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人，你喜欢吗？
　　孔子作为哲学家，他考虑的不是个人喜好，而是社会伦理的全局。
　　他主张仁，“仁者，爱人”。从爱你最亲的人开始，“推己及人”，一圈圈地扩散开去，那么我们的社会就会很和谐，很适合人类居住，而不会像鲁迅说的那样，觉得“这不是一个人住的社会”。
　　你最亲的人是谁？当然是你的父母兄弟。所以有子说，孝顺父母、友爱兄弟，是仁开始的地方。一个人怎样对待父母兄弟，反映的是他的人性修养。
　　孝顺父母、友爱兄弟是一体的，但分开来说的话，孝顺父母还是排在第一位。一般情况下，孝顺的孩子对兄弟也不会太差。
　　所以，归根到底，一个仁爱的社会，要从个体的孝开始。
　　而孝怎么体现呢？此时子游出场了，他站起来，帮我们问了这个问题。
　　孔子回答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人们认为，孝顺的意思就是能从物质上赡养父母，给他们吃，给他们穿。孔子很尖锐地提出了一个反问：养狗养马，也是养，如果态度不恭敬，那养父母跟养狗养马有什么不同？
　　这句话，在每个时代都很“扎心”。夫子就是这样的直脾气，真性情。他提出了孝的本质，就是真心实意地尊敬，来不得半点虚假。如果敬是假的，那么作为“本”的孝悌也是假的，从假孝悌生长出来的社会关系当然就是虚伪的。

道、本、敬、爱，都是儒家伦理体系的骨干性概念，而东方习酒的核心价值观是这样表述的：崇道务本，敬商爱人。

　　孔子最厌恶的就是虚伪，无论后世怎样把他的思想教条化，他的本意是尊重人的本性需要，让人们能够“从心所欲”，但“不逾矩”，“发乎情而止乎礼”。
　　至此我们又往前推论了一步，“敬”是社会真诚友爱的源头。
　　有敬，才有孝；孝，是道之本。道就是仁，仁就是爱。
　　道、本、敬、爱，都是儒家伦理体系的骨干性概念，而东方习酒的核心价值观是这样表述的：崇道务本，敬商爱人。

文艺复兴

　　前面说到了鲁迅先生，他和孔子一样，反对不人道的社会。
　　鲁迅先生是反孔派，是“打倒孔家店”队伍中的一员。所以人们难免有疑惑，他怎么可能跟孔子站在同一个立场呢？
　　从汉代开始，越往后，孔子的学问就被解释得越歪，到最后挂着“圣人”的人道主义招牌，运行着不人道的制度和思想。
　　所以思想革命，第一件事就是要拆招牌。当“尊孔”被复辟的专制者大势宣扬的时候，“孔子”就必然成为文化先锋们的攻击对象。
　　最先说孔子“可怜”的，不是别人，正是鲁迅先生。
　　他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一文中说：“种种的权势者边用种种的白粉来给他化妆，一直抬到吓人的高度。但比起后来输入的释迦牟尼来，却实在可怜得很……若问老百姓们：孔子是什么人？他们自然回答是圣人。然而，这不过是权势者的留声机。”
　　改革开放后有一段时间，“国学大师”满街走，处处打着孔子的招牌大讲成功学、企业管理，直到今天还有人在用孔子的名堂来播撒心灵鸡汤。这时的“孔子”，在有判断力的人们眼里也是面目可憎，所以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五四那个时代。
　　孔子的理想人格是君子，而这些表面上推崇他的“國学大师”们，基本就是骗子。在没有五四之前的政权背书之后，那些招摇的假道学转而获得了市场的背书，为祸之烈虽不可同日而语，但却变得更加俗不可耐。这时候，你甚至也会对“孔子”产生反感。
　　今年正好是五四100周年，是个纪念的窗口。人们一般把五四比喻为中国的文艺复兴，但这个过程，其实是文艺的“兴而未复”。 　　它不像西方文艺复兴那样，可以好整以暇地指向古典罗马文化，从中获得思想资源。中国的五四新文化并没有指向古代的灿烂文化，因为在坚船利炮、亡国灭种的紧迫情势之下，传统思想资源已经不足以应对推动中国现代化的需要。
　　那个时代，需要的是科学、理性和逻辑。
　　所以，孔子只是门面上挨打，内心里却没有被重新发现。在陈独秀、胡适、鲁迅、钱玄同、周作人、刘半农等猛士的攻击之下，作为“守旧派”的真正的传统文化大师辜鸿铭、梁漱溟、黄侃等人也是无法招架。
　　今天不一样，今天的中国人好整以暇，骗子们也已经被一一识破。所以我们又有了可能性，去重新发现孔子，也就是发现人，进行文艺复兴。
　　人是什么？是介乎动物与神之间的生命。人不会成为神，但应该在可能的限度下尽力去趋近。
　　那些有主观能动性去尽力向神（至善境界）趋近并且达到了一定的成就的人，在中国古代，就叫“君子”。
　　孔子说，“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君子既不能粗野，也不能迂腐，而要在这两者之间达到一个合理的度，这样的人不但深具智慧，而且令人感到舒适。
　　合理的度，可意会不可言传，是一种经验修为。如果用物来类比这种修为，就是最传统的中国美酒，一种经历时光的练达、和谐之美，就像君子的品格。
　　习酒所追求的，正是“君子之品”。

