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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阴如电，似水流年，转瞬间又到了“清明节”。据统计，每逢“清明”这一天，北京市将有百万人祭祀亡人。显然，这是老百姓非常看中的一个节日，每当这个特殊的时候，我就特别想念心中的父亲！
谈起漫长的家事来，我非常清楚，父亲原名单永魁，字长臣，生于宣统元年，卒于1971年春夏之交，享年整整60岁。
细细说起来，父亲这一生，命运多舛。无论是童年，还是晚年，他几经生死、历尽磨难，几乎没过几天舒心的日子。据我祖母回忆说：父亲那辈人，总共兄弟三人，他们很小的时候就失去了父亲，一家几口过着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的底层生活。父亲8岁那年，经人介绍，在镇子上一家织麻袋的厂子当了“童工”，每天起早贪黑要干十几个小时的重活儿。晚上，累得干着活就睡着了，连上茅厕的时间都没有，经常把小便尿在裤子里，久而久之的患了一种叫“大头翁”的病。脑袋肿得好大，二目“封侯”，啥也看不见了。
这就是残酷的生活现实，家里，男男女女、大大小小居然如此清贫，年龄低下的孩子又病成这个样子，简直是雪上加霜。所幸，在那段时间，我伯父——单永生一直在养家糊口。伯父曾拜了一位鼓书老艺人为师——无非是学说书、唱西河大鼓。凭着悟性和努力，伯父很快就登台演出了，观众喜欢这位能说会唱的小演员，给他送了个绰号——“八岁红”。
大伯是个勤快人，他走乡串镇不停的演出，全家人靠着这个孩子的微薄收入，终于渡过了难关。之后，在大伯的影响下，我父亲和我三叔——单永槐，也相继拜师学曲艺。我三叔的“天分”很好，学会了说评书；我父亲说书的悟性差点儿，只学会了弹三弦。再以后，他们浪迹江湖、四海为家，哪个地方能挣钱，就跑到哪里去。
古话说：“流落江湖上，便是薄命人。”父辈历尽艰辛，终于在饥寒交迫中长大成人。此后，他们又来到天津这个曲艺之乡，这一回，总算苦尽甘来。
天津自古就是大码头，人口多，帮头大，各种生意云集，只要肯吃苦，混口饱饭绝对不成问题。由于我父亲为人忠厚老实，被鼓曲老艺人王福义——也就是我的外公所看中。先是雇佣他弹弦伴奏，而后，又把比我父亲小8岁的女儿——王香桂（她就是我的生身母亲）许配给他，那年，我父亲26岁，母亲18岁。要说明的是，我母亲当时在天津曲艺界已小有名气，绰号“白丫头”，她称得起我外祖父家的一棵摇钱树！我父能娶到这样的艺人为妻真是吉星高照，一步登天。母亲19岁那年，在天津生下了我，这就是我生于曲艺世家的渊源。
在我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带着我“闯关东”。来到东北后分别在营口、沈阳、长春、齐齐哈尔、哈尔滨等地演出。我跟随父母居无定所，四处漂泊，全靠我母亲天生一条好嗓子，“吼”出了一个名利双收的小康之家。之后，母亲又为我生下几个妹妹，如今，我兄妹五人都还健在。
旧社会艺人没有地位。官欺、民狭、嘎子搅！私官两面是非多多，做为一家之主的父亲上下打点、多方周旋耗费了大量的心血。父亲饱受没读过书、没文化之苦，把希望全寄托在我身上。我6岁上私塾，学“人之初、性本善”；8岁上“洋”学——学国文和日文。父亲还为我请过一个老学究杨爷爷，为我业余补课，他巴不得宝贝儿子能早日成材，做一个有大学问的人，将来找一个令人羡慕的好职业，以此改换门庭，彻底摆脱曲艺这个“下九流”的行当。我从小受父母的灌输，对说书、大鼓书也十分厌烦、鄙视，暗下决心好好读书，将来做一名教师、工程师或医生。
