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倡“给人生做减法”之类的言论越来越多，比如日本人的“断舍离”，用很具体的操作方法告诉你如何拥有一个“更少持有、更少占有”的人生。在物质的简便里，人生仿佛消肿、矫健，更容易起飞。
　　梭罗大概也是“减法人生”的一代宗师。他的《瓦尔登湖》里面，他用自己的实践告诉我们，人可以拥有多么少。他所建的房子足够受用终生，而所用的费用却比城里只住宿舍的人一年的住宿费还少。他自己劳作养活自己，甚至有人说，他即使吃木板上的钉子也可以活下去。他甚至不需要家具，似乎只需要一些空箱子，他说：
　　“如果一个人看到自己的家具装在车上，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睽睽众目之前，而且只是一些极不入眼的空箱子，除了哲学家之外，谁会不害羞呢？真的，这些东西越多，你越穷，你说，为什么我们时常搬家，而不是丢掉一些家具，丢掉我们的蛇蜕？这正如我们一个人把所有陷阱的机关都绑在他的皮带上，他搬家经过我们放着绳子的荒野时，不能不拖动那些绳子——拖到他自己的陷阱里去了。”
　　不管是梭罗，还是主张断舍离的日本人，都在告诉我们，我们真正需要的物质可以少而又少；物质增加未必会增加我们的幸福程度。
　　但我想说的是，对生活做减法，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减法。最应该减的，也许是我们的贪欲。
　　大前年我出版了自己第一本散文集。这可能是我自己最重视的一本书，但因为欠缺经验，还因为懒惰（签得随意），可能还因为怯懦（不想起太多争执），总之，书的封面和装帧都不是我自己满意的。书出来之后，内容方面我无愧于心，但封面和装帧确实如我意料之中的，受到了很多现在写出来仍然很难受的评价。有人说，像《读者文摘》精华版，有人说像少年儿童读物，微博上还有人私信告诉我问题出在哪里，说高光、漫画等元素组成的美少女风格是“80后”“90后”作者才用的风格——我也知道，这很可能是出版社和编辑觉得只有“80后”“90后”才是买书主体，所以設计上就有点投其所好。
　　一开始听到这些反馈，确实很沮丧。董桥说，人怕老、文怕嫩，我当然不愿意让人把自己的作品，视为一个“80后”甚至“90后”年轻作者的作品。我还担心不认识我的读者，会认为我的文字与这个装帧同风。
　　在微博上表现了这种沮丧心情之后，又有不少读者私信或者留言对我说，其实，知道你的读者照样喜欢你，一本书，文字肯定比封面重要得多。
　　慢慢思考这件事，我注意到问题的核心是：我不仅不想失去任何既有的好感，我甚至想获得更多未得到的好感。而一本书，封面，装帧，就是最快捷地帮我的内容提升档次的途径，这个过程，我不用靠我的努力（写得更好），它就用包装，无形地界定了我的位置，我为错过这样的捷径感到可惜！
　　我终于意识到这就是我在这件事上不快乐的原因，那就是我作为一个写作者，额外的贪欲。是贪欲让我不快乐。
　　我的本分只是把文章写好。希望自己的书有一个更好的封面，也是人之常情，毕竟这里面还有审美上的愿望。但在得不到之后，如果我能看到自己在这件事上更深层次的贪欲——很可能这不是所有作者的贪欲，只是我一个人的贪欲——那我是不是就可以更容易地看破它呢？没错，我就是用这个办法看破这件事的。
　　过一种减法的生活，最需要减的，大概就是类似这样的贪欲。对各种不属于我们的东西无尽的占有欲望让我们痛苦，对得不到的东西强求不已，也让我们痛苦。想要断舍离，先从心里做起吧。
　　还是梭罗，对此他有着更为诗意、也更为著名的描述：
　　“我要生活得深深地把生命的精髓都吸到，要生活得稳稳当当，把生活压缩到一个角隅里去，把它缩小到最低的条件中。……让我们如大自然一般谨慎地过一天吧，让我们黎明即起，用或不用早餐，平静得并无不安之感，……我不希望我的手比所必需的忙得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