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周其仁认为中国经济目前出现的问题，并非在于企业成本过快上升，根本原因是制度成本过高。他建议应通过制度创新，降低制度成本曲线，促进经济发展。
2014年，中国GDP增速创近24年新低，“新常态”特征得到全面呈现。2015年是全面深化改革关键之年、全面依法治国的开局之年、“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尽管中国经济增速出现了下行，中国企业对于经济前景仍然持乐观态度。2015年2月有机构调查，企业家信心指数达到一年以来的高点。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建议通过制度创新，降低制度成本曲线，促进经济发展。
八成企业家认为税负过高
2015年2月26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4年GDP比上年增长7.4%，这一增速创下了1990年以来的新低。
虽然经济创新低，但企业家信心指数还是比较乐观的。
2015年2月28日-3月2日，“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第十五届年会”在黑龙江亚布力召开。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主编、研究中心总经理傅小永发布了2014年下半年《中国企业家发展信心指数调查》报告。
根据报告显示，有近八成企业家认为企业税负太高，九成企业家支持放开二胎，八成企业家认为反腐有利于建立合理的政商关系。2014年下半年《中国企业家发展信心指数调查》。2014年下半年中国企业家发展信心指数是57.13分，高于上半年的平均分54.40分，也高于2013年的分数55.81分。
这个报告的指标有四项，分别是经济、政策、法律和社会，从指标里可以看出中国企业家对未来的经济、政策和法律环境都有较强的信心，对社会文化的信心较弱。
经济环境的提升最大，下半年的分数是59.12，比上半年分数51.27有较大幅度的提升。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政府持续推出的经济刺激政策对中国企业家信心产生一定的刺激作用。第二中国的货币措施降息和降准，对企业家面临的宏观经济政策和投融资环境有一定程度的改善，这是信心提升的主要原因。
有六成的企业家认为中国经济的增速已经下降了，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到中高速增长是“新常态”的一个基本的特征。所谓“新常态”是人力成本的持续上升、中国制造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下降，迫使中国企业改变增长模式。中国企业的运行成本在持续显著地提升，在四个成本的比较中，人力成本的增幅是最大的，甚至是其他几个指标增幅的3到10倍。
中国正在悄悄进行结构调整，表明了2014年中国企业家进入新行业的意愿，无论在农业、互联网行业、生物医学、养老以及新旧能源方面，企业家预期的改变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核心的力量之一。与此同时，有近八成的企业家认为中国企业的税负太高，这个结论在5年过程中都是成立的。同样成立的是人口措施，有九成的中国企业家支持放开二胎或者是户籍人口政策，核心的原因是因为经济原因。八成企业家认为反腐就有利于建立合理的政商关系。
在预期指标里，社会文化的因素是整个指标中分数最低的。研究表明有八成的中国企业家认同企业文化，认同传统文化，并认为传统文化和现代经济之间可以和谐共存，而且传统文化可以为企业的发展和企业的管理提供有利的文化支持，过半数的中国企业家认同现在社会存在着普遍的、强烈的仇富心理。近三成的中国企业家认为当前的商业环境的诚信程度不高，近八成的中国企业家对当前的商业诚信环境不是太满意。
中国企业家主要的时间还是在客户也就是市场业务创新、企业创新上。中国企业家花在政府工作上的时间是20%左右，中国企业家最希望在三件事情上加强自己的时间分配，第一是学习进修，第二是休闲健身，第三是陪伴家人。
