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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利诺斯州有一个“北京”市(Peking)，人口约三万六千人。这里高中所有球队曾经一律命名为具有蔑意的“中国佬队”(Chink，或译为“清客”队)。这个名称沿用了一百多年。直到一九九一年芝加哥华人社区抗议后改称“龙队”。这个“北京”和另一个北京恰好在地球的两端，是全美的织袜之都，很多家庭连续数代都在织袜厂工作。现在由于大量袜厂都纷纷到中国去生产，或干脆进口中国袜子，许多织袜工人失业。恰好，这个“北京”地区盛产玉米，又是美国第二大酒精产地。在来自中国的巨大酒精需求下，失业工人又纷纷进入酒精厂谋职。黑了东方有西方，“北京”这个名字给了他们救命稻草，此地人颇感幸运。可是美国那么多没有以中国城市命名的地方却没有如此好运。离此地不过两小时车程的芝加哥(以及迈阿密)的医师们通过电脑将X光片发送到印度孟买，印度的医师们再将读解分析的结果发回来。这两个城市约一半左右的X光片都是这样由印度专家读解，而且越来越多美国其他城市也会步其后尘。即使这些城市改称“加尔各答”或“新德里”，恐怕还是救济不了城市里的X光读片专家。
“外包”(outsourcing或者offshore，也可称为“委外”)如果不是美国当前最重要也是最引人注目的经济议题。所谓“外包”是指美国厂商将产品生产过程和劳务服务过程全部或部分地转移到境外他国的现象。这种现象并非最近才有，早在七十年代就有“不错，这是西屋(Westinghouse)电视机，但是在日本生产”的说法。但在那时外包只是局限于个别部门的零星现象，而现在却变得非常普遍，几乎遍及美国所有制造业的所有厂家，也涉及到众多的美国高科技研发和服务业部门。
根据联邦储备委员会的估算，外包“威胁”到一千五百万个工作岗位，相当于七分之一的美国总就业人口。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有一个更具体的统计，自二○○一年经济陷入衰退以来美国减少了二百七十万个工作岗位，其中三分之一以上流到国外。而这些流失的工作岗位是“不可再造”的。外包形式改变了许多常规的经济现象：不仅产品生产过程，而且服务和劳务提供过程也可以转移至境外；外包生产的产品大多重新进口，但通过外包而获得的服务和劳务则无法计算到进出口总额中；外包包括境外直接投资设厂，厂商(制造商)放弃生产转而进口商品，直接订货，来样加工，补充加工等多种形式，因此也涵括了进口和直接对外投资的领域。外包成为一种越来越普遍的社会生产方式；产品生产和劳务服务的提供与产品和服务消费之间在地理上甚至国家间的间隔越来越成为美国经济的标准模式。外包所涉及到的国家主要是指中国和印度两国：制造业外包到中国，服务业和劳务外包到印度。外包现象促使美国社会重新思考美国在世界经济和政治结构中的定位。它不仅在美国引起新的一轮产业和贸易保护主义之潮，而且也引发新的政治现象：美国左右两翼围绕这个议题而形成的政治阵势和版图日益明显，主张国际多边合作的自由派阵线正成为经济领域中的孤立主义力量。
似乎是日本经济学家首先提出“产业空洞化”或“产业空心化”的观点。不过“产业空洞化”或“产业空心化”实际上是指制造业部门转至海外生产，并不包含服务业或“第三产业”的转移。外包是一个需要经济学家来解释的全新经济现象。可是经济学家能成功地解释这个现象并提供相应的“药方”吗？
按照国际经济学理论，外包不外是由生产要素在国际之间的流动所引起的。早先在古典经济学理论中是假设生产要素不能在国际之间流动的。其实在古典经济学中，这一类让后来经济学家不能自圆其说而汗颜的理论缺角很多，不得不由后人缝缝补补。为了修正生产要素不能在国际间流动的僵性假说，不得不发展出国际经济学，假设生产要素也能够在国际间流动；为了冲破价格——厂商机制过于完美却单薄的均衡梦境，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应运而生；为了注活经济活动静态背景的呆板，出现了经济增长理论；为了弥补劳动力有限供给假设的不足和凯恩斯有效需求理论在资本积累领域中的无效，经济发展理论又大当其道。现在的经济学才真的像一个“百衲被”。这些后来以修正主义姿态出现的新理论在经济学崇尚方法论革新的机制下成为新的经典。但现在的问题是，外包问题不能仅仅国际经济学一家说了算，它还要经过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发展理论、福利经济理论，以及政治学和社会理论“一一过目”。
