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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选择将时间交给博物馆，博物馆就要对他看到什么、听到什么、想到什么、收获什么负责
有国外的博物馆学者在参观了中国的博物馆后，将某些博物馆形容为“脾气粗暴的老教师”，“仿佛在说：这是我高贵的收藏，特许你看一看。”
目前，国内许多博物馆内容过于专业化、设计习惯于殿堂化、服务设施不够完善、缺乏沉浸式的互动体验，仍以观看展览形式为主，影响了参观者的参与热情。这也引发了一个思考：该如何调动公众的感官、情感和思考，实现博物馆的体验升级？
在首都博物馆新闻发言人杨丹丹看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要“在观众走进博物馆的那一刻，让博物馆亲近观众，撬动起观众的兴趣。”
西藏牦牛博物馆馆长吴雨初认为，观众选择将时间交给博物馆，博物馆就要对他看到什么、听到什么、想到什么、收获什么负责，“尽可能让观众乘兴而来、满载而归。这是一座博物馆永远的命题。”
有尊严地参观
杨丹丹向《瞭望东方周刊》介绍了首都博物馆始终坚持的一个理念：让观众“有尊严地参观”。这就要求博物馆通过一些特殊手段来增加亲切感，并实现观众和博物馆的有效互动。
杨丹丹介绍说，首都博物馆开馆10年来，总流量从最初一年60万人增加到2016年的170万人。值得注意的是，目前80%的观众是通过预约来博物馆的，“这一部分人成为可控观众，一旦博物馆或展览有重要消息，就可以通过电话或邮箱通知到个人，这就是预约制度的好处。”
在博物馆的布置上，首都博物馆也下了大功夫。“出于安全和便捷的考虑，我们通常将特展和临展安排在地上一层和地下一层，方便观众进出，常规展览则安排在楼上。”在每一个展区内部，尽量让观众不走回头路，避免对流引发拥挤。
举辦特展时，博物馆人流量大，长时间排队和展区内拥挤都是影响观众观展体验的重要因素。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首都博物馆采用了分时段参观的办法以分散人流，并在馆内外配备大量工作人员、志愿者，对观众进行疏导并与观众沟通。
杨丹丹还告诉本刊记者，如果临近的展区没有重要展览，就会被打造成互动空间和休息空间，所有展览的展线上也都安排了互动和休息的地方，例如安排多媒体及互动体验区，“最大效率地利用空间，抓住一切机会满足观众的兴趣点。”
另外，首都博物馆还配备了母婴室和休息区，为残疾人提供定点服务和免费轮椅租借，还准备了雨伞和雨衣以防天气变化。
深入之后，如何浅出
对参观博物馆的观众来说，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看不懂”。在吴雨初看来，博物馆的服务，不仅体现在茶水、雨伞、轮椅、婴儿车等方面，最重要的还是内容服务，“让展览真正入眼入脑入心，这是观众来一趟博物馆的最大收获。”
杨丹丹也表达了相似看法，“深入没问题，如何浅出是博物馆要解决的重要课题。”
杨丹丹介绍说，首都博物馆所有展览都有五个以上的相关讲座，例如“美·好·中华——近二十年考古成果展”和“王后 母亲 女将——纪念殷墟妇好墓考古发掘四十周年特展”都配合展览内容，推出了面向各年龄层公众的互动活动和讲座，并发布在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博、官方微信上。除此之外，博物馆还走进社区，为社区举办小型艺术讲座。
首都博物馆有专门的策展团队，除了编写藏品的基本信息外，更重要的是挖掘藏品背后的故事，增加趣味性的故事情节。“再配合线上的导览和讲解，通过多种渠道，将核心藏品、主题思想和重要观点传递给观众。”
