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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王明贵是一位抗联名将，曾任东北抗日联军笫三路军三支队司令。在我小时候，几个兄弟姐妹常听父亲讲起往事。往事中有童年的趣事，有给地主扛活的辛酸，有当金矿工人遭受的压榨，也有抗战时期的艰苦斗争。当时我还听不太懂那些深刻的革命道理，在我幼小心灵里印象最为深刻的是故事里那一团团篝火。
父亲23岁那年参加了东北抗联，在之后近8年的时间里几乎就没住过真正的房子。深山老林、冰天雪地，数九寒冬、北风刺骨，陪伴父亲和战友们的就是那一团团篝火——篝火旁，父亲宣誓入党；篝火旁，父亲聆听周保中、冯仲云、李兆麟等抗联将领讲述革命道理；篝火旁，父亲和战友们谋划打击日伪军的作战计划；篝火旁，父亲和蒙古族、鄂伦春族、达斡尔族、朝鲜族等少数民族头领歃血为盟，结拜为生死兄弟，共同打击日本侵略者；篝火旁，父亲和负伤的战友们一起度过艰难困苦的岁月……
袭击鹤岗，西征松嫩平原，激战西宝山，智取克山，横扫嫩江平原，血战库楚河……在230多次战役、战斗中，父亲领导的第三路军三支队打出了抗联勇士敢于亮剑的威风，打出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斗志，也打击了日本关东军将东北作为全面侵华战争后方基地的战略企图。
有一年，父亲带着我们兄弟姐妹回到革命老区汤原。站在汤旺河边，望着小兴安岭的峰峦，父亲回忆起当年抗联西征过程中悲壮惨烈的场景。
为了扩大抗日游击区，开辟新战场，抗联六军于1938年冬季从松花江下游地区沿着大小兴安岭山脉向松嫩平原进发，西征长达三千多里，历经四个多月。沿途山路陡峭，雪深齐腰，每前进一步都非常困难。破棉袄根本抵挡不住零下四五十摄氏度的严寒，有的战士走着走着就站住不动了，等战友们上前一摸，发现已经停止了呼吸。
父亲带着先遣队第一批到达嫩江地区的海伦。李兆麟将军带着六军主力于1939年1月到达绥棱地区。李兆麟将军给父亲写了一封信，上面只有七个字：部队困难到极点。父亲立即带着战士和粮食前去接应。见到李兆麟时，父亲几乎认不出他来了——头发蓬乱，脸庞黑瘦，眼睛深陷，棉衣被树枝刮得破烂不堪。战士们有的没有棉衣，身上披着破棉被、麻袋片；有的没有棉鞋，脚上包着马皮；有的没有帽子，头上缠着好几层布。篝火旁躺满了伤员，有的冻掉了手指和脚趾，有的冻坏了鼻子和耳朵，因为没有药，只能用旧布包着。当几个伤员挣扎着坐起来伸出肿得发紫的手和父亲握手时，父亲哭了。他立即指示接应部队支上几口大锅煮粥，每人只能喝一碗，以免撑死人。
父亲对篝火有很深的感情，1959年，他撰写了一篇题为《篝火》的文章，被收入《星火燎原》丛书第五集。
读着《篝火》，我逐渐长大了。父亲教导我好好学习，要听党的话，要为人民服务，要艰苦补素，要平易近人。后来我当了兵，上了大学，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名军事教官。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放弃了去南方担任更高职务的机会，也放弃了更优越的生活条件，主动要求回到黑龙江。他离不开黑土地，这里有他战斗的足迹，这里埋葬着患难与共的战友，大兴安岭老林里还住着为了抗日生死结拜的民族兄弟。
20世纪70年代的一天，一对老夫妻来到我们家。他们身穿少数民族的皮祆，头戴狗皮毡帽，脚穿长筒毡靴，男的还背着一杆老式猎枪。父亲一见到他们，就激动得拥抱在一起。原来，他们就是当年抗日民族同盟结拜兄弟中的老大——鄂伦春族头领盖山的女儿占柱梅和女婿塔克塔布。老盖山为了支援抗联，死在深山老林里。鄂伦春族兄弟把自己吃的粮食和猎物留给抗联战士们吃，还把自己的马、猎枪、子弹支援给抗联，给部队送情报、带路，为伤员提供养伤条件。父亲对我和弟弟说，当年他们部队之所以能在寒冬的老林里生存下来，靠的全是鄂伦春族兄弟们教的秘诀：“点燃一把干树枝，放倒一棵湿松树，切断放在火堆里，一直取暖到天亮。”