调查结果支持中国企业已经进入“新常态”这个结论，也就是人力成本上升显著，传统的成本优势逐渐小时，经济增长速度有所下降，下行预期形成，并已经影响企业家决策，下行的预期已经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企业家的决策。也就是说熟悉新常态和在新常态下谋发展是中国企业家在未来一段时间的长期任务。
这一报告同时提出来需要提升全要素生产，包括提升中国社会的信任度。同时要进一步提升中国企业家的发展信心，需要破除的是中国企业发展的政策的束缚，深度地释放改革红利。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依赖技术的进步和要素配置的效率的提升，企业家是要素配置的核心，要素配置的核心力量之一，要充分地发挥企业家的作用，以创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使我们国家早点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
中国经济症结在于制度成本高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提出了制度成本的概念，他认为中国经济目前出现的问题，并非在于企业成本过快上升，根本原因是制度成本过高。周其仁建议应通过制度创新，降低制度成本曲线，促进经济发展。
周其仁认为，“中国经济2015年怎么走，很大程度就是看2015年中国经济成本曲线呈现什么特征。”经济增长不是一条线决定命运的，它是在动态过程中决定命运。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当中，有比个别公司成本线移动还要重要的事情，就是整个国民经济组织起来有没有成本？成本曲线什么特点？他引进了新的概念——制度成本，就是把所有经济活动组织在一起的成本，它不是免费的。
他用经济学理论由浅入深地分析了这一观点。他认为，任何人要实现任何目标，无论是大目标还是小目标，总要付出一定的代价，目标大，代价就要大一点，目标小，我们哪怕要自食其力，在社会上站住脚也要付出代价。只要想实现目标就要付出代价，这个代价可能是薪资、雄心、精力，实现时你还要动用钱财、物质、人脉，这些东西加在一起经济学有一个简单的概念，就是成本。
代价成本是变动的。开始有想法时，实现它的成本可能是往下走，创业者想做一个事，集结一个队伍，订单开始增加，摊下来的成本就下降，这是成本曲线向下走的时期，这段时期是辉煌的，是开心的，是朝气向上的，对未来充满了希望，成本下降意味着收益在增加，当然这不一定是财务的收益，包括民生的，无形的，自我心理的满足。 任何曲线到一定时期一定会往上拐，创业者越成功越是拐点的开始，成功了就有人挖他的员工，他就要给员工涨工资，成功了就可能做出错误的决定，成功后竞争对手就会增加，你要的要素别人也要。因此成本曲线总会往上走，这是不可抗拒的。
另一个成本曲线是指对每个单位的产品。任何目标要实现，主体、个人、企业、国家永恒的运动就是处理这条成本曲线。“雷军为什么做得好，第一个，毛利率别人做不到他们做到了，成本曲线控制得好。”
最困难的时期是成本曲线上升的时候，经常是在巨大成功面前成本就急速的上升。成本上升后，也有企业家开始博弈，能不能上升慢一点，至少比他的对手，比行业的平均水平慢一点，这就是成本的学问。
创新就是再造一条成本线
周其仁认为，创新就是再造一条成本线。如果一条产业线条无法做了，已经把创业者的剩余资源吃掉了，就要靠创新来改变。当然，他也指出，不是所有创新一定会成功。
“成本管理就是三件事，向下走时你要节约更多成本，至少比对手做得好，当无可避免往上升时，你尽可能控制不让它升得太快。更激动人心的是找到新的成本曲线。成功企业的历史，成功产业的历史，成功国家经济增长的历史，就是不断移动成本曲线。互联网的兴盛在于，它可以大规模降低成本。”
回顾中国成为第二大经济体的这段历史，有各种各样的理论解释中国奇迹。1979年中国是全球最贫困的国家之一，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迅速成为了世界第二，非常了不起。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了不起？很多人说中国人便宜，廉价。这个道理显而易见。改革开放前的人工成本是不是更低，当前世界人工成本比我们低的国家多了去了，都有奇迹吗？中国经济增长真正的秘密是在很低要素价格条件下，把原来非常高的制度运行成本降下来了。
