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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33.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5)10-0054-01
在明朝,山海关以东,包括现在的辽宁省大部分地区,称为辽东,更为具体的说法,指山海关外,辽河两岸,东至鸭绿江畔,北至开元,南抵大海之滨的顺。明初设立了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宁夏、甘肃六边,屯重兵镇守,辽东作为边防第一镇。《明书》对此:进行了评说:“若以地之轻重论,诸边皆重,而蓟州、宣大、山西尤重,何则?拱卫陵寝,底定神京城,宣大若肩背,蓟晋若肘腋也。以守之难易论,诸边皆难,而辽东、甘肃尤难。何则?辽东偏处海滨,三面皆敌……”。[1]朝鲜人也曾经说过:“天下安危常系辽野。辽野安,则海内风尘不动。辽野忧,则天下金鼓互鸣,何也?诚以平远旷野一望千里,守之则难为力;弃之则胡虏长驱,曾无门廷之限,此所以为中国必争之地,而虽殚天下之力守之,然后天下可安也。”[2]
辽东地区所居住人口有三十万,大部分为汉人,约占十分之七,东北地区的汉人主要居住在辽东地区。汉人的来源主要有元代居住在该地的汉人,明政权建立后,继续居住在该地;随着明军统一东北,而留居在辽东的汉人;明代历朝流放于该地的汉人。由于辽东地处塞外,地广人稀,因而这里成为明政府发配犯人充军的重要场所。在社会结构上与内地并无大的差别,属于发达的封建制度,明朝政府把它视为内地。明初为了管理这一地方,设立辽东都司,设立二十五个卫所,但在司法、人事任免上等辽东与山东省归一个布政使管理。辽东边外则是兀良哈地区和女真地区。明代居住于与活动与东北地区的蒙古人主要是兀良哈部,集中于兀良哈地区的的朵颜卫、泰宁卫与福余卫。兀良哈三卫地区的蒙古人社会生产以游牧为主,兼营商业,他们已经是封建化的民族,但是草原民族特点比重浓厚。蒙古人的祖父辈被朱元璋赶到关外之后,他们就一直不断骚扰边境,这就是所谓的北虏问题;女真地区,在整个东北地区所占面积最大,民族成分复杂。除了女真族以外,还有其他民族。明朝常又把女真地区按照历史、远近和开化程度分为三部分:一是海西女真,居主地靠近辽东地区,社会生产比较发达,是一个以采集和农业为主兼营商业为主的民族,他们的社会已经封建化;二是建州女真,永乐初在原辽代建州地方置卫,故称为建州女真。这部分女真社会早已是封建化了,但是封建制度前的社会残留更多,采集和农业生产发达程度仅次于海西,建州女真的一部分曾经在朝鲜北部活动过,受朝鲜封建制的影响很深;三是野人女真,他们大部分生活在黑龙江以及鸭绿江流域,生产处于狩猎和采集的低级阶段,社会发展恐怕还停留在氏族公社高级阶段,但是和其他女真以及辽东已经有间接商业关系。女真人善于骑射,明朝人有“女真过万不能抵”一说,他们的祖先就曾经建立金国,灭亡了北宋,占据半壁江山。永乐时在女真地区建立众多卫所,被称为“羁糜卫所”,朝廷规定这些卫所首领的任务是为朝廷守卫边疆,进贡方物,遇有战争朝廷可以征发其武装力量出征,使之世受节制,不敢擅为。明政府对于女真各部的基本政策便是极力避免相互兼并,而能各自保持自相统属,各安其业的分散状态。即使女真族中不要产生出由于兼并其他部落而壮大起来的势力,形成与朝廷相对抗的强者,正所谓“夫夷狄自攻击,见谓中国之利,可收渔人之功。然详绎文皇所以分女真为三,又析卫所地战为二百六十二,而使其各自雄长,不相归一者。正谓中国之驭夷狄,必备其党而分之,获其群而存之。未有纵其蚕食,任其渔猎,以养其成,而付之无可奈何者也。”[3]
明朝就是要在广大的女真地区造就一种各个部落之间势力均衡的局面,只要这种平衡不被打破,明朝就会有力量控制该地区,从而保证辽东的安全,进而护卫了京师的安危。另外,朝鲜人在辽东以及满洲南部的利益起源于他们祖先一直到十世纪就住在那里,然而在1350年高丽王朝的统治阶级打算从元朝的统治下自治,收复失地成为明确的目标。朝鲜开始排挤这些地方的蒙古势力和女真部落,实行领土扩张政策。1387年纳哈出向明朝投降,朝鲜军队就迫不及待地想去占领这一地区,朝鲜的扩张引起明太祖的强烈抗议。因此从民族关系上来讲,辽东是明防卫蒙古、女真和朝鲜三方潜在力量的要冲之地,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地位及其重要。
总之,辽东镇特殊的地理位置,复杂的民族关系,再加之明末统治阶级的腐朽,军事力量的衰落,导致了在该地区形成了影响明清两朝的辽东将家:李成梁的李家将,祖大寿的祖家将,毛文龙的毛家将。
参考文献:
[1]《明实录》,卷30,729页。
[2]转引李治亭:《吴三桂大传记》,14页。
