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川到芦山

　　余震突至的时候，许多睡着的人仿佛装了弹簧一样冲出室外。4月21日的凌晨，芦山县城只有主干道上灯火通明，大多数地方漆黑一片。有车辆绕城巡逻，用喇叭高声通知露宿的人们注意安全。没有入眠的人不在少数，仿佛有种超常的力量支撑着他们疲惫不堪的身体。不同的车辆，闪着不同的灯光，或停或行。此时，距离芦山县城28.4公里之外。在队友们的包围中，李承鹏蹲在地上，像一个刚刚打了败仗的将军。他带领的救援队和6车物资，被迫滞留在前往芦山的公路上。
　　李承鹏拥有足球评论员、时评家、作家等多重身份，这一次，他把自己定位为义务“运送者”、“投放者”、“侦察者”。雅安地震发生后，他决定取消新书签售，匆匆从厦门飞回成都。他在微博发布消息：在不添乱的前提下，组织一支救援队深入雅安。他的设想是，“不用把规模做得很大。做一个援救模式：专业的、透明的。冲击一下红十字。”
　　2008年，李承鹏就参与过四川地震灾区的民间救援。5年前，地震后，他和两位媒体朋友，从成都开车去往北川。很多人问他，一个体育记者为什么要去北川，他想了很多次，“发现自己确实不知道为什么”，“只是想去看看”。他们编出各种理由跟警察解释，竟一路过关，最后站在了北川中学巨大的废墟旁边。这间两千多人的学校只救出几百人。李承鹏开始琢磨着建一个坚固的学校。

　　他和韩寒、黄健翔商量，一起找四五个人建学校，每个人出七到八万。后来，他们才知道这笔钱远远不够。回到成都，李承鹏接到了一个电话。成都一家房地产公司在黄健翔的博客上看到他们之间对话，这家公司同样在考虑去灾区建学校。最终，该房地产公司决定灾后出资1500万新建一所学校，他们3人共出66万。李承鹏还在该校设立了文学奖学金。
　　5年前，李承鹏参与的救援还很简单。他运送了12箱奶粉和12箱大米到什邡的红白镇。正是那一次，他开始发现：沿高速路、大路两旁的县镇物资充足，但越往山里走就越匮乏，“因为有关部门顾不上，大部分志愿者能力有限。”
　　到了2013年，在李承鹏的召集下，由6辆越野车和十多名队员组成的首批救援队于4月21日零点从成都出发——于建嵘的助手提供了首批物资；李开复提供了对讲机；一家汽车厂商提供了4台越野车……救灾物资一部分靠他的朋友圈，另一部分靠专栏作家“肉唐僧”在网上组织义拍。李承鹏专门安排在成都留了一个人，管理救灾物资的中转仓库。 　　相比于5年前去北川参与救灾，李承鹏说，这一次他们的团队要专业得多，他们带了救援的绳索，甚至搜救犬。在他的计划中，一切安排妥当。但这支民间救援队却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问题：如何才能到达芦山？
　　“我们计划接下来怎么办？”李承鹏抬了下头，继续陷入他的“困局”。为了保障救护车通过，警方在这条路上设置了三道关卡，车队被拦在了第二道。几个小时里，队伍停滞不前。
　　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一支受阻的救援队决定弃车徒步向芦山进发，他们统一穿着“江苏黄埔抗震救援民兵连”的制服——那是“陈光标救援队”的第二梯队。在此之前，陈光标已经开着一辆奔驰，带领第一批救援队赶到现场。
　　知道消息的李承鹏坐不住了，他不顾队友的劝阻，决定就算徒步也要把物资背进芦山。