从心所欲

　　新文化运动“反孔”，但反对的不是真正的孔子，而是权势者树立的稻草人。
　　真正反对孔子的人，历史上是有的，比如道家一派，尤其是庄子。庄子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
　　庄子是有洞察力的。他身在战国，在孔子之后，已经看到如果儒家的主张被教条化，强制推行，反而会带来反效果。万物循道而生，各有其德，人也一样，都是自然的造物，彼此千差万别，都是合理的。庄子认为，应该尊重这种差别，任其自然，而不应该用什么规范去约束和统一他们。

合理的度，可意会不可言传，是一种经验修为。如果用物来类比这种修为，就是最传统的中国美酒，一种经历时光的练达、和谐之美，就像君子的品格。

　　冯友兰先生说，“庄学以为人与物皆应有绝对的自由，故亦以为凡天下之物，皆无不好，凡天下之意见，皆无不对”。
　　强求一致，反而产生原来没有的问题，“爱之适所以害之”。庄子举了一个“鲁侯爱鸟”的例子，有爱鸟来到鲁郊，鲁侯把它供奉在宗庙里，“奏九韶以为乐，具太牢以为膳”，结果海鸟很快就被吓饿而死。
　　具体到孔子的思想，比如孝，庄子认为，不但是人，连动物也有孝的本能，这是自然赋予的，不需要人为去强调。如果树立一些标准和榜样，只有这样才是孝，总会有人达不到，那么达不到的那一部分就会被指责，被遗弃，被推动着成为文化意义上的坏人。
　　从这样一个小切口，我们就能一窥“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的意思。
　　庄子不但是一个大哲学家，还是一个社会学家。制度可能让人变坏，这在今天也是放之四海而皆准。
　　然而，“循道而生”的问题是“道”说不清楚，是一种假设。就像启蒙运动以后西方政治哲学的逻辑起点—自然状态，各有各的阐述，但都无法验证。自然状态却未必真如设想中那样美好，霍布斯就认为自然状态是“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
　　老庄哲学，是一种自然主义哲学。它不考虑文明的既成，而是绝对地表达理想，这样的话，恐怕只有让人类回到自然状态中去才能实现了。它是批判的利器，但却无法作为治理的方法。
　　儒家是现实主义的，它也有对自然状态的尊崇，比如尧舜时代一直是榜样。但它同时知道，文明是向前的，只会越来越复杂，在既成状态下无视规则的重要性，是不可想象的。到今天为止，这也是事实，越自由的国家反而是规则越清晰的国家。
　　庄子的理想，是追求绝对的逍遥。这种状态下，人可以凭借“无知识的经验”，让“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在宇宙间不受任何束缚。然而这种“无知”状态的实现，是先经过知识阶段，然后升华而来的，不是小儿初生时的那种原始“无知”。就此而言，它和孔子主張的以个人修养通向“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状态，也有异曲同工之处。
　　融汇知识，吸纳运用，转化为无意识的行动，从而升华为个人的自由自在，是有一个实践过程的。
　　这个过程就是一个字：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