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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岁的何景成坐在老屋里，望着院子里被雨水砸落的树叶，连日的阴雨包裹着这个古宅，而宅院外钩机和铲车的轰鸣声愈发刺耳。
何景成是绍兴斗门镇三江村村民。如今，从清朝祖传下来的何家台门只剩下这完整的一间。因为拆迁，三江村正在日益沦为废墟，邻居们陆续搬走，他却没处可去。
600多年前，三江村还被称为三江所城，那是明朝洪武年间戚继光为抗倭而建的军事要地。600年后，何景成坐在古宅里绘制“三江所城图”，这个村庄的样貌也许只能被留在纸上了。
按计划，三江村早该拆迁了。2000年8月，绍兴袍江经济开发区成立，自此约350万平方米的村庄，变为工业用地，三江村也被划入拆迁计划。三江村占地约20余万平方米，5000多人口，几乎是开发区内最大的村庄。“我们土地利用也不是很迫切，拆迁成本太大，就一直拖下来。”绍兴袍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办公室主任傅张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而自从纳入工业用地之后，这座村庄就开始了被污染包围的15年。
三江村因钱塘江、钱清江和曹娥江在此地汇流入海而得名，早年村民以种田捕鱼为生。90年代时，林海金曾是三江村的一位渔夫。每天凌晨坐着渔船出海，总能看见一片繁星，清晨他的渔船就能装满渔获，拿到三江村的集市上卖，一天最多能赚到100元。
2000年以后，印染厂、化工厂、纺织厂在这里一一建起。村里的渔民越来越少，集市上海产几乎消失。
2005年后，林海金的家旁边建了垃圾发电厂，每到晚上即使关上门窗也有一股臭味。他们不敢再用河水做饭、洗衣，“以前钥匙掉进河里都能看到”，后来他见到河水变成了各种颜色。就在不久前，河水变成了紫色。
三江村是下游地区，来自绍兴市区、袍江、柯桥工业园的污水都要经过这里流向东海。
林海金不再做渔民，他的妻子也不再种地，他们和三江村民一样，成了袍江开发区工厂流水线上的工人。
2006年，袍江升级为省级开发区，2010年成为国家级工业区。据袍江环保分局局长赵四海介绍，“2006年事故性污染发生最多，排污管道刚刚投入，管道破掉就导致河道变色，当时老百姓的意见很大。到了2011年，老百姓开始反映空气污染。”
2013年，开始有村民在网上发帖称三江村是癌症村，不过赵四海并不认同这样的说法，“三江村的癌症发病率低于浙江省发病率。滨海工业园里的村庄比三江村污染更严重，污染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没有办法。”
政府也在调整产业结构，试图摆脱污染困局。自2007年开始，袍江陆续关停了污染严重的医药厂、香水厂和化工厂，但至今仍然有75家重污染企业。“我们自身产业结构是有问题，30%还是纺织、印染企业。”赵四海坦言。
2014年，绍兴市环保局对袍江的环保评估是：“袍江的污染物排放总量约占绍兴全市的70%，是全市平均水平的7倍以上。”但在袍江经开区管委会主任傅张江看来，污染之外，袍江工业经济产值也占绍兴市市本级的70%以上。
“这是一个先污染、后治理的过程。”傅张江向《中国新闻周刊》坦言，“我们现在所做的都是在还债，以现在的标准看当时的事，也许都是错的，以前追求速度太快了。”
三江村再次被想起，是因为一份有关保护三江闸的倡议书。三江闸建于明嘉靖年间，长103.15米，共28孔，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的砌石结构多孔水闸。1963年被列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13年12月，中国水利学会和中国文物学会发布了“保护绍兴三江闸的倡议书”，提出将三江闸升级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保护周边水环境。2014年8月，绍兴召开“三江闸保护、利用、传承工作”专家座谈会。
