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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翻译即是叛逆”是意大利人的一句谚语，在西方世界广为流传。翻译的创造性叛逆与传统翻译忠实标准看似水火不容，实则相得益彰。本文将从现有材料入手，结合笔者自己的观点分别阐述“创造性叛逆”与“忠实”，并分析二者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创造性叛逆；忠实；深度忠实
一、引言
聆听了许鲁之老师的西方议论第十三讲《误读、创造性叛逆》，多有空谷足音之感，改变了我对翻译标准的一些浅薄认识。印象中，忠实一直是古今中外译者们孜孜以求的目标。国内的 “信达雅”标准、 “神似”、 “化境”之说，国外的 “翻译三原则”、 “动态对等”都要求译作要忠实于原作的语音、语义、句法结构，不增加什么，不减少什么，不改变什么。本人在学习翻译的过程中一直严格地遵循着忠实原则，即使遇到一些语言形式之外的诸如政治，文化，历史等无法忠实的现象，也因为摆脱不了传统翻译观中忠实的束缚以及没有更先进的理论支撑，所以一筹莫展。学习完《误读、创造性叛逆》一课之后，顿感豁然开朗，仿佛为自己的翻译学习注入了新鲜的血液。那么究竟什么是创造性叛逆，翻译的创造性叛逆和忠实之间到底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本文力图结合课堂所学来一探究竟。
二、创造性叛逆
本讲中创造性叛逆可能比较晦涩难懂，而误读理解起来相对比较简单。创造性叛逆（creative treason）这一术语是由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卡皮（Robert Escarpit）于1961年在其著作<<文学社会学>>中首度提出的。艾斯卡皮认为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叛逆。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个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谢天振（2000）将创造性叛逆的命题介绍到中国，并进一步阐述了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谢天振还建议将创造性叛逆更改为创造性背离，因为叛逆在中国很容易让人想到叛臣逆子；所谓误读是按照自身的文化传统，思维方式，自己所熟悉的一切去解读另一种文化。一般说来，人们只能按照自己的思维模式去认识这个世界！他原有的‘视域’决定了他的‘不见’和‘洞见’，决定了他将另一种文化如何选择、如何切割，然后又决定了他如何对其认知和解释。”（乐黛云）
创造性叛逆与“误读”之间存在着难以分割的关系。误读可分为无意识误读与有意识误读两种类型。无意识误读指的是由于接受主体的个人素养及自身知识结构的不完善或受本民族文化背景的制约，导致解读文本时对具体概念内容等的错误阅读。这时很难说它是创造性的。如，著名汉学家亚瑟.韦利在翻译中国古代田园诗人陶渊明的诗《责子》时，由于对中国的语言文化缺乏足够的了解误读了诗中二八（十六岁）和行治学（十五岁），结果分别将他们误译“eighteen” 和 “does his best”；有意识误读是指把误读作为一种既成理性的 客观的现象加以描述，具有学术研究价值。有些误读是主体文化和译者有意选择的结果。当原语意象与译入语意象发生冲突或是不太契合的时候，译者就要进行比较与选择，甚至改变原文意象，其结果会形成人们所说的创造性叛逆。
三、忠实
所谓“忠实”，首先是指译文必须准确如实的传达原文的内容，对原文的意思既不能随意歪曲，也不能任意增减。内容除了指原文中所叙述的事实，说明的道理，描写的景物以外，也包括作者在叙述、说明和描写过程中所反映的思想、观点、立场和感情。“忠实”还指对原文风格的如实传达。译者不能随意改动原作的风格面貌，如原作是口语体，就不能译做书面体；原作是粗俗的文体，就不能译成高雅的格调，也就是说，译者不能用自己的风格去代替原文的风格。忠实这一翻译界的神话，一直是无数翻译者崇拜的图腾。“忠实”的目标对于翻译本来是不待证明的、天然的要求，是千百年来翻译理论和实践一直围绕旋转的中心。例如，马克思对翻译自己的著作要求，“译者必须是党员”。恩格斯强调翻译马克思著作最重要的翻译原则就是“忠实”——“内容上是否再现了马克思的愿意，风格上是否再现了马克思的特点。”然而创造性叛逆一词出现后，似乎颇有人对此持怀疑甚至否定态度。《外国语》1998年第3期所载《从梦想到现实：对翻译学科的东张西望》一文可以作为一个典型的例子。文中引勒菲弗尔语曰：“忠实只不过是多种翻译策略里头的一种，是某种意识形态和某种文学观结合之下才导致的产物。把它捧为唯一一种可能的、甚至唯一一种可容许的策略，是不切实际的、徒劳无益的。”那么创造性叛逆和忠实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四、创造性叛逆与忠实的关系
