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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大、全”的年代之后，所有“神坛”上的形象都在经历还原到“人”的过程。“江姐”也不例外。
7月29日起，中央一套黄金时段播出30集电视连续剧《江姐》，并在前十天每天配播十分钟的相关专题片。如此推介力度在央视历史上尚属罕见。
“这是一个关乎信仰的故事。”剧中女一号、“江姐”的扮演者丁柳元对《瞭望东方周刊》说，“这个时代谈得更多的是现实的目标，买什么样的车，嫁什么样的人，全是这类价值观。可是精神层面的力量在哪里?有钱了就有一切吗?好比国家的GDP一直上涨，就意味着你在国际上说话有人听了吗?”
身为“80后”，丁柳元似乎比许多同龄演员们想得多。“精神力量如果真能与GDP并驾齐驱，才是真正的实力。《江姐》就是想做一点这方面的努力，把英雄身上的精神力量展示给大家看。”
在她之前，曾有老演员于蓝在电影《烈火中永生》、中生代演员宋春丽在电视剧《红岩》中分别饰演过“江姐，’的角色，到了“第三代‘江姐’”丁柳元，她发现，由于生活年代的隔膜，一开始很难如前任一样准确把握角色的心理，而关于信仰的种种疑问，更始终在她心中徘徊不去：
“人到底为了什么活着?为了这样的信仰而牺牲自己的生命值吗?如果·江姐’能看到今天我们的生活和思想，她会怎么想她当年的牺牲?”
经典“江姐”的诞生
“江姐”的事迹最早见于1957年出版的一份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作者罗广斌、杨益言是重庆解放前从中美合作所逃出来的幸存者，他们将自己目睹的重庆地下党所领导的地下斗争、狱中斗争写出来，引起很大反响。1962年，两位作者又根据回忆录内容创作了长篇小说《红岩》，集中篇幅描写中共地下党员在狱中的不懈斗争。《红岩》迅速成为一代人必读的经典，并被改编为各种文艺形式。
对普通中国人来说，影响最大的是“文革”前夕拍摄放映的电影《烈火中永生》。“我读了小说《红岩》之后，常常感觉他们像雕塑一样站在我面前，特别想把它改编成电影。”电影演员于蓝对本刊记者回忆。那时是1964年。
“最初我们完全按照小说改编，也不知道怎么拍感情戏，表现重点还是放在斗争上。后来夏衍(时任文化部副部长，主管电影及外事工作)就问我们：为什么不重点写写‘江姐’呢?我们说写了啊，有一两场戏啊。夏衍说，她丈夫牺牲了，自己又英勇就义，还留下一两岁的孩子，这都是人们关心的。你们只写斗争，显然不全面啊。”
“江姐”本来只是小说《红岩》中革命者群像之一。她在党内地位并不高，是基层党组织的联络员，但经夏衍亲自改编剧本之后，“江姐”成为最出彩的形象之一。
经过于蓝的演绎，“江姐”形象被一代中国观众永久地记在了心里，她在狱中绣红旗、教“小萝卜头”识字、受钉竹签的酷刑等情节，让一代中国观众难以忘怀。
而“第二代江姐”宋春丽至今还难以平静地回忆上世纪90年代末饰演“江姐’’的经历。
“一走到渣滓洞那种黑暗沉闷的气氛里就让人受不了，甚至飞机一到重庆上空我就有心理反应。”宋春丽对《瞭望东方周刊》说。“这个经历就像噩梦一样，走出来就不想再进去。”至今，拍完电视剧《红岩》她再也没有回过重庆。
在渣滓洞实景拍摄的几个月里，宋春丽穿着囚衣在一边遭受“严刑拷打”，另一边则是络绎不绝的游人在参观拍照，被折腾了无数遍之后，宋春丽说自己彻底领会了当时“江姐”的行为：“人到了一种极致的地步之后，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新版“江姐”丁柳元也经历了这样的折磨。为了体验角色心理，拍刑讯戏时她主动要求尽量“来真格”的，除了钉竹签之外，其他如吊打、灌水等等全都亲自上阵。开拍上刑戏之前，导演忐忑地对她说了七次：你可别恨我。所有上刑戏拍完，丁柳元一度如同入了魔怔，见人就问，不见面的就发短信问：“你觉得你要是生活在60多年前你会干吗呢?要是上刑你能抗住吗?”