在这次会议上，绍兴文史专家任桂全把三江村定义为“古村落”，并称，“如果现在不及时把袍江、镜湖、柯桥规划区内尚存的历史遗存纳入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范围，那将很快就会消失，毕竟推土机的力量比我们坐在这里说说的力量大得多。”
由于三江村的规划控制，2000年后村民不允许新建、改建自建房，年轻人只能与老人蜗居一处，不能再盖新房，加之污染严重，村里的居住环境每况愈下。搬迁，也就自然提上日程。2014年10月28日，三江村村支书杜建明在拆迁动员会上宣布，三江村要拆迁了，并公布了三种拆迁政策：按确权面积安置房安置、货币化安置、自选商品房安置。据斗门镇政府估算，用于村民的补偿金超过10亿元。
这次搬迁受到大多数年轻人的欢迎，不想走的老人也要为了下一代离开村庄。2014年底，村民的签约率就超过90%，70%的村民选择货币安置，他们可以用赔偿款在袍江购买商品房。
林海金签了约，却不想走，又不得不搬离住了25年的老屋。他第一次鼓足勇气打了市长热线，没有回音。再次回到老屋时，所有值钱的东西已被拆掉，门上夹着一张20元的水费单。
三江村开始搬迁后，专家又进行了至少三次方案研讨。2014年11月，绍兴市政府批准了《三江闸保护、利用、传承工作方案》，并要求在2015年6月底前，编制完成“三江文化休闲区”规划方案。方案由上海复旦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设计，计划在4.5平方公里的三江口区域，打造包括古三江闸、三江所城、荷湖村、斗门古镇、汤绍恩纪念园在内的五大景区。
当时该研究院提出保留三江村内8%的老建筑，但并没有明确指出具体的保护范围。2014年12月，绍兴市文物局提出，除了三江闸、绍兴海塘、花家台门、东城门、城隍庙等5处既定的文保单位，建议保留三江村内另外16处老建筑，以配合规划方案。
然而，这时又出现了第二种专家意见。2015年4月，钱塘江管理局《浙江通志》钱塘江卷编撰办公室副主任龚真真偶然发现了正在搬迁的三江村。那天正是钱塘江潮神张夏的诞辰，村里已经在东城门旁的张神庙办了一天一夜的祭祀祈福活动。看到老建筑上镂空的石窗、门斗、木雕门、加固房梁的牛腿，见到三江所城内“九桥、九庙、十三弄、七十二井、十二台门”等古建筑和遗迹大多还在，她不敢相信这些建筑即将随着拆迁消失。 5月21日，在袍江政府主办的专家座谈会上，来自杭州的多位文保专家和历史学者认为，三江村应该作为古村整体保护。而绍兴市的相关专家则认为，村中的古建筑仅占10%左右，已经不具备整村保护的价值。
事实上，早在上世纪70年代，老村长带领村民炸掉了一部分所城城墙，一部分用来烧砖，一部分做了村民盖新房的地基，如今只剩下东城门和一段老城墙。和中国其他的村庄一样，三江村在拆旧建新的过程中，推倒黑瓦白墙的祖屋，建起两三层的红砖新房，成了一个普通的江南村庄。
文史专家任桂全也认为，三江村早在70年代就错过了最佳保护期。
但龚真真不这么看，“现在残存的东西在他们看来是没有价值的，拆掉很容易，但村里已经没有比这些建筑更完整的了。既然本来就不多，为什么不能多留一点呢？”
中国水利史研究会副会长、绍兴市鉴湖研究会会长邱志荣则认为，至今开发区对三江村的定位并不明确，“古村保护和所城保护是两个概念。明朝的所城是军事要塞，并非民宅区。古村则是在清朝后期形成的。大量民居的进入是对所城最大的破坏。”
然而，三江村能不能被称为古村，专家们也未能达成共识。于是会议决定，1980年代以前的建筑先暂时保留。
事实上，就在专家意见尚未统一、规划设计没有最终定稿时，三江村的拆迁就已经开始。2015年5月，三江村基本腾空，两个拆迁队进入村庄，计划两个月完工。
斗门镇政府与拆迁队的合同中明确要求保留的是5处文保单位，“（其余的）只是说涉及历史建筑，我们要求保留的必须保留，但并没有说明是哪一处。”斗门镇镇长郑雪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2015年4月，拆迁队向斗门镇政府以平均每平方米12元的价格承包了三江村的拆迁地块，也就是说，房屋拆掉的材料归拆迁队所有，包括从房屋拆下的钢筋、砖块、门窗等。
于是，率先被瞄准的是老房子。“因为拆老房子更划算。”不止一位村民这样告诉记者。老屋中的青石板、牛腿、雕花门窗、古井等都能卖出比钢筋高得多的价钱。今年5月，文物贩子陆续来到三江村，一块青石板可以卖到500元，一口古井有人出价1万元，更不必说老台门的门斗，有人叫价6万元。