在翻译的创造性叛逆与忠实的关系上，一些学者进行了探讨。许均认为：“忠实”与“叛逆”似乎构成了翻译的双重性格，愚笨的“忠诚”可能会导向“叛逆”而巧妙的“叛逆”可能会显出“忠诚”。首先看一则愚忠的案例，John can be relied on. He eats no fish and plays the game. 如果译成：“约翰为人可靠，他一向不吃鱼，而且经常玩游戏”，很难让读者明白其所要表达的真正的意义。读者看到这个译文会觉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为人可靠跟不吃鱼和打游戏有什么关系。其实to eat no fish指英国伊丽莎白女王时代，耶稣教徒为了表示对政府忠诚，拒绝遵守反政府的罗马天主教徒在星期五吃鱼的习俗。因此，to eat no fish（不吃鱼）是表示“忠诚”的意思。因此我们就可以将其翻译成：“约翰为人可靠，他既忠诚又正直。”这个译文就忠实地译出了原文的社会意义、内涵意义和情感意义。再来看一则：He's as poor as a church mouse.译文①：他穷得像教堂的老鼠。译文②：他穷得像叫花子。从字面意思看来，这两种翻译都可以。“教堂的老鼠”跟“叫花子”都是来形容他的穷的。但是，在西方，教堂比较普遍，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而在我们中国，教堂并不常见，有些人就不能理解教堂的老鼠跟穷有什么直接的关联，这样就不能让读者理解这句话的真正含义。而叫花子却人人皆知，这样对于理解穷成什么样就简单多了。董明，在《翻译：创造性叛逆》一书中指出，创造性叛逆与忠实只不过是程度之分，他们构成了从逐字翻译到拟议这两个极端之间的叛逆和忠实的连续体，都属于翻译的范畴。以上研究表明，创造性叛逆与忠实并非僵硬的二元对立，在特定条件下可以通过适度叛逆实现忠实，二者相互依存，和谐统一。因此，创造性叛逆名不副实，它是表层上的伪叛逆，深层次的真忠实。
五、结语
翻译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不仅涉及到原作和作者、译者和译作、也与读者、历史、文化和政治息息相关。因此简单而理想化的形义对等是无法实现的。在翻译研究中，译者发挥主观能动性，在译语语言文化规范与原语语言文化规范所能容忍的限度内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达到与宏观语境的协调，做到随心所欲不逾规，巧妙地运用看似不忠的手段，使译文发生创造性叛逆，就能实现对原作的深度忠实。这才是译者的本意。
参考文献：
[1]董明.翻译：创造性叛逆﹝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
[2]乐黛云.中西比较文学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
[3]李云.翻译的忠实性[J].济南：山东电力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
[4]林小平.浅谈翻译中创造性叛逆与忠实的关系﹝J﹞.唐山：唐山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6
[5]胡东平.翻译“创造性叛逆”：一种深度忠实﹝J﹞.长沙：湖南农业大学学报，2010
【关键词】创造性叛逆；忠实；深度忠实
一、引言
聆听了许鲁之老师的西方议论第十三讲《误读、创造性叛逆》，多有空谷足音之感，改变了我对翻译标准的一些浅薄认识。印象中，忠实一直是古今中外译者们孜孜以求的目标。国内的 “信达雅”标准、 “神似”、 “化境”之说，国外的 “翻译三原则”、 “动态对等”都要求译作要忠实于原作的语音、语义、句法结构，不增加什么，不减少什么，不改变什么。本人在学习翻译的过程中一直严格地遵循着忠实原则，即使遇到一些语言形式之外的诸如政治，文化，历史等无法忠实的现象，也因为摆脱不了传统翻译观中忠实的束缚以及没有更先进的理论支撑，所以一筹莫展。学习完《误读、创造性叛逆》一课之后，顿感豁然开朗，仿佛为自己的翻译学习注入了新鲜的血液。那么究竟什么是创造性叛逆，翻译的创造性叛逆和忠实之间到底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本文力图结合课堂所学来一探究竟。
二、创造性叛逆
本讲中创造性叛逆可能比较晦涩难懂，而误读理解起来相对比较简单。创造性叛逆（creative treason）这一术语是由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卡皮（Robert Escarpit）于1961年在其著作<<文学社会学>>中首度提出的。艾斯卡皮认为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叛逆。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个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谢天振（2000）将创造性叛逆的命题介绍到中国，并进一步阐述了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谢天振还建议将创造性叛逆更改为创造性背离，因为叛逆在中国很容易让人想到叛臣逆子；所谓误读是按照自身的文化传统，思维方式，自己所熟悉的一切去解读另一种文化。一般说来，人们只能按照自己的思维模式去认识这个世界！他原有的‘视域’决定了他的‘不见’和‘洞见’，决定了他将另一种文化如何选择、如何切割，然后又决定了他如何对其认知和解释。”（乐黛云）
