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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清朝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也是中国科举制度走向衰落的时期，正安作为被科举余波影响的一个地区，科举成绩虽不突出，但毕竟是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综合反映，还是应该给予关注和重视。本文从其科举概况和影响因素两大方面展开论述。
关键词：清代；正安；科举
作者简介：王礼洪（1988.4-），男，汉族，中共党员，贵州正安人，贵州民族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硕士在读，研究方向：先秦文学。
[中图分类号]：K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06--02
引言：
厐思纯先生在《明清贵州700进士》[1]一书中将正安划入以遵义为中心，湄潭、仁怀、绥阳、凤冈、务川、余庆、正安、赤水、桐梓为延伸点的“黔北文化圈”中。从其地缘和历史关系来看，其划分是恰如其分的。同时，当贵州以明清两代“六千举人、七百进士”的美誉逐步走向中华文化舞台时候，正安也因她的哺育而茁壮成长。据国家文化部在1987年以来整合统称的“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命名项目中，正安县是以小说这一门艺术荣摘桂冠的唯一一家单位。据文献记载，生于1900年前的汉代，并开西南教育之先河的尹珍就是今正安新州人。这既是正安人的骄傲，更是贵州人的骄傲，也是整个西南人的骄傲。因历史的原因，“正安”之名的来历也是久经周折，周秦为牂牁县、汉为夜郎县，魏晋因之，唐为珍州，宋改西高州，元初为珍州，后改为真州，明洪武十七年改真州为长官司，万历二十九年改为真安州，隶属四川府。清雍正二年（1724年）改珍安州为正安州，雍正五年（1727年）才正式划归贵州省，隶属遵义府，到民国3年（1934年）1月才更名为正安县。其行政区划变动，已在一定程度上对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产生了负面的影响。本文所要探讨的主要是科举考试方面的。
一、清代正安科举考试概况
清代正安科举考试自康熙朝以来就有记载，只是当时的正安并不在贵州的行政区划里，所以即使在贵州的文献中略有相关的记载，也是作特别说明的。比如康熙朝就有朱臻（康熙八年己酉）、郑坚（康熙三十五年丙子）、罗云师（康熙三十八年己卯）、郑宜（康熙五十年辛卯）等举人，在方志中是如实记载的，并明确注明为“四川中式”。自乾隆朝以来，正安共有8举人1进士，不包括武举人在内。同时，还有相当数量的副榜、拔贡、恩贡、岁贡等，这一情况在科举考史上、在几百年的清王朝史上，成绩都是不佳的。但就其影响来说，正好是我们了解并认识正安的宝贵材料，值得对其进行梳理。
1、举人、进士情况统计
自雍正二年正安正式更名并划属贵州行政区划以后，之后的清朝各个时期均有科举考试的情况记录：
韩之显：乾隆十八年癸酉举人；韩永亨：乾隆三十九年甲午举人；陈义山：乾隆四十五年庚子举人；嗡鸣冈：乾隆五十七年壬子举人；罗寿阶：嘉庆十三年戊辰恩赐举人；张洪渊：嘉慶十五年庚子恩赐举人；郑文遇：嘉 庆十五年庚子恩赐举人；刘福田：道光二十九年举人、同治三年癸亥进士；吕啟埏同治同治元年恩科举人。另外，还有戴天锡等是武举人。
通过上述情况，我们可以对雍正以后的清朝各时期的正安科举情况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2、贵州相关文献对清代正安科举考试情况（举人、进士）的载录
