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湘舲（后改名为李涛），父亲是清朝秀才，以教书为业，极为重视孩儿教育，虽家道中落，临终前仍嘱托要供孩儿读书。李涛小学、中学成绩优异。其文化水平，在上将中出类拔萃。和李克农略有不同的是，红军早期，担任红7师政委的李涛与师长陈伯钧一起带兵打仗，反“围剿”，有战场带兵经历和作战经验。1933年后才开始长期从事安保、对敌统战和军委机关工作。1935年 底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李克农负责联络张学良和东北军，李湘舲在周恩来建议下改名为李涛，负责杨虎城的西北军统战工作。
　　1942年，担任军委作战部副部长的李涛继曾希圣、曹祥仁之后兼掌二局，负责无线电技术侦察情报工作，开展对日、伪军和国民党军情报收集。在此之前，李涛虽有过对敌军工作经验和统战经历，但均不系统、正规。现在，身居军委作战部，直接掌管情侦部门，继李克农、曾希圣、曹祥仁等人之后，李涛与军事情报工作亦结下不解之缘，开启了自己的情侦生涯。
　　曾希圣、曹祥仁，均为红军谍报工作主要创始人。二人对密码研究颇有心得，对国民党军密电破译建树极大。无论是在江西中央红军历次反“围剿”作战还是长征过程中，曾、曹等人破译的大量密电，对中央红军胜利突围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毛泽东称赞曾希圣领导的二局是“千里眼、顺风耳”，说：没有二局，长征是难以想象的；有了二局，我们好像打着灯笼走夜路。
　　有曾、曹二人的工作业绩与工作基础，李涛领导二局继续卓有成效开展工作。抗战时期，二局一项重要任务就是侦控、破译国民党军密电，确保我边区根据地安全。1943年5月，共产国际解散，鼓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蒋介石以为消灭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的时机已到，密令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胡宗南调动黄河河防部队妄图闪击延安。6月，军委二局于侦听中觉察胡宗南部电讯有“异常征兆”，即密切跟踪动向，果然陆续破译胡宗南向各军军长下达“亲译极机密”电文。胡宗南要各军以演习、换防之名秘密推进，“勿得稍有声张”，以图一举突袭延安得手。
　　陕甘宁边区周围，国民党军屯兵四五十万，而边区内我留守兵团加上地方武装只有三万人左右，力量极为悬殊。当此危急时刻，毛泽东决然不惜暴露我侦听破譯内容，以社论、谈话、动员大会、致电等方式公开揭露国民党当局和胡宗南密电，质问国民党当局为何暗中调兵遣将、纷纷开进、准备进攻边区？这种质问还详细引用了胡宗南部密电中国民党军部队番号、出发与抵达地点和时间，甚至还有密电中隐晦的专用术语，令自以为密不透风的蒋介石、胡宗南大为震惊。国内反对内战之声沸腾，国际舆论也迫蒋抗日，蒋介石极为尴尬、被动。7月10日以后国民党军被迫收兵。胡宗南由此深感中共方面侦听、破译能力之突出，不仅撤换身边机要人员，还改用更为复杂的新型密码，但还是没有难住李涛手下功力深厚的破译人员。
　　李涛领导的专业精湛的侦听、破译队伍，不仅研究密码有术，而且在“侦控”方面效率奇高，蒋介石、胡宗南发给部下的许多电文，国民党军将领们拿在手上之时，毛泽东手上也同样持有一份。1947年5月陕北蟠龙之战，周恩来给随同转战的昆仑纵队二大队（由二局技侦人员组成）下达指令，要在三天之内破译胡宗南部密码。二大队组织力量，对胡宗南的两个军部、6个师部及所属十几个旅实施全面监控，截取大量电文进行研磨，终于在三天之内破译了胡部密码，随后几乎达到随来随译随报，为我全歼蟠龙守敌6700余人立下奇功。
　　无论是作战参谋还是技术侦察业务，李涛都做了大量扎实有效的基础性、开拓性工作。自抗战后期始，李涛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是军委作战部的主要当家人。