创造性叛逆与“误读”之间存在着难以分割的关系。误读可分为无意识误读与有意识误读两种类型。无意识误读指的是由于接受主体的个人素养及自身知识结构的不完善或受本民族文化背景的制约，导致解读文本时对具体概念内容等的错误阅读。这时很难说它是创造性的。如，著名汉学家亚瑟.韦利在翻译中国古代田园诗人陶渊明的诗《责子》时，由于对中国的语言文化缺乏足够的了解误读了诗中二八（十六岁）和行治学（十五岁），结果分别将他们误译“eighteen” 和 “does his best”；有意识误读是指把误读作为一种既成理性的 客观的现象加以描述，具有学术研究价值。有些误读是主体文化和译者有意选择的结果。当原语意象与译入语意象发生冲突或是不太契合的时候，译者就要进行比较与选择，甚至改变原文意象，其结果会形成人们所说的创造性叛逆。
三、忠实
所谓“忠实”，首先是指译文必须准确如实的传达原文的内容，对原文的意思既不能随意歪曲，也不能任意增减。内容除了指原文中所叙述的事实，说明的道理，描写的景物以外，也包括作者在叙述、说明和描写过程中所反映的思想、观点、立场和感情。“忠实”还指对原文风格的如实传达。译者不能随意改动原作的风格面貌，如原作是口语体，就不能译做书面体；原作是粗俗的文体，就不能译成高雅的格调，也就是说，译者不能用自己的风格去代替原文的风格。忠实这一翻译界的神话，一直是无数翻译者崇拜的图腾。“忠实”的目标对于翻译本来是不待证明的、天然的要求，是千百年来翻译理论和实践一直围绕旋转的中心。例如，马克思对翻译自己的著作要求，“译者必须是党员”。恩格斯强调翻译马克思著作最重要的翻译原则就是“忠实”——“内容上是否再现了马克思的愿意，风格上是否再现了马克思的特点。”然而创造性叛逆一词出现后，似乎颇有人对此持怀疑甚至否定态度。《外国语》1998年第3期所载《从梦想到现实：对翻译学科的东张西望》一文可以作为一个典型的例子。文中引勒菲弗尔语曰：“忠实只不过是多种翻译策略里头的一种，是某种意识形态和某种文学观结合之下才导致的产物。把它捧为唯一一种可能的、甚至唯一一种可容许的策略，是不切实际的、徒劳无益的。”那么创造性叛逆和忠实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四、创造性叛逆与忠实的关系
在翻译的创造性叛逆与忠实的关系上，一些学者进行了探讨。许均认为：“忠实”与“叛逆”似乎构成了翻译的双重性格，愚笨的“忠诚”可能会导向“叛逆”而巧妙的“叛逆”可能会显出“忠诚”。首先看一则愚忠的案例，John can be relied on. He eats no fish and plays the game. 如果译成：“约翰为人可靠，他一向不吃鱼，而且经常玩游戏”，很难让读者明白其所要表达的真正的意义。读者看到这个译文会觉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为人可靠跟不吃鱼和打游戏有什么关系。其实to eat no fish指英国伊丽莎白女王时代，耶稣教徒为了表示对政府忠诚，拒绝遵守反政府的罗马天主教徒在星期五吃鱼的习俗。因此，to eat no fish（不吃鱼）是表示“忠诚”的意思。因此我们就可以将其翻译成：“约翰为人可靠，他既忠诚又正直。”这个译文就忠实地译出了原文的社会意义、内涵意义和情感意义。再来看一则：He's as poor as a church mouse.译文①：他穷得像教堂的老鼠。译文②：他穷得像叫花子。从字面意思看来，这两种翻译都可以。“教堂的老鼠”跟“叫花子”都是来形容他的穷的。但是，在西方，教堂比较普遍，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而在我们中国，教堂并不常见，有些人就不能理解教堂的老鼠跟穷有什么直接的关联，这样就不能让读者理解这句话的真正含义。而叫花子却人人皆知，这样对于理解穷成什么样就简单多了。董明，在《翻译：创造性叛逆》一书中指出，创造性叛逆与忠实只不过是程度之分，他们构成了从逐字翻译到拟议这两个极端之间的叛逆和忠实的连续体，都属于翻译的范畴。以上研究表明，创造性叛逆与忠实并非僵硬的二元对立，在特定条件下可以通过适度叛逆实现忠实，二者相互依存，和谐统一。因此，创造性叛逆名不副实，它是表层上的伪叛逆，深层次的真忠实。
五、结语
翻译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不仅涉及到原作和作者、译者和译作、也与读者、历史、文化和政治息息相关。因此简单而理想化的形义对等是无法实现的。在翻译研究中，译者发挥主观能动性，在译语语言文化规范与原语语言文化规范所能容忍的限度内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达到与宏观语境的协调，做到随心所欲不逾规，巧妙地运用看似不忠的手段，使译文发生创造性叛逆，就能实现对原作的深度忠实。这才是译者的本意。
参考文献：
[1]董明.翻译：创造性叛逆﹝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
[2]乐黛云.中西比较文学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
[3]李云.翻译的忠实性[J].济南：山东电力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
[4]林小平.浅谈翻译中创造性叛逆与忠实的关系﹝J﹞.唐山：唐山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6
[5]胡东平.翻译“创造性叛逆”：一种深度忠实﹝J﹞.长沙：湖南农业大学学报，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