吴雨初告诉本刊记者，西藏耗牛博物馆针对不同人群定制了不同风格的讲解。“例如对小朋友的解说力求简明有趣;对军队观众则安排退伍老兵讲解员;对知识较丰富的观众群，安排的是专业程度较高的解说员;对于来自基层或宗教界的观众，都安排用其本民族语言讲解。”
上海龙美术馆馆长王薇也向本刊记者介绍，他们的文化艺术教育与传播基地，根据老年、青年和儿童等不同人群，分别定制了专门的基于艺术的社会活动。“龙美术馆设立了教育活动部门，定期举办和馆内展览相关的艺术活动，以提高普通民众的艺术鉴赏能力，并使其建立初步的艺术思维模式。”
针对特别展览的需要，龙美术馆特邀海内外相关领域专家学者举办相应研讨会，向来访者及一般大众开放，促进展览本身学术价值的延伸。龙讲堂是龙美术馆于2015年推出的新型教育品牌，采取20人以内的小班授课模式，创造有别于公开讲座的、更为私密的空间，促进师生间的深入交流。儿童艺术工作坊则是一个将展览参观和艺术创作相结合的儿童综合材料美术课堂。
王薇的想法是，“通过艺术讲座、对谈和论坛等形式，进一步提升美术馆的教育功能。在提高普通民众的艺术鉴赏能力的同时，为所有观展者提供最棒的观展体验。”
“我认为一个好的展览要满足三点：看得懂;看得下去，有意思;留下记忆，留下印象。”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主任陆建松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与展览互动
在博物馆的互动体验上，国外的博物馆已经形成了成熟的体系，在展览以外，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公共服务和社区服务。
例如始建于1896年的库珀·休伊特史密森设计博物馆，其理念是改变以往博物馆仅仅停留在“观看”的层面，重新审视参观者与展品之间的互动过程，让展品“活”起来。
史密森设计博物馆为所有参观者提供了数字笔，通过扫描展品的特定图标，数字笔可以记录下参观者喜欢的展品，并将这些信息上传至“个人参观网上账户”。另外，参观者还可以用数字笔在博物馆内的高清触摸屏互动桌上进行设计和创作。当参观者完成自己的设计后，还可以观看其他参观者的同类设计作品，评选出自己最喜爱的一幅作品。
芝加哥科学与工业博物馆针对6～12岁的儿童，推出了在博物馆里过夜的活动项目“Snoozeum”（博物馆之夜）。从第一天下午五点半到第二天上午八点半，孩子们可以在博物馆内探索展品，参与寻宝游戏，自己制作科学玩具，与波音727飞机相伴入眠等。纽约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古根海姆博物馆、匹兹堡的卡耐基科学中心、华盛顿的国际间谍博物馆等都有此类“博物馆奇妙夜”活动。
杨丹丹告诉本刊记者，中国的博物馆并非没有公共服务意识。从2015年开始，首都博物馆专门针对中小学生量身打造了“读城——追寻历史上的北京城池”展。与以往的传统展览不同，本次展览运用了纸艺展陈、视频短片、幻影成像、体验活动等多种展示和互动手段，几乎将北京城池的所有信息“收入”馆中。值得一提的是，布展时，展览主视线均下降了100毫米，更便于学生参观和体验。
再如，“纪念殷墟妇好墓考古发掘四十周年特展”在展览期间正好遇上母亲节，首都博物馆就在当天举办了“妈妈，我的女神”——“秀”原创手工作品活动，很好地贴合了展览内容和主题。
但是，受博物馆空间、人员和运作过程的限制，常常无法满足观众的所有需求。“中国的特别之处就是人多，但是现在服务人员和服务空间都不够，就形成了大人流和小团队之间的冲突。”杨丹丹说。
目前，首都博物馆有20位专业讲解员以及将近两百名志愿者随时提供帮助，但在应对最高超过15000人的日流量时，还是有些吃力。
