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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重庆古称江州，是古代巴国的国都，而考古学者们却没有在这里发现作为城市应有的城垣遗迹，学者们认为这是因为巴人以“樊篱”以为城墙造成的，本文就拟从自然条件、聚落分布模式、城市发展状况及军事活动4个方面浅谈“樊篱”式城垣的合理性。
关键词：江州；巴国；城垣；樊篱
中图分类号：K87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3-0053-02
重庆古称江州，《水经注》：“江州县，故巴子之都也。”此为重庆建制的开始。扬雄《蜀都赋》称“分江并注，合乎江州。”《地理志》中的《舆地纪胜》则记载重庆“因险固以筑城邑，或在高岗之上。”由此可见，自古以来就是西南重镇和战略要地的重庆很早就已经修建了城池。
“城”在古代的中国有两种含义，其一为“城墙”，其二为“城市”。古代的字典《说文》中解释道：“城，以盛民也，墉，城垣也。”，而《吴越春秋》称“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的城市多半是先修筑城墙而后形成城市的，建筑城墙是建城的一项首要的工作，军事防御是古代城市的主要功能。可是，作为战略要地的“江州城”虽然在文献中屡有记载，但巴蜀文化的研究者们却至今仍然没有在重庆地区发现战国以前的古城垣遗迹。
考古学者杨华先生认为先秦时期的巴人们在修建“江州”城墙的时候，采取的方法别具一格，即在城市四周用树、木竹等绑扎成“栅栏”，建立巴蜀人所称的“樊篱”，以代城垣。《史记·张仪列传》索隐曰：“芭黎，即织木葺以为苇篱也，今江南亦谓苇篱也。”芭篱即樊篱，今四川、重庆人呼之为“篱笆”。软木葺为篱，这就是说当时巴国在建城时，其四周多用植物树干来代替“城垣”作防御设施。
下面笔者就就“樊篱”式的城垣存在的合理性浅谈几点认识：
一、易守难攻的自然地理条件使巴国舍垣而筑篱
先秦时期，城市聚落的选址往往以军事防御和官民生计为主要考虑因素，《管子》对那一时期的城市选址有着集中的总结。《管子·度地》：“昔者桓公问管仲曰：‘寡人请问度地形而为国者，其何如而可？’管仲对曰：“夷吾之所闻，能为霸王者，盖天子圣人也。故圣人之处国者，必于不倾之地。而择地形之肥饶者，乡山左右，经水若泽。内为落渠之写，因大川而注焉（房注：谓于都内更为落水之渠，以注于大川）。”《管子·乘马》：“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由此可见，近水建城，地质条件好，土地肥沃均为城市聚落选址的重要原则。
杨华先生认为巴国占据三峡地区，防守的地理环境十分优越，可以占尽地利，易守难攻。《华阳国志》记载，巴国领土“东至鱼复，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及黔、涪”。巴国东界的“鱼复”即奉节，此地有天然的险要地势，且位于江河上流，易于防守。北界有米仓山、大巴山等，山势险峻，可作为巴国的天然屏障。南界接临贵州一带的偏远地区，没有军事力量可以对其构成威胁。至于江河上游可对巴国构成威胁的西界成都平原地区，则有巴国在阆中等地驻扎的重兵予以防守。从以上几点看来，处于腹地的巴国都城“江州”是很难被攻陷的，故江州以“樊篱”做城垣就可以理解了。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重庆地区的土质为紫色土，并不适合筑城墙，而就地取材，选用木、竹等为材料修建“樊篱”却是因地制宜的最好选择。
二、散点式聚落分布导致“樊篱”式城垣长期存在
重庆所在的川东地区地形起伏，沟壑交错，山岭纵横，自然环境天生造就了若干彼此隔离的、可供人类居住的有限空间。正是由于山地地域的散点性，导致人类聚落在此分布上有明显的多元分散、部分聚合的特征：即大多数都是聚合在一个个相对独立且形态各异的聚居点中，这些聚居点能容纳一定数量的人类群体，适合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同时一部分的聚居点之间可以彼此联系。