据史料显示，能全面、综合记载并反映一个地方的政治、经济、社会、教育等问题的文献，莫过于每个地方的《方志》了。而《方志》所载内容的繁简程度是受地方行政级别高低的影响的。我们查阅方志文献的过程中会发现这种规律是很明显的。关于清代正安的科举情况，在贵州的相关方志中的记载也是如此：贵州、遵义、正安三个行政单位的记录，在同一内容上存在一定的差别。下面对贵州各方志所载的清代正安科举情况进行举证：
《民国贵州通志》[2]记载：戴天锡，同治十年（辛未）武举；江澍，同治十二年（癸亥）武举；韩晋，光绪五年（己卯）武举；陈明杨，光绪十一年（乙酉）武举；赵鹤琴，光绪十五年（己丑）武举；雷辅元，光绪十五年（己丑）武举。
《遵义府志》[3]记载：韩之显，乾隆十八年（癸酉）举人；韩永亨，乾隆三十九年（甲午）举人；陈义山，乾隆四十五年（庚子）举人；罗寿阶，嘉庆十三年（戊辰）恩赐举人，任锦屏县训导；张洪渊，嘉庆十五年（庚子）恩赐举人；郑文遇，嘉庆十五年（庚子）恩赐举人，恩赐国子监学正。
《民国续修遵义府志》[4]记载：刘福田：道光二十九年（己酉）举人，同治三年（癸亥）举人，浙江太平县知县同知衔；吕啟埏，同治八年（己巳）举人，官修文县教谕，补行咸丰九年己未恩科咸丰十一年辛酉正科同治元年壬戌恩科；骆开廷，光绪十一年（乙酉）举人；冯元璋，光绪十四年（戊子）举人。
《续修正安州志》[5]记载：韩之显，乾隆十八年（癸酉）举人 ；韩永亨，乾隆三十九年（甲午）举人；陈义山，乾隆四十五年（庚子） 举人；嗡鸣冈 ，乾隆五十七年（壬子）举人； 罗寿阶，嘉庆十三年（戊辰）恩赐举人，任锦屏县训导；张洪渊，嘉庆十五年（庚子）恩赐举人；郑文遇，嘉庆十五年（庚子）恩赐举人，嘉庆十九年（甲辰）恩赐国子监学正；刘福田，道光二十九年（己酉）举人，同治三年（癸亥）进士，浙江太平县知县同知衔；吕啟埏，同治元年（壬午）恩科举人，仅先选用知县，同治八年（己巳）补行。
上述四种方志对清代正安科举情况的记录是相对完整的，也是比较权威和可靠的文献资料，表中所录内容是关于举人和进士的。通过比较，一方面，上述资料所显示的科举考试情况的繁简程度是随着地方行政区划的级别大小和行政区划所对应的方志修撰时间之先后而变化的，行政区划级别越高的方志，对本行政区划内的内容记载较简略，反之亦然，而《光绪续修正安州志》所载的内容是最详细的。另一方面，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从上述文献资料的记载可以看出，自雍正朝至宣统间的近两百年时间，正安的科举成就的确不佳，而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下一点作具体说明。 二、清代正安科举成绩不佳的原因
科举考试这一特殊的选人用人制度在中国古代延续了几千年，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首先它是一种较为公平的选拔人才的方式，它不重门第，即使寒门弟子也可以凭借自己的努力和成绩晋升上位；其次是对于封建统治者来说，这种制度有利于加强皇权，满足封建统治者的需要。有人曾将它比着中国的第五大发明。的确是这样，科举考试制度曾对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产生过至关重要的作用。当然了，事物之间的影响总是相反相成，科举考试及与之相关的制度总是那个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反映，它同样受着这些方面的影响，其主要显示在科举成就上。前面说清代正安科举成就不佳，其影响因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建置晚、多变—居无定所
《光绪续修正安州志》载：“正安前隶东川，雍正五年改归黔省……正安州移徙靡常，无公署，自乾隆三年迁徙古凤，历任知州俱居于此”。加之其在各个朝代的称谓并不一致，诸多因素可以说明，从贵州这个行政区划整体来说，最迟可以提迟到乾隆三年之前，正安仍然属于一个漂泊在外的游子，它并没有固定的名称，也没有固定的场所。这对于读书人来说是极为不利的，外部环境的游离不定，已然促使人们在心理上的不安全感，进而影响人们的处事态度，就像处在动乱年代的人们一样，虽然达不到“亡国之音哀以思”的严重状态，但给人的精神压力却是相同的。这种处境及状态于有志驰骋科举场的读书人来说，其不利影响无疑有增无减。很大程度上来说，这是正安科举成就不加的客观原因。