从“高大全”到“江小妹”
看过新版《江姐》的样片之后，有一位军报的年轻记者问丁柳元：“江姐还有儿子?”丁柳元回答：“对。而且她还有母亲。”
“我们好像以为英雄从出生就是英雄，其实他们也是普通人，也有普通人的生活和爱情。他们只是在需要作出抉择的那一刹那，在大爱小爱之间选择了大爱，其他时候他们就是我们身边普普通通的—个人。”丁柳元说。
在“高、大、全”的年代之后，所有‘神坛”上的形象都在经历还原到“人”的过程。“江姐”也不例外。
上世纪60年代，“江姐”形象的指导意见是高大化、英雄化。于蓝向《瞭望东方周刊》回忆道，周恩来曾肯定这部片子并给出修改意见，“总理说你们就义那场戏太短了，要加—个走向刑场的情景，然后在就义前喊‘共产主义万岁、共产党万岁’。现在看到从松树下面走向刑场的镜头，就是后来加的。”
电影《烈火中永生》里，于蓝饰演的“江姐”从头至尾大义凛然，完全无私地投入共产主义事业。甚至她的举手抬足，也曾经成为经典的表演范式——丁柳元开玩笑说：“她是用左手把右肩搭过来的围巾甩到左肩后面去，我想换成右手都好像不对劲了。”
到上世纪90年代末拍摄电视剧《红岩》时，中国社会已出现了对地下工作的各种反思。“我们曾经看到过一个地方剧本，反思当时重庆地下党工作里幼稚的一面。”宋春丽对本刊记者介绍说，比如所谓叛徒在开始受刑的—个多星期里面都没有招供，后来认为这么长时间了，组织肯定已经转移，说出来也不影响大局，自己也确实扛不住了，才交待了情况，谁知道组织还在原地，造成重大损失。
“当时我们都觉得写出这点来很好，但我们的剧本还是不可能涉及这一点。”最终的电视剧没有呈现出这类反思，但电视剧《红岩》比电影《烈火中永生》有所拓展的地方在于，增加了“江姐”母性的一面，以许多篇幅描述了她对孩子的不合和心痛一在当时，这已经算是在这个革命人物形象重塑上的不小拓展。
而2009年拍摄的《江姐》，则试图从全新的视角解读这个人物，将时间表拉到“江姐”入狱之前的革命心路和情感经历。丁柳元概括为，“从‘江小妹’如何成长为‘江姐’的过程。”
此次《江姐》剧中还原了“江灯’的感情纠葛。她与彭咏梧最初是为工作假扮夫妻，此前彭咏梧在乡下已有妻室。后有消息误传说其妻在一次火灾中不幸丧生，彭咏梧才与江姐结为真夫妻。
“江姐”后来知道误传的事情，曾表示“等革命胜利的那一天，我就把老彭还给她”。彭咏梧1948年被杀害，次年“江姐”就义，她与彭咏梧的儿子便由彭的这位乡下妻子抚养成人。
“历史真实远比艺术创作更精彩，这种情节编剧根本不敢凭空写，但它是确有其事的。”丁柳元说。
有人对她说，看了这个电视剧之后，从心里相信在革命年代确实是有这样的小姑娘存在的。这让她感动得当即流下泪来。
那些拍摄过程中一直在思考的问题终于在演绎过“江姐”的人生之后有了答案。“我以前觉得，人应该为爱自己的人活着，现在我想，应该为了真理活着。”她有点尴尬地笑笑，“听起来好像有点装，但这是真的。我想无论信仰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人有信仰才有方向，才能在日常行为的一点一滴里做得更好。”
7月29日起，中央一套黄金时段播出30集电视连续剧《江姐》，并在前十天每天配播十分钟的相关专题片。如此推介力度在央视历史上尚属罕见。
“这是一个关乎信仰的故事。”剧中女一号、“江姐”的扮演者丁柳元对《瞭望东方周刊》说，“这个时代谈得更多的是现实的目标，买什么样的车，嫁什么样的人，全是这类价值观。可是精神层面的力量在哪里?有钱了就有一切吗?好比国家的GDP一直上涨，就意味着你在国际上说话有人听了吗?”