巴国在举国西迁进入川东地段后，在空间上很难形成高度集中的族群，不得不顺从于“山性”，将其种族分散在各个小区域内，形成若干个相对独立的聚居点。因此，作为巴国都城的“江州”无法聚集大量的族人，而对于农业社会来说，那些拥有肥沃土壤，劳动力充足，相对独立却又彼此联系的聚居地反而才是巴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重点。故在当时，相较于拥有易于耕种的固定土地的“乡下”，巴国的国都可能更具有灵活性和可移动性，所以并不需要修筑十分牢固的城墙，以便于跟随国人耕地迁移而移动，这点我们可以从巴国频繁迁都的事实之中找到证据。巴国地区没有发现城垣的现象也许就类似于一些西方学者针对两河流域欧贝德文化聚落提出的“没有城市的文明”一样（“没有城市”即是指没有用城墙围成的大型城址）。
三、城市发展尚不成熟，“樊篱”式城垣可满足发展需要
巴国时期，城址屡次更换，迁徙不定，说明城市发展还不成熟，城市的建设也不完善。巴国时代的江州城（今重庆主城区内），与中原众多的城邑相比，尚出于初级阶段。
首先，从城市面积上看，《周礼》对各类城市的大小、形制有着明确的规定。但是春秋末年“礼崩乐毁”，有的城市规模甚至远远超过周都洛邑，显赫一方。而此时的江州城，因地处偏僻，经济实力较弱，城市聚落规模估计不超过1km2，远远逊于其他诸侯国都。
其次，从城市布局上看，这一时期的江州城，城内仍有许多居民是从事农业生产的，经济上与地域上都未能与农村截然分离。其功能布局和土地使用是围绕“军事堡垒”来构建的，城中的政治军事用地如宫殿占主导地位，因此这一时期的重庆城区是以统治者的宫殿区为城市聚落的中心。统治者的宫殿区亦是城市聚落中的标志性建筑群，作为聚落的核心，在形态上突出而具有统领地位，在功能上则主导聚落功能分区。另外是居住用地和农业用地，手工业和商业用地都占地很少。作为工商业区的“市”不稳定，甚至于主要的市场位于城外，如《华阳国志·巴志》中的“立市于龟亭北岸”（今长江猫儿峡下的小南海）。而城内的市场处于从属地位，或不定期开放的集市贸易。 从以上两点，我们可以看到，此时的江州城不仅面积小，而且并未完全和城外分离，故“樊篱”式的城垣可以使城中的居民更好的和城外居民取得联系和沟通，以适应城内外的交互发展。
四、“樊篱”式城垣更适于频繁的军事活动
根据《华阳国志·巴志》的记载：“巴子时虽都江州（今重庆市），或治塾江（今四川合川县），或治平都（今四川丰都县），后治间中（今县），其先王陵墓多在积（今四川涪陵市）”。巴子五都说明了巴国迁都的频繁性，这可能不仅和巴国的政治经济有关，而且和巴国的军事活动有关。因为“巴子五都”大都分布位于干流和支流交汇处附近，这不仅反映了巴人临水聚居的习性，且反映了其重要的军事位置。本来作为军事堡垒的江州城，首先应该有封闭的边缘——城墙，以防卫外敌。但从巴国西迁川东、政局动荡、徙都频繁、内战迭起，百余年间竟五易其都的情况来分析，巴人不太可能大兴城筑，其五都均应无土筑城垣。因此，巴国时代江州的城墙利用天然沟壑和城周一定范围树立樊篱以为防御不仅简单且又节省财力、物力，非常适用于频繁的军事行动。
综上所述，我们在三峡地区的先秦遗址中很难发现有“城垣”遗迹，就当不足为怪了。巴人们采用樊篱、荆棘（木栅）等植物来建筑防御设施，不仅简单，而且又可节省劳力。这一独特的城市形式，反映出了三峡地区古代劳动人民在城市建筑方面的技术成就。
参考文献：
[1]杨华：《长江三峡地区夏、商、周时期房屋建筑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下）———兼论长江三峡先秦时期城址建筑的特点》[J]，四川三峡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第16卷。
[2]杨华：《巴文化考古研究》[M]，中国言实出版社，2009年。
[3]（晋）常璩撰、刘琳：《华阳国志校注》[M]，巴蜀书社，1984年。
[4]段渝：《巴蜀古代城市的起源、结构和网络体系》[J]，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
[5]胡嘉渝、杨雪松、许艳玲：《先秦时期重庆的聚落空间营造研究》[J]，华中建筑，2011年。
[6]陈世松等：《四川通史：第一册》[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
[7]隗瀛涛：《近代重庆城市史》[M]，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年。
[8]重庆市地方志编撰委员会总编室：《重庆市志（第一卷）》[M]，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年。
[9]周勇：《重庆通史》[M]，重庆出版社，2003年。
