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春日，上海五原路288弄3号的张乐平故居开门迎客，勾起我许多的回忆。
　　在我的书房里，一直挂着一幅微笑着的男孩的国画。男孩戴着红领巾，硕大的头上翘着三根头发。这是1988年中秋张乐平为我画的三毛。
　　记得他只花了几分钟，一个活泼可爱的三毛就跃然纸上。在题字时，他原本打算写“永烈同志存念”，却写成了“永烈同志念”。他说：“写错了，我重画一张。”我连忙说：“念存也可以的。”于是就写了“念存”。

　　张乐平1982年起患帕金森症，后来日益严重，右手抖得厉害，所以很少作画。正因为这样，这幅三毛画像显得格外珍贵。
　　如今，每当我在书房里看到这幅三毛画像，便记起老人带着微笑的慈祥面容，和有点沙哑的带着浙江海盐口音的普通话。

三毛“改行”学科学

　　我跟张乐平很熟，他年长我30岁，我总是喊他“张老”。别人也有喊他“乐老”的。
　　我跟张乐平相识于1978年6月1日国际儿童节。那天，少年儿童出版社组织作家、画家在上海新华书店与小朋友见面，张乐平和我都出席了，此外还有画家乐小英，儿童文学作家陈伯吹、任溶溶。
　　没有想到，张乐平一见到我，就请求我“帮助”。原来，这年3月，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全国科学大会，邓小平发表讲话，指出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全国上下掀起科学热。张乐平紧跟时代的步伐，在《儿童时代》的封三推出新的儿童漫画系列《三毛爱科学》。不过，他对科学不熟悉，要求我帮助，给《三毛爱科学》出点子，亦即出漫画构思。
　　在见面会上，张乐平第一个发言。他说：三毛，为什么画三根毛？我没法回答。本来画光头，不好看;画长头发，也不好看。就画了三根头发，飘着。没有名字，就随口叫三毛，就这样叫出三毛来。
　　他说，那时候画三毛，常常明天要登，今天还画不出来，他就坐6路有轨电车，出去兜圈子。那时的电车分一等、二等、三等、四等，6路有轨电车是四等，都是工人们上下班乘坐的。他一坐到底，电车一路上叮当叮当响着，他就跟工人们聊天，听他们吐苦水。晚上，他点三支蜡烛，在小桌子上画，《三毛流浪记》就这样画出来了。
　　他还说，他在“文革”中十年没有画画，现在一天要当两天用。他过去拄拐杖，现在不要拐杖了。
　　隔了一天，6月3日上午，我陪同张乐平去上海大厦会晤从北京来沪的作家高士其。约好9时见面，张乐平在8时半就到了。高士其在留学美国时做实验不慎感染了甲型脑炎病毒，瘫痪多年，坐在轮椅上。
　　张乐平问高士其：“上海话，你听得懂吗？”高士其笑答：“上海是我第二故乡。”张乐平告诉高士其，正在画两本新的三毛，一本是《三毛学雷锋》，一本是《三毛学科学》。高士其说，你画的三毛，可以说是中国少年儿童的形象。在解放前，三毛受苦受难;解放后，三毛开始新的生活。
　　就这样，由于三毛“改行”学科学，我跟张乐平有了许多联系。我经常把我想到的科学点子写信给他，有时也把一些科普资料寄他，供他创作参考。
　　《三毛爱科学》在《儿童时代》连载了两年，1980年冬，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要为他出单行本。张乐平要我为《三毛爱科学》写序。我说，我在他面前是晚辈，怎么可以为他这样的前辈写序？我建议由我去请我的老师高士其先生写序，张乐平非常高兴。
　　我即给高士其去信，高士其很快复函，寄来了为《三毛爱科学》写的序。张乐平收到后，连声道谢。

“三毛爷爷”