听说老房子不断被破坏，龚真真不得不再次来到三江村。在她的要求下，镇政府官员也在老宅的墙上喷上了“保留”的红漆，并挂上“旧房保留，人人有责”的标牌。然而，这些老宅并没能在拆迁中幸免。这样被“误拆”的老建筑共有5处。
搬到附近小区居住的程大忠依然每天回到村里，他要帮母亲守住五福台门，之前，程家台门已经被拆成一片废墟。“越看越心痛，但有什么用呢？”一个月里，程家台门七八间房被夷为平地，门前的荷花池也化作一塘发黑的积水。
程大忠跑到村委说情，希望能把小店的生意清仓后再搬走，结果第二天就有拆迁队上门，要拆掉小店后面的五福台门。那是他家的老宅子，墙上还写着朱红色的“保留”。
2015年10月17日上午，78岁的何景成正在祖屋里看书，他的右眼几乎失明，耳朵也有些聋，等他听到声音，何家台门已经被四五个拆迁工人拉倒了大半。
这个消瘦的老头声嘶力竭的呼喊并未起作用，直到他叫来十几个村民才阻止了拆迁。“说好要保留的老房子，为什么要拆呢？”
龚真真的“保留”行动并未起到作用，虽然她多次与当地文保部门的官员沟通，她的提议却一直没有得到认可。“（她要求保留的房屋）我们不会承认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绍兴市文物局官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何景成手绘了三江所城图，但祖传的何家台门已被推倒一半。 
拆迁队正在拆除老建筑。
虽然2009年颁布的《文物认定管理暂行办法》第五条指出，“各级文物行政部门应当完善制度，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文物普查工作中发挥作用。”但一些绍兴本地的文保专家和当地官员仍然认为，龚真真的行为是“指手画脚”。之后的两次专家论证，没有人再邀请她参与。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黄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如果民间希望老建筑获得法律保护，应该由当地政府向文保部门提出文物认定申请，但绍兴市文物局至今没有收到斗门镇政府任何书面申请。
虽然斗门镇镇长郑雪奎承认拆迁现场的管理并不严格，但他表示误拆5处老建筑并不违法。“虽然民间认为这些建筑有价值，但文保部门认为这不是他们的管理范围，”郑雪奎说，“以前梁思成也曾大声疾呼，北京城还是被拆掉了。谁来负责呢？现在，我们过于尊重民间人士的意见，我们的失误就被放大了。”
黄斌认为，急于拆迁的方式显然不够慎重，“现在全国的大环境是鼓励多保护一些老建筑，一些有内涵的历史建筑完全可以进入规划。即使村里的大环境已经无力回天，也应该放慢脚步，尽可能多地留下一些老建筑。”
10月底，在当地多家媒体报道后，袍江新区还是对相关责任人从重处罚，对没有尽职履行保护保留房屋约定的拆房施工单位，除按之前协定进行处罚外，还将其清除出袍江新区房屋拆迁市场;并成立历史建筑保护专职巡防队，每天分两班开展全天候巡查等。
袍江新区出示的视频显示，在拆迁前，大部分老房子已经失去其基本面貌，只剩局部建筑，有的甚至只剩下一道门，里面的建筑早已面目全非。在绍兴文史专家任桂全看来，20世纪70年代，所城城墙基本被拆完，全村现存房屋70%以上为上世纪70年代以后村民为改善生活条件而建，真正属于明、清及以前的古建筑寥寥无几。“三江所城早已失去整体保护的机会，目前最切合实际的便是对其遗址进行保护。”
在经济发展中，自然村的消逝不可避免，而民间古建筑的情感与文物价值应该如何权衡，民间记忆又应该如何保留，显然是摆在政府面前一道棘手的难题。
即使断水、断电，何景成再也不敢离开老屋了，他怕一走就是一无所有。他在墙上挂了一幅1985年写下的书法作品：“生命是一程旅途，不是一个家。”
何景成经历了下放、劳改、下岗、再就业，他几乎感受到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所有重要时刻。他的个人记忆无比微小，就像三江村，这样的村庄江南比比皆是。如今，在时代的发展变迁中，这座古村也逐渐悄然消失。