2、地理环境—艰难险阻
在中国古代，关于对地理条件的重视，主要是从军事的角度来考虑。“……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这是统治者、军事家所期许的雄关险隘，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地理优势。但与此同时，也正是这种军事上的地理优势，却成了一个地方在其他各方面发展的限制条件，首先是地理上的险要，成了交通不便的主要因素，进而制约该地方的其它方面的发展；其次是人们思想上就有一种固有的封闭状态，自己出不去，外面进不来。久而久之，这种状态就会恶性循环。本篇所要论述的关于清代正安科举成就不佳的事实，也是受地理因素的影响而造成的。《光绪续修正安通志·地理志》有载：“……正安虽岩邑非荒，服可比舆图强，域界接川黔，坛庙城垣，工同吴楚，但可喜者关隘之壮，而可畏者道路之难阻甚高，马非瘏者亦难至。河多险，舟有苇而不敢抗……”这样的地理现状，加之正安恰逢处在科技和信息不发达的时代，即使读书人智博云天，也難以出人头地。进而文风不振已然成为一种事实。
3、社会环境—动荡不安
艰苦的地理条件已经昭示了正安当时的现状。再者，这样的地理因素又使得正安处在统治和管辖的边缘地带，从政治上就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保障，所以一连串的社会问题也随之而产生了。最突出的是匪患、盗贼问题。《光绪续修正安州志·艺文志》有明确记载，当时整个西南地区匪徒成群，盗贼四起，至严重状态时，匪徒亦与官兵形成互相对峙的局面。根据《光绪续修正安州志·军务篇》显示，当时军队的主要任务就是肃清匪贼之患，政府根本无暇顾及除解决匪患外的其他事项。这样的社会现状，弄得人心惶惶，生活状况极不安稳，而且随时有性命之忧。这在外部环境上就阻绝了读书人的仕途之想。而读书人一旦被不稳定的环境因素所干扰，就会使得读书人背负一定的精神压力，对理想和自己所憧憬的前途怀有一种失望感，进一步来说，也就会对自己所励志实现的目标形成巨大的冲击，甚至于促成失败。另外，《光绪续修正安州志·风俗》记载：“正安地虽硗硧，人颇朴诚，惟书院空乏，难延宿儒，欲负笈远游，又苦贫困，文风不振有由来矣。”足见当时读书人的处境。如此种种，对科举考试活动都是不利的。因此，在没有可依托的社会环境（政治、经济、安全等）的保护下，即使能突破重重困难，也很难把科举成就推上新台阶。
综上所述，通过对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已粗略的将清代正安的科举考试情况呈现于此，并在文中将清代正安科举成就不佳的原因作了简要的分析，希望这能成为了解正安的一点素材。
注释：
[1]厐思纯.明清贵州700进士[M].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年4月.
[2]（民国）刘显世、谷正伦 修，何可澄、杨恩元 纂.民国贵州通志[M].贵阳：贵阳书局，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铅印.
[3]（清）黄乐之、平翰 等修，郑珍 纂.遵义府志[M]. 台北：成文出版社，道光二十一年刻本.
[4]（民国）周恭寿 修，赵愷、杨恩元 纂.民国续修遵义府志[M]. 台北：成文出版社，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
[5]（清）彭焯 修，杨德明 纂.光绪续修正安州志[M].台北：成文出版社，道光三年刊本.
参考文献：
[1]（清）赵宜霦 修、游玉堂 纂.嘉庆正安州志[M].嘉庆二十三年刻本，贵州省图书馆1946年据旅大市图书馆藏本油印.