　　1982年腊月，我去张乐平家拜访。
　　张寓在五原路一条闹中取静的弄堂。登门入室，我仿佛置身于春日之中。桌上的一盆水仙葱绿可爱，墙角的一盆腊梅绽放着鲜艳的黄花。明亮的阳光透过玻璃窗洒在画案上，年逾古稀的张乐平正在挥毫作画。
　　张乐平已是满头银发了。我细看他的头发，说道：“你的白发，大约占了三分之二。”他摇头说：“不，不，占了五分之四！今年，我73了，老喽！你看，我见到周总理的时候，多年轻！”
　　我顺着他指的方向望去，看到墙上端端正正地挂着一张周恩来和他握手的照片。老人深情地说：“那是我一生难忘的日子，难忘的纪念。”
　　“张老，三毛今年几岁？”我问。“三毛？他生于1935年11月——我画的第一幅三毛漫画，是那时候发表的。”老人随口就答出来了。“这么说，三毛已经48岁了！”“不，不，在我的笔下，三毛永远是孩子，他永远年轻！”
　　张乐平告诉我，粉碎“四人帮”之后，《三毛流浪记》大量重印，已发行了200多万册。1981年，发行量在1000万份以上的《中国少年报》连载《三毛流浪记》，在小读者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连载期间，张乐平收到全国各地小朋友的来信。不少孩子都直接称呼他为“三毛爷爷”，而不是“张乐平爷爷”。
　　张乐平告诉我，三毛在日本读者中也很受欢迎。日本举办“三毛流浪记画展”，他应邀访日。走进展览馆，他吃了一惊：咦，我的手稿怎么会在这儿？后来仔细一看，才明白那是日本友人把中国出版的《三毛流浪记》用“放大复印机”复印，制成了酷似原稿的大幅画面，举办了展览会。
　　张乐平双颊红润，我以为这是健康的象征。他摇摇头说，这是高血压的表现。他很风趣地说，心脏不大好，有时候血管里会闹“交通阻塞”。他走到床头，打开一个柜子给我看，里面放满各式各样的药瓶。他还拿起手杖给我看，那是一根雕着龙头的“艺术手杖”。他说，老了，如今外出，要拄手杖了。
　　張乐平在为《儿童时代》画《三毛新传》。他每个月作几十幅画，有时还亲笔给小读者写回信。让他高兴的是，最近手不发抖了，能够自如地运笔画画。一位朋友劝他每天甩手1000次，他坚持了几个月，明显奏效，手变得灵活了。不过，上了年纪，记性差了。他身边常带着小本子，一有巧妙的构思，赶紧记下来。

　　他还告诉我，《小朋友》杂志的封三本来是他的“世袭领地”，一直由三毛占领，但他不愿一人独占，“让出地盘”，让给新人新作。他说，不这样做，老让我“独霸”，新人怎么能上得来呢？

“三毛要去台湾，所以不戴红领巾”

　　后来，张乐平的帕金森症日益严重，每天甩手一千次也不管用了。
　　他颇为痛苦地对我说，画家跟作家不同，作家不论你的字写得好坏，用铅字印出来都是一样的，而画家是以“真面目”亮相于读者面前，每一根线条都马虎不得。手发抖，画出来的线条就歪歪扭扭。过去他画画，线条如行云流水，自从右手发抖，他勉强画画，线条就显得僵硬，没有往日的神采。
　　张乐平住进了医院，治疗帕金森症。
　　1988年9月25日是中秋节，我家多了一位远客——从美国费城归来观光的马思聪次女马瑞雪。一早，我到她下榻之处去接她到我家过中秋节。闲聊中，我说起张乐平家就在咫尺之内。“是吗？！”她双眼射出惊喜的目光，“我从小就看《三毛流浪记》，如果你能带我见他一面，真是三生有幸！”
　　“我先去看一下。”说罢，我前往相距百把米的张家。进了屋，张师母冯雏音女士对我说：“你呀，来得正巧！乐平在医院里住了一年多，今天是中秋节，大夫特许他回家一天，吃过晚饭就得返回医院。刚才，儿子、儿媳去接他了，再过半个小时，他就来了！”
　　于是，我带着马瑞雪来到张家，张乐平刚刚回来。这位“三毛之父”气色不错，只是步履蹒跚，行动显得迟缓。他跟马瑞雪聊起当年听马思聪音乐会的印象，又谈起了台湾女作家三毛。张乐平说：“台湾的三毛给我来信。说明年春天要到上海来看我！”
　　“我捷足先登了。”马瑞雪笑道，“11月下旬，台湾要举行由我作词、父亲作曲的歌剧《热碧亚》首演式，我要和母亲、弟弟一起从美国飞往台湾。我一定告诉三毛，我在上海已经见到‘三毛之父’啦！”
　　马瑞雪轻声问我，能不能请张老送她一本《三毛流浪记》，在书上为她题几个字？我把她的意思转告张老，他欣然答应。可是当他颤颤巍巍走向书橱时，这才记起把钥匙串忘在医院里了，无法开橱取书。“那就写几个字送瑞雪女士吧。”因为张师母告诉过我，张乐平双手颤抖，已经一年多无法作画，所以我建议他写字。
　　铺好了宣纸，他凝神思索：“唉，写什么话好呢？得了，得了，还是画个三毛送她呢！”一听说画三毛送她，马瑞雪喜出望外。
　　大抵是在医院里静养了一年多，又值他刚刚回家，简直像奇迹一般，张乐平的手没有抖！他的大笔挥了几下，一个可爱的三毛便出现在宣纸上！张师母连连说：“马小姐，你的运气真好！”
　　张乐平画完一张，余兴未尽，对我说：“再画一张送你！”有趣的是，画这张三毛时，他多画了一条红领巾。他说：“马小姐的三毛要到台湾去，所以不戴红领巾！”他的话，引得大家哄然大笑。