我小时候特淘气。捅娄子、惹祸、不懂礼数、学习不好，父母懒得管教我。抽嘴巴、打屁股、罚跪更是家常便饭，父亲手重，我身上经常带着伤。他们接受的是封建思想，什么“恩养无义儿，棍头出孝子”“小孩不打不成材”等说法，都深入人心。有几次因为把我打得太重了，奶奶疼孙子，跟父亲几乎玩了命。我从小到大都不敢跟父亲顶撞，甚至受了极大的委屈也不敢分辩，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他老离世。
1951年，一件意想不到的大祸从天而降，在同一天里我父亲、母亲、外祖父、二舅、三舅这些亲人，都被公安部门带走。半年后，我母亲、外祖父获释；父亲、二舅、三舅因犯包庇罪分别被判处6年、8年、5年有期徒刑，父亲那年刚好43岁，受其影响，我前半辈子没得好，成了灰色人物。
话再说回来，好不容易盼着过了近五个年头的时候，也就是说，再有一年父亲就可刑满回家了。更大的意外又发生了。我母亲和父亲忽然离了婚，把我一家老小扔在了沈阳。主心骨不在了，能挣钱的老娘也走了，当时，我如泰山压顶，心灵和经济双重的压力可想而知，这就是我为什么辍学、与妻子——王全桂结婚，为什么又干了本来厌烦的曲艺这一行。
父亲6年徒刑期满回到家中，面对一个支离破碎的家庭——爱妻改嫁走了、儿子结婚了，儿媳也没离开本行，是个说大鼓书的，而且比儿子的年龄大8岁。古话说：是可忍，孰不可忍！后来父亲对我坦诚地说：“当刑期满从监狱回到家时，恨不得一头碰死，因为我的愿望和寄托全没了，全毁了。”
毕竟骨肉情深，很快父亲原谅了我，但不去鞍山与我同住。他要自力更生，学评书从头再来，一扫多年依赖妻子挣钱的习惯。可是，这一切努力已经太晚了，他一无文化、二年近五十，想说书，从头再来，谈何容易？很快，他就被沈阳市曲艺团裁员，转业到沈阳市大东区的一座塑料厂，当了一名普通工人。
后来，父亲也再婚，为我娶了个继母，因诸多原因，感情不和，甚至口水战不断。有一次，父亲为给同志家帮忙盖房，午间休息又中了风，患上了半身不遂。“屋漏偏遭连阴雨”，一个灾难连着不幸，他的晚年就是这样度过的。
很快到了1969年冬，在等待下乡的前夕，我自知在鞍山待不了多久了，利用这段空闲，就把患半身不遂的父亲接到了鞍山，想藉此尽一下做儿子的孝道，这是我们父子俩一生当中最亲密的接触，也是父与子人生最后一次长谈！
在那段日子里，我和父亲几乎无话不说，相互交心。从儿时起，聊到我入学；又聊到小时候我不听话、尽淘气，甚至爱撒谎等等。我则埋怨父亲当年出手太重！没短了冤枉我。打我还包括打我的两个师姐（父亲的徒弟）。看得出，父亲很内疚，脖子上的大筋蹦了几蹦，极为感慨地点了点头，发自内心地接受了，接着说：“那个时代都这样，我那辈儿都是在打骂声中长大出徒的。唉！老猫房上睡，一辈传一辈；另外，打徒弟的事儿，都说‘打戏子打戏子’，你不打她们出不来呀。现在看来，过去做得的确是太过分了……”
父亲和我面对面地坐着。我望着他那日渐消瘦的五官，那对突出的眼睛，满是刀刻似的皱纹，一头银发及那动作迟缓的肢体……不由得悲从中来，泪洒衣襟。当时，我是多么希望能做个孝顺的儿子，父亲能永远与我住到一起共同生活。我要以最大努力弥补自己的过失，来抚慰父亲心灵的创痛，让他颐养天年！不幸的是，那时，我的政治生命已被剥夺了，而且，我和老婆孩子，即将被遣送到农村，已经自身难保了，空有其心而无其力呀！
在我和父亲分别的时候，老人家一手拄着棍子，一只手抚摸着我儿子老铁的头说：“田芳啊，我这辈子算完啦，你这辈子也就这样了，可不能再叫他受罪了啊！不管到农村有多苦，你都要挺着，再苦还能比监狱苦哇？我不心疼你，我是疼我的孙子。他个孩子招谁惹谁了，跟着你们去受那份罪呀……”
父亲说到这儿老泪纵横，我的心碎了！这真是：美好愿望难实现，两代霉气散不完，天公如此不作美，狭路何时能放宽？！
我目送父亲上了回沈阳的客车，谁知，此番分别竟是终生的诀别，也是父亲留给我最后的影像。
1970年2月2日，小雪飘落，北风扫尘，我一家四口被遣送到辽宁省台安县农村。