周其仁认为，改革开放最重要的贡献就是把中国制度成本曲线大幅度持续的向右下方移动，解放中国人的勤劳智慧，释放中国潜在的活力，加上国家多年贫困，要素价格很低，有利于参与国际竞争。原来国家有八个专营公司，所有的产品交给他们统一对外。1979年出口额是99亿美元，因为制度成本高了。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真正的秘诀，的要害是改革开放思想解放，把不恰当的组织方式、经济运行方式“坚韧不拔”地、“一刀刀”地改过来。
现在新的问题是经济运行的制度成本像所有成本曲线一样，在高歌猛进创造奇迹的同时重新掉头向上了，国家多年的成本优势在迅速消失。
一些美国工厂、日本工厂纷纷往外跑，微软关闭了在南方的基地，9千工人的劳动合同解除，统计上看还没有酿成趋势性的变化，但这个问题是存在的。
所有劳动力都有“老”的问题，要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但是国家的保障体系运行的效率怎么样？钱从市场里拿，不是雇主交就是工人交，拿出以后交到市场上去了吗？这是宏观经济中很大的问题，货币政策确实要有反思，要增加灵活性。
“2014年年底，中央财政趴在中央银行帐上4万亿，财政部没花出去。好多钱从市场里抽出来没有回到市场里去，市场当然缺钱，这是制度成本问题，不是要素成本的问题。看起来是工人工资高，社保是法定必须交的，钱交了以后还要进入市场再次运行。如果有一块钱是从市场里抽出去不回到市场里去，经济运行的代价就要上升。”
除此之外，在法律层面，2008年通过的新《劳动法》，满足了最基本社会公正的要求，但是有一些条款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原则，《劳动法》写明，签过两次合同就要永远聘用，这就产生了不合理之处。法治要有很多力量的参与才能让法律变得合理，因为制订合理的法律需要大量的信息，而且在不同利益中要有正当公开的博弈过程，才能形成“良法”。现在是升的快，但是要不要升那么快，有没有余地。这部分不是要素成本，是体制运行的成本。
“十二五”期间的惨痛教训
“我们不仅要降低创业门槛，让企业生出来，还要避免形成僵尸企业，要扶持它们，让它们活下来、活得好。”
2015年3月20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工商总局研究部署进一步深化商事制度改革，总理说：“我们既要有顶天立地的大企业，更要有铺天盖地的小企业，一方面保障就业，一方面培育更多的成长型企业。”
从近几年发布的国家政策来看，国家对于创业的扶持力度很大，但我们仍然需要吸取一些教训，尤其是在政策执行层面。
中国政法大学李曙光教授经过大量调研曾得出一个破产企业数据，全国每年约有75万到80万家企业退出市场。总理之所以说要让企业“活下去”，与初创企业生存艰难的现状不无关联。按照既有数据，这300多万初创企业，虽然跨过了第一个门槛，但很快迎来两三年的艰难期。
经济学家樊纲甚至指出，“十二五”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训，“过去以政府的选择来扶持一些产业，加以发展的政策，应该说是不成功的。特别是我们的一些新兴战略产业，最后都变成了过剩产业。这里面有机制问题，一旦我们列入了这种产业政策，各级政府都去资助，市场上也都在忽悠，一下子就变成了一种过剩产能。”
“我们过去的一些产业政策，扶持生产，扶持技术，扶持供给，往往忽视需求，结果造成了市场的严重不平衡。我建议在今后要更多地实施普惠式的方式，鼓励各行各业应用新技术，发明新技术，提升竞争力，提升产业生产能力的一些政策。政府不要再选择列出几个产业作为新兴战略性产业大家去扶持，而是更多地鼓励创新，鼓励应用新的技术。比如像互联网这样的技术，在各行各业如果都运用的话，包括那些传统产业，包括那些劳动密集型产业都可以大大提高生产率，提高国际竞争力。”