现在仍然有很多人用亚当·斯密的绝对贸易利益说和大卫·李嘉图的比较(相对)贸易利益说来解释国际贸易问题。按照斯密的解释，所有国家可以按照其自然禀赋优势而取得贸易利益。李嘉图则认为任何没有绝对禀赋优势的国家也可以从贸易中获得利益。斯密学说显然忽略了一点：有些国家没有任何禀赋优势，没有足以称道的自然资源和地理优势，人口稀少且缺乏高质的劳动力，缺乏生产部门传统技术优势，它们如何参加贸易游戏？李嘉图利用比较利益理论的复杂对应演算，试图突破这个瓶颈。比较贸易利益理论实际上不是由于它的真确性或实用性，而是以其复杂演算中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逻辑悖性来长留史册的。萨缪尔森曾说李嘉图的比较贸易利益学说是经济学史上最艰涩最难以悟通的理论。用比较贸易利益理论来解释“外包”现象时首先遇到的一个障碍是，某比较贸易利益获得国的“利益”涵义如何评价和界定，贸易本身的狭义利益和作为国民整体的广义福利之间如何分界和区隔。一国必须放弃某些绝对贸易利益才能换取比较贸易利益，而比较贸易利益在总体上比放弃的绝对贸易利益更大更广泛。问题是，这些贸易利益，往往是隐形或变形的，甚至超出纯粹贸易领域之外而涉及到国民和社会福利状态，而这种福利状态在很多情况下无法以经济学的标度去计量。譬如，美国民众因此而享受较低价格的产品和劳务，得以较低支出享受更高的生活水准；美国制造业和服务业得以大大节省生产成本，压低价格，具备更有利的竞争地位；美国的持股人可以享受更多的收益回报，美国的资源得到保存，环境得以净化等等。而这些因贸易而取得的隐形“福利”很难以国际经济学理论来加以解释，也很难以具体统计手段将其转化为具有说服力的经济量。因此，现代的国际经济学理论必须采用一种迂回方式去推量贸易利益的幅度，即生产机会成本水平的变动。它的假设是：一国为取得比较贸易利益而必然放弃或缩减某一生产部门，而每一递增的放弃或缩减的生产单位和每一递增的进口商品数量之间的比率会出现变动。这表现为进口商品总额与国内工业产值总额和总就业人数变动之间的相关关系。如果国内工业总产值和总就业人数的增长率超过进口增长率，就说明为某一递进单位的进口商品只需放弃缩减更小单位的国内生产部门。反之，如果国内工业进口增长率超过国内工业生产和总就业人数增长率，便意味着为了换取某一递进单位的进口商品必须放弃或缩减更多单位的国内生产部门。在后一种情形下，该国仍然享有绝对贸易利益和比较贸易利益，但是却也遭受越来越大的“负经济利益”或“负福利”。最近二十年来美国的进口增长率远远超过其经济增长率和就业率。从这个角度观察，美国这个享有世界上最大绝对和比较贸易利益的国家也遭受世界最大的总体经济“负福利”。
国际经济学中一个非常重要却往往为人忽视的假设前提是，一个国家永远不会像关心本国利益一样关心他国的利益(这和微观经济学中供给一方必须关心需求一方利益的前提大异其趣)，因此所谓绝对或比较贸易利益的考察必然带有这种限定。即使“本国”获得了贸易利益，只要他国的贸易利益大于自身的贸易利益，“本国”也会被认定获得的是“负利益”。而且，往往是较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们最容易做出这种判断。因此，为了公正地评判贸易利益的均质性和无差别性，还必须以经济发展理论来考察国际经济和国际贸易问题，即同时判断贸易中较落后一方或发展中国家获得的贸易利益，并把它归纳为总体贸易利益的一部分。