就在几天前，东城门旁的张神庙被正在拆迁的新房子压倒了三分之一。半年前，给潮神换上新衣的村民们没有想到，那是他们在三江村里最后的一次祭拜。
何景成是绍兴斗门镇三江村村民。如今，从清朝祖传下来的何家台门只剩下这完整的一间。因为拆迁，三江村正在日益沦为废墟，邻居们陆续搬走，他却没处可去。
600多年前，三江村还被称为三江所城，那是明朝洪武年间戚继光为抗倭而建的军事要地。600年后，何景成坐在古宅里绘制“三江所城图”，这个村庄的样貌也许只能被留在纸上了。
被污染包围的村庄
按计划，三江村早该拆迁了。2000年8月，绍兴袍江经济开发区成立，自此约350万平方米的村庄，变为工业用地，三江村也被划入拆迁计划。三江村占地约20余万平方米，5000多人口，几乎是开发区内最大的村庄。“我们土地利用也不是很迫切，拆迁成本太大，就一直拖下来。”绍兴袍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办公室主任傅张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而自从纳入工业用地之后，这座村庄就开始了被污染包围的15年。
三江村因钱塘江、钱清江和曹娥江在此地汇流入海而得名，早年村民以种田捕鱼为生。90年代时，林海金曾是三江村的一位渔夫。每天凌晨坐着渔船出海，总能看见一片繁星，清晨他的渔船就能装满渔获，拿到三江村的集市上卖，一天最多能赚到100元。
2000年以后，印染厂、化工厂、纺织厂在这里一一建起。村里的渔民越来越少，集市上海产几乎消失。
2005年后，林海金的家旁边建了垃圾发电厂，每到晚上即使关上门窗也有一股臭味。他们不敢再用河水做饭、洗衣，“以前钥匙掉进河里都能看到”，后来他见到河水变成了各种颜色。就在不久前，河水变成了紫色。
三江村是下游地区，来自绍兴市区、袍江、柯桥工业园的污水都要经过这里流向东海。
林海金不再做渔民，他的妻子也不再种地，他们和三江村民一样，成了袍江开发区工厂流水线上的工人。
2006年，袍江升级为省级开发区，2010年成为国家级工业区。据袍江环保分局局长赵四海介绍，“2006年事故性污染发生最多，排污管道刚刚投入，管道破掉就导致河道变色，当时老百姓的意见很大。到了2011年，老百姓开始反映空气污染。”
2013年，开始有村民在网上发帖称三江村是癌症村，不过赵四海并不认同这样的说法，“三江村的癌症发病率低于浙江省发病率。滨海工业园里的村庄比三江村污染更严重，污染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没有办法。”
政府也在调整产业结构，试图摆脱污染困局。自2007年开始，袍江陆续关停了污染严重的医药厂、香水厂和化工厂，但至今仍然有75家重污染企业。“我们自身产业结构是有问题，30%还是纺织、印染企业。”赵四海坦言。
2014年，绍兴市环保局对袍江的环保评估是：“袍江的污染物排放总量约占绍兴全市的70%，是全市平均水平的7倍以上。”但在袍江经开区管委会主任傅张江看来，污染之外，袍江工业经济产值也占绍兴市市本级的70%以上。
“这是一个先污染、后治理的过程。”傅张江向《中国新闻周刊》坦言，“我们现在所做的都是在还债，以现在的标准看当时的事，也许都是错的，以前追求速度太快了。”
无法达成共识的规划
三江村再次被想起，是因为一份有关保护三江闸的倡议书。三江闸建于明嘉靖年间，长103.15米，共28孔，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的砌石结构多孔水闸。1963年被列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13年12月，中国水利学会和中国文物学会发布了“保护绍兴三江闸的倡议书”，提出将三江闸升级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保护周边水环境。2014年8月，绍兴召开“三江闸保护、利用、传承工作”专家座谈会。
在这次会议上，绍兴文史专家任桂全把三江村定义为“古村落”，并称，“如果现在不及时把袍江、镜湖、柯桥规划区内尚存的历史遗存纳入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范围，那将很快就会消失，毕竟推土机的力量比我们坐在这里说说的力量大得多。”