因此，杨丹丹认为培养博物馆文化氛围非常重要。“互动实际上是互相配合的过程，从博物馆的角度要为观众提供更好的体验，从公众角度也要提升意识，相互理解，相互促进。”
有国外的博物馆学者在参观了中国的博物馆后，将某些博物馆形容为“脾气粗暴的老教师”，“仿佛在说：这是我高贵的收藏，特许你看一看。”
目前，国内许多博物馆内容过于专业化、设计习惯于殿堂化、服务设施不够完善、缺乏沉浸式的互动体验，仍以观看展览形式为主，影响了参观者的参与热情。这也引发了一个思考：该如何调动公众的感官、情感和思考，实现博物馆的体验升级？
在首都博物馆新闻发言人杨丹丹看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要“在观众走进博物馆的那一刻，让博物馆亲近观众，撬动起观众的兴趣。”
西藏牦牛博物馆馆长吴雨初认为，观众选择将时间交给博物馆，博物馆就要对他看到什么、听到什么、想到什么、收获什么负责，“尽可能让观众乘兴而来、满载而归。这是一座博物馆永远的命题。”
有尊严地参观
杨丹丹向《瞭望东方周刊》介绍了首都博物馆始终坚持的一个理念：让观众“有尊严地参观”。这就要求博物馆通过一些特殊手段来增加亲切感，并实现观众和博物馆的有效互动。
杨丹丹介绍说，首都博物馆开馆10年来，总流量从最初一年60万人增加到2016年的170万人。值得注意的是，目前80%的观众是通过预约来博物馆的，“这一部分人成为可控观众，一旦博物馆或展览有重要消息，就可以通过电话或邮箱通知到个人，这就是预约制度的好处。”
在博物馆的布置上，首都博物馆也下了大功夫。“出于安全和便捷的考虑，我们通常将特展和临展安排在地上一层和地下一层，方便观众进出，常规展览则安排在楼上。”在每一个展区内部，尽量让观众不走回头路，避免对流引发拥挤。
举辦特展时，博物馆人流量大，长时间排队和展区内拥挤都是影响观众观展体验的重要因素。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首都博物馆采用了分时段参观的办法以分散人流，并在馆内外配备大量工作人员、志愿者，对观众进行疏导并与观众沟通。
杨丹丹还告诉本刊记者，如果临近的展区没有重要展览，就会被打造成互动空间和休息空间，所有展览的展线上也都安排了互动和休息的地方，例如安排多媒体及互动体验区，“最大效率地利用空间，抓住一切机会满足观众的兴趣点。”
另外，首都博物馆还配备了母婴室和休息区，为残疾人提供定点服务和免费轮椅租借，还准备了雨伞和雨衣以防天气变化。
深入之后，如何浅出
对参观博物馆的观众来说，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看不懂”。在吴雨初看来，博物馆的服务，不仅体现在茶水、雨伞、轮椅、婴儿车等方面，最重要的还是内容服务，“让展览真正入眼入脑入心，这是观众来一趟博物馆的最大收获。”
杨丹丹也表达了相似看法，“深入没问题，如何浅出是博物馆要解决的重要课题。”
杨丹丹介绍说，首都博物馆所有展览都有五个以上的相关讲座，例如“美·好·中华——近二十年考古成果展”和“王后 母亲 女将——纪念殷墟妇好墓考古发掘四十周年特展”都配合展览内容，推出了面向各年龄层公众的互动活动和讲座，并发布在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博、官方微信上。除此之外，博物馆还走进社区，为社区举办小型艺术讲座。
首都博物馆有专门的策展团队，除了编写藏品的基本信息外，更重要的是挖掘藏品背后的故事，增加趣味性的故事情节。“再配合线上的导览和讲解，通过多种渠道，将核心藏品、主题思想和重要观点传递给观众。”
吴雨初告诉本刊记者，西藏耗牛博物馆针对不同人群定制了不同风格的讲解。“例如对小朋友的解说力求简明有趣;对军队观众则安排退伍老兵讲解员;对知识较丰富的观众群，安排的是专业程度较高的解说员;对于来自基层或宗教界的观众，都安排用其本民族语言讲解。”