发展经济理论根本上就是研究发展中国家如何进行资本积累，如何将积累之资本合理地配置在经济部门中以实现较高速的经济增长，最后取得自我推动的资金动力机制的问题。发展中国家要创造自律性经济起飞的最初条件是创造和保持高储蓄率，为投资增长创造最初的资金源泉。这一类“模范”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为数很少，几乎全部集中在东亚和东南亚。高储蓄率所积累的资金通过国家主导的倾斜性投资机制和增长策略配置到一些很快形成贸易利益优势的部门以积累贸易利益(外汇储备)，进一步扩大投资并带动其他经济部门的增长。此后这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资本积累将会逐渐多元化，也吸引越来越多的国外投资。在此过程中还有一个必须提及的重要因素，即农业因素。这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都实现过某种程度的“农业革命”或“绿色革命”。这些农村或农业革命一方面改变了农村地区的传统社会结构，另一方面提高了农业部门生产率并增加农产品产量，从而提高了农民的储蓄率，使农村出现剩余人口并为城市地区工业部门和其他经济部门提供充分的劳动力。
当然，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后果和面貌也大为迥异。目前，可以说只有日本和韩国全面实现了工业化，而其他国家和地区或是处于工业化的过程之中（如中国），或者由于经济结构变迁的进程中呈现的各种因素而导致工业化停滞（如东盟国家)，或者由于地缘性质而出现超越工业化的经济增长模式(如香港地区或新加坡的金融中枢化和贸易中心化)。其中，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和路径具有极其鲜明的特色。中国没有真正完成工业化却拥有深厚的工业基础，拥有众多工业技术人员和崇尚工业化的社会意识；依旧存续的农业社会保证了大量的便宜劳动力；社会观念和法律体系方面的相对约束软化下导致对制造业(及其负面后果，如劳资对立关系和环境污染等问题)的宽容。这些特色使中国成为外包的最佳场所。在美国讨论“贸易利益”和外包问题时，所涉及的对象主要是中国。
美国经济评论家特德·费雪曼即将出版《合股公司中国：一个工业超级力量如何挑战美国与世界》（我在网上读了这本书），费雪曼在书中几乎是以敬畏的口吻谈到最近中国的经济局面以及对美国和世界经济的广泛深刻影响。费雪曼指出，中国对美国出口的12%是供给沃尔玛的，沃尔玛从中国的采购占其采购总额的近70%，而美国零售总额中沃尔玛则占几乎四分之一。用夸大得不多的话来说，中国是美国的大工厂，中国决定美国零售物价水平。中国让沃尔玛保持零售市场最低的商品价格。但便宜的中国产品大量进口导致美国工厂关门工人失业。中国让美国民众享受免于通货膨胀的经济生活，中国对石油和原材料的大量需求又提高了对美国钻探机械设备的需求。中国是威胁，又是朋友。费雪曼特别推崇中国劳工，这些劳工都异常勤奋而且聪明，尤其是他们的“自我节制”的品格，服从管理，顺服纪律。他以“中国共产党政府长期以来对劳工的政治灌输和纪律训练”来解释这种世界上罕见的劳工队伍。中国打破了在经济增长中由“劳动密集”到“资本密集”再到“知识技术密集”这样一个要素密集度“转移提升”的规律，使世界制造业从资本密集型再“退回”到劳动密集型形态。当然，中国并不是世界上工资水平最低的国家，许多非洲国家甚至亚洲国家的工资水平都低于中国，但是这些国家没有中国这样劳动意愿充沛，普遍受过初等教育，温驯而自我节律，聪明且善于学习生产技巧的庞大劳工人口。当然也没有中国这样的特殊环境：稳定的政治秩序，几乎没有工会力量，崇尚企业家的社会风土，全面向经济增长倾斜的国家政策，以及迅速完善的基础设施等等。费雪曼提出了一个很有趣的观点：毛泽东鼓励生育的政策保证了中国今日的经济增长享有充分的劳动力资源。若中国过早推行节育政策，其人口数量和结构都可能不足以支撑今日的增长局面，劳动力也很可能缺乏这种局面所必需的品质。
有越来越多的外国人，认为中国是一个可能受另外一种规律支配的“特殊国家”。我们目前所熟悉的历史学和经济学理论好像都无法完满解释“中国现象”。在现成经济学理论看来中国的一切经济现象都是矛盾的和令人不解的：中国居然可以在完全农业化的社会里强行种植庞大的重工业体系，而且这个重工业体系居然可以完全不遵循诸如市场开发、价格制订、生产过程最佳化和生产率提升、劳动力自由雇佣等市场企业定律；中国居然可以在发展重工业化时却完全保留农村传统村社结构，并将其完全封闭化，长期维持一个对比鲜明的二元化社会结构；中国的最初资本积累居然可以只通过10%左右的城市人口的储蓄来完成；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居然长期盘亘在沿海东部地带，在严重缺乏地区传播效应的情况下顺利进展；中国农村地带居然在几乎没有受到经济增长波及，没