他进一步指出，关于科技发展和创新驱动，“十二五”的一个教训是投入了很多，但是效果不佳。创新不仅仅是技术创新，创业者往往对技术创新给予高度重视，但是对于制度创新，对于商业模式的创新，对于创新的各种制度条件，包括法制、产权保护、金融、资本市场这些方面条件的创新，是政府从经济的角度，从发展的角度，从政府工作的角度能够做的事情。至于科技能不能产生新的技术，这取决于企业，取决于技术专家能不能创造一个好的条件、好的环境和好的商业模式，使市场能够更好的推广，这是创业者需要做的事情。过去创业者往往做出来一些东西，但是并没有产生很大的效益，其中就在于人们忽视了其他方面的创新。 有媒体指出，企业经营难以为继，甚至走到破产的地步，成本问题无疑是拖垮它的最直接负担。让企业“活得好”，政府最插得上手的就是降低企业遭遇的制度成本。
国家体制造成企业成本高昂
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在逐渐的放缓，作为万通控股董事长，冯仑也感受到企业外部环境的变化。在冯仑眼中，做生意实际依赖于三大成本，财务的成本、制度的成本、还有社会心理和文化的成本。
“通常来说，我们比较会算第一个成本，第二个和第三个容易忽视，改革其实能帮助我们解决第二个成本，就是降低企业在交易活动当中的一些不合理的制度障碍，例如准入的门槛等。另外，交易当中的一些税费，包括行政审批，都会加大交易过程当中的一些制度性成本。”
他认为，这几年的经济改革，实际上是降低了这些成本，通过减少成本，使企业的发展创新更容易、融资更容易、交易更容易，兼并、收购、重组都更加容易，这样经济才有活力，创新才有了土壤，经济长期的持续增长才能预见。
虽然经济有所放缓，但在冯仑看来，改革对企业还是有很多有益之处。“你到工商局去看，注册企业创新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公司数量也越来越多，这说明制度环境在改善。”
另外，经济进入一个新常态，就是把原来这样一种单纯的以外延式的增长、规模式的扩张，和快速的粗放的发展，逐步变成一种创新导向的结构，同时也由低端的一些经济形态，向更高端的一些竞争领域去发展。冯仑笑称，这就像汽车拐弯一样，慢了不等于不好，关键下边的路要对，如果下边的路是对的，那么慢本身是一个合理的代价。
2005年周其仁在浙江台州做过一个调查，对象都是制造企业，今年两个老总跑到北大看我，告诉我说在宾夕法尼亚州开了一个厂，到那边开厂怎么赚钱，有什么优势。他说那边比这里便宜很多，税收比我们这里低，电费低，人工技术比我们高，劳动生产率高。所以最后商业决策就是较高的劳动成本被生产力抵掉部分剩下就是运输。
很多中国企业走出去了，不论是在哪个国家，收了税提供什么样的服务，是国家制度成本的问题。著名企业家冯仑说过，在各地房地产项目当中，中国的房地产项目土地成本全部平均占50%，一线城市70%，日本只有15%，堪培拉只有12%，这都是成本，这些成本不是个别公司的生产成本，是国家体制运行成本的问题。
有人提出，大陆投资回报率很高，达到了6%，香港只有0.5%，欧盟是2%，为什么还有大批企业家出海投资？复兴集团董事长郭广昌回答，国内投资回报率确实高，但更为重要的是海外筹资成本低。如果一个人在中国筹资，回报率8%，他的资金成本又是多少？要取决于他持有什么样的企业。小的民营企业没有10%不行。这就是国务院着力加强投资的原因。不是国家缺钱，我们是世界上储蓄率最高的国家，50%货币用于储蓄，但问题是这个钱进去再出来就是贵。现在最好的办法是在全球融资成本低的地方筹资，到中国来投资。
这个问题要是不解决，如果我们在整个国民经济成本曲线下，没有跟成本博弈的能力，每家公司谁也跑不掉。
一套制度在一个历史条件下形成，大量的技术创新，市场创新，商业模式创新要求带来整个国家的游戏规则，法律专项的，笼统的，一般的，变动的，问题是什么力量推动变动。
现在都在讲新常态，去年习近平总书记去河南视察时，最早的提法是适应新常态。新常态讲得这么普遍后，我觉得新常态里有几个词很重要，无论是说从17%降到7%、8%就是新常态。同样的公司销售增长10%，成本增长状态也会与以往内不同，没有成本线的博弈，没有不断向右下方移动的成本线，光增长不一定能保障国家实现所谓全面小康。
“所谓行为当中成本曲线是决定性的，中国经济再火红，数据再好，故事再多，成本曲线一定会向上移。最后的不是成本曲线向上移，而是我们在竞争当中能不能移得慢一点，更重要的是能不能向右下方通过制度创新，把成本曲线通过创新移下来，争取成为基业常青的国家，不断的动。”