　　在龙门乡古城村武家坝的路边，20日晚上7时，有香烛和纸钱在燃烧，武杰躺在垮塌房屋废墟前的棺材里。他是晨阳学校初三的在读学生。周末在家休息的他，地震时被从邻居屋顶飞落的水泥块压住，伤重而亡。他的母亲乐应翠悲伤过度，指着儿子被压处时，哭泣无力。星期六早上，乐应翠在厨房给儿子做早饭，儿子正躺在床上。一顿饭的时间，已成永诀。“他非常乖，我身体不好，他从学校回到家，就帮我干活。”乐应翠腰椎间盘突出，身体孱弱。丈夫武勇在招呼着来帮忙的乡人。悲伤中仍不失周到。但在某些瞬间，他们不能自已。 　　武杰是武勇和乐应翠惟一的儿子。乡里的计划生育政策是：如果第一胎生的是儿子，则不许生第二胎。
　　“失独”的问题在汶川地震后就大规模地显现。这直指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失去惟一的小孩会让许多家庭的父母觉得人生就此失去意义，幸福不再可能。而根据四川省计生部门的统计数据，2008年地震中，有子女死亡或伤残的独生子女家庭接近八千个，其中有生育意愿的丧子计生家庭超过六千个。从更广范围来说，有人口学家推测，中国失独家庭未来可能达到1000万个。
　　武家坝人在帮助村里需要办丧事的人家时，也在考虑自己此时的处境。

援助或添乱？

　　凌晨微冷的空气里，通往芦山太平镇的道路仍然繁忙。沿途房屋多开裂坍塌，九成以上都成危房。这两天中，最先进入震区的救援力量，以救护车、军车、大型挖掘设备为主，且源源不断，水、食物、帐篷等物品则没有迅速运入。
　　天空中不时传来直升机螺旋桨发出的轰鸣声。太平镇中学操场已开辟了直升机起降点，用于运送重伤村民。成都军区政治部的赵诚向本刊记者分析了2008年地震和此次地震在救援方面的一些不同：汶川山高谷深，地震时云雾多，直升机无法第一时间进入救援；芦山地势相对低平，天气状况好，直升机地震当日即能运送伤员；空中、地面最初侧重救援，随后物资再进来。在太平镇中学现场，本刊记者看见，进驻的四百多名军人轻装简备，都没带被褥。