有机会完成农业生产设备和技术革命的条件下仍可以保持基本的农产品供应，而且还可以向城市提供充足的劳动力；中国的经济增长居然没有明显的带动或领导型产业部门，居然可以在“要素密集退化”的条件下保持高度的产出能力，居然可以保持多种要素密集型产业部门不分伯仲，齐头并进的局面；中国居然可以在保持“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其假设是工资水平等于劳动者最低生活费用)大大提高居民收入水准；中国经济增长的所谓宏观调节居然可以行政手段来执行，宏观货币(利息和货币发行量的调节等)和财政(政府财政支出，政府采购，债券发行，税赋和税率等)调节杠杆居然可以不起主导作用；中国的蓬勃高速经济增长和积弱不振的股市居然可以安然并存。当然，随着中国经济越来越成为国际经济体系的一部分，也越来越依赖国际市场，中国经济可能越来越具有国际经济通常的功能运作特征，也越来越可以用通用的经济学理论来加以解释。这种情况似乎现在就开始发生了。美国现在出版的经济学教科书都把中国作为“经济发展”、“国际经济与国际贸易”章节中主要的范例。即使是十年前的经济学教科书里还把中国经济打入“封闭共产主义经济体系”的另册。费雪曼的书证明美国已经越来越严肃地意识到中国高速经济增长的世界性和历史性含义。但事实是，中国是以其“与众不同”的特色来取得世界最佳外包场所地位的。这种与众不同之处至少到目前为止还难以清楚地阐释。
中国被公认为是贸易利益和福利的大享受者，不仅在贸易顺差等可测度内容和不可测度的社会福利内容方面，中国都是大赢家。费雪曼指出上海和其他几个中国大城市的生活水准已经和美国与其他发达国家非常接近。这种生活水准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贸易带来的“利益”或“福利”，只是很难具体计算，也很难简单归类。但是，中国会永远享有这些“利益”或“福利”，而美国会永远遭受“负利益”或“负福利”吗？按照国际经济学理论的解释，在贸易过程中密集程度最高的生产要素会取得最大报酬，在报酬和成本相等后，另一种生产要素的密集度成为贸易中的主导光谱。而在生产要素密集度光谱变换过程中会出现所有生产要素报酬均非最大化的低峰期。日本和韩国是典型的例子。这种情形会发生在中国吗？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困惑的问题。按照“一般规律”这种情形一定会发生，但是按照中国从不遵循一般规律的特点，这种情形也许永远都不会发生。中国几乎有无穷尽的劳动力供应，这使得中国经济今后长时期都会固定附着在劳动密集型形态之上，很难实现要素密集度光谱的转换，也很难实现经济结构的“向上型”转换。这大概也是中国经济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带动部门模糊不清，各类要素密集度产业齐头并进局面的原因。因为任何技术进步引发的生产要素密集度转型的诱因，都会被中国永远有大量廉价劳动力，劳动要素极度充沛的事实无情地瓦解（中国的劳动力总数七倍于美国，十二倍于日本）。如果劳动力要素非常容易被产业部门采用，资本知识技术的开发和大规模深度培训以提高劳动力素质的动力就无法凝聚。具有压倒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结构形态，使得劳动生产率难以提高，以致造成产业结构的转换刚性。而中国的劳动力形态和劳动力结构意味着必将有很大一部分社会成员长期接受低于平均水平的工资收入。庞大低薪蓝领劳动者阶层的长期存在，也会影响中国社会结构的性质。中国经济学家似乎应该认识到，这些可能是今天耀眼的“贸易利益”或“福利”光环下明天必须承受的“负利益”或“负福利”之一。我们不能不严肃思考，中国的经济结构就这样一直“劳动要素密集”下去吗？即使劳动要素的供给和需求条件及环境发生变化，中国有足够的能力发动起必要的资本要素和知识技术要素的革新，以大幅提高这些要素的供给吗？中国经济能够实现完满而顺畅的经济——产业结构的转换和提升吗？
通过这样的思索，我们看到了贸易和发展之潮的奇异轮回，它们就像不定的潮汐，看似退去，瞬间却以更凶猛的巨浪冲向岸边，让喜不自胜者猝不及防。它们又似一把锋利而神奇的双刃剑，砍向他人却又弹回来砍到自己，躲过这一面的刀刃却躲不过另一面。我们能做的，就是估算这把剑造何时以何种力量砍到自己。