2014年，中国GDP增速创近24年新低，“新常态”特征得到全面呈现。2015年是全面深化改革关键之年、全面依法治国的开局之年、“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尽管中国经济增速出现了下行，中国企业对于经济前景仍然持乐观态度。2015年2月有机构调查，企业家信心指数达到一年以来的高点。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建议通过制度创新，降低制度成本曲线，促进经济发展。
八成企业家认为税负过高
2015年2月26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4年GDP比上年增长7.4%，这一增速创下了1990年以来的新低。
虽然经济创新低，但企业家信心指数还是比较乐观的。
2015年2月28日-3月2日，“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第十五届年会”在黑龙江亚布力召开。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主编、研究中心总经理傅小永发布了2014年下半年《中国企业家发展信心指数调查》报告。
根据报告显示，有近八成企业家认为企业税负太高，九成企业家支持放开二胎，八成企业家认为反腐有利于建立合理的政商关系。2014年下半年《中国企业家发展信心指数调查》。2014年下半年中国企业家发展信心指数是57.13分，高于上半年的平均分54.40分，也高于2013年的分数55.81分。
这个报告的指标有四项，分别是经济、政策、法律和社会，从指标里可以看出中国企业家对未来的经济、政策和法律环境都有较强的信心，对社会文化的信心较弱。
经济环境的提升最大，下半年的分数是59.12，比上半年分数51.27有较大幅度的提升。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政府持续推出的经济刺激政策对中国企业家信心产生一定的刺激作用。第二中国的货币措施降息和降准，对企业家面临的宏观经济政策和投融资环境有一定程度的改善，这是信心提升的主要原因。
有六成的企业家认为中国经济的增速已经下降了，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到中高速增长是“新常态”的一个基本的特征。所谓“新常态”是人力成本的持续上升、中国制造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下降，迫使中国企业改变增长模式。中国企业的运行成本在持续显著地提升，在四个成本的比较中，人力成本的增幅是最大的，甚至是其他几个指标增幅的3到10倍。
中国正在悄悄进行结构调整，表明了2014年中国企业家进入新行业的意愿，无论在农业、互联网行业、生物医学、养老以及新旧能源方面，企业家预期的改变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核心的力量之一。与此同时，有近八成的企业家认为中国企业的税负太高，这个结论在5年过程中都是成立的。同样成立的是人口措施，有九成的中国企业家支持放开二胎或者是户籍人口政策，核心的原因是因为经济原因。八成企业家认为反腐就有利于建立合理的政商关系。
在预期指标里，社会文化的因素是整个指标中分数最低的。研究表明有八成的中国企业家认同企业文化，认同传统文化，并认为传统文化和现代经济之间可以和谐共存，而且传统文化可以为企业的发展和企业的管理提供有利的文化支持，过半数的中国企业家认同现在社会存在着普遍的、强烈的仇富心理。近三成的中国企业家认为当前的商业环境的诚信程度不高，近八成的中国企业家对当前的商业诚信环境不是太满意。
中国企业家主要的时间还是在客户也就是市场业务创新、企业创新上。中国企业家花在政府工作上的时间是20%左右，中国企业家最希望在三件事情上加强自己的时间分配，第一是学习进修，第二是休闲健身，第三是陪伴家人。
