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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西藏问题的慎重稳进方针
最初，顾及西藏交通不便、给养供应困难、民族及宗教问题突出等因素，毛泽东提出解决西藏问题“须要稳步前进”，一度将“解放西藏”置于“解放台湾”之后。
1949年以前，毛泽东虽然数度论及西藏，但只是将其视为一般意义上的民族问题。解放战争后期，随着战争进程的不断推进，毛泽东对西藏问题越来越关注，考虑的重点亦越来越倾向于实际解决的操作层面。
1949年2月，毛泽东在西柏坡会见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一行时，第一次正式提到解决西藏问题。他指出，西藏是解放全国比较麻烦的一处，因为一是“交通困难，大军不便行动，给养供应麻烦也较多”，二是“民族问题，尤其是受宗教控制的地区”，所以解决西藏问题不能太快和过于鲁莽，“须要稳步前进，不应操之过急”。
在以后进军及经营西藏的过程中，毛泽东多次强调：“在西藏考虑任何问题，首先要想到民族和宗教这两件大事，一切工作必须慎重稳进。”“慎重稳进”由此成为解决西藏问题的基本方针。
保护班禅，“以为解决西藏问题的准备”
毛泽东1949年2月与米高扬会谈时提及解决西藏问题，是在展望解放战争的进程，并无立即着手解决之意。由于江南、华南和西南此时尚未解放，与国民党的内战尚未取得全局性胜利，在毛泽东和中共高层的考虑中，西藏问题的解决非当务之急。1949年3月举行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对各野战军进行的战区划分还不包括西藏。在当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考虑中，西藏的解放将是最后解决的问题，要迟至1950年以后。
虽然西藏的解放还未提上日程，但毛泽东一贯未雨绸缪，伏脉千里。1949年夏，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进军大西北。8月6日，正值一野开始解放兰州之际，毛泽东致电一野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班禅现到兰州，你们攻兰州时请十分注意保护并尊重班禅及甘青境内的西藏人，以为解决西藏问题的准备。”
毛泽东对班禅的重视，与远方的苏共不谋而合。1949年底，苏共专门为保护班禅事向中共提出建议。12月26日，刘少奇致电彭德怀，称：“彭并西北局：班禅童子对我解决西藏问题有很大作用，苏联同志劝告我们要切实注意不要使班禅被人下毒毒死。望予注意。”
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俗名官保慈丹，1943年被班禅办事机构堪布会议厅认定为九世班禅的转世灵童，但西藏地方政府图谋另立班禅灵童，以进一步控制后藏，所以一直不予承认。按历史定制和宗教仪规，中央政府对活佛转世灵童正身有最高决定权，达赖和班禅转世灵童需在中央代表监督下，经金瓶掣签认定，并报请中央政府批准继位。但国民党政府忙于同共产党打内战，不愿在无力西顾的情况下激化同西藏地方政府的矛盾，所以对确认转世灵童一事一直拖延。直到1949年6月3日，在即将离开中国大陆的“紧急关头”，国民党政府才特准官保慈丹继任为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并于同年8月10日派员赴青海塔尔寺主持坐床大典，从而挫败了西藏地方政府控制活佛转世灵童正身的认定权、否定中央对西藏重大宗教事务的行政管理权以分裂祖国的图谋。
此后一段时期，国民党一直试图说服十世班禅随行南撤台湾。甚至连班禅迁台的具体方案都精心设计好了。
正是预料到这些情况的出现，毛泽东在十世班禅正式坐床之前，就未雨绸缪，抢占先机。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一野很快与客居青海香日德的班禅及其行辕取得联系，并派人前往香日德向班禅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对其善加开导。
“驱汉事件”加速了毛泽东解决西藏问题的步伐
1949年7月8日，在印度驻藏代表英人黎吉生一手策划下，西藏地方政府以“防共”为借口，制造了“驱汉事件”，迫使国民党政府驻藏办事处全体人员及眷属离开西藏，企图切断和内地的政治联系，阻止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