由于三江村的规划控制，2000年后村民不允许新建、改建自建房，年轻人只能与老人蜗居一处，不能再盖新房，加之污染严重，村里的居住环境每况愈下。搬迁，也就自然提上日程。2014年10月28日，三江村村支书杜建明在拆迁动员会上宣布，三江村要拆迁了，并公布了三种拆迁政策：按确权面积安置房安置、货币化安置、自选商品房安置。据斗门镇政府估算，用于村民的补偿金超过10亿元。
这次搬迁受到大多数年轻人的欢迎，不想走的老人也要为了下一代离开村庄。2014年底，村民的签约率就超过90%，70%的村民选择货币安置，他们可以用赔偿款在袍江购买商品房。
林海金签了约，却不想走，又不得不搬离住了25年的老屋。他第一次鼓足勇气打了市长热线，没有回音。再次回到老屋时，所有值钱的东西已被拆掉，门上夹着一张20元的水费单。
三江村开始搬迁后，专家又进行了至少三次方案研讨。2014年11月，绍兴市政府批准了《三江闸保护、利用、传承工作方案》，并要求在2015年6月底前，编制完成“三江文化休闲区”规划方案。方案由上海复旦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设计，计划在4.5平方公里的三江口区域，打造包括古三江闸、三江所城、荷湖村、斗门古镇、汤绍恩纪念园在内的五大景区。
当时该研究院提出保留三江村内8%的老建筑，但并没有明确指出具体的保护范围。2014年12月，绍兴市文物局提出，除了三江闸、绍兴海塘、花家台门、东城门、城隍庙等5处既定的文保单位，建议保留三江村内另外16处老建筑，以配合规划方案。
然而，这时又出现了第二种专家意见。2015年4月，钱塘江管理局《浙江通志》钱塘江卷编撰办公室副主任龚真真偶然发现了正在搬迁的三江村。那天正是钱塘江潮神张夏的诞辰，村里已经在东城门旁的张神庙办了一天一夜的祭祀祈福活动。看到老建筑上镂空的石窗、门斗、木雕门、加固房梁的牛腿，见到三江所城内“九桥、九庙、十三弄、七十二井、十二台门”等古建筑和遗迹大多还在，她不敢相信这些建筑即将随着拆迁消失。 5月21日，在袍江政府主办的专家座谈会上，来自杭州的多位文保专家和历史学者认为，三江村应该作为古村整体保护。而绍兴市的相关专家则认为，村中的古建筑仅占10%左右，已经不具备整村保护的价值。
事实上，早在上世纪70年代，老村长带领村民炸掉了一部分所城城墙，一部分用来烧砖，一部分做了村民盖新房的地基，如今只剩下东城门和一段老城墙。和中国其他的村庄一样，三江村在拆旧建新的过程中，推倒黑瓦白墙的祖屋，建起两三层的红砖新房，成了一个普通的江南村庄。
文史专家任桂全也认为，三江村早在70年代就错过了最佳保护期。
但龚真真不这么看，“现在残存的东西在他们看来是没有价值的，拆掉很容易，但村里已经没有比这些建筑更完整的了。既然本来就不多，为什么不能多留一点呢？”
中国水利史研究会副会长、绍兴市鉴湖研究会会长邱志荣则认为，至今开发区对三江村的定位并不明确，“古村保护和所城保护是两个概念。明朝的所城是军事要塞，并非民宅区。古村则是在清朝后期形成的。大量民居的进入是对所城最大的破坏。”
然而，三江村能不能被称为古村，专家们也未能达成共识。于是会议决定，1980年代以前的建筑先暂时保留。
文物贩子进村
事实上，就在专家意见尚未统一、规划设计没有最终定稿时，三江村的拆迁就已经开始。2015年5月，三江村基本腾空，两个拆迁队进入村庄，计划两个月完工。
斗门镇政府与拆迁队的合同中明确要求保留的是5处文保单位，“（其余的）只是说涉及历史建筑，我们要求保留的必须保留，但并没有说明是哪一处。”斗门镇镇长郑雪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2015年4月，拆迁队向斗门镇政府以平均每平方米12元的价格承包了三江村的拆迁地块，也就是说，房屋拆掉的材料归拆迁队所有，包括从房屋拆下的钢筋、砖块、门窗等。
于是，率先被瞄准的是老房子。“因为拆老房子更划算。”不止一位村民这样告诉记者。老屋中的青石板、牛腿、雕花门窗、古井等都能卖出比钢筋高得多的价钱。今年5月，文物贩子陆续来到三江村，一块青石板可以卖到500元，一口古井有人出价1万元，更不必说老台门的门斗，有人叫价6万元。
