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来收集了一些官方或主流媒体上公布的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数字，分析比照的结果，我陷入了某种巨大的困惑之中。
　　


　　先看财政收入。1978年，也就是“改革开放”的第一年，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是31.1%，1994年，这一年中国进行了以“分税制”和流转税制改革为基本内容的财税体制和制度改革，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下降到10.8%，到2006年，这个财政收入的相对数字又上升到19.39%。而根据前任财政部长及多名学者的多种计算，包括预算外收入、制度外收入的政府全部收入占GDP的“大口径”宏观税负应该在34.43%～40%之间。
　　再看财政支出，几乎是同样的情形。1978年，政府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是31%，由于实行放权让利政策等原因，1994年，这一比重下降到12%。这以后又往上急升，到2006年上升到19.73%。如果把没有计入政府财政支出的国债支出、预算外支出、制度外支出都计算在内，怎么也在30%以上。
　　如果我们以年份和GDP数字为坐标画两条最简单的曲线图，会惊奇地发现，无论财政收入还是支出，三十年前和三十年后，差不多是完全对称的！事情还没有结束，按照2007年财政收入增长31%、增收1.2万亿元的趋势（目前还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这一趋向的进一步发展），右边的曲线已经超过了左边并将继续延伸下去，形成一种新的不对称关系。
　　我的“困惑”之处正在这里。三十年过去，我们国家的体制似乎又回到了它的原点，我们曾经十分熟悉的那个超级政府，一个职能、规模都呈无限扩大、无限增长趋势的庞然大物，又一次出现在我们面前。行政权力在这个国家，大体上仍然像三十年以前一样，无处不在，无所不能。
　　三十年来，我国政府的行政费支出增长了近90倍，2004年占财政支出总额的37.6%，而同期美国的这项支出的数字仅为12.5%；三十年来，政治权力没有丝毫后退，仍然像以前那样控制著国家的绝大部分资源。公权力商品化的潮流不可阻挡，形成一种可以自我强化的“权力经济”和各式各样的利益集团，无孔不入地凭借特权谋取经济利益，与民争利，而对向社会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不感兴趣。2004年，公共服务及社会管理支出，我国为25%，美国为75%。尽管GDP猛涨，直接维系民生的社会保障、公共文化与公共卫生等财政投入却落在世界各国的末尾。
　　这些问题尽管看上去很严重，但现有的体制究竟是抑制这些问题的因素，还是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源？在现有的体制内正在被逐步弱化，以致最终得到解决，还是根本就没有希望解决？
　　三十年来，当我们在跟那个传统的旧体制进行殊死拼搏时，如果我们不相应进行行政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些重大问题非但不能解决，还有可能完整无损地移存于另外一个体制中；这是一个与市场体制不相干的、被官僚体系熟练操纵的体制。
　　今天再谈改革，应该是对这个正在“热”运行的体制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