调查结果支持中国企业已经进入“新常态”这个结论，也就是人力成本上升显著，传统的成本优势逐渐小时，经济增长速度有所下降，下行预期形成，并已经影响企业家决策，下行的预期已经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企业家的决策。也就是说熟悉新常态和在新常态下谋发展是中国企业家在未来一段时间的长期任务。
这一报告同时提出来需要提升全要素生产，包括提升中国社会的信任度。同时要进一步提升中国企业家的发展信心，需要破除的是中国企业发展的政策的束缚，深度地释放改革红利。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依赖技术的进步和要素配置的效率的提升，企业家是要素配置的核心，要素配置的核心力量之一，要充分地发挥企业家的作用，以创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使我们国家早点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
中国经济症结在于制度成本高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提出了制度成本的概念，他认为中国经济目前出现的问题，并非在于企业成本过快上升，根本原因是制度成本过高。周其仁建议应通过制度创新，降低制度成本曲线，促进经济发展。
周其仁认为，“中国经济2015年怎么走，很大程度就是看2015年中国经济成本曲线呈现什么特征。”经济增长不是一条线决定命运的，它是在动态过程中决定命运。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当中，有比个别公司成本线移动还要重要的事情，就是整个国民经济组织起来有没有成本？成本曲线什么特点？他引进了新的概念——制度成本，就是把所有经济活动组织在一起的成本，它不是免费的。
他用经济学理论由浅入深地分析了这一观点。他认为，任何人要实现任何目标，无论是大目标还是小目标，总要付出一定的代价，目标大，代价就要大一点，目标小，我们哪怕要自食其力，在社会上站住脚也要付出代价。只要想实现目标就要付出代价，这个代价可能是薪资、雄心、精力，实现时你还要动用钱财、物质、人脉，这些东西加在一起经济学有一个简单的概念，就是成本。
代价成本是变动的。开始有想法时，实现它的成本可能是往下走，创业者想做一个事，集结一个队伍，订单开始增加，摊下来的成本就下降，这是成本曲线向下走的时期，这段时期是辉煌的，是开心的，是朝气向上的，对未来充满了希望，成本下降意味着收益在增加，当然这不一定是财务的收益，包括民生的，无形的，自我心理的满足。 任何曲线到一定时期一定会往上拐，创业者越成功越是拐点的开始，成功了就有人挖他的员工，他就要给员工涨工资，成功了就可能做出错误的决定，成功后竞争对手就会增加，你要的要素别人也要。因此成本曲线总会往上走，这是不可抗拒的。
另一个成本曲线是指对每个单位的产品。任何目标要实现，主体、个人、企业、国家永恒的运动就是处理这条成本曲线。“雷军为什么做得好，第一个，毛利率别人做不到他们做到了，成本曲线控制得好。”
最困难的时期是成本曲线上升的时候，经常是在巨大成功面前成本就急速的上升。成本上升后，也有企业家开始博弈，能不能上升慢一点，至少比他的对手，比行业的平均水平慢一点，这就是成本的学问。
创新就是再造一条成本线
周其仁认为，创新就是再造一条成本线。如果一条产业线条无法做了，已经把创业者的剩余资源吃掉了，就要靠创新来改变。当然，他也指出，不是所有创新一定会成功。
“成本管理就是三件事，向下走时你要节约更多成本，至少比对手做得好，当无可避免往上升时，你尽可能控制不让它升得太快。更激动人心的是找到新的成本曲线。成功企业的历史，成功产业的历史，成功国家经济增长的历史，就是不断移动成本曲线。互联网的兴盛在于，它可以大规模降低成本。”
回顾中国成为第二大经济体的这段历史，有各种各样的理论解释中国奇迹。1979年中国是全球最贫困的国家之一，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迅速成为了世界第二，非常了不起。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了不起？很多人说中国人便宜，廉价。这个道理显而易见。改革开放前的人工成本是不是更低，当前世界人工成本比我们低的国家多了去了，都有奇迹吗？中国经济增长真正的秘密是在很低要素价格条件下，把原来非常高的制度运行成本降下来了。