[10]段渝：《论巴、楚联盟及相关问题》[A]，《楚学论丛》[C]，江汉论坛编辑部，1990年。
作者简介：谢钟慧（1989-），女，汉族，辽宁沈阳，硕士在读研究生，重庆师范大学，文物与博物馆。
关键词：江州；巴国；城垣；樊篱
中图分类号：K87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3-0053-02
重庆古称江州，《水经注》：“江州县，故巴子之都也。”此为重庆建制的开始。扬雄《蜀都赋》称“分江并注，合乎江州。”《地理志》中的《舆地纪胜》则记载重庆“因险固以筑城邑，或在高岗之上。”由此可见，自古以来就是西南重镇和战略要地的重庆很早就已经修建了城池。
“城”在古代的中国有两种含义，其一为“城墙”，其二为“城市”。古代的字典《说文》中解释道：“城，以盛民也，墉，城垣也。”，而《吴越春秋》称“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的城市多半是先修筑城墙而后形成城市的，建筑城墙是建城的一项首要的工作，军事防御是古代城市的主要功能。可是，作为战略要地的“江州城”虽然在文献中屡有记载，但巴蜀文化的研究者们却至今仍然没有在重庆地区发现战国以前的古城垣遗迹。
考古学者杨华先生认为先秦时期的巴人们在修建“江州”城墙的时候，采取的方法别具一格，即在城市四周用树、木竹等绑扎成“栅栏”，建立巴蜀人所称的“樊篱”，以代城垣。《史记·张仪列传》索隐曰：“芭黎，即织木葺以为苇篱也，今江南亦谓苇篱也。”芭篱即樊篱，今四川、重庆人呼之为“篱笆”。软木葺为篱，这就是说当时巴国在建城时，其四周多用植物树干来代替“城垣”作防御设施。
下面笔者就就“樊篱”式的城垣存在的合理性浅谈几点认识：
一、易守难攻的自然地理条件使巴国舍垣而筑篱
先秦时期，城市聚落的选址往往以军事防御和官民生计为主要考虑因素，《管子》对那一时期的城市选址有着集中的总结。《管子·度地》：“昔者桓公问管仲曰：‘寡人请问度地形而为国者，其何如而可？’管仲对曰：“夷吾之所闻，能为霸王者，盖天子圣人也。故圣人之处国者，必于不倾之地。而择地形之肥饶者，乡山左右，经水若泽。内为落渠之写，因大川而注焉（房注：谓于都内更为落水之渠，以注于大川）。”《管子·乘马》：“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由此可见，近水建城，地质条件好，土地肥沃均为城市聚落选址的重要原则。
杨华先生认为巴国占据三峡地区，防守的地理环境十分优越，可以占尽地利，易守难攻。《华阳国志》记载，巴国领土“东至鱼复，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及黔、涪”。巴国东界的“鱼复”即奉节，此地有天然的险要地势，且位于江河上流，易于防守。北界有米仓山、大巴山等，山势险峻，可作为巴国的天然屏障。南界接临贵州一带的偏远地区，没有军事力量可以对其构成威胁。至于江河上游可对巴国构成威胁的西界成都平原地区，则有巴国在阆中等地驻扎的重兵予以防守。从以上几点看来，处于腹地的巴国都城“江州”是很难被攻陷的，故江州以“樊篱”做城垣就可以理解了。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重庆地区的土质为紫色土，并不适合筑城墙，而就地取材，选用木、竹等为材料修建“樊篱”却是因地制宜的最好选择。
二、散点式聚落分布导致“樊篱”式城垣长期存在
重庆所在的川东地区地形起伏，沟壑交错，山岭纵横，自然环境天生造就了若干彼此隔离的、可供人类居住的有限空间。正是由于山地地域的散点性，导致人类聚落在此分布上有明显的多元分散、部分聚合的特征：即大多数都是聚合在一个个相对独立且形态各异的聚居点中，这些聚居点能容纳一定数量的人类群体，适合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同时一部分的聚居点之间可以彼此联系。
巴国在举国西迁进入川东地段后，在空间上很难形成高度集中的族群，不得不顺从于“山性”，将其种族分散在各个小区域内，形成若干个相对独立的聚居点。因此，作为巴国都城的“江州”无法聚集大量的族人，而对于农业社会来说，那些拥有肥沃土壤，劳动力充足，相对独立却又彼此联系的聚居地反而才是巴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重点。故在当时，相较于拥有易于耕种的固定土地的“乡下”，巴国的国都可能更具有灵活性和可移动性，所以并不需要修筑十分牢固的城墙，以便于跟随国人耕地迁移而移动，这点我们可以从巴国频繁迁都的事实之中找到证据。巴国地区没有发现城垣的现象也许就类似于一些西方学者针对两河流域欧贝德文化聚落提出的“没有城市的文明”一样（“没有城市”即是指没有用城墙围成的大型城址）。
