
[2] 陈金美:《论主体性与客体性、主体间性的关系》,《求索》,1997年第4期。
[3] 陈大亮:《谁是翻译的主体》,《中国翻译》,2004年第2期。
[4] 葛校琴:《作者死了吗》,《外语研究》,2001年第2期。
[5] 贺麟:《谈谈翻译》,《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0年第3期。
[6] 加达默尔,洪汉鼎译:《真理与方法》,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
[7] 兰珊珊:《也论“作者之死”》,《外国文学研究》,1997年第4期。
[8] 宁一中:《作者:是“死”去还是“活”着》,《外国文学》,1996年第4期。
[9] 许钧:《翻译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
[10] 杨恒达:《作为交往行为的翻译》,谢天振:《翻译的理论构建与文化透视》,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
[11] 杨武能:《翻译·解释·阐释》,许钧:《翻译思考录》,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
[12] 尹戈:《主体性探讨》,《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4年第4期。
[13] 查明建、田雨:《论译者主体性》,《中国翻译》,2003年第1期。
作者简介:
熊萍萍,女,1975—,江西奉新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英语教育学、二语习得,工作单位:江西公安专科学校基础部。
倪亚音,女,1964—,江西上饶人,本科,副教授,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工作单位:江西公安专科学校基础部。
代冬芳,女,1979—,河北唐山人,硕士,助理政工师,研究方向:国际贸易,工作单位:河北唐山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