上海龙美术馆馆长王薇也向本刊记者介绍，他们的文化艺术教育与传播基地，根据老年、青年和儿童等不同人群，分别定制了专门的基于艺术的社会活动。“龙美术馆设立了教育活动部门，定期举办和馆内展览相关的艺术活动，以提高普通民众的艺术鉴赏能力，并使其建立初步的艺术思维模式。”
针对特别展览的需要，龙美术馆特邀海内外相关领域专家学者举办相应研讨会，向来访者及一般大众开放，促进展览本身学术价值的延伸。龙讲堂是龙美术馆于2015年推出的新型教育品牌，采取20人以内的小班授课模式，创造有别于公开讲座的、更为私密的空间，促进师生间的深入交流。儿童艺术工作坊则是一个将展览参观和艺术创作相结合的儿童综合材料美术课堂。
王薇的想法是，“通过艺术讲座、对谈和论坛等形式，进一步提升美术馆的教育功能。在提高普通民众的艺术鉴赏能力的同时，为所有观展者提供最棒的观展体验。”
“我认为一个好的展览要满足三点：看得懂;看得下去，有意思;留下记忆，留下印象。”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主任陆建松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与展览互动
在博物馆的互动体验上，国外的博物馆已经形成了成熟的体系，在展览以外，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公共服务和社区服务。
例如始建于1896年的库珀·休伊特史密森设计博物馆，其理念是改变以往博物馆仅仅停留在“观看”的层面，重新审视参观者与展品之间的互动过程，让展品“活”起来。
史密森设计博物馆为所有参观者提供了数字笔，通过扫描展品的特定图标，数字笔可以记录下参观者喜欢的展品，并将这些信息上传至“个人参观网上账户”。另外，参观者还可以用数字笔在博物馆内的高清触摸屏互动桌上进行设计和创作。当参观者完成自己的设计后，还可以观看其他参观者的同类设计作品，评选出自己最喜爱的一幅作品。
芝加哥科学与工业博物馆针对6～12岁的儿童，推出了在博物馆里过夜的活动项目“Snoozeum”（博物馆之夜）。从第一天下午五点半到第二天上午八点半，孩子们可以在博物馆内探索展品，参与寻宝游戏，自己制作科学玩具，与波音727飞机相伴入眠等。纽约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古根海姆博物馆、匹兹堡的卡耐基科学中心、华盛顿的国际间谍博物馆等都有此类“博物馆奇妙夜”活动。
杨丹丹告诉本刊记者，中国的博物馆并非没有公共服务意识。从2015年开始，首都博物馆专门针对中小学生量身打造了“读城——追寻历史上的北京城池”展。与以往的传统展览不同，本次展览运用了纸艺展陈、视频短片、幻影成像、体验活动等多种展示和互动手段，几乎将北京城池的所有信息“收入”馆中。值得一提的是，布展时，展览主视线均下降了100毫米，更便于学生参观和体验。
再如，“纪念殷墟妇好墓考古发掘四十周年特展”在展览期间正好遇上母亲节，首都博物馆就在当天举办了“妈妈，我的女神”——“秀”原创手工作品活动，很好地贴合了展览内容和主题。
但是，受博物馆空间、人员和运作过程的限制，常常无法满足观众的所有需求。“中国的特别之处就是人多，但是现在服务人员和服务空间都不够，就形成了大人流和小团队之间的冲突。”杨丹丹说。
目前，首都博物馆有20位专业讲解员以及将近两百名志愿者随时提供帮助，但在应对最高超过15000人的日流量时，还是有些吃力。
因此，杨丹丹认为培养博物馆文化氛围非常重要。“互动实际上是互相配合的过程，从博物馆的角度要为观众提供更好的体验，从公众角度也要提升意识，相互理解，相互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