二○○四年十一月写于旧金山郊区肯特菲尔德镇，完稿于夏威夷卡瓦夷岛
（Ted C. Fishman, China, Inc.: How the Industrial Superpower Chanllenges America and the World， Scribner 2006; Ralph Gomory, William Baumol, Global Trade and Conflicting National Interest, The MIT Press, 2001）
“外包”(outsourcing或者offshore，也可称为“委外”)如果不是美国当前最重要也是最引人注目的经济议题。所谓“外包”是指美国厂商将产品生产过程和劳务服务过程全部或部分地转移到境外他国的现象。这种现象并非最近才有，早在七十年代就有“不错，这是西屋(Westinghouse)电视机，但是在日本生产”的说法。但在那时外包只是局限于个别部门的零星现象，而现在却变得非常普遍，几乎遍及美国所有制造业的所有厂家，也涉及到众多的美国高科技研发和服务业部门。
根据联邦储备委员会的估算，外包“威胁”到一千五百万个工作岗位，相当于七分之一的美国总就业人口。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有一个更具体的统计，自二○○一年经济陷入衰退以来美国减少了二百七十万个工作岗位，其中三分之一以上流到国外。而这些流失的工作岗位是“不可再造”的。外包形式改变了许多常规的经济现象：不仅产品生产过程，而且服务和劳务提供过程也可以转移至境外；外包生产的产品大多重新进口，但通过外包而获得的服务和劳务则无法计算到进出口总额中；外包包括境外直接投资设厂，厂商(制造商)放弃生产转而进口商品，直接订货，来样加工，补充加工等多种形式，因此也涵括了进口和直接对外投资的领域。外包成为一种越来越普遍的社会生产方式；产品生产和劳务服务的提供与产品和服务消费之间在地理上甚至国家间的间隔越来越成为美国经济的标准模式。外包所涉及到的国家主要是指中国和印度两国：制造业外包到中国，服务业和劳务外包到印度。外包现象促使美国社会重新思考美国在世界经济和政治结构中的定位。它不仅在美国引起新的一轮产业和贸易保护主义之潮，而且也引发新的政治现象：美国左右两翼围绕这个议题而形成的政治阵势和版图日益明显，主张国际多边合作的自由派阵线正成为经济领域中的孤立主义力量。
似乎是日本经济学家首先提出“产业空洞化”或“产业空心化”的观点。不过“产业空洞化”或“产业空心化”实际上是指制造业部门转至海外生产，并不包含服务业或“第三产业”的转移。外包是一个需要经济学家来解释的全新经济现象。可是经济学家能成功地解释这个现象并提供相应的“药方”吗？
按照国际经济学理论，外包不外是由生产要素在国际之间的流动所引起的。早先在古典经济学理论中是假设生产要素不能在国际之间流动的。其实在古典经济学中，这一类让后来经济学家不能自圆其说而汗颜的理论缺角很多，不得不由后人缝缝补补。为了修正生产要素不能在国际间流动的僵性假说，不得不发展出国际经济学，假设生产要素也能够在国际间流动；为了冲破价格——厂商机制过于完美却单薄的均衡梦境，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应运而生；为了注活经济活动静态背景的呆板，出现了经济增长理论；为了弥补劳动力有限供给假设的不足和凯恩斯有效需求理论在资本积累领域中的无效，经济发展理论又大当其道。现在的经济学才真的像一个“百衲被”。这些后来以修正主义姿态出现的新理论在经济学崇尚方法论革新的机制下成为新的经典。但现在的问题是，外包问题不能仅仅国际经济学一家说了算，它还要经过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发展理论、福利经济理论，以及政治学和社会理论“一一过目”。