周其仁认为，改革开放最重要的贡献就是把中国制度成本曲线大幅度持续的向右下方移动，解放中国人的勤劳智慧，释放中国潜在的活力，加上国家多年贫困，要素价格很低，有利于参与国际竞争。原来国家有八个专营公司，所有的产品交给他们统一对外。1979年出口额是99亿美元，因为制度成本高了。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真正的秘诀，的要害是改革开放思想解放，把不恰当的组织方式、经济运行方式“坚韧不拔”地、“一刀刀”地改过来。
现在新的问题是经济运行的制度成本像所有成本曲线一样，在高歌猛进创造奇迹的同时重新掉头向上了，国家多年的成本优势在迅速消失。
一些美国工厂、日本工厂纷纷往外跑，微软关闭了在南方的基地，9千工人的劳动合同解除，统计上看还没有酿成趋势性的变化，但这个问题是存在的。
所有劳动力都有“老”的问题，要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但是国家的保障体系运行的效率怎么样？钱从市场里拿，不是雇主交就是工人交，拿出以后交到市场上去了吗？这是宏观经济中很大的问题，货币政策确实要有反思，要增加灵活性。
“2014年年底，中央财政趴在中央银行帐上4万亿，财政部没花出去。好多钱从市场里抽出来没有回到市场里去，市场当然缺钱，这是制度成本问题，不是要素成本的问题。看起来是工人工资高，社保是法定必须交的，钱交了以后还要进入市场再次运行。如果有一块钱是从市场里抽出去不回到市场里去，经济运行的代价就要上升。”
除此之外，在法律层面，2008年通过的新《劳动法》，满足了最基本社会公正的要求，但是有一些条款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原则，《劳动法》写明，签过两次合同就要永远聘用，这就产生了不合理之处。法治要有很多力量的参与才能让法律变得合理，因为制订合理的法律需要大量的信息，而且在不同利益中要有正当公开的博弈过程，才能形成“良法”。现在是升的快，但是要不要升那么快，有没有余地。这部分不是要素成本，是体制运行的成本。
“十二五”期间的惨痛教训
“我们不仅要降低创业门槛，让企业生出来，还要避免形成僵尸企业，要扶持它们，让它们活下来、活得好。”
2015年3月20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工商总局研究部署进一步深化商事制度改革，总理说：“我们既要有顶天立地的大企业，更要有铺天盖地的小企业，一方面保障就业，一方面培育更多的成长型企业。”
从近几年发布的国家政策来看，国家对于创业的扶持力度很大，但我们仍然需要吸取一些教训，尤其是在政策执行层面。
中国政法大学李曙光教授经过大量调研曾得出一个破产企业数据，全国每年约有75万到80万家企业退出市场。总理之所以说要让企业“活下去”，与初创企业生存艰难的现状不无关联。按照既有数据，这300多万初创企业，虽然跨过了第一个门槛，但很快迎来两三年的艰难期。
经济学家樊纲甚至指出，“十二五”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训，“过去以政府的选择来扶持一些产业，加以发展的政策，应该说是不成功的。特别是我们的一些新兴战略产业，最后都变成了过剩产业。这里面有机制问题，一旦我们列入了这种产业政策，各级政府都去资助，市场上也都在忽悠，一下子就变成了一种过剩产能。”
“我们过去的一些产业政策，扶持生产，扶持技术，扶持供给，往往忽视需求，结果造成了市场的严重不平衡。我建议在今后要更多地实施普惠式的方式，鼓励各行各业应用新技术，发明新技术，提升竞争力，提升产业生产能力的一些政策。政府不要再选择列出几个产业作为新兴战略性产业大家去扶持，而是更多地鼓励创新，鼓励应用新的技术。比如像互联网这样的技术，在各行各业如果都运用的话，包括那些传统产业，包括那些劳动密集型产业都可以大大提高生产率，提高国际竞争力。”