女儿三毛

　　1989年，张乐平成了台湾报纸上的“新闻人物”——因为他的“女儿”、著名台湾女作家三毛（本名陈懋平）飞渡海峡，前来上海拜谒他。
　　张乐平已80高龄，为了医治帕金森综合症，在医院里住了两年。4月，三毛来沪前夕，他才出院，在家静养。
　　三毛在上海张乐平家住了四天。她称张乐平为“爸爸”。因为她正是看了《三毛流浪记》，才以“三毛”为笔名的。
　　这年8月中旬，台湾“大陆儿童文学研究会”会长林焕彰先生率代表团来到上海，他极想一晤“三毛爸爸”，托我代向张乐平致意。我随即给他挂了电话。尽管他正在病中，平日不会客，考虑到客自台湾来，况且又是专门研究大陆儿童文学的，还是答应了。他在电话中说：“今天别来，最好明天来。已经好多天没刮胡子，要赶紧刮一刮。我的妻子也病了，家里乱七八糟，得收拾一下。”
　　为了不要过分惊扰病中的老人，翌日，我陪着林焕彰先生一人前往张寓拜访。一上楼，张乐平衣衫整洁，早已坐在那里等待台湾客人。他看上去精神还很不错，只是因患帕金森综合症，手抖得厉害，双脚也行动不便，步履蹒跚。
　　他在画室里接待客人。画室里挂着少先队员们送的“星星火炬”队旗。他拿出一盆紫色的葡萄，说出内中的特殊含义：“葡萄团团圆圆，甜甜蜜蜜，请吃吧！”
　　他说：“虽然生病，我的精神很愉快。我的名字叫乐平，就是自得其乐、其乐无穷、一乐到底，唯一使我痛苦的，是因手抖不能作画，不能为小读者服务。1989年‘六一’前夕，为了祝贺孩子们的节日，我在病中画了一幅新作《三毛吃西瓜》。虽然因为手抖，画得不好，可是发表以后，我收到许多小读者的来信，使我感到工作的快乐，给了我很多安慰。我一定要把病治好，要继续画三毛。我老了，但是我还要努力！我有一个外号叫‘老天真’，我的心永远是年轻的，正因为这样，我才能不断画三毛。”
　　他走向画案，在一张宽大的藤椅上坐下，拿起毛笔，对林焕彰说：“很抱歉，我只能给你签名留念，没办法画三毛送你！”
　　林先生趁他握笔时，给他拍照。他赶紧把画案上的一堆瓶子推开。林先生以为那是画画的颜料瓶子，说放在桌上不碍事。他却摇头道：“这些不是颜料瓶，是药瓶！不要把药瓶拍进去。”
　　告别时，林焕彰说起跟台湾的三毛很熟悉，张乐平马上说：“我病了，老伴也病了，三毛寄来好几封信，我们还没有及时回复。请你转告三毛，说我们都牵挂她，祝她全家好！”林先生一口答应：“我一回台湾，就给三毛挂电话，报告‘上海爸爸’‘上海妈妈’的问候！台湾文学界都称三毛是‘小调皮’，她很聪明，又很爱动，像您笔下的三毛！”
　　“我很喜欢我这个台湾‘女儿’，欢迎她再来上海的家里住！”张乐平和夫人跟我们握别时一再说。
　　1990年1月底，林焕彰给我来信，问候“乐老”。我在2月2日的复函中告诉他：“乐老住在华东医院416病房，只在大年夜获准回家吃年夜饭，随即返回病房。师母亦因病卧床。乐老爱酒，故送酒及符离集烧鸡之类。他的精神大不如前。”并告诉他，伯老（指陈伯吹先生）、乐老均托我向你问好，期望能够再晤面。

　　然而，乐老已经垂垂老矣。
　　1991年4月4日，他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漫画《猫哺鼠》，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幅漫画作品。
　　1992年1月23日，他因患吸入性肺炎，病情恶化。9月27日下午6时，在上海华东医院与世长辞，享年8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