1971年春天，我正在地里和一大帮“革命群众”播种，突然，大队通讯员小王跑来，交给我一份电报，打开一看，上面就是几个字：“父病重，速回沈阳！”这封电报是继母发给我的。当时，我想跟父亲两年多没见面了，可能老人想念我，以病重为借口催我回去看他，我没有相信。心想：爸爸呀，你好糊涂。难道你不知道儿子现在的处境吗？眼下，我生不生、死不死，形同奴隶。领导能答应吗？即使我提出要求也得撞南墙！
当时，我把电报放在兜里并没声张，也没请假，因为我跟我父亲分开的时候，他的身体除行动不便，别的方面很好，我根本就不信他病了。几天之后，我依然在地里干活，小王又给了我第二封电报，打开一看，上面写得是：“父病危，速回！”还是继母发给我的。这次我有点懵了。上次的电报是病重，这次的是病危，虽只一字之差，可见，父亲的确是病了。否则，谁会拿这种事开玩笑！
我急忙跑到大队部向书记和大队长请假，并把电报递给他们。大队长看过电报之后没说什么，大队书记说话了，他翻着眼皮瞪了我一眼，把电报放在桌上：“我说老单，你是啥身份，知道不？你是现形反革命，在我们这儿接受劳动监督，据群众反应，你劳动成绩不怎么好，还经常喊冤诉屈，还让你老婆回城上访，别以为我们不掌握。这就是你不认罪的表现，所以不能给你假，去吧，回去干活。”
一时间，我气堵咽喉，转身就走，我知道，再说什么也是白搭，何必哀求呢！回到大田里，那些老乡们关心的问我怎么回事？我简单的把情况介绍了一遍，他们摇头叹气，打了几个唉声。在那种大时代的背景下，谁敢直接同情一个“现形反革命”呢？
又过了几天，大队通讯员王某又递给我第三封电报，在我没看之前，心里有一种不详的预感，打开一看，上写：“父病故，速回！”我当时腿一软，蹲到地上哭了，电报也从我手中滑落到地上。有个老乡认得字，他拾起电报看了一眼对我说：“你爸死了？这才几天的事呢，你快上大队请假吧，跟他们好好的哀求哀求，人心都是肉长的。这么大的事情，他们或许能给你假。”
随后，我又鼓起了勇气哭着跑进大队部，正好书记、队长还有其他几位干部都在，我把电报往上一递，哀求他们能准许我赶回沈阳，为父亲治丧。书记沉默了片刻说：“你先回去干活吧，我们研究研究！由于你的身份特殊，我们还得向公社领导请示。”
于是，我掉着眼泪又回到田间干活，当时，脑子里一片空白，父亲的一颦一笑浮现在眼前，我的两条腿不听使唤，一个劲儿地打颤，双手不住地发抖，因为在众目之下，我不便放声大哭。
过了一会儿，大队通讯员小王跑来喊我：“老单，书记叫你去一趟！”我心里“咯噔”一下，莫非他们同意了？准我的假了？于是，我三步并成两步跑着到的大队部，当时，我最担心的是不给假。结果出乎意料，书记说：“方才我们向公社请示了，给你五天假，快点奔丧去吧！不过你可准时回来，别忘了你是受管制的人，如果到期不能按时回来，后果自负！”
我当时被感动了，给他们深深鞠了一躬。之后，我飞快的回到家跟我老伴一说，老伴也哭了，她给我凑的钱，又拿了两件衣服，于是，我带着儿子——老铁，迅速赶到18华里之外的台安县城，登上了开往鞍山的客车。
自被遣送下乡后，两年多没见到鞍山了！再熟悉不过的“虹桥”、站前广场、火车站……一样样映入眼帘。心中感慨颇多，对于这座我生活了半辈子荣辱与共的城市，既熟悉又陌生。
我们买好了火车票，于次日凌晨回到沈阳父亲家里。一进院，就看见土墙上挂着一长串黄钱纸，被风吹得“哗哗”作响，我父亲居住的是大开间的房子，门帘挂在外面。我心急嫌脚慢，不顾一切地撩开门帘“咚咚咚”地砸门，可把屋内的继母吓了一大跳。继母拍着心口，惊魂不定，她把我们爷俩让进屋，原来，我的二妹也在这里。
二妹妹头句话就没好气地训斥道：“你怎么才回来？都给你发了几封电报了，咱爸就你这么一个儿子，怎么到死也指不上呢？”
继母小声地嘟囔了一句：“盼星星，盼月亮，总算把你盼回来了，简直太难请了。”
听罢这些话，我心如刀绞，对她们的责怪，简直无言以对，可是她们怎么知道，我的处境和难处？我强忍悲痛询问了我父亲从病重到故去的经过，我二妹妹边哭边向我说：“爸爸病倒了两个多月了，又惦记你，又想你，就在他病重的时候用手捶着墙，大声地喊：‘田芳啊田芳，你咋不快点回来，难道我要死的人了，都不能见你一面吗？’”
