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两代的中后期，我国由传统的农业经济转向近代商品经济的萌发阶段，商品意识日渐增强，社会风气日趋浮躁，造假欺诈层出不穷，几乎达到了巅峰状态。人们对金钱的欲望，没有良性意识形态引导。于是，社会行为失范，造假之风盛行。
　　当时，经济比较发达的江南名城钱塘（今杭州），明中叶人田汝成在《西湖游览志余》中描述了其弄虚作假之风说：“杭州风，一把葱，花簇簇，里头空”。
　　与杭州并称“人间天堂”的苏州，不仅杭州的那些市井伎俩，种种皆有，而且，造假造得更加花哨。时人叶权在《贤博编》说：“今时市中货物奸伪，两京为甚，此外无过苏州。卖花人挑花一担，灿然可爱，无一枝真者；杨梅用大棕刷弹墨染紫黑色；老母鸡毛插长尾，假敦鸡卖之。浒墅货席者，术尤巧。大抵都会往来多客商可欺。”
　　鲜艳灿烂的假花、染成熟紫色的杨梅，还有乔装打扮的长毛假野鸡等等，骗你没商量。
　　卖酒掺水是当时通行的伎俩。学者吴履震在《五葺志逸》中写道：“云间有嘲淡酒者，作《行香子》词云……这一瓶约重三斤。君还不信，把秤来称，有一斤酒，一斤水，一斤瓶。”这样的酒，在市面上照样行销，大家不是不知道，只是“将假就假”罢了。市面上还有许多骗术，诸如以黄泥掺红颜料搓成丸子冒充老鼠药，卖假药欺骗病人等等，比比皆是。
　　明朝的古董造假歪风甚炽。明人沈德符对当时的“假古董”是这样描述的：“骨董自来多赝，而吴中尤甚，文士皆借以糊口。近日前辈，修洁莫如张伯起，然亦不免向此中生活。至王伯榖，则全以此作计然策矣。”
　　“百无一用是书生”，有些文人也打造“古董”混生活。王伯榖造假古董，不料自己以巨资购买的阎立本《醉道士图》竟也是伪作。明末名家陈继儒所秘藏的颜真卿《朱巨川告身》，也是后人临摹的赝品。
　　为了满足发财梦，更有人铤而走险造假币。明正德年间，姜南在《抱璞简记》中说：“今世之造假银者，或以铁，或以铜，或以铅、锡为质，外裹以银皮，不复辨其伪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