身为“80后”，丁柳元似乎比许多同龄演员们想得多。“精神力量如果真能与GDP并驾齐驱，才是真正的实力。《江姐》就是想做一点这方面的努力，把英雄身上的精神力量展示给大家看。”
在她之前，曾有老演员于蓝在电影《烈火中永生》、中生代演员宋春丽在电视剧《红岩》中分别饰演过“江姐，’的角色，到了“第三代‘江姐’”丁柳元，她发现，由于生活年代的隔膜，一开始很难如前任一样准确把握角色的心理，而关于信仰的种种疑问，更始终在她心中徘徊不去：
“人到底为了什么活着?为了这样的信仰而牺牲自己的生命值吗?如果·江姐’能看到今天我们的生活和思想，她会怎么想她当年的牺牲?”
经典“江姐”的诞生
“江姐”的事迹最早见于1957年出版的一份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作者罗广斌、杨益言是重庆解放前从中美合作所逃出来的幸存者，他们将自己目睹的重庆地下党所领导的地下斗争、狱中斗争写出来，引起很大反响。1962年，两位作者又根据回忆录内容创作了长篇小说《红岩》，集中篇幅描写中共地下党员在狱中的不懈斗争。《红岩》迅速成为一代人必读的经典，并被改编为各种文艺形式。
对普通中国人来说，影响最大的是“文革”前夕拍摄放映的电影《烈火中永生》。“我读了小说《红岩》之后，常常感觉他们像雕塑一样站在我面前，特别想把它改编成电影。”电影演员于蓝对本刊记者回忆。那时是1964年。
“最初我们完全按照小说改编，也不知道怎么拍感情戏，表现重点还是放在斗争上。后来夏衍(时任文化部副部长，主管电影及外事工作)就问我们：为什么不重点写写‘江姐’呢?我们说写了啊，有一两场戏啊。夏衍说，她丈夫牺牲了，自己又英勇就义，还留下一两岁的孩子，这都是人们关心的。你们只写斗争，显然不全面啊。”
“江姐”本来只是小说《红岩》中革命者群像之一。她在党内地位并不高，是基层党组织的联络员，但经夏衍亲自改编剧本之后，“江姐”成为最出彩的形象之一。
经过于蓝的演绎，“江姐”形象被一代中国观众永久地记在了心里，她在狱中绣红旗、教“小萝卜头”识字、受钉竹签的酷刑等情节，让一代中国观众难以忘怀。
而“第二代江姐”宋春丽至今还难以平静地回忆上世纪90年代末饰演“江姐’’的经历。
“一走到渣滓洞那种黑暗沉闷的气氛里就让人受不了，甚至飞机一到重庆上空我就有心理反应。”宋春丽对《瞭望东方周刊》说。“这个经历就像噩梦一样，走出来就不想再进去。”至今，拍完电视剧《红岩》她再也没有回过重庆。
在渣滓洞实景拍摄的几个月里，宋春丽穿着囚衣在一边遭受“严刑拷打”，另一边则是络绎不绝的游人在参观拍照，被折腾了无数遍之后，宋春丽说自己彻底领会了当时“江姐”的行为：“人到了一种极致的地步之后，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新版“江姐”丁柳元也经历了这样的折磨。为了体验角色心理，拍刑讯戏时她主动要求尽量“来真格”的，除了钉竹签之外，其他如吊打、灌水等等全都亲自上阵。开拍上刑戏之前，导演忐忑地对她说了七次：你可别恨我。所有上刑戏拍完，丁柳元一度如同入了魔怔，见人就问，不见面的就发短信问：“你觉得你要是生活在60多年前你会干吗呢?要是上刑你能抗住吗?”