“冤家”路窄

　　震后连续两天，救援车辆经过龙门乡隆兴村、古城村，都有人在路边举着纸牌：缺水缺粮缺帐篷。从芦山县城到龙门乡政府，一路上，除了志愿者偶尔送来一点水和食物，龙门乡红星村、古城村地震次日才每户发到一盒泡面；青龙场村大多村民地震次日才每户领到两瓶水，第三天才每人领到一罐八宝粥、一瓶牛奶。
　　21日上午9点左右，正当李承鹏的团队寻找摩托车的时候，关卡处的才让多吉看到两辆贴有红十字会标志的越野车同样被关卡的警察拦了下来。他认出车上的人是赵白鸽——中国红十字总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给四川省副省长打了电话，才被放行。 　　才让多吉曾无数次“骂过”赵白鸽。这次，他找到赵白鸽，提出让团队的一辆越野车，跟着红十字会的车队一起前进。于是，李承鹏团队惟一的一辆越野车，终于载着6个人奔向芦山。
　　与红十字会的接触，李承鹏小心谨慎。他一再提醒，别让对方知道这车上的人是他。
　　按照原先的计划，车将前往此前一直处于“孤岛”状态的宝兴。然而，芦山至宝兴一线道路再次中断。山路上堵满了急救车，车队动弹不得。中午时分，李承鹏听到了一个来自红十字会志愿者的消息：一个叫五星村的村庄至今却仍没有救援物资，而它距离县城只有十多分钟车程。
　　“灯下黑”——这正符合李承鹏的预判。他决定：“就去五星村。”
　　通向五星村入口的道路十分隐蔽，以至地震一天来，村民们没有得到任何物资。李承鹏和才让多吉根据灾民们的家境发放了几箱物资，然后决定还是先看看村里的整体灾情。
　　司机错将车开进了一条小岔路，却误打误撞开进一个从未有救援人员到过的村民小组。由于没有经验，司机直接打开后备箱想要分发。看到食物和水的村民们瞬间一拥而上。
　　村里一个年轻男人对后来赶到的李承鹏说：“你们要理解，人肯定都有私心。”
　　因为一直没有得到救援，村民们嚷着：“我们要吃的！我们要水！”——类似的镜头仿佛曾出现在5年前的新闻联播里。几位村民追着现场拍照的李承鹏撒着怨气，质问为什么一直不给村里提供食物和水。李承鹏一头雾水，后来才明白，村民把他们当成了政府的人。
　　发现这个被遗忘的村庄，让李承鹏很是兴奋。因为，这再一次证明了他的观点。
　　他记得5年前，四川地震后的第4天，他开车在绵竹红白镇发现了一个同样被人遗忘的村庄。那时候，当他打开装着几袋大米的车门，“老乡没有理我们，反而第一时间往回跑，对村里面（喊）：‘来人啦！’”“他们不断说着谢谢、谢谢，那种感觉。”他又讲起一个习惯，来自他虔诚信佛的母亲——如果有人谢你，你必须回答不谢，才算积了功德。
　　回县城的路上，李承鹏再一次与赵白鸽偶遇。这一次，两边的车窗同时打开。赵白鸽主动问：“哪位是李先生呀？”
　　李承鹏说：“这次还真要谢谢你啊。”——他后来解释，这句话有几分调侃、几分客套——他对赵说，他遇到了困难，几车物资都无法通过关卡送到灾区。
　　赵白鸽邀请他，“一会儿一起商量一下。”
　　这样的邀请让李承鹏感到难办，他犹豫了很久。一方面，网上对红十字会的骂声一片，红会发布的募捐信息只换来了无数转发的“滚”字。李承鹏很担心别人觉得他与红會走得太近。另一方面，因为没有通行权，他迫切想要把几卡车的物资运上灾区。在犹豫中，他强调即使通过红会的渠道也只是“利用”。他让在场的记者们投票，决定是否应该与赵白鸽对话。
　　那天下午，赵白鸽返回成都，对话最终未能实现。这让李承鹏松了口气。一次帮忙显然不能让他改变对于红会的态度。他说自己不会原谅红会的过去——如果红会真想改变，应该真正的接受批评，做到公开透明。他借助红会的力量是因为“我们进不去，我们迫于无奈”。他一再强调，自己的队伍是“黑户”，“没有得到应该得的权利”。
　　此时，在网络上也出现了质疑李承鹏此次行动的声音。他没能控制住情绪，在微博上写了一条：“呵呵，尽情抹黑吧，受刺激了吧，继续断言我们为了抢风头吧。在这个傻X盛开如菊的地方，你越灿烂，我们越勇敢。什么是出风头，我此时坐在漂亮丽江签售挣版税，那叫出风头。我们一天一夜没合眼不用一分钱募捐的钱，吃喝拉撒机票全自己埋单，为不添乱就步行上山，你为什么不想，要是我们救的是你亲人呢？”

混乱与秩序

　　乡民们像等亲人一样等着救援队伍的到来。他们在没有获得救助的情况下也毫不惜力地举起了“感谢解放军”的牌子。4月22日下午3时，龙门乡政府大院，几名红星村村民围住了抗震救援指挥部，要求分发物品。面对不断自行前来要求领取物资的各村村民，指挥部的工作人员熬红了眼，他们只有一句答复：吃的和帐篷运不上来，东西一运到，村干部就会领回去发放。
　　龙门乡红星村有三千多人，近一千户，村中砖木房屋几乎全部坍塌，近年新修的水泥浇筑框架结构房也多墙体开裂成危房。虽然不断有救灾物资自芦山县城出发，但多直接拉到龙门乡政府，并不在经过红星村时停靠。
　　青龙场村民数十名村民在地震后曾多次步行20分钟到龙门乡政府，领取水与食物，却被告知只能村干部才能签字来领，多名村民只得返回。
　　为何只能村干部签字才能领取救援物资呢？22日下午，面对本刊记者询问，龙门乡救援指挥部一名中年男性工作人员说，“如果村民来乡政府任意领，就全乱了，有人反复领，有人根本领不到吃的。”他表示也很无奈，物资发放整村整村推进，虽然缓慢，但相对公平。
　　4月22日，芦山全县仍断水断电，县城数万居民分别住在中学、体育馆、广场等空地帐篷内。这些地方堆满了泡面盒等各种生活垃圾。
　　到了晚上，大学生张远（化名）和他的朋友坐在芦山县体育馆的台阶上吃方便面，他们从成都赶来，他们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但觉得自己一定能做什么。他们说这是个好地方。但是，我们告诉他们，地上有从体育馆屋顶掉落的水泥块，这并非安全之地。他们仍然缺乏经验。吃完方便面后，他们很兴奋，如同探险者走进黑暗森林一样，起身往破坏严重的县城深处走去，寻找被需要的感觉。