　　抗战胜利后，李涛任军委作战部部长，下辖一局（作战）、二局（情报）、三局（通信）。解放战争中，他跟随毛泽东、周恩来转战陕北，是毛、周指挥全国解放战争的军事参谋。
　　李涛以对军情业务的熟悉、对国民党军队内情的深刻了解而深受周恩来信任与重用。当时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晚年回忆：“李涛这个同志很厉害。他对敌人每个军每个师，前身是什么，以后经过什么改编，现在有多少人，都记得很清楚，真是个好参谋。”正因为如此，长期在军委作战部担任领导职务、业务精湛的李涛，被称为毛泽东、周恩来身边最忙碌的“大参谋”，是“活字典”“活地图”。
　　有当事人回忆，解放战争中，军委总部机关十分精干，军事工作部门就是具有总参谋部性质的军委作战部，只有三个局，人数也不多。在河北西柏坡，周恩来要作战部部长李涛与自己同住一个小院，无论是请示还是命令下达都很直接。各种战略决策在毛、周二人商定后，即由周恩来指令作战部下达各战略区实施。在这方面，作战部一方面要及时综合分析来自各战略区信息情况，另一方面还要分析汇总国民党军的情报信息（既有新闻报道等公开的资料来源，也有通过技术侦察等手段获取的密息），整理编写出《战况通报》《敌情通报》（包括全国各战场国民党军各部队番号、人数、编成、装备、战斗力、指挥关系、主官姓名和驻地、行动意图，以及这些部队属何战区、派系等）《战绩公报》《作战双方兵力损失对比》《作战经验汇编》等，上报中央五大书记，或通报各战略区。刘庆方著《开国上将李涛》指出，正是由于李涛领导的作战部“及时、准确、深入地掌握了国民党军统帅部在各阶段的作战部署、战略意图和各战区的兵力配置、作战方针、战役战斗部署、实力消长和每日军情变化，为军委首长和各战略区首长及时了解情况、定下决心、作出决策和指挥作战提供了可靠的依据”。毛泽东称赞作战部提供的材料“甚好”， “很有用处”。
　　有人说，李涛的工作性质是双重的，既是“参谋的首长”，又是“首长的参谋”，繁重、高效、准确，就是对其工作最形象的概括。担任过军委作战部一局局长的童陆生、张清化都有回忆：战争年代在毛主席身边当作战部长是很不容易的，要有相当的政治文化水平、军事素养、实战经验和综合分析能力。高级干部中许多人不一定适应得了。李涛部长有才华、有学识，在军委作战部很有威信。三大战役时，他昼夜忙碌，工作上直接对周副主席负责，有些事主席也亲自抓他，中央关于军事问题的决策性会议他都参加了。他为保障中央军委首长指挥全军胜利作战起到了重要作用。他是军委首长的得力助手。
　　1952年4月，李涛转任总参技术部部长（ 1959年2月又改任该部政委）。
　　李涛，一生所任职务并不甚高，长期在“二级部”部长任上辗转徘徊，但所处地位和部门却极为重要。他不是驰骋沙场那种大开大合、指挥所部冲锋陷阵的将军，而是帷幄之中缜思冥想参谋。只是，李涛这个参谋，不是哪个团、哪个师、哪个军、甚至哪个野战军的小参谋，而是中央军委的“大参谋”，属于“中枢中的中枢”，绝对是军机要害部门，是能直接同周恩来“过从甚密”的人，直接跟随毛泽东、周恩来左右的人，直接听命于周恩来、叶剑英、彭德怀、聂荣臻的人。
　　1965年5月，李涛因受到“单纯技术观点”“方向性错误”指控，遭到免职。1969年10月于战备疏散中被安置在广东从化。1970年12月，李涛心绞痛频发，但在当时那种政治情况下，又远在从化，并未得到及时有效治疗。12月20日，正量血压的李涛指着右侧头部突然说出一句：“有个东西跑到头上来了”，随后全身痉挛、休克，年仅65岁即逝世。
　　纵观李涛将军一生，笔者以“襄赞军务、擘画军机”八个字概括之。在李涛之后担任技术部部长的开国少将彭富九回忆老部长：在我党高级干部和我军高级将领中，他是一位难得的具有“全才”的人物，在军事、政治、统战，特别是参谋工作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做出了卓越贡献；他长期在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等中央和军委首长身边工作，是军委首长最信任、最得力的助手。
　　（摘自《军事史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