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台，这个由三面墙围起来的地方，有它独有的气场，亦是无数人心中的信仰。对于胡军而言，这里是他熟悉的地方，在这里他放松自在，却也始终充满敬畏，这是他引以为傲的战场，坚守某些东西，打破某些东西，直面某些东西，深思某些东西。舞台中央，他依然勇敢。
　　有态度的舞台
　　英雄驰骋战场，战场成就英雄。如果非要比喻，胡军和舞台大致也是这样的关系。彼时的剧院空荡荡的，退却了喧嚣纷繁，灯光聚焦在他一人身上，他曾说“舞台别看那三面墙，那三面墙就是一个气场，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把这股气场拿住的，要大家一块儿去拢这个气。”而那天，剧场里只有他，舞台上只有他，他往那里一站，眉头微蹙，周围的气仿佛都聚拢了过来，像是一个久经沙场的将相，深沉地凝视着那片自己为之挥洒热血与汗水、抛尽激情与热切的战场。
　　“舞台就交给你了，我希望每天都不一样。”因为“大导”林兆华一句话，胡军真切感受到了自己身上担子的重量。在人艺传统而深厚的舞台上，胡军和他的“战友”们尝试以一种新的表演形式，来打破观众的习惯。《人民公敌》中，胡军不仅仅是主演斯多克芒，也是随时跳出来审视自己的演员、时刻观察整个剧的旁观者。演出有谢幕的时候，但他们的思索和尝试却似乎没有尽头。“我基本上百分之百的精力全部集中在观察，在想象这段戏怎么回事，节奏怎么办。”你可能会第一次感觉到自己不能完全理直气壮地说看过了一部戏，因为它每一场都会有不同。明天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当你被这一场的精彩所吸引时，或许就已经在开始期待下一场的惊艳了。
　　对于这种把“排练场”搬上舞台的新形式，胡军一直强调它不是简单的“跳进跳出”，也并非平常意义上的“戏中戏”，“我们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比如说朗读剧本的方式去展示一百多年前易卜生的这个《人民公敌》，就是要告诉观众：我们在演戏。”这其中加入了中国戏曲当中一些很好的东西，“拿起来就是，放下，是又不是。”
　　在这种尝试中，他们最想要传递给观众的，是舞台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我们不光是一种表演方式，我们还有其他的，舞台上的可能性是很多的。大家已经习惯了一种可能性，我希望能够通过我们这个演出、通过把经典重新解构，跟今天联系在一起，让今天的观众能够同样真正地从多方面来了解当下。”正是这种解构的可能性，让胡军选择了这部戏，选择回到戏剧舞台上，“我们可以把经典打碎，如果你要新写一个剧本，你打碎的意义性并不是很大，这是个经典，而且这个东西可以跟现实的很多东西挂上钩，我们有自身的一种态度。”
　　在《人民公敌》中，不时的打断使得演员自身的态度和人物角色的态度交缠在一起，“观众可以认为某个演员是这种态度，但它又可以是人物的态度，非常凝重、非常集中注意力地去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让人们有了更多的思考空间，而不是单纯地沉浸在一个故事中，“我们一开始的目的就是要打破观众的观演习惯，不是让观众从头到尾去欣赏一部很完整的戏，我们要把自己的态度也加进去，现代人对名著的这种态度，所以我觉得这种有节奏的打断也是必要的。”
　　打破，往往是为了某种坚守，“我们没有篡改任何东西，但是我们希望能在舞台上真正地自由起来，这种自由度不是跟着观众的效果去走，而是让观众跟我们去走，这是最关键的，如果我们跟着观众去走，就变成小品了，真正的戏剧舞台也就不在了。”
　　从舞台上出来的人
　　舞台在胡军的心中，是一个不可亵渎的信仰，为了无限接近它的真谛，胡军一直是这块土地上冲锋陷阵的勇士。
　　“我停了3分钟，舞台上的3分钟是多么的长，后面我举起手来，自己打断自己，这是后面我自己加的。”无论是新的表演形式，还是细节上的推敲，胡军一直在做一些尝试，期望通过这些尝试，能够开拓出另一种可能，让观众进入更深刻的感受和思考。在《人民公敌》中，胡军给自己加了一个略长的停顿，舞台上哪怕是短暂的停顿也足以让观众不安与躁动，连“大导”也担心观众受不了，让他把这个停顿缩短，但胡军有他自己的用意，“现代社会的人都觉得自己是少数派，都觉得自己是被孤立的，都觉得自己是很孤独的，但聚在一起，这些孤独的人们并不是孤独的。就像易卜生所说的，大多数人孤独。如果真看进去戏的人，他们会跟我一块儿坐着，品尝这份孤独跟孤立。但一般很多人不会这样，所以我不得不去缩短这种东西。”
　　“我特别希望当我坐的时间长的时候，观众是‘死’的，最后从安静到躁动。”他的声音一贯地中气十足，浑厚而有磁性，说到这里带了一点点的激动，希望中夹杂了一丝隐隐的失望。这让我想到了曾经他在采访中略带激动地质问：“中国的观众有看戏的习惯吗？有吗？”他是这样的，可以为了戏剧奋不顾身地尝试，也会因为戏剧而选择暂别舞台。