[2]金恩辉、胡树兆 编. 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M].台北：汉美图书有限公司，1996年4月.
关键词：清代；正安；科举
作者简介：王礼洪（1988.4-），男，汉族，中共党员，贵州正安人，贵州民族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硕士在读，研究方向：先秦文学。
[中图分类号]：K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06--02
引言：
厐思纯先生在《明清贵州700进士》[1]一书中将正安划入以遵义为中心，湄潭、仁怀、绥阳、凤冈、务川、余庆、正安、赤水、桐梓为延伸点的“黔北文化圈”中。从其地缘和历史关系来看，其划分是恰如其分的。同时，当贵州以明清两代“六千举人、七百进士”的美誉逐步走向中华文化舞台时候，正安也因她的哺育而茁壮成长。据国家文化部在1987年以来整合统称的“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命名项目中，正安县是以小说这一门艺术荣摘桂冠的唯一一家单位。据文献记载，生于1900年前的汉代，并开西南教育之先河的尹珍就是今正安新州人。这既是正安人的骄傲，更是贵州人的骄傲，也是整个西南人的骄傲。因历史的原因，“正安”之名的来历也是久经周折，周秦为牂牁县、汉为夜郎县，魏晋因之，唐为珍州，宋改西高州，元初为珍州，后改为真州，明洪武十七年改真州为长官司，万历二十九年改为真安州，隶属四川府。清雍正二年（1724年）改珍安州为正安州，雍正五年（1727年）才正式划归贵州省，隶属遵义府，到民国3年（1934年）1月才更名为正安县。其行政区划变动，已在一定程度上对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产生了负面的影响。本文所要探讨的主要是科举考试方面的。
一、清代正安科举考试概况
清代正安科举考试自康熙朝以来就有记载，只是当时的正安并不在贵州的行政区划里，所以即使在贵州的文献中略有相关的记载，也是作特别说明的。比如康熙朝就有朱臻（康熙八年己酉）、郑坚（康熙三十五年丙子）、罗云师（康熙三十八年己卯）、郑宜（康熙五十年辛卯）等举人，在方志中是如实记载的，并明确注明为“四川中式”。自乾隆朝以来，正安共有8举人1进士，不包括武举人在内。同时，还有相当数量的副榜、拔贡、恩贡、岁贡等，这一情况在科举考史上、在几百年的清王朝史上，成绩都是不佳的。但就其影响来说，正好是我们了解并认识正安的宝贵材料，值得对其进行梳理。
1、举人、进士情况统计
自雍正二年正安正式更名并划属贵州行政区划以后，之后的清朝各个时期均有科举考试的情况记录：
韩之显：乾隆十八年癸酉举人；韩永亨：乾隆三十九年甲午举人；陈义山：乾隆四十五年庚子举人；嗡鸣冈：乾隆五十七年壬子举人；罗寿阶：嘉庆十三年戊辰恩赐举人；张洪渊：嘉慶十五年庚子恩赐举人；郑文遇：嘉 庆十五年庚子恩赐举人；刘福田：道光二十九年举人、同治三年癸亥进士；吕啟埏同治同治元年恩科举人。另外，还有戴天锡等是武举人。
通过上述情况，我们可以对雍正以后的清朝各时期的正安科举情况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2、贵州相关文献对清代正安科举考试情况（举人、进士）的载录
据史料显示，能全面、综合记载并反映一个地方的政治、经济、社会、教育等问题的文献，莫过于每个地方的《方志》了。而《方志》所载内容的繁简程度是受地方行政级别高低的影响的。我们查阅方志文献的过程中会发现这种规律是很明显的。关于清代正安的科举情况，在贵州的相关方志中的记载也是如此：贵州、遵义、正安三个行政单位的记录，在同一内容上存在一定的差别。下面对贵州各方志所载的清代正安科举情况进行举证：
《民国贵州通志》[2]记载：戴天锡，同治十年（辛未）武举；江澍，同治十二年（癸亥）武举；韩晋，光绪五年（己卯）武举；陈明杨，光绪十一年（乙酉）武举；赵鹤琴，光绪十五年（己丑）武举；雷辅元，光绪十五年（己丑）武举。
