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是“人的伟大的痛苦或伟大人物的死亡”，“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百世奇人悬日月，千秋孤愤诉晨昏”。读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激荡心灵而挥之难去的，正是这种“伟大的痛苦”、悲情的人生。
　　出使巴蜀匆匆返归的郎中司马迁满面烟尘，拜倒在太史司马谈榻下。弥留之际的父亲执手洒泪留下遗言：“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这是千钧重托，也是时代的召唤。司马迁俯首涕泣立下誓言：“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三年后，司马迁承袭父职。五年后，司马迁始修国史。
　　一场飞来横祸，差点断送了旷代奇才，夭折了宏伟工程。
　　李陵兵败。太史令司马迁见汉武帝“惨怆怛悼”，怀着“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的良好愿望，为李陵辩护。龙颜震怒。汉武帝竟以“沮贰师”——诋毁那个寸功未建的天子宠臣贰师将军李广利为由，诏令下狱。司马迁与李陵本“趋舍异路”并无私交，只是出于公心，方挺身而出。呜呼!怀抱忠诚谏言无忌，换得的却是“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垂，幽于圜墙之中”的严厉处罚!“款款之愚”“拳拳之忠”而“明主不晓”：这是对制造冤狱的“明主"的愤怒抨击!“公卿王侯”闻李陵连战克捷，“皆奉觞上寿”，悉李陵战败陷没，则“媒蘖其短”：这是对落井下石的朝臣的愤怒揭露!司马迁“深幽囹圄”“交游莫相救，左右亲近莫为一言”：这是对炎凉世态浇薄人情的愤怒控诉!
　　一个“愤”字，司马迁久蓄于心，如今，再无顾忌，泼墨写出。一生“与汉武帝相终始”的司马迁，在与帝王的关系中演绎着他的悲剧人生。作为一个不虚美不隐恶的良史，司马迁充分肯定过汉武帝的文治武功。汉武帝之过——穷兵黩武好大喜功、执迷方术笃信鬼神、制造冤狱刻薄寡恩，司马迁的评价是实事求是的。
　　中书令司马迁把他一生的血泪化作浓浓墨迹书写在青青竹简之上。原本为回绝任安“推贤进士”请托的一封信，不意竟一气呵成三千余言。
　　完全是借题发挥。郁结多年的情感——哀、怨、怒、愤，司马迁诉诸笔端倾泻无遗。“其文疏荡，颇有奇气”，的确，《报任安书》中回荡着一种惊天地、泣鬼神的奇气。这股奇气，源于蓄积已久的内心感受，弥散于字里行间，其幽怨、其郁悒、其激愤、其慷慨，种种情感，如天风海雨，向读者袭来。
　　“感人之文，莫先乎情”，“动而见尤，欲益反损”，“谁为为之?孰令听之?”——何其幽怨!
　　“亏形为扫除之隶”，“乃欲仰首伸眉，论列是非，不亦轻朝廷，羞当世之士哉!”——何其郁悒!
　　“如今朝廷虽乏人，奈何以刀踞之余荐天下之豪杰!”——何其激愤!
　　“偿前辱之责，虽被万戮，岂有悔哉!”——又何其慷慨!
　　蘸血带泪的郁悒慷慨之情，滋生于黑暗现实，郁积于肺腑胸腹，一经触动，泻如江河，读之令人荡气回肠，泪湿衣襟!
　　冥冥中驱动司马迁那支健笔的，是悲剧英雄屈原。屈原“正道直行”，却“忠而见疑，信而被谤”，屈原“怀瑾握瑜”，却放逐沅湘“行吟泽畔”：一篇《屈原贾生列传》，就是沟通他们精神世界的桥梁!“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报任安书》又何尝不是“自怨”的产物，“罹忧”的产物!前人评此书：“其感慨啸歌，大有燕赵烈士之风；忧愁幽思，则又直与《离骚》对垒。文情至此极矣!”评得何其准啊!
　　《报任安书》的写法与《史记》的写法大相径庭，分明是另一个司马迁，一个有血有肉、快意恩仇的司马迁，一个重义轻生、“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司马迁。沉郁顿挫，笔挟风雷；英雄末路，美人迟暮。落此地步，也只有将自己入类以自脱了。每读至此，心湖波澜顿生。司马迁在写完《报任安书》之后，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神秘地消失了，消失得无影无踪。对于司马迁来说，“史命”等于生命。史命完成，生命就充分实现了其价值。所以，《史记》画上了句号，司马迁的生命也画上了句号。
　　司马迁留给读者的，是“通过‘悲’反衬出美，通过‘苦难’显示出崇高，通过‘毁灭’展示出希望。从而歌颂光明，鞭笞黑暗，扫除污秽，预见将来”。
　　感受悲剧英雄郁悒慷慨的情感!读《报任安书》，谁不掬同情之泪!谁不生激昂之情!
　　《报任安书》体现的悲剧精神——超越死生的理念，忍辱负重的毅力，愤激抗争的勇气，郁悒慷慨的情感，是民族精神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证明自己的人格尊严，净化自己的心灵世界，体现自己的生命价值，化逆境为动力，引磨难向奋斗，转悲怆至崇高。这，就是我们从悲剧英雄司马迁的悲壮情怀中读出的人生意义。
　　
　　单位：湖北随州曾都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