她又说，丧事都是她和继母两个人处理的。我爸爸生前工作的大东区塑料厂也很够意思，派来不少同事，帮着在南塔遗体火化的。我马上问：“骨灰盒现在何处？”继母说：“寄存在火葬厂了，你说往哪放呢，也不敢往家里放，都等着你回来处理呢！”
清晨时，我拉上二妹妹和儿子——老铁，迅速赶到火葬厂的骨灰寄存处，按着号找到了父亲的骨灰，那是一只非常廉价的骨灰盒，大概才六块钱，上面镶着父亲的一寸照片……我们抱着骨灰盒到送别厅里，那里有不少人都是悼念亲人的家属，周围一片哭声，于是，我把这些天积压的悲痛全都释放出来了，顿足捶胸放声痛哭！我抱着骨灰盒说：“爸爸啊，儿看你来了，儿不孝，没有侍奉你老人家，也没有送你老人家走，我是个逆子！可是您知道吗？儿子现在的处境是身不由己呀！”我妹妹坐在对面也陪着我哭。过了好一段时间，心里松快多了，我叫妹妹到寄存处把骨灰盒寄存的事退了。妹妹问我，想把骨灰盒放哪儿？我说：“我是儿子，老人的骨灰一定要带走！”
手续办完之后，我抱着骨灰盒，回到家里。继母一看骨灰盒大惊失色，说：“你怎么把这东西带家里来了，可不能放到我这儿，太叫人害怕了！”
我说：“您放心，我把他带回农村去！”继母这才不言语了。又过了两天，我们顺着原路回到了农村，先后仅用了四天时间，因为我不敢延误了日期。打那之后，我父亲的骨灰盒就放在我们家的桌子上，用一块毛巾盖着。
1975年，我带着父亲的骨灰盒，寄居在沈阳市三姨的家里。三姨一看是骨灰盒，吓得不轻，她说：“你们来投奔我可以，可这东西不能放家里，多不吉利，多吓人呀！快点儿找个地方，让你父亲入土为安吧。”
我说：“三姨，我现在的处境，您也清楚，这骨灰究竟怎么个入土法？咱家一无坟地，二无合法手续，想安葬也不可能。您老别着急，这两天我就想个办法。”
可以这么说，为安葬骨灰盒的事情我煞费苦心，最后想到了沈阳北陵。那个地方空旷，陵寝的后面又人烟稀少，地面大，树木多，应该是最理想的地方。第二天清晨，趁人迹寥寥时，我和堂弟各骑一辆自行车，拿了锹、镐，带上骨灰直奔北陵。按理说，这种做法是不允许的，可是我真没有别的法，只能这么一条路了。
我们围着北陵转了一会儿，最后选定在陵寝后边的一块地方。那是一棵合抱着的松树，一个根两个杈儿，就好像双胞胎连在一起似的。我们把车子停好，在树下迅速挖了一个坑，用事先准备好的一块塑料布把骨灰盒包好。然后，我双手抱着跪下趴在地上，把骨灰盒摆放在坑的深处，又把坑填平。我对堂弟说：“你帮我记着点儿，骨灰就埋在这棵树下，将来一旦过好了，我还要回来把骨灰起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被落实了政策，很多历史问题都得到了昭雪平反，恢复了名誉和公职，我又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原单位——鞍山市曲艺团。
一切安顿好之后，我就想到了父亲的骨灰，托朋友帮我找了一块墓地，之后，我又请了假带上子女去了沈阳。干什么？去起父亲的骨灰盒。当我到了陵寝的后面，一看，傻眼了，没想到几年的光景，北陵的变化也非常大，小树变成了大树。当年那棵有着“记号”的树说什么也找不到了！我围着北陵，转了很久，全力地辨认着。人们指指点点，比比划划，招来几个看热闹的，他们投来奇怪的目光，不知我们要干什么？我只好对家人说：“大概就在方圆之内吧。”第二年，我只身又到北陵找了一次，结果还是一无所获。有朋友劝我说：“老单，别找了，老爷子能在沈阳北陵‘安睡’不也挺好嘛！跟皇太极做个伴，也是他老的福分啊！”
我苦笑了一下，只好做罢。时至今日，父亲的骨灰还在北陵的某个角落里，我一家现生活在繁华热闹的北京城，有趣的是，每到清明时节，看到别人拉着大队，虔诚地祭拜先人，我内心则无比难过。一晃40年过去了，星移斗转，日月沧桑，发生了难以置信的变化。我要对父亲说：我和您的孙辈活得很好，倒霉的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您的儿子为您争了气，为咱家露了脸。生活在和谐社会真好，安息吧，我敬爱的父亲，儿孙永远都怀念您……