《遵义府志》[3]记载：韩之显，乾隆十八年（癸酉）举人；韩永亨，乾隆三十九年（甲午）举人；陈义山，乾隆四十五年（庚子）举人；罗寿阶，嘉庆十三年（戊辰）恩赐举人，任锦屏县训导；张洪渊，嘉庆十五年（庚子）恩赐举人；郑文遇，嘉庆十五年（庚子）恩赐举人，恩赐国子监学正。
《民国续修遵义府志》[4]记载：刘福田：道光二十九年（己酉）举人，同治三年（癸亥）举人，浙江太平县知县同知衔；吕啟埏，同治八年（己巳）举人，官修文县教谕，补行咸丰九年己未恩科咸丰十一年辛酉正科同治元年壬戌恩科；骆开廷，光绪十一年（乙酉）举人；冯元璋，光绪十四年（戊子）举人。
《续修正安州志》[5]记载：韩之显，乾隆十八年（癸酉）举人 ；韩永亨，乾隆三十九年（甲午）举人；陈义山，乾隆四十五年（庚子） 举人；嗡鸣冈 ，乾隆五十七年（壬子）举人； 罗寿阶，嘉庆十三年（戊辰）恩赐举人，任锦屏县训导；张洪渊，嘉庆十五年（庚子）恩赐举人；郑文遇，嘉庆十五年（庚子）恩赐举人，嘉庆十九年（甲辰）恩赐国子监学正；刘福田，道光二十九年（己酉）举人，同治三年（癸亥）进士，浙江太平县知县同知衔；吕啟埏，同治元年（壬午）恩科举人，仅先选用知县，同治八年（己巳）补行。
上述四种方志对清代正安科举情况的记录是相对完整的，也是比较权威和可靠的文献资料，表中所录内容是关于举人和进士的。通过比较，一方面，上述资料所显示的科举考试情况的繁简程度是随着地方行政区划的级别大小和行政区划所对应的方志修撰时间之先后而变化的，行政区划级别越高的方志，对本行政区划内的内容记载较简略，反之亦然，而《光绪续修正安州志》所载的内容是最详细的。另一方面，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从上述文献资料的记载可以看出，自雍正朝至宣统间的近两百年时间，正安的科举成就的确不佳，而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下一点作具体说明。 二、清代正安科举成绩不佳的原因
科举考试这一特殊的选人用人制度在中国古代延续了几千年，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首先它是一种较为公平的选拔人才的方式，它不重门第，即使寒门弟子也可以凭借自己的努力和成绩晋升上位；其次是对于封建统治者来说，这种制度有利于加强皇权，满足封建统治者的需要。有人曾将它比着中国的第五大发明。的确是这样，科举考试制度曾对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产生过至关重要的作用。当然了，事物之间的影响总是相反相成，科举考试及与之相关的制度总是那个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反映，它同样受着这些方面的影响，其主要显示在科举成就上。前面说清代正安科举成就不佳，其影响因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建置晚、多变—居无定所
《光绪续修正安州志》载：“正安前隶东川，雍正五年改归黔省……正安州移徙靡常，无公署，自乾隆三年迁徙古凤，历任知州俱居于此”。加之其在各个朝代的称谓并不一致，诸多因素可以说明，从贵州这个行政区划整体来说，最迟可以提迟到乾隆三年之前，正安仍然属于一个漂泊在外的游子，它并没有固定的名称，也没有固定的场所。这对于读书人来说是极为不利的，外部环境的游离不定，已然促使人们在心理上的不安全感，进而影响人们的处事态度，就像处在动乱年代的人们一样，虽然达不到“亡国之音哀以思”的严重状态，但给人的精神压力却是相同的。这种处境及状态于有志驰骋科举场的读书人来说，其不利影响无疑有增无减。很大程度上来说，这是正安科举成就不加的客观原因。
2、地理环境—艰难险阻