听说老房子不断被破坏，龚真真不得不再次来到三江村。在她的要求下，镇政府官员也在老宅的墙上喷上了“保留”的红漆，并挂上“旧房保留，人人有责”的标牌。然而，这些老宅并没能在拆迁中幸免。这样被“误拆”的老建筑共有5处。
搬到附近小区居住的程大忠依然每天回到村里，他要帮母亲守住五福台门，之前，程家台门已经被拆成一片废墟。“越看越心痛，但有什么用呢？”一个月里，程家台门七八间房被夷为平地，门前的荷花池也化作一塘发黑的积水。
程大忠跑到村委说情，希望能把小店的生意清仓后再搬走，结果第二天就有拆迁队上门，要拆掉小店后面的五福台门。那是他家的老宅子，墙上还写着朱红色的“保留”。
2015年10月17日上午，78岁的何景成正在祖屋里看书，他的右眼几乎失明，耳朵也有些聋，等他听到声音，何家台门已经被四五个拆迁工人拉倒了大半。
这个消瘦的老头声嘶力竭的呼喊并未起作用，直到他叫来十几个村民才阻止了拆迁。“说好要保留的老房子，为什么要拆呢？”
龚真真的“保留”行动并未起到作用，虽然她多次与当地文保部门的官员沟通，她的提议却一直没有得到认可。“（她要求保留的房屋）我们不会承认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绍兴市文物局官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虽然2009年颁布的《文物认定管理暂行办法》第五条指出，“各级文物行政部门应当完善制度，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文物普查工作中发挥作用。”但一些绍兴本地的文保专家和当地官员仍然认为，龚真真的行为是“指手画脚”。之后的两次专家论证，没有人再邀请她参与。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黄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如果民间希望老建筑获得法律保护，应该由当地政府向文保部门提出文物认定申请，但绍兴市文物局至今没有收到斗门镇政府任何书面申请。
虽然斗门镇镇长郑雪奎承认拆迁现场的管理并不严格，但他表示误拆5处老建筑并不违法。“虽然民间认为这些建筑有价值，但文保部门认为这不是他们的管理范围，”郑雪奎说，“以前梁思成也曾大声疾呼，北京城还是被拆掉了。谁来负责呢？现在，我们过于尊重民间人士的意见，我们的失误就被放大了。”
黄斌认为，急于拆迁的方式显然不够慎重，“现在全国的大环境是鼓励多保护一些老建筑，一些有内涵的历史建筑完全可以进入规划。即使村里的大环境已经无力回天，也应该放慢脚步，尽可能多地留下一些老建筑。”
10月底，在当地多家媒体报道后，袍江新区还是对相关责任人从重处罚，对没有尽职履行保护保留房屋约定的拆房施工单位，除按之前协定进行处罚外，还将其清除出袍江新区房屋拆迁市场;并成立历史建筑保护专职巡防队，每天分两班开展全天候巡查等。
袍江新区出示的视频显示，在拆迁前，大部分老房子已经失去其基本面貌，只剩局部建筑，有的甚至只剩下一道门，里面的建筑早已面目全非。在绍兴文史专家任桂全看来，20世纪70年代，所城城墙基本被拆完，全村现存房屋70%以上为上世纪70年代以后村民为改善生活条件而建，真正属于明、清及以前的古建筑寥寥无几。“三江所城早已失去整体保护的机会，目前最切合实际的便是对其遗址进行保护。”
在经济发展中，自然村的消逝不可避免，而民间古建筑的情感与文物价值应该如何权衡，民间记忆又应该如何保留，显然是摆在政府面前一道棘手的难题。
即使断水、断电，何景成再也不敢离开老屋了，他怕一走就是一无所有。他在墙上挂了一幅1985年写下的书法作品：“生命是一程旅途，不是一个家。”
何景成经历了下放、劳改、下岗、再就业，他几乎感受到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所有重要时刻。他的个人记忆无比微小，就像三江村，这样的村庄江南比比皆是。如今，在时代的发展变迁中，这座古村也逐渐悄然消失。
就在几天前，东城门旁的张神庙被正在拆迁的新房子压倒了三分之一。半年前，给潮神换上新衣的村民们没有想到，那是他们在三江村里最后的一次祭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