从“高大全”到“江小妹”
看过新版《江姐》的样片之后，有一位军报的年轻记者问丁柳元：“江姐还有儿子?”丁柳元回答：“对。而且她还有母亲。”
“我们好像以为英雄从出生就是英雄，其实他们也是普通人，也有普通人的生活和爱情。他们只是在需要作出抉择的那一刹那，在大爱小爱之间选择了大爱，其他时候他们就是我们身边普普通通的—个人。”丁柳元说。
在“高、大、全”的年代之后，所有‘神坛”上的形象都在经历还原到“人”的过程。“江姐”也不例外。
上世纪60年代，“江姐”形象的指导意见是高大化、英雄化。于蓝向《瞭望东方周刊》回忆道，周恩来曾肯定这部片子并给出修改意见，“总理说你们就义那场戏太短了，要加—个走向刑场的情景，然后在就义前喊‘共产主义万岁、共产党万岁’。现在看到从松树下面走向刑场的镜头，就是后来加的。”
电影《烈火中永生》里，于蓝饰演的“江姐”从头至尾大义凛然，完全无私地投入共产主义事业。甚至她的举手抬足，也曾经成为经典的表演范式——丁柳元开玩笑说：“她是用左手把右肩搭过来的围巾甩到左肩后面去，我想换成右手都好像不对劲了。”
到上世纪90年代末拍摄电视剧《红岩》时，中国社会已出现了对地下工作的各种反思。“我们曾经看到过一个地方剧本，反思当时重庆地下党工作里幼稚的一面。”宋春丽对本刊记者介绍说，比如所谓叛徒在开始受刑的—个多星期里面都没有招供，后来认为这么长时间了，组织肯定已经转移，说出来也不影响大局，自己也确实扛不住了，才交待了情况，谁知道组织还在原地，造成重大损失。
“当时我们都觉得写出这点来很好，但我们的剧本还是不可能涉及这一点。”最终的电视剧没有呈现出这类反思，但电视剧《红岩》比电影《烈火中永生》有所拓展的地方在于，增加了“江姐”母性的一面，以许多篇幅描述了她对孩子的不合和心痛一在当时，这已经算是在这个革命人物形象重塑上的不小拓展。
而2009年拍摄的《江姐》，则试图从全新的视角解读这个人物，将时间表拉到“江姐”入狱之前的革命心路和情感经历。丁柳元概括为，“从‘江小妹’如何成长为‘江姐’的过程。”
此次《江姐》剧中还原了“江灯’的感情纠葛。她与彭咏梧最初是为工作假扮夫妻，此前彭咏梧在乡下已有妻室。后有消息误传说其妻在一次火灾中不幸丧生，彭咏梧才与江姐结为真夫妻。
“江姐”后来知道误传的事情，曾表示“等革命胜利的那一天，我就把老彭还给她”。彭咏梧1948年被杀害，次年“江姐”就义，她与彭咏梧的儿子便由彭的这位乡下妻子抚养成人。
“历史真实远比艺术创作更精彩，这种情节编剧根本不敢凭空写，但它是确有其事的。”丁柳元说。
有人对她说，看了这个电视剧之后，从心里相信在革命年代确实是有这样的小姑娘存在的。这让她感动得当即流下泪来。
那些拍摄过程中一直在思考的问题终于在演绎过“江姐”的人生之后有了答案。“我以前觉得，人应该为爱自己的人活着，现在我想，应该为了真理活着。”她有点尴尬地笑笑，“听起来好像有点装，但这是真的。我想无论信仰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人有信仰才有方向，才能在日常行为的一点一滴里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