在中国古代，关于对地理条件的重视，主要是从军事的角度来考虑。“……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这是统治者、军事家所期许的雄关险隘，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地理优势。但与此同时，也正是这种军事上的地理优势，却成了一个地方在其他各方面发展的限制条件，首先是地理上的险要，成了交通不便的主要因素，进而制约该地方的其它方面的发展；其次是人们思想上就有一种固有的封闭状态，自己出不去，外面进不来。久而久之，这种状态就会恶性循环。本篇所要论述的关于清代正安科举成就不佳的事实，也是受地理因素的影响而造成的。《光绪续修正安通志·地理志》有载：“……正安虽岩邑非荒，服可比舆图强，域界接川黔，坛庙城垣，工同吴楚，但可喜者关隘之壮，而可畏者道路之难阻甚高，马非瘏者亦难至。河多险，舟有苇而不敢抗……”这样的地理现状，加之正安恰逢处在科技和信息不发达的时代，即使读书人智博云天，也難以出人头地。进而文风不振已然成为一种事实。
3、社会环境—动荡不安
艰苦的地理条件已经昭示了正安当时的现状。再者，这样的地理因素又使得正安处在统治和管辖的边缘地带，从政治上就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保障，所以一连串的社会问题也随之而产生了。最突出的是匪患、盗贼问题。《光绪续修正安州志·艺文志》有明确记载，当时整个西南地区匪徒成群，盗贼四起，至严重状态时，匪徒亦与官兵形成互相对峙的局面。根据《光绪续修正安州志·军务篇》显示，当时军队的主要任务就是肃清匪贼之患，政府根本无暇顾及除解决匪患外的其他事项。这样的社会现状，弄得人心惶惶，生活状况极不安稳，而且随时有性命之忧。这在外部环境上就阻绝了读书人的仕途之想。而读书人一旦被不稳定的环境因素所干扰，就会使得读书人背负一定的精神压力，对理想和自己所憧憬的前途怀有一种失望感，进一步来说，也就会对自己所励志实现的目标形成巨大的冲击，甚至于促成失败。另外，《光绪续修正安州志·风俗》记载：“正安地虽硗硧，人颇朴诚，惟书院空乏，难延宿儒，欲负笈远游，又苦贫困，文风不振有由来矣。”足见当时读书人的处境。如此种种，对科举考试活动都是不利的。因此，在没有可依托的社会环境（政治、经济、安全等）的保护下，即使能突破重重困难，也很难把科举成就推上新台阶。
综上所述，通过对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已粗略的将清代正安的科举考试情况呈现于此，并在文中将清代正安科举成就不佳的原因作了简要的分析，希望这能成为了解正安的一点素材。
注释：
[1]厐思纯.明清贵州700进士[M].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年4月.
[2]（民国）刘显世、谷正伦 修，何可澄、杨恩元 纂.民国贵州通志[M].贵阳：贵阳书局，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铅印.
[3]（清）黄乐之、平翰 等修，郑珍 纂.遵义府志[M]. 台北：成文出版社，道光二十一年刻本.
[4]（民国）周恭寿 修，赵愷、杨恩元 纂.民国续修遵义府志[M]. 台北：成文出版社，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
[5]（清）彭焯 修，杨德明 纂.光绪续修正安州志[M].台北：成文出版社，道光三年刊本.
参考文献：
[1]（清）赵宜霦 修、游玉堂 纂.嘉庆正安州志[M].嘉庆二十三年刻本，贵州省图书馆1946年据旅大市图书馆藏本油印.
[2]金恩辉、胡树兆 编. 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M].台北：汉美图书有限公司，1996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