谈起漫长的家事来，我非常清楚，父亲原名单永魁，字长臣，生于宣统元年，卒于1971年春夏之交，享年整整60岁。
细细说起来，父亲这一生，命运多舛。无论是童年，还是晚年，他几经生死、历尽磨难，几乎没过几天舒心的日子。据我祖母回忆说：父亲那辈人，总共兄弟三人，他们很小的时候就失去了父亲，一家几口过着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的底层生活。父亲8岁那年，经人介绍，在镇子上一家织麻袋的厂子当了“童工”，每天起早贪黑要干十几个小时的重活儿。晚上，累得干着活就睡着了，连上茅厕的时间都没有，经常把小便尿在裤子里，久而久之的患了一种叫“大头翁”的病。脑袋肿得好大，二目“封侯”，啥也看不见了。
这就是残酷的生活现实，家里，男男女女、大大小小居然如此清贫，年龄低下的孩子又病成这个样子，简直是雪上加霜。所幸，在那段时间，我伯父——单永生一直在养家糊口。伯父曾拜了一位鼓书老艺人为师——无非是学说书、唱西河大鼓。凭着悟性和努力，伯父很快就登台演出了，观众喜欢这位能说会唱的小演员，给他送了个绰号——“八岁红”。
大伯是个勤快人，他走乡串镇不停的演出，全家人靠着这个孩子的微薄收入，终于渡过了难关。之后，在大伯的影响下，我父亲和我三叔——单永槐，也相继拜师学曲艺。我三叔的“天分”很好，学会了说评书；我父亲说书的悟性差点儿，只学会了弹三弦。再以后，他们浪迹江湖、四海为家，哪个地方能挣钱，就跑到哪里去。
古话说：“流落江湖上，便是薄命人。”父辈历尽艰辛，终于在饥寒交迫中长大成人。此后，他们又来到天津这个曲艺之乡，这一回，总算苦尽甘来。
天津自古就是大码头，人口多，帮头大，各种生意云集，只要肯吃苦，混口饱饭绝对不成问题。由于我父亲为人忠厚老实，被鼓曲老艺人王福义——也就是我的外公所看中。先是雇佣他弹弦伴奏，而后，又把比我父亲小8岁的女儿——王香桂（她就是我的生身母亲）许配给他，那年，我父亲26岁，母亲18岁。要说明的是，我母亲当时在天津曲艺界已小有名气，绰号“白丫头”，她称得起我外祖父家的一棵摇钱树！我父能娶到这样的艺人为妻真是吉星高照，一步登天。母亲19岁那年，在天津生下了我，这就是我生于曲艺世家的渊源。
在我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带着我“闯关东”。来到东北后分别在营口、沈阳、长春、齐齐哈尔、哈尔滨等地演出。我跟随父母居无定所，四处漂泊，全靠我母亲天生一条好嗓子，“吼”出了一个名利双收的小康之家。之后，母亲又为我生下几个妹妹，如今，我兄妹五人都还健在。
旧社会艺人没有地位。官欺、民狭、嘎子搅！私官两面是非多多，做为一家之主的父亲上下打点、多方周旋耗费了大量的心血。父亲饱受没读过书、没文化之苦，把希望全寄托在我身上。我6岁上私塾，学“人之初、性本善”；8岁上“洋”学——学国文和日文。父亲还为我请过一个老学究杨爷爷，为我业余补课，他巴不得宝贝儿子能早日成材，做一个有大学问的人，将来找一个令人羡慕的好职业，以此改换门庭，彻底摆脱曲艺这个“下九流”的行当。我从小受父母的灌输，对说书、大鼓书也十分厌烦、鄙视，暗下决心好好读书，将来做一名教师、工程师或医生。
我小时候特淘气。捅娄子、惹祸、不懂礼数、学习不好，父母懒得管教我。抽嘴巴、打屁股、罚跪更是家常便饭，父亲手重，我身上经常带着伤。他们接受的是封建思想，什么“恩养无义儿，棍头出孝子”“小孩不打不成材”等说法，都深入人心。有几次因为把我打得太重了，奶奶疼孙子，跟父亲几乎玩了命。我从小到大都不敢跟父亲顶撞，甚至受了极大的委屈也不敢分辩，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他老离世。