虽然英美政府多年来对“西藏独立”活动的支持和怂恿是导致“驱汉事件”的根本原因，但两国政府并不赞成西藏地方政府的此次行动，他们担心此事“不仅具有某种刺激性，而且是促使中共申明在拉萨保持一个中国办事机构的权利”。正如英美政府所认识到的，“驱汉事件”确实“刺激”了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1949年9月3日，新华社针对“驱汉事件”发表了一篇题为《决不容许外国侵略者吞并中国的领土西藏》的社论。中共在西藏问题上第一次公开表态，明确提出必须解放西藏。
果断将解放西藏问题的日程提前
在中国共产党统一全中国的部署中，解放西藏和解放台湾总是被并列提起，二者亦都是人民解放战争的题中应有之义。在“复杂性”和“麻烦性”上，毛泽东将二者相提并论。但由于当时的主要目标是“肃清残敌”，西藏没有国民党部队，且路途遥远，在迫切性和现实性上远不如解放盘踞大量国民党残余势力、仅一海之隔的台湾，于是毛泽东想最后解决西藏问题，趁蒋介石在台湾立足未稳，乘胜追击，先集中兵力解决台湾问题。
1949年12月6日，毛泽东登上北去的列车，前往莫斯科。在出访途中，他得知西藏当局派出几个“亲善使团”，分赴美、英、印度、尼泊尔等国寻求对其所谓“独立”的支持和军事援助，毛泽东果断地调整先解放台湾、后解放西藏的战略规划。在毛泽东看来，因为海军、空军力量有限，解放台湾的设想不能立即实现，那么西藏的解放对当时国家统一的重要性就显得十分突出，而且更具现实可行性。
于是，途经满洲里时，毛泽东致信中共中央并西南局：印、美都在打西藏的主意，解放西藏的问题要下决心了，“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否则夜长梦多”。
1949年的最后一天，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发表《告前线将士和全国同胞书》，把“解放西藏”列为1950年的一项光荣战斗任务。
1950年新年第一天，《人民日报》发表元旦社论，指出：以一切力量完成人民解放战争，解放台湾、西藏、海南岛，完成全中国统一大业。至此，解放西藏提上中共中央和毛泽东1950年的工作日程。
1月2日，毛泽东在遥远的莫斯科，通过电报向国内下达了解放西藏的指示。
（摘自《党的文献》2011.5期）B②
最初，顾及西藏交通不便、给养供应困难、民族及宗教问题突出等因素，毛泽东提出解决西藏问题“须要稳步前进”，一度将“解放西藏”置于“解放台湾”之后。
1949年以前，毛泽东虽然数度论及西藏，但只是将其视为一般意义上的民族问题。解放战争后期，随着战争进程的不断推进，毛泽东对西藏问题越来越关注，考虑的重点亦越来越倾向于实际解决的操作层面。
1949年2月，毛泽东在西柏坡会见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一行时，第一次正式提到解决西藏问题。他指出，西藏是解放全国比较麻烦的一处，因为一是“交通困难，大军不便行动，给养供应麻烦也较多”，二是“民族问题，尤其是受宗教控制的地区”，所以解决西藏问题不能太快和过于鲁莽，“须要稳步前进，不应操之过急”。
在以后进军及经营西藏的过程中，毛泽东多次强调：“在西藏考虑任何问题，首先要想到民族和宗教这两件大事，一切工作必须慎重稳进。”“慎重稳进”由此成为解决西藏问题的基本方针。
保护班禅，“以为解决西藏问题的准备”
毛泽东1949年2月与米高扬会谈时提及解决西藏问题，是在展望解放战争的进程，并无立即着手解决之意。由于江南、华南和西南此时尚未解放，与国民党的内战尚未取得全局性胜利，在毛泽东和中共高层的考虑中，西藏问题的解决非当务之急。1949年3月举行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对各野战军进行的战区划分还不包括西藏。在当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考虑中，西藏的解放将是最后解决的问题，要迟至1950年以后。
虽然西藏的解放还未提上日程，但毛泽东一贯未雨绸缪，伏脉千里。1949年夏，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进军大西北。8月6日，正值一野开始解放兰州之际，毛泽东致电一野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班禅现到兰州，你们攻兰州时请十分注意保护并尊重班禅及甘青境内的西藏人，以为解决西藏问题的准备。”