现在仍然有很多人用亚当·斯密的绝对贸易利益说和大卫·李嘉图的比较(相对)贸易利益说来解释国际贸易问题。按照斯密的解释，所有国家可以按照其自然禀赋优势而取得贸易利益。李嘉图则认为任何没有绝对禀赋优势的国家也可以从贸易中获得利益。斯密学说显然忽略了一点：有些国家没有任何禀赋优势，没有足以称道的自然资源和地理优势，人口稀少且缺乏高质的劳动力，缺乏生产部门传统技术优势，它们如何参加贸易游戏？李嘉图利用比较利益理论的复杂对应演算，试图突破这个瓶颈。比较贸易利益理论实际上不是由于它的真确性或实用性，而是以其复杂演算中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逻辑悖性来长留史册的。萨缪尔森曾说李嘉图的比较贸易利益学说是经济学史上最艰涩最难以悟通的理论。用比较贸易利益理论来解释“外包”现象时首先遇到的一个障碍是，某比较贸易利益获得国的“利益”涵义如何评价和界定，贸易本身的狭义利益和作为国民整体的广义福利之间如何分界和区隔。一国必须放弃某些绝对贸易利益才能换取比较贸易利益，而比较贸易利益在总体上比放弃的绝对贸易利益更大更广泛。问题是，这些贸易利益，往往是隐形或变形的，甚至超出纯粹贸易领域之外而涉及到国民和社会福利状态，而这种福利状态在很多情况下无法以经济学的标度去计量。譬如，美国民众因此而享受较低价格的产品和劳务，得以较低支出享受更高的生活水准；美国制造业和服务业得以大大节省生产成本，压低价格，具备更有利的竞争地位；美国的持股人可以享受更多的收益回报，美国的资源得到保存，环境得以净化等等。而这些因贸易而取得的隐形“福利”很难以国际经济学理论来加以解释，也很难以具体统计手段将其转化为具有说服力的经济量。因此，现代的国际经济学理论必须采用一种迂回方式去推量贸易利益的幅度，即生产机会成本水平的变动。它的假设是：一国为取得比较贸易利益而必然放弃或缩减某一生产部门，而每一递增的放弃或缩减的生产单位和每一递增的进口商品数量之间的比率会出现变动。这表现为进口商品总额与国内工业产值总额和总就业人数变动之间的相关关系。如果国内工业总产值和总就业人数的增长率超过进口增长率，就说明为某一递进单位的进口商品只需放弃缩减更小单位的国内生产部门。反之，如果国内工业进口增长率超过国内工业生产和总就业人数增长率，便意味着为了换取某一递进单位的进口商品必须放弃或缩减更多单位的国内生产部门。在后一种情形下，该国仍然享有绝对贸易利益和比较贸易利益，但是却也遭受越来越大的“负经济利益”或“负福利”。最近二十年来美国的进口增长率远远超过其经济增长率和就业率。从这个角度观察，美国这个享有世界上最大绝对和比较贸易利益的国家也遭受世界最大的总体经济“负福利”。
国际经济学中一个非常重要却往往为人忽视的假设前提是，一个国家永远不会像关心本国利益一样关心他国的利益(这和微观经济学中供给一方必须关心需求一方利益的前提大异其趣)，因此所谓绝对或比较贸易利益的考察必然带有这种限定。即使“本国”获得了贸易利益，只要他国的贸易利益大于自身的贸易利益，“本国”也会被认定获得的是“负利益”。而且，往往是较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们最容易做出这种判断。因此，为了公正地评判贸易利益的均质性和无差别性，还必须以经济发展理论来考察国际经济和国际贸易问题，即同时判断贸易中较落后一方或发展中国家获得的贸易利益，并把它归纳为总体贸易利益的一部分。
发展经济理论根本上就是研究发展中国家如何进行资本积累，如何将积累之资本合理地配置在经济部门中以实现较高速的经济增长，最后取得自我推动的资金动力机制的问题。发展中国家要创造自律性经济起飞的最初条件是创造和保持高储蓄率，为投资增长创造最初的资金源泉。这一类“模范”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为数很少，几乎全部集中在东亚和东南亚。高储蓄率所积累的资金通过国家主导的倾斜性投资机制和增长策略配置到一些很快形成贸易利益优势的部门以积累贸易利益(外汇储备)，进一步扩大投资并带动其他经济部门的增长。此后这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资本积累将会逐渐多元化，也吸引越来越多的国外投资。在此过程中还有一个必须提及的重要因素，即农业因素。这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都实现过某种程度的“农业革命”或“绿色革命”。这些农村或农业革命一方面改变了农村地区的传统社会结构，另一方面提高了农业部门生产率并增加农产品产量，从而提高了农民的储蓄率，使农村出现剩余人口并为城市地区工业部门和其他经济部门提供充分的劳动力。