1951年，一件意想不到的大祸从天而降，在同一天里我父亲、母亲、外祖父、二舅、三舅这些亲人，都被公安部门带走。半年后，我母亲、外祖父获释；父亲、二舅、三舅因犯包庇罪分别被判处6年、8年、5年有期徒刑，父亲那年刚好43岁，受其影响，我前半辈子没得好，成了灰色人物。
话再说回来，好不容易盼着过了近五个年头的时候，也就是说，再有一年父亲就可刑满回家了。更大的意外又发生了。我母亲和父亲忽然离了婚，把我一家老小扔在了沈阳。主心骨不在了，能挣钱的老娘也走了，当时，我如泰山压顶，心灵和经济双重的压力可想而知，这就是我为什么辍学、与妻子——王全桂结婚，为什么又干了本来厌烦的曲艺这一行。
父亲6年徒刑期满回到家中，面对一个支离破碎的家庭——爱妻改嫁走了、儿子结婚了，儿媳也没离开本行，是个说大鼓书的，而且比儿子的年龄大8岁。古话说：是可忍，孰不可忍！后来父亲对我坦诚地说：“当刑期满从监狱回到家时，恨不得一头碰死，因为我的愿望和寄托全没了，全毁了。”
毕竟骨肉情深，很快父亲原谅了我，但不去鞍山与我同住。他要自力更生，学评书从头再来，一扫多年依赖妻子挣钱的习惯。可是，这一切努力已经太晚了，他一无文化、二年近五十，想说书，从头再来，谈何容易？很快，他就被沈阳市曲艺团裁员，转业到沈阳市大东区的一座塑料厂，当了一名普通工人。
后来，父亲也再婚，为我娶了个继母，因诸多原因，感情不和，甚至口水战不断。有一次，父亲为给同志家帮忙盖房，午间休息又中了风，患上了半身不遂。“屋漏偏遭连阴雨”，一个灾难连着不幸，他的晚年就是这样度过的。
很快到了1969年冬，在等待下乡的前夕，我自知在鞍山待不了多久了，利用这段空闲，就把患半身不遂的父亲接到了鞍山，想藉此尽一下做儿子的孝道，这是我们父子俩一生当中最亲密的接触，也是父与子人生最后一次长谈！
在那段日子里，我和父亲几乎无话不说，相互交心。从儿时起，聊到我入学；又聊到小时候我不听话、尽淘气，甚至爱撒谎等等。我则埋怨父亲当年出手太重！没短了冤枉我。打我还包括打我的两个师姐（父亲的徒弟）。看得出，父亲很内疚，脖子上的大筋蹦了几蹦，极为感慨地点了点头，发自内心地接受了，接着说：“那个时代都这样，我那辈儿都是在打骂声中长大出徒的。唉！老猫房上睡，一辈传一辈；另外，打徒弟的事儿，都说‘打戏子打戏子’，你不打她们出不来呀。现在看来，过去做得的确是太过分了……”
父亲和我面对面地坐着。我望着他那日渐消瘦的五官，那对突出的眼睛，满是刀刻似的皱纹，一头银发及那动作迟缓的肢体……不由得悲从中来，泪洒衣襟。当时，我是多么希望能做个孝顺的儿子，父亲能永远与我住到一起共同生活。我要以最大努力弥补自己的过失，来抚慰父亲心灵的创痛，让他颐养天年！不幸的是，那时，我的政治生命已被剥夺了，而且，我和老婆孩子，即将被遣送到农村，已经自身难保了，空有其心而无其力呀！
在我和父亲分别的时候，老人家一手拄着棍子，一只手抚摸着我儿子老铁的头说：“田芳啊，我这辈子算完啦，你这辈子也就这样了，可不能再叫他受罪了啊！不管到农村有多苦，你都要挺着，再苦还能比监狱苦哇？我不心疼你，我是疼我的孙子。他个孩子招谁惹谁了，跟着你们去受那份罪呀……”
父亲说到这儿老泪纵横，我的心碎了！这真是：美好愿望难实现，两代霉气散不完，天公如此不作美，狭路何时能放宽？！
我目送父亲上了回沈阳的客车，谁知，此番分别竟是终生的诀别，也是父亲留给我最后的影像。
1970年2月2日，小雪飘落，北风扫尘，我一家四口被遣送到辽宁省台安县农村。
1971年春天，我正在地里和一大帮“革命群众”播种，突然，大队通讯员小王跑来，交给我一份电报，打开一看，上面就是几个字：“父病重，速回沈阳！”这封电报是继母发给我的。当时，我想跟父亲两年多没见面了，可能老人想念我，以病重为借口催我回去看他，我没有相信。心想：爸爸呀，你好糊涂。难道你不知道儿子现在的处境吗？眼下，我生不生、死不死，形同奴隶。领导能答应吗？即使我提出要求也得撞南墙！