[3]《明神宗实录》,卷450页,834页。
作者简介:
王东晓(1971.12-),男,讲师,兰州大学硕士学位,研究方向:明清史。
在明朝,山海关以东,包括现在的辽宁省大部分地区,称为辽东,更为具体的说法,指山海关外,辽河两岸,东至鸭绿江畔,北至开元,南抵大海之滨的顺。明初设立了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宁夏、甘肃六边,屯重兵镇守,辽东作为边防第一镇。《明书》对此:进行了评说:“若以地之轻重论,诸边皆重,而蓟州、宣大、山西尤重,何则?拱卫陵寝,底定神京城,宣大若肩背,蓟晋若肘腋也。以守之难易论,诸边皆难,而辽东、甘肃尤难。何则?辽东偏处海滨,三面皆敌……”。[1]朝鲜人也曾经说过:“天下安危常系辽野。辽野安,则海内风尘不动。辽野忧,则天下金鼓互鸣,何也?诚以平远旷野一望千里,守之则难为力;弃之则胡虏长驱,曾无门廷之限,此所以为中国必争之地,而虽殚天下之力守之,然后天下可安也。”[2]
辽东地区所居住人口有三十万,大部分为汉人,约占十分之七,东北地区的汉人主要居住在辽东地区。汉人的来源主要有元代居住在该地的汉人,明政权建立后,继续居住在该地;随着明军统一东北,而留居在辽东的汉人;明代历朝流放于该地的汉人。由于辽东地处塞外,地广人稀,因而这里成为明政府发配犯人充军的重要场所。在社会结构上与内地并无大的差别,属于发达的封建制度,明朝政府把它视为内地。明初为了管理这一地方,设立辽东都司,设立二十五个卫所,但在司法、人事任免上等辽东与山东省归一个布政使管理。辽东边外则是兀良哈地区和女真地区。明代居住于与活动与东北地区的蒙古人主要是兀良哈部,集中于兀良哈地区的的朵颜卫、泰宁卫与福余卫。兀良哈三卫地区的蒙古人社会生产以游牧为主,兼营商业,他们已经是封建化的民族,但是草原民族特点比重浓厚。蒙古人的祖父辈被朱元璋赶到关外之后,他们就一直不断骚扰边境,这就是所谓的北虏问题;女真地区,在整个东北地区所占面积最大,民族成分复杂。除了女真族以外,还有其他民族。明朝常又把女真地区按照历史、远近和开化程度分为三部分:一是海西女真,居主地靠近辽东地区,社会生产比较发达,是一个以采集和农业为主兼营商业为主的民族,他们的社会已经封建化;二是建州女真,永乐初在原辽代建州地方置卫,故称为建州女真。这部分女真社会早已是封建化了,但是封建制度前的社会残留更多,采集和农业生产发达程度仅次于海西,建州女真的一部分曾经在朝鲜北部活动过,受朝鲜封建制的影响很深;三是野人女真,他们大部分生活在黑龙江以及鸭绿江流域,生产处于狩猎和采集的低级阶段,社会发展恐怕还停留在氏族公社高级阶段,但是和其他女真以及辽东已经有间接商业关系。女真人善于骑射,明朝人有“女真过万不能抵”一说,他们的祖先就曾经建立金国,灭亡了北宋,占据半壁江山。永乐时在女真地区建立众多卫所,被称为“羁糜卫所”,朝廷规定这些卫所首领的任务是为朝廷守卫边疆,进贡方物,遇有战争朝廷可以征发其武装力量出征,使之世受节制,不敢擅为。明政府对于女真各部的基本政策便是极力避免相互兼并,而能各自保持自相统属,各安其业的分散状态。即使女真族中不要产生出由于兼并其他部落而壮大起来的势力,形成与朝廷相对抗的强者,正所谓“夫夷狄自攻击,见谓中国之利,可收渔人之功。然详绎文皇所以分女真为三,又析卫所地战为二百六十二,而使其各自雄长,不相归一者。正谓中国之驭夷狄,必备其党而分之,获其群而存之。未有纵其蚕食,任其渔猎,以养其成,而付之无可奈何者也。”[3]
明朝就是要在广大的女真地区造就一种各个部落之间势力均衡的局面,只要这种平衡不被打破,明朝就会有力量控制该地区,从而保证辽东的安全,进而护卫了京师的安危。另外,朝鲜人在辽东以及满洲南部的利益起源于他们祖先一直到十世纪就住在那里,然而在1350年高丽王朝的统治阶级打算从元朝的统治下自治,收复失地成为明确的目标。朝鲜开始排挤这些地方的蒙古势力和女真部落,实行领土扩张政策。1387年纳哈出向明朝投降,朝鲜军队就迫不及待地想去占领这一地区,朝鲜的扩张引起明太祖的强烈抗议。因此从民族关系上来讲,辽东是明防卫蒙古、女真和朝鲜三方潜在力量的要冲之地,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地位及其重要。
总之,辽东镇特殊的地理位置,复杂的民族关系,再加之明末统治阶级的腐朽,军事力量的衰落,导致了在该地区形成了影响明清两朝的辽东将家:李成梁的李家将,祖大寿的祖家将,毛文龙的毛家将。
参考文献:
[1]《明实录》,卷30,729页。
[2]转引李治亭:《吴三桂大传记》,14页。
[3]《明神宗实录》,卷450页,834页。
作者简介:
王东晓(1971.12-),男,讲师,兰州大学硕士学位,研究方向:明清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