当时，占柱梅才10岁。30多年过去了，他们仍然过着打渔狩猎的生活，住在大兴安岭老林里。他们的枪坏了，子弹又不多，生活困难到极点，想请部队帮忙。父亲指示后勤修理所帮助他们修好了枪，又补充了一些子弹。
占柱梅和塔克塔布走后，父亲只要听说有从抗联老区来的人，就把他们请到家中促膝长谈，为他们包一顿饺子。父亲经常回革命老区看望那些老兄弟和当年支持过抗联的老百姓，并对当地有关部门说：“如今革命胜利了，我们的生活好起来了，一定不能忘记那些当年冒着生命危险支援我们打仗的群众。好多群众的生活还很困难，我们的政府和部队要尽一切可能关心、帮助他们。”
父亲晚年撰写了大量军史资料、文史资料和回忆录，为部队训练提供了很多战例研究资料。有一年，我带着师团干部集训队听父亲讲军事战例。父亲讲了智取克山战役。
克山是伪满洲国的“模范县”，是日军重要的粮食供给基地和交通枢纽。智取克山是东北抗联军史上的一次重要战斗，由抗联第三路军三、九支队联合作战，三路军政委是冯仲云，战斗由父亲负责指挥。智取克山的胜利极大震撼了伪满洲国，无论在军事上还是政治上都给日军以重创。当讲到日军如何屠杀我爱国同胞时，父亲满腔怒火；当讲到部队攻进克山城打开监狱牢门，同胞们冲出牢房那激动人心的场面时，父亲慷慨激昂；当讲到为了消灭日寇，战士们与敌人展开肉搏，最终同归于尽时，父亲的眼眶几次湿润；当讲到智取克山胜利，部队顺利回到朝阳山根据地时，全场掌声热烈。20多年过去了，那场景经常浮现在我的眼前，令人难忘。
10年前，父亲去世。我们从骨灰中捡出了折磨他一辈子的弹片。如今，父亲的篝火仍然在燃烧，它不在高山上、不在森林里、不在雪原中，它在我们的心里。这熊熊篝火，燃烧着东北人民不屈不挠反抗侵略的意志，燃烧着东北抗联一往无前血战强敌的精神，燃烧着父辈们对国家、对民族、对后代的期望。
父亲23岁那年参加了东北抗联，在之后近8年的时间里几乎就没住过真正的房子。深山老林、冰天雪地，数九寒冬、北风刺骨，陪伴父亲和战友们的就是那一团团篝火——篝火旁，父亲宣誓入党；篝火旁，父亲聆听周保中、冯仲云、李兆麟等抗联将领讲述革命道理；篝火旁，父亲和战友们谋划打击日伪军的作战计划；篝火旁，父亲和蒙古族、鄂伦春族、达斡尔族、朝鲜族等少数民族头领歃血为盟，结拜为生死兄弟，共同打击日本侵略者；篝火旁，父亲和负伤的战友们一起度过艰难困苦的岁月……
袭击鹤岗，西征松嫩平原，激战西宝山，智取克山，横扫嫩江平原，血战库楚河……在230多次战役、战斗中，父亲领导的第三路军三支队打出了抗联勇士敢于亮剑的威风，打出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斗志，也打击了日本关东军将东北作为全面侵华战争后方基地的战略企图。
有一年，父亲带着我们兄弟姐妹回到革命老区汤原。站在汤旺河边，望着小兴安岭的峰峦，父亲回忆起当年抗联西征过程中悲壮惨烈的场景。
为了扩大抗日游击区，开辟新战场，抗联六军于1938年冬季从松花江下游地区沿着大小兴安岭山脉向松嫩平原进发，西征长达三千多里，历经四个多月。沿途山路陡峭，雪深齐腰，每前进一步都非常困难。破棉袄根本抵挡不住零下四五十摄氏度的严寒，有的战士走着走着就站住不动了，等战友们上前一摸，发现已经停止了呼吸。