当时，我把电报放在兜里并没声张，也没请假，因为我跟我父亲分开的时候，他的身体除行动不便，别的方面很好，我根本就不信他病了。几天之后，我依然在地里干活，小王又给了我第二封电报，打开一看，上面写得是：“父病危，速回！”还是继母发给我的。这次我有点懵了。上次的电报是病重，这次的是病危，虽只一字之差，可见，父亲的确是病了。否则，谁会拿这种事开玩笑！
我急忙跑到大队部向书记和大队长请假，并把电报递给他们。大队长看过电报之后没说什么，大队书记说话了，他翻着眼皮瞪了我一眼，把电报放在桌上：“我说老单，你是啥身份，知道不？你是现形反革命，在我们这儿接受劳动监督，据群众反应，你劳动成绩不怎么好，还经常喊冤诉屈，还让你老婆回城上访，别以为我们不掌握。这就是你不认罪的表现，所以不能给你假，去吧，回去干活。”
一时间，我气堵咽喉，转身就走，我知道，再说什么也是白搭，何必哀求呢！回到大田里，那些老乡们关心的问我怎么回事？我简单的把情况介绍了一遍，他们摇头叹气，打了几个唉声。在那种大时代的背景下，谁敢直接同情一个“现形反革命”呢？
又过了几天，大队通讯员王某又递给我第三封电报，在我没看之前，心里有一种不详的预感，打开一看，上写：“父病故，速回！”我当时腿一软，蹲到地上哭了，电报也从我手中滑落到地上。有个老乡认得字，他拾起电报看了一眼对我说：“你爸死了？这才几天的事呢，你快上大队请假吧，跟他们好好的哀求哀求，人心都是肉长的。这么大的事情，他们或许能给你假。”
随后，我又鼓起了勇气哭着跑进大队部，正好书记、队长还有其他几位干部都在，我把电报往上一递，哀求他们能准许我赶回沈阳，为父亲治丧。书记沉默了片刻说：“你先回去干活吧，我们研究研究！由于你的身份特殊，我们还得向公社领导请示。”
于是，我掉着眼泪又回到田间干活，当时，脑子里一片空白，父亲的一颦一笑浮现在眼前，我的两条腿不听使唤，一个劲儿地打颤，双手不住地发抖，因为在众目之下，我不便放声大哭。
过了一会儿，大队通讯员小王跑来喊我：“老单，书记叫你去一趟！”我心里“咯噔”一下，莫非他们同意了？准我的假了？于是，我三步并成两步跑着到的大队部，当时，我最担心的是不给假。结果出乎意料，书记说：“方才我们向公社请示了，给你五天假，快点奔丧去吧！不过你可准时回来，别忘了你是受管制的人，如果到期不能按时回来，后果自负！”
我当时被感动了，给他们深深鞠了一躬。之后，我飞快的回到家跟我老伴一说，老伴也哭了，她给我凑的钱，又拿了两件衣服，于是，我带着儿子——老铁，迅速赶到18华里之外的台安县城，登上了开往鞍山的客车。
自被遣送下乡后，两年多没见到鞍山了！再熟悉不过的“虹桥”、站前广场、火车站……一样样映入眼帘。心中感慨颇多，对于这座我生活了半辈子荣辱与共的城市，既熟悉又陌生。
我们买好了火车票，于次日凌晨回到沈阳父亲家里。一进院，就看见土墙上挂着一长串黄钱纸，被风吹得“哗哗”作响，我父亲居住的是大开间的房子，门帘挂在外面。我心急嫌脚慢，不顾一切地撩开门帘“咚咚咚”地砸门，可把屋内的继母吓了一大跳。继母拍着心口，惊魂不定，她把我们爷俩让进屋，原来，我的二妹也在这里。
二妹妹头句话就没好气地训斥道：“你怎么才回来？都给你发了几封电报了，咱爸就你这么一个儿子，怎么到死也指不上呢？”
继母小声地嘟囔了一句：“盼星星，盼月亮，总算把你盼回来了，简直太难请了。”
听罢这些话，我心如刀绞，对她们的责怪，简直无言以对，可是她们怎么知道，我的处境和难处？我强忍悲痛询问了我父亲从病重到故去的经过，我二妹妹边哭边向我说：“爸爸病倒了两个多月了，又惦记你，又想你，就在他病重的时候用手捶着墙，大声地喊：‘田芳啊田芳，你咋不快点回来，难道我要死的人了，都不能见你一面吗？’”
她又说，丧事都是她和继母两个人处理的。我爸爸生前工作的大东区塑料厂也很够意思，派来不少同事，帮着在南塔遗体火化的。我马上问：“骨灰盒现在何处？”继母说：“寄存在火葬厂了，你说往哪放呢，也不敢往家里放，都等着你回来处理呢！”