　　曾经他是中戏校园戏剧的领军人物，和孟京辉等“一帮在中戏吃不饱的人”，去做荒诞派戏剧、先锋派戏剧，白天上课，晚上自己排练，到处借一些道具、大伙儿筹资，然后开始演出，就这样慢慢开始了校园戏剧的传统。“那时候个性比较张扬，感觉我们是先锋派，现在想起来是很值得珍惜的一段经历。”后来当大家都开始跟风，转向先锋话剧而把原来的一些东西都扔掉，把小剧场当做一种时尚时，他有了疑惑，带着拧巴选择暂别舞台。
　　“电影、电视、戏剧其实都是战场”，他没下过战场，心中的热情更是没有退却过，这次和大导合作《人民公敌》，尝试这样一种新的形式，让他更加充满了斗志，“舞台上跟观众共呼吸、同命运、共心跳的那种感觉、这种观演习惯，我觉得是最高级的。”虽然是慢慢在寻找一种新的表演方式，有着很大的难度和挑战，但这种感觉他一点也不陌生。“我不需要去适应，我就是从舞台上出来的人，最重要的就是这种新的表演方式，新的观演习惯。回到这个舞台给我最大的感触就是，我仍然是一个在舞台上勇敢的人。”
　　至深乃无形
　　胡军当然是一个勇敢的人，他的一身正气总是强大到让人无法忽视，当他在《天龙八部》中以萧峰的形象出现在观众眼前，那身正气仿佛得到恰好盛放的容器，两个灵魂重叠，让人再也无法忘记。 　　有人说他看起来“三观特别正”，他不是看起来，而是真的正。胡大侠的直人快语是出了名的，演艺圈不逊江湖，对于偶尔冒出的不和谐之音，胡军从来不惧，一身正气盖过去，谣言自破。面对不时有记者抛过去的刁钻问题，胡军向来见招接招，回答一如“降龙十八掌”般直接迅猛，力道强劲，毫不含糊，不仅给出自己的答复，也丝毫不掩饰自己的态度，有与他相熟的记者便曾被直接说过“你还能问出这个问题，你有点低级。”言下之意，我对你有点失望，也顺带敲醒对方，你理应更好。或许正有人因此而想起自己不小心遗落的初心呢？
　　《赤壁》里的赵云、《楚汉风云》里的项羽、《西安事变》中的张学良，《建元风云》中的忽必烈，他演的英雄硬汉形象深入人心，毫无悬念地成为了“英雄”、“硬汉”标签下的另一位演员，“我无所谓大家给我贴标签，而且有些标签我觉得很感恩，比如说硬汉啊、英雄啊，这些标签不是每个人演完戏以后大家都会给你贴上的标签，所以说我很珍惜这些标签。”
　　虽然感恩这些标签，但胡军作为一个专业的演员，也必然不会止步于此。我们能看到他不停止的尝试，如《岁月》里迂腐不通世故的书生，《风语》中忠于党国的反派。在这些不同的角色中，我们依然能够看到胡军在其中的态度，“不管是正派角色还是反派角色，都要有一种能量去传递给观众。”他选择角色有自己的标准，“自我能够把控这个角色，而且自己能够被角色感动，希望为这个角色而去付出，这是最主要的一点。”
　　“我从来不挑战自己，我最多就是去尝试，尝试自己的可能性，我觉得这是对演员来讲最难能可贵的。”胡军勇于做出新的尝试，但是不做无把控的冒险，或许这与他把舞台看做战场的观念一致，这是战场，便不允许因自己的逞能和冒险而毁掉这场战役。在能够把控的范围内尽可能尝试，有张力、有勇气，更有一份对于演员这一事业的责任。舞台，他有义务坚守，也看不得有人随意践踏，说到当下影视演员尝试舞台剧的现象，他的态度依然是不变的坚定，“我觉得最多也就是一个尝试，因为我并没有看到他们身上的那种戏剧精神。戏剧不是一蹴而就的东西，你会演戏就能上舞台，我觉得这是不严肃的。”
　　人到中年，台上台下的他总有诸多思考，微蹙的眉仿佛是为了记录这一切而留下的痕迹，胡军坐在剧场中，周身有着慢品岁月的沉稳安定，与一身正气相融，在深厚的人艺剧院中，一切恰到好处。所谓“大道至简”，在经历和积累抵达一定程度，回归朴实与本真反而成了最大的追求，“以前有很多所谓的技巧，但到最后突然发现这些技巧全都变成了雕虫小技，最重要的一点，作为一个演员你得真诚，你身上的那些所谓的本事和修养，很多的东西那都是一点一滴自己积累起来的，跟别人毫无关系。”
　　硬要说这些年对他影响最多的人，恐怕就是与他牵手走过十几个年头的妻子卢芳了，当年的求婚至今被传为佳话，才子佳人，相同的爱好、共同的信仰，彼此都成为对方的一部分，深入到点点滴滴的生活当中。“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肯定会有改变，但是到底改变在哪了，我真说不出一二三四来，最重要的是我们还在一起。”
　　伊人在侧，儿女绕膝，所谓的浪漫和幸福，在胡军的心里也有了更为深沉朴实的理解，堪称经典，不妨共赏：
　　“浪漫其实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如果把它单拎出来，就剩尴尬了。反正我一回到我们家，往院子里一坐，我就觉得很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