三、城市发展尚不成熟，“樊篱”式城垣可满足发展需要
巴国时期，城址屡次更换，迁徙不定，说明城市发展还不成熟，城市的建设也不完善。巴国时代的江州城（今重庆主城区内），与中原众多的城邑相比，尚出于初级阶段。
首先，从城市面积上看，《周礼》对各类城市的大小、形制有着明确的规定。但是春秋末年“礼崩乐毁”，有的城市规模甚至远远超过周都洛邑，显赫一方。而此时的江州城，因地处偏僻，经济实力较弱，城市聚落规模估计不超过1km2，远远逊于其他诸侯国都。
其次，从城市布局上看，这一时期的江州城，城内仍有许多居民是从事农业生产的，经济上与地域上都未能与农村截然分离。其功能布局和土地使用是围绕“军事堡垒”来构建的，城中的政治军事用地如宫殿占主导地位，因此这一时期的重庆城区是以统治者的宫殿区为城市聚落的中心。统治者的宫殿区亦是城市聚落中的标志性建筑群，作为聚落的核心，在形态上突出而具有统领地位，在功能上则主导聚落功能分区。另外是居住用地和农业用地，手工业和商业用地都占地很少。作为工商业区的“市”不稳定，甚至于主要的市场位于城外，如《华阳国志·巴志》中的“立市于龟亭北岸”（今长江猫儿峡下的小南海）。而城内的市场处于从属地位，或不定期开放的集市贸易。 从以上两点，我们可以看到，此时的江州城不仅面积小，而且并未完全和城外分离，故“樊篱”式的城垣可以使城中的居民更好的和城外居民取得联系和沟通，以适应城内外的交互发展。
四、“樊篱”式城垣更适于频繁的军事活动
根据《华阳国志·巴志》的记载：“巴子时虽都江州（今重庆市），或治塾江（今四川合川县），或治平都（今四川丰都县），后治间中（今县），其先王陵墓多在积（今四川涪陵市）”。巴子五都说明了巴国迁都的频繁性，这可能不仅和巴国的政治经济有关，而且和巴国的军事活动有关。因为“巴子五都”大都分布位于干流和支流交汇处附近，这不仅反映了巴人临水聚居的习性，且反映了其重要的军事位置。本来作为军事堡垒的江州城，首先应该有封闭的边缘——城墙，以防卫外敌。但从巴国西迁川东、政局动荡、徙都频繁、内战迭起，百余年间竟五易其都的情况来分析，巴人不太可能大兴城筑，其五都均应无土筑城垣。因此，巴国时代江州的城墙利用天然沟壑和城周一定范围树立樊篱以为防御不仅简单且又节省财力、物力，非常适用于频繁的军事行动。
综上所述，我们在三峡地区的先秦遗址中很难发现有“城垣”遗迹，就当不足为怪了。巴人们采用樊篱、荆棘（木栅）等植物来建筑防御设施，不仅简单，而且又可节省劳力。这一独特的城市形式，反映出了三峡地区古代劳动人民在城市建筑方面的技术成就。
参考文献：
[1]杨华：《长江三峡地区夏、商、周时期房屋建筑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下）———兼论长江三峡先秦时期城址建筑的特点》[J]，四川三峡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第16卷。
[2]杨华：《巴文化考古研究》[M]，中国言实出版社，2009年。
[3]（晋）常璩撰、刘琳：《华阳国志校注》[M]，巴蜀书社，1984年。
[4]段渝：《巴蜀古代城市的起源、结构和网络体系》[J]，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
[5]胡嘉渝、杨雪松、许艳玲：《先秦时期重庆的聚落空间营造研究》[J]，华中建筑，2011年。
[6]陈世松等：《四川通史：第一册》[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
[7]隗瀛涛：《近代重庆城市史》[M]，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年。
[8]重庆市地方志编撰委员会总编室：《重庆市志（第一卷）》[M]，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年。
[9]周勇：《重庆通史》[M]，重庆出版社，2003年。
[10]段渝：《论巴、楚联盟及相关问题》[A]，《楚学论丛》[C]，江汉论坛编辑部，1990年。
作者简介：谢钟慧（1989-），女，汉族，辽宁沈阳，硕士在读研究生，重庆师范大学，文物与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