清晨时，我拉上二妹妹和儿子——老铁，迅速赶到火葬厂的骨灰寄存处，按着号找到了父亲的骨灰，那是一只非常廉价的骨灰盒，大概才六块钱，上面镶着父亲的一寸照片……我们抱着骨灰盒到送别厅里，那里有不少人都是悼念亲人的家属，周围一片哭声，于是，我把这些天积压的悲痛全都释放出来了，顿足捶胸放声痛哭！我抱着骨灰盒说：“爸爸啊，儿看你来了，儿不孝，没有侍奉你老人家，也没有送你老人家走，我是个逆子！可是您知道吗？儿子现在的处境是身不由己呀！”我妹妹坐在对面也陪着我哭。过了好一段时间，心里松快多了，我叫妹妹到寄存处把骨灰盒寄存的事退了。妹妹问我，想把骨灰盒放哪儿？我说：“我是儿子，老人的骨灰一定要带走！”
手续办完之后，我抱着骨灰盒，回到家里。继母一看骨灰盒大惊失色，说：“你怎么把这东西带家里来了，可不能放到我这儿，太叫人害怕了！”
我说：“您放心，我把他带回农村去！”继母这才不言语了。又过了两天，我们顺着原路回到了农村，先后仅用了四天时间，因为我不敢延误了日期。打那之后，我父亲的骨灰盒就放在我们家的桌子上，用一块毛巾盖着。
1975年，我带着父亲的骨灰盒，寄居在沈阳市三姨的家里。三姨一看是骨灰盒，吓得不轻，她说：“你们来投奔我可以，可这东西不能放家里，多不吉利，多吓人呀！快点儿找个地方，让你父亲入土为安吧。”
我说：“三姨，我现在的处境，您也清楚，这骨灰究竟怎么个入土法？咱家一无坟地，二无合法手续，想安葬也不可能。您老别着急，这两天我就想个办法。”
可以这么说，为安葬骨灰盒的事情我煞费苦心，最后想到了沈阳北陵。那个地方空旷，陵寝的后面又人烟稀少，地面大，树木多，应该是最理想的地方。第二天清晨，趁人迹寥寥时，我和堂弟各骑一辆自行车，拿了锹、镐，带上骨灰直奔北陵。按理说，这种做法是不允许的，可是我真没有别的法，只能这么一条路了。
我们围着北陵转了一会儿，最后选定在陵寝后边的一块地方。那是一棵合抱着的松树，一个根两个杈儿，就好像双胞胎连在一起似的。我们把车子停好，在树下迅速挖了一个坑，用事先准备好的一块塑料布把骨灰盒包好。然后，我双手抱着跪下趴在地上，把骨灰盒摆放在坑的深处，又把坑填平。我对堂弟说：“你帮我记着点儿，骨灰就埋在这棵树下，将来一旦过好了，我还要回来把骨灰起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被落实了政策，很多历史问题都得到了昭雪平反，恢复了名誉和公职，我又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原单位——鞍山市曲艺团。
一切安顿好之后，我就想到了父亲的骨灰，托朋友帮我找了一块墓地，之后，我又请了假带上子女去了沈阳。干什么？去起父亲的骨灰盒。当我到了陵寝的后面，一看，傻眼了，没想到几年的光景，北陵的变化也非常大，小树变成了大树。当年那棵有着“记号”的树说什么也找不到了！我围着北陵，转了很久，全力地辨认着。人们指指点点，比比划划，招来几个看热闹的，他们投来奇怪的目光，不知我们要干什么？我只好对家人说：“大概就在方圆之内吧。”第二年，我只身又到北陵找了一次，结果还是一无所获。有朋友劝我说：“老单，别找了，老爷子能在沈阳北陵‘安睡’不也挺好嘛！跟皇太极做个伴，也是他老的福分啊！”
我苦笑了一下，只好做罢。时至今日，父亲的骨灰还在北陵的某个角落里，我一家现生活在繁华热闹的北京城，有趣的是，每到清明时节，看到别人拉着大队，虔诚地祭拜先人，我内心则无比难过。一晃40年过去了，星移斗转，日月沧桑，发生了难以置信的变化。我要对父亲说：我和您的孙辈活得很好，倒霉的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您的儿子为您争了气，为咱家露了脸。生活在和谐社会真好，安息吧，我敬爱的父亲，儿孙永远都怀念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