官方与民间

　　在人流、车流和物流交织的救灾世界里，仍然有被疏于关注的角落。
　　五星村是更多被遗忘村庄的样本。路过的救援“大部队”从他们面前疾驰而过，一直向“震中”龙门乡的镇上赶去——那是总理李克强乘直升飞机视察过的地方。
　　官方的救援队涌向震中，沿途岔路里的村庄却无人理会。村民们于是想尽办法吸引救援人员的注意。在五星村，一位村民故意指了一条“错道”，只为让记者看看他家变成了什么样子。 　　在李承鹏的要求下，王家村的几个年轻人组成了一支“摩托党”，载着这群外乡人直奔震中龙门乡。当车队路过家门口，21岁的李良军回了一趟家，他跟更年轻的妻子（当地人多早婚）道了别，告诉妻子他正在为村子做一件大事：“他們能送帐篷来！”
　　帐篷是县城周边多个村落缺少的东西。李承鹏不断打着电话，通报这里的情况。晚上10点，几位企业家朋友捐赠的500个帐篷（原为700个，200个送给了雅安雨城区）、1500条棉被、100包挡雨彩条送达。李承鹏的团队连夜进入芦山，将这些物资送到五星村和王家村。
　　分发工作一直进行到凌晨，芦山下起了震后的第一场小雨。那天夜里，李承鹏再一次没能控制自己的情绪。由于王家村的村干部分配不均，帐篷只分给了村里的一个大队，另一个队几个村民就站在雨里看着。其中一个女人说，家里103岁的老人，又渴又饿，还在淋雨。然而此时，救援队最后一批物资已经发完。李承鹏向队员发了飙：“我是总指挥都得听我的！我说给就给！”
　　过去的这些天，在芦山，每天都有上千名不听话的志愿者被劝返。批评者认为志愿者本身就造成了次生灾难，他们讽刺说，志愿者对灾区能做出的最大贡献就是，平平安安地到来，平平安安地回去。已经有志愿者在进入灾区后被流石击伤致死的例子。
　　李承鹏一直强调自己团队的专业性，以区别于其他的志愿者。他一路上很小心，不断提醒大家要远离危房，余震发生时，他会向空旷处躲避。他每发一次微博，都会被包括许多大V在内的博友们大量转发。批评者和支持者的数量都很多。然而，如同微博上许多论争一样，任何一件事到最后似乎都能成为意识形态之争。
　　李承鹏从来都不害怕争论。2008年，他在博客上跟人争，这次，换成了微博。社交媒体在不断演进，中国社会也在不断演进。更多的公民愿意参与其中，成为建设者和推动者，而不只是旁观者。
　　由于第一批带进灾区的物资有限，李承鹏在车里发起一次“民主表决”，以便决定把车上为数不多的物资送给看起来困难的人，还是交给村长统一分配。1：3，他自己也选择了后者。他把这看成是可操作的民主，“这是一次民主实验。”李承鹏说。
　　进入五星村的下午，李承鹏终于发了出发后的第一条微博：“直击：芦山县龙门乡五星村，共有十个组村民约三千人，缺水缺粮缺帐篷，房屋受损面积大，村民告诉我：晚上风大，冷。水也很脏。但除少量救护，无人关注到这里。中午十二点半，我们以步行、摩托车方式进入村落送进第一批食品但杯水车薪，村长也在努力想办法，但手机没电无法与外界联系。”
　　李承鹏把官方的救援比作主动脉，“部队一开过去就是沿主路修复、救人，旁边的村庄却没有人去管。”他把自己的救援方式形容为类似毛细血管的“微循环”，“渗透到平时行政能力很难达到的地方”，“渗透到每一个角落”。
　　此刻，地震已经过去一些时间，大地裂开的各处细部，5年之后，仍然在考验着我们的应对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