他进一步指出，关于科技发展和创新驱动，“十二五”的一个教训是投入了很多，但是效果不佳。创新不仅仅是技术创新，创业者往往对技术创新给予高度重视，但是对于制度创新，对于商业模式的创新，对于创新的各种制度条件，包括法制、产权保护、金融、资本市场这些方面条件的创新，是政府从经济的角度，从发展的角度，从政府工作的角度能够做的事情。至于科技能不能产生新的技术，这取决于企业，取决于技术专家能不能创造一个好的条件、好的环境和好的商业模式，使市场能够更好的推广，这是创业者需要做的事情。过去创业者往往做出来一些东西，但是并没有产生很大的效益，其中就在于人们忽视了其他方面的创新。 有媒体指出，企业经营难以为继，甚至走到破产的地步，成本问题无疑是拖垮它的最直接负担。让企业“活得好”，政府最插得上手的就是降低企业遭遇的制度成本。
国家体制造成企业成本高昂
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在逐渐的放缓，作为万通控股董事长，冯仑也感受到企业外部环境的变化。在冯仑眼中，做生意实际依赖于三大成本，财务的成本、制度的成本、还有社会心理和文化的成本。
“通常来说，我们比较会算第一个成本，第二个和第三个容易忽视，改革其实能帮助我们解决第二个成本，就是降低企业在交易活动当中的一些不合理的制度障碍，例如准入的门槛等。另外，交易当中的一些税费，包括行政审批，都会加大交易过程当中的一些制度性成本。”
他认为，这几年的经济改革，实际上是降低了这些成本，通过减少成本，使企业的发展创新更容易、融资更容易、交易更容易，兼并、收购、重组都更加容易，这样经济才有活力，创新才有了土壤，经济长期的持续增长才能预见。
虽然经济有所放缓，但在冯仑看来，改革对企业还是有很多有益之处。“你到工商局去看，注册企业创新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公司数量也越来越多，这说明制度环境在改善。”
另外，经济进入一个新常态，就是把原来这样一种单纯的以外延式的增长、规模式的扩张，和快速的粗放的发展，逐步变成一种创新导向的结构，同时也由低端的一些经济形态，向更高端的一些竞争领域去发展。冯仑笑称，这就像汽车拐弯一样，慢了不等于不好，关键下边的路要对，如果下边的路是对的，那么慢本身是一个合理的代价。
2005年周其仁在浙江台州做过一个调查，对象都是制造企业，今年两个老总跑到北大看我，告诉我说在宾夕法尼亚州开了一个厂，到那边开厂怎么赚钱，有什么优势。他说那边比这里便宜很多，税收比我们这里低，电费低，人工技术比我们高，劳动生产率高。所以最后商业决策就是较高的劳动成本被生产力抵掉部分剩下就是运输。
很多中国企业走出去了，不论是在哪个国家，收了税提供什么样的服务，是国家制度成本的问题。著名企业家冯仑说过，在各地房地产项目当中，中国的房地产项目土地成本全部平均占50%，一线城市70%，日本只有15%，堪培拉只有12%，这都是成本，这些成本不是个别公司的生产成本，是国家体制运行成本的问题。
有人提出，大陆投资回报率很高，达到了6%，香港只有0.5%，欧盟是2%，为什么还有大批企业家出海投资？复兴集团董事长郭广昌回答，国内投资回报率确实高，但更为重要的是海外筹资成本低。如果一个人在中国筹资，回报率8%，他的资金成本又是多少？要取决于他持有什么样的企业。小的民营企业没有10%不行。这就是国务院着力加强投资的原因。不是国家缺钱，我们是世界上储蓄率最高的国家，50%货币用于储蓄，但问题是这个钱进去再出来就是贵。现在最好的办法是在全球融资成本低的地方筹资，到中国来投资。
这个问题要是不解决，如果我们在整个国民经济成本曲线下，没有跟成本博弈的能力，每家公司谁也跑不掉。
一套制度在一个历史条件下形成，大量的技术创新，市场创新，商业模式创新要求带来整个国家的游戏规则，法律专项的，笼统的，一般的，变动的，问题是什么力量推动变动。
现在都在讲新常态，去年习近平总书记去河南视察时，最早的提法是适应新常态。新常态讲得这么普遍后，我觉得新常态里有几个词很重要，无论是说从17%降到7%、8%就是新常态。同样的公司销售增长10%，成本增长状态也会与以往内不同，没有成本线的博弈，没有不断向右下方移动的成本线，光增长不一定能保障国家实现所谓全面小康。
“所谓行为当中成本曲线是决定性的，中国经济再火红，数据再好，故事再多，成本曲线一定会向上移。最后的不是成本曲线向上移，而是我们在竞争当中能不能移得慢一点，更重要的是能不能向右下方通过制度创新，把成本曲线通过创新移下来，争取成为基业常青的国家，不断的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