父亲带着先遣队第一批到达嫩江地区的海伦。李兆麟将军带着六军主力于1939年1月到达绥棱地区。李兆麟将军给父亲写了一封信，上面只有七个字：部队困难到极点。父亲立即带着战士和粮食前去接应。见到李兆麟时，父亲几乎认不出他来了——头发蓬乱，脸庞黑瘦，眼睛深陷，棉衣被树枝刮得破烂不堪。战士们有的没有棉衣，身上披着破棉被、麻袋片；有的没有棉鞋，脚上包着马皮；有的没有帽子，头上缠着好几层布。篝火旁躺满了伤员，有的冻掉了手指和脚趾，有的冻坏了鼻子和耳朵，因为没有药，只能用旧布包着。当几个伤员挣扎着坐起来伸出肿得发紫的手和父亲握手时，父亲哭了。他立即指示接应部队支上几口大锅煮粥，每人只能喝一碗，以免撑死人。
父亲对篝火有很深的感情，1959年，他撰写了一篇题为《篝火》的文章，被收入《星火燎原》丛书第五集。
读着《篝火》，我逐渐长大了。父亲教导我好好学习，要听党的话，要为人民服务，要艰苦补素，要平易近人。后来我当了兵，上了大学，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名军事教官。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放弃了去南方担任更高职务的机会，也放弃了更优越的生活条件，主动要求回到黑龙江。他离不开黑土地，这里有他战斗的足迹，这里埋葬着患难与共的战友，大兴安岭老林里还住着为了抗日生死结拜的民族兄弟。
20世纪70年代的一天，一对老夫妻来到我们家。他们身穿少数民族的皮祆，头戴狗皮毡帽，脚穿长筒毡靴，男的还背着一杆老式猎枪。父亲一见到他们，就激动得拥抱在一起。原来，他们就是当年抗日民族同盟结拜兄弟中的老大——鄂伦春族头领盖山的女儿占柱梅和女婿塔克塔布。老盖山为了支援抗联，死在深山老林里。鄂伦春族兄弟把自己吃的粮食和猎物留给抗联战士们吃，还把自己的马、猎枪、子弹支援给抗联，给部队送情报、带路，为伤员提供养伤条件。父亲对我和弟弟说，当年他们部队之所以能在寒冬的老林里生存下来，靠的全是鄂伦春族兄弟们教的秘诀：“点燃一把干树枝，放倒一棵湿松树，切断放在火堆里，一直取暖到天亮。”
当时，占柱梅才10岁。30多年过去了，他们仍然过着打渔狩猎的生活，住在大兴安岭老林里。他们的枪坏了，子弹又不多，生活困难到极点，想请部队帮忙。父亲指示后勤修理所帮助他们修好了枪，又补充了一些子弹。
占柱梅和塔克塔布走后，父亲只要听说有从抗联老区来的人，就把他们请到家中促膝长谈，为他们包一顿饺子。父亲经常回革命老区看望那些老兄弟和当年支持过抗联的老百姓，并对当地有关部门说：“如今革命胜利了，我们的生活好起来了，一定不能忘记那些当年冒着生命危险支援我们打仗的群众。好多群众的生活还很困难，我们的政府和部队要尽一切可能关心、帮助他们。”
父亲晚年撰写了大量军史资料、文史资料和回忆录，为部队训练提供了很多战例研究资料。有一年，我带着师团干部集训队听父亲讲军事战例。父亲讲了智取克山战役。
克山是伪满洲国的“模范县”，是日军重要的粮食供给基地和交通枢纽。智取克山是东北抗联军史上的一次重要战斗，由抗联第三路军三、九支队联合作战，三路军政委是冯仲云，战斗由父亲负责指挥。智取克山的胜利极大震撼了伪满洲国，无论在军事上还是政治上都给日军以重创。当讲到日军如何屠杀我爱国同胞时，父亲满腔怒火；当讲到部队攻进克山城打开监狱牢门，同胞们冲出牢房那激动人心的场面时，父亲慷慨激昂；当讲到为了消灭日寇，战士们与敌人展开肉搏，最终同归于尽时，父亲的眼眶几次湿润；当讲到智取克山胜利，部队顺利回到朝阳山根据地时，全场掌声热烈。20多年过去了，那场景经常浮现在我的眼前，令人难忘。
10年前，父亲去世。我们从骨灰中捡出了折磨他一辈子的弹片。如今，父亲的篝火仍然在燃烧，它不在高山上、不在森林里、不在雪原中，它在我们的心里。这熊熊篝火，燃烧着东北人民不屈不挠反抗侵略的意志，燃烧着东北抗联一往无前血战强敌的精神，燃烧着父辈们对国家、对民族、对后代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