毛泽东对班禅的重视，与远方的苏共不谋而合。1949年底，苏共专门为保护班禅事向中共提出建议。12月26日，刘少奇致电彭德怀，称：“彭并西北局：班禅童子对我解决西藏问题有很大作用，苏联同志劝告我们要切实注意不要使班禅被人下毒毒死。望予注意。”
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俗名官保慈丹，1943年被班禅办事机构堪布会议厅认定为九世班禅的转世灵童，但西藏地方政府图谋另立班禅灵童，以进一步控制后藏，所以一直不予承认。按历史定制和宗教仪规，中央政府对活佛转世灵童正身有最高决定权，达赖和班禅转世灵童需在中央代表监督下，经金瓶掣签认定，并报请中央政府批准继位。但国民党政府忙于同共产党打内战，不愿在无力西顾的情况下激化同西藏地方政府的矛盾，所以对确认转世灵童一事一直拖延。直到1949年6月3日，在即将离开中国大陆的“紧急关头”，国民党政府才特准官保慈丹继任为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并于同年8月10日派员赴青海塔尔寺主持坐床大典，从而挫败了西藏地方政府控制活佛转世灵童正身的认定权、否定中央对西藏重大宗教事务的行政管理权以分裂祖国的图谋。
此后一段时期，国民党一直试图说服十世班禅随行南撤台湾。甚至连班禅迁台的具体方案都精心设计好了。
正是预料到这些情况的出现，毛泽东在十世班禅正式坐床之前，就未雨绸缪，抢占先机。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一野很快与客居青海香日德的班禅及其行辕取得联系，并派人前往香日德向班禅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对其善加开导。
“驱汉事件”加速了毛泽东解决西藏问题的步伐
1949年7月8日，在印度驻藏代表英人黎吉生一手策划下，西藏地方政府以“防共”为借口，制造了“驱汉事件”，迫使国民党政府驻藏办事处全体人员及眷属离开西藏，企图切断和内地的政治联系，阻止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
虽然英美政府多年来对“西藏独立”活动的支持和怂恿是导致“驱汉事件”的根本原因，但两国政府并不赞成西藏地方政府的此次行动，他们担心此事“不仅具有某种刺激性，而且是促使中共申明在拉萨保持一个中国办事机构的权利”。正如英美政府所认识到的，“驱汉事件”确实“刺激”了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1949年9月3日，新华社针对“驱汉事件”发表了一篇题为《决不容许外国侵略者吞并中国的领土西藏》的社论。中共在西藏问题上第一次公开表态，明确提出必须解放西藏。
果断将解放西藏问题的日程提前
在中国共产党统一全中国的部署中，解放西藏和解放台湾总是被并列提起，二者亦都是人民解放战争的题中应有之义。在“复杂性”和“麻烦性”上，毛泽东将二者相提并论。但由于当时的主要目标是“肃清残敌”，西藏没有国民党部队，且路途遥远，在迫切性和现实性上远不如解放盘踞大量国民党残余势力、仅一海之隔的台湾，于是毛泽东想最后解决西藏问题，趁蒋介石在台湾立足未稳，乘胜追击，先集中兵力解决台湾问题。
1949年12月6日，毛泽东登上北去的列车，前往莫斯科。在出访途中，他得知西藏当局派出几个“亲善使团”，分赴美、英、印度、尼泊尔等国寻求对其所谓“独立”的支持和军事援助，毛泽东果断地调整先解放台湾、后解放西藏的战略规划。在毛泽东看来，因为海军、空军力量有限，解放台湾的设想不能立即实现，那么西藏的解放对当时国家统一的重要性就显得十分突出，而且更具现实可行性。
于是，途经满洲里时，毛泽东致信中共中央并西南局：印、美都在打西藏的主意，解放西藏的问题要下决心了，“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否则夜长梦多”。
1949年的最后一天，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发表《告前线将士和全国同胞书》，把“解放西藏”列为1950年的一项光荣战斗任务。
1950年新年第一天，《人民日报》发表元旦社论，指出：以一切力量完成人民解放战争，解放台湾、西藏、海南岛，完成全中国统一大业。至此，解放西藏提上中共中央和毛泽东1950年的工作日程。
1月2日，毛泽东在遥远的莫斯科，通过电报向国内下达了解放西藏的指示。
（摘自《党的文献》2011.5期）B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