当然，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后果和面貌也大为迥异。目前，可以说只有日本和韩国全面实现了工业化，而其他国家和地区或是处于工业化的过程之中（如中国），或者由于经济结构变迁的进程中呈现的各种因素而导致工业化停滞（如东盟国家)，或者由于地缘性质而出现超越工业化的经济增长模式(如香港地区或新加坡的金融中枢化和贸易中心化)。其中，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和路径具有极其鲜明的特色。中国没有真正完成工业化却拥有深厚的工业基础，拥有众多工业技术人员和崇尚工业化的社会意识；依旧存续的农业社会保证了大量的便宜劳动力；社会观念和法律体系方面的相对约束软化下导致对制造业(及其负面后果，如劳资对立关系和环境污染等问题)的宽容。这些特色使中国成为外包的最佳场所。在美国讨论“贸易利益”和外包问题时，所涉及的对象主要是中国。
美国经济评论家特德·费雪曼即将出版《合股公司中国：一个工业超级力量如何挑战美国与世界》（我在网上读了这本书），费雪曼在书中几乎是以敬畏的口吻谈到最近中国的经济局面以及对美国和世界经济的广泛深刻影响。费雪曼指出，中国对美国出口的12%是供给沃尔玛的，沃尔玛从中国的采购占其采购总额的近70%，而美国零售总额中沃尔玛则占几乎四分之一。用夸大得不多的话来说，中国是美国的大工厂，中国决定美国零售物价水平。中国让沃尔玛保持零售市场最低的商品价格。但便宜的中国产品大量进口导致美国工厂关门工人失业。中国让美国民众享受免于通货膨胀的经济生活，中国对石油和原材料的大量需求又提高了对美国钻探机械设备的需求。中国是威胁，又是朋友。费雪曼特别推崇中国劳工，这些劳工都异常勤奋而且聪明，尤其是他们的“自我节制”的品格，服从管理，顺服纪律。他以“中国共产党政府长期以来对劳工的政治灌输和纪律训练”来解释这种世界上罕见的劳工队伍。中国打破了在经济增长中由“劳动密集”到“资本密集”再到“知识技术密集”这样一个要素密集度“转移提升”的规律，使世界制造业从资本密集型再“退回”到劳动密集型形态。当然，中国并不是世界上工资水平最低的国家，许多非洲国家甚至亚洲国家的工资水平都低于中国，但是这些国家没有中国这样劳动意愿充沛，普遍受过初等教育，温驯而自我节律，聪明且善于学习生产技巧的庞大劳工人口。当然也没有中国这样的特殊环境：稳定的政治秩序，几乎没有工会力量，崇尚企业家的社会风土，全面向经济增长倾斜的国家政策，以及迅速完善的基础设施等等。费雪曼提出了一个很有趣的观点：毛泽东鼓励生育的政策保证了中国今日的经济增长享有充分的劳动力资源。若中国过早推行节育政策，其人口数量和结构都可能不足以支撑今日的增长局面，劳动力也很可能缺乏这种局面所必需的品质。
有越来越多的外国人，认为中国是一个可能受另外一种规律支配的“特殊国家”。我们目前所熟悉的历史学和经济学理论好像都无法完满解释“中国现象”。在现成经济学理论看来中国的一切经济现象都是矛盾的和令人不解的：中国居然可以在完全农业化的社会里强行种植庞大的重工业体系，而且这个重工业体系居然可以完全不遵循诸如市场开发、价格制订、生产过程最佳化和生产率提升、劳动力自由雇佣等市场企业定律；中国居然可以在发展重工业化时却完全保留农村传统村社结构，并将其完全封闭化，长期维持一个对比鲜明的二元化社会结构；中国的最初资本积累居然可以只通过10%左右的城市人口的储蓄来完成；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居然长期盘亘在沿海东部地带，在严重缺乏地区传播效应的情况下顺利进展；中国农村地带居然在几乎没有受到经济增长波及，没有机会完成农业生产设备和技术革命的条件下仍可以保持基本的农产品供应，而且还可以向城市提供充足的劳动力；中国的经济增长居然没有明显的带动或领导型产业部门，居然可以在“要素密集退化”的条件下保持高度的产出能力，居然可以保持多种要素密集型产业部门不分伯仲，齐头并进的局面；中国居然可以在保持“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其假设是工资水平等于劳动者最低生活费用)大大提高居民收入水准；中国经济增长的所谓宏观调节居然可以行政手段来执行，宏观货币(利息和货币发行量的调节等)和财政(政府财政支出，政府采购，债券发行，税赋和税率等)调节杠杆居然可以不起主导作用；中国的蓬勃高速经济增长和积弱不振的股市居然可以安然并存。当然，随着中国经济越来越成为国际经济体系的一部分，也越来越依赖国际市场，中国经济可能越来越具有国际经济通常的功能运作特征，也越来越可以用通用的经济学理论来加以解释。这种情况似乎现在就开始发生了。美国现在出版的经济学教科书都把中国作为“经济发展”、“国际经济与国际贸易”章节中主要的范例。即使是十年前的经济学教科书里还把中国经济打入“封闭共产主义经济体系”的另册。费雪曼的书证明美国已经越来越严肃地意识到中国高速经济增长的世界性和历史性含义。但事实是，中国是以其“与众不同”的特色来取得世界最佳外包场所地位的。这种与众不同之处至少到目前为止还难以清楚地阐释。
中国被公认为是贸易利益和福利的大享受者，不仅在贸易顺差等可测度内容和不可测度的社会福利内容方面，中国都是大赢家。费雪曼指出上海和其他几个中国大城市的生活水准已经和美国与其他发达国家非常接近。这种生活水准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贸易带来的“利益”或“福利”，只是很难具体计算，也很难简单归类。但是，中国会永远享有这些“利益”或“福利”，而美国会永远遭受“负利益”或“负福利”吗？按照国际经济学理论的解释，在贸易过程中密集程度最高的生产要素会取得最大报酬，在报酬和成本相等后，另一种生产要素的密集度成为贸易中的主导光谱。而在生产要素密集度光谱变换过程中会出现所有生产要素报酬均非最大化的低峰期。日本和韩国是典型的例子。这种情形会发生在中国吗？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困惑的问题。按照“一般规律”这种情形一定会发生，但是按照中国从不遵循一般规律的特点，这种情形也许永远都不会发生。中国几乎有无穷尽的劳动力供应，这使得中国经济今后长时期都会固定附着在劳动密集型形态之上，很难实现要素密集度光谱的转换，也很难实现经济结构的“向上型”转换。这大概也是中国经济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带动部门模糊不清，各类要素密集度产业齐头并进局面的原因。因为任何技术进步引发的生产要素密集度转型的诱因，都会被中国永远有大量廉价劳动力，劳动要素极度充沛的事实无情地瓦解（中国的劳动力总数七倍于美国，十二倍于日本）。如果劳动力要素非常容易被产业部门采用，资本知识技术的开发和大规模深度培训以提高劳动力素质的动力就无法凝聚。具有压倒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结构形态，使得劳动生产率难以提高，以致造成产业结构的转换刚性。而中国的劳动力形态和劳动力结构意味着必将有很大一部分社会成员长期接受低于平均水平的工资收入。庞大低薪蓝领劳动者阶层的长期存在，也会影响中国社会结构的性质。中国经济学家似乎应该认识到，这些可能是今天耀眼的“贸易利益”或“福利”光环下明天必须承受的“负利益”或“负福利”之一。我们不能不严肃思考，中国的经济结构就这样一直“劳动要素密集”下去吗？即使劳动要素的供给和需求条件及环境发生变化，中国有足够的能力发动起必要的资本要素和知识技术要素的革新，以大幅提高这些要素的供给吗？中国经济能够实现完满而顺畅的经济——产业结构的转换和提升吗？
通过这样的思索，我们看到了贸易和发展之潮的奇异轮回，它们就像不定的潮汐，看似退去，瞬间却以更凶猛的巨浪冲向岸边，让喜不自胜者猝不及防。它们又似一把锋利而神奇的双刃剑，砍向他人却又弹回来砍到自己，躲过这一面的刀刃却躲不过另一面。我们能做的，就是估算这把剑造何时以何种力量砍到自己。
二○○四年十一月写于旧金山郊区肯特菲尔德镇，完稿于夏威夷卡瓦夷岛
（Ted C. Fishman, China, Inc.: How the Industrial Superpower Chanllenges America and the World， Scribner 2006; Ralph Gomory, William Baumol, Global Trade and Conflicting National Interest, The MIT Press, 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