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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处理台湾问题在《中日联合声明》中的表达方式，就成了谈判最棘手的难题，谈判气氛也一度趋于紧张。在这种情况下，密切关注谈判进程的周总理把握大局、刚柔相济，表现出了原则的坚定性和具体方式的灵活性，推动谈判朝达成协议的方向前进。
世间不打不相识
中日双方对邦交正常化的基本想法以及有关问题处理意见大体一致，但在我方所提复交三原则、台湾问题以及对第三国关系的认定与文字表述上，尚有分歧，有待商榷。因此整个谈判艰巨而复杂，充满了斗争。
双方谈判最先遇到的难题是日方对侵略战争道歉的表态。这个问题是由田中首相在周总理为他举行的欢迎宴会上的讲话引起的。本来在交换的草案中，双方同意在前言中简述一段历史和日方表示道歉的内容，但未落实文字。田中首相在欢迎宴会的祝酒词中轻描淡写地提到日本那场战争给中国“添了麻烦”。出席宴会的中方人士听了都很吃惊，当场就议论纷纷，非常不满。这一表态公开报道后更是引起公众的强烈反感与愤慨。
周总理在第二天与田中首相会谈中一开始就坦率而严肃地指出，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侵略使中国人民蒙受了深重灾难，其结果也使日本人民深受其害。“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样的教训日本政府应当牢牢记住；而“添了麻烦”意思太轻，许多人想不通，完全无法接受，更不要说那些有杀父弑母伤亲之仇的人了。在周总理理直气壮的陈述面前，田中的任何表白、解释都显得苍白无力，他只好承认讲得不够，愿设法修改，以表示反省道歉，向中国人民谢罪。
针对日方的“添了麻烦”，我方还拿出了日本出版的新辞书、字典，一一查出了“添麻烦”、“反省”、“道歉”、“谢罪”等字词的含义及程度，表明用“添了麻烦”来“道歉”是不够和不当的。日方无言以对，只好表示折服。９月２７日，毛主席会见田中时一上来就问，“那个‘添了麻烦’的问题吵得怎样了”，田中马上说，“已经基本解决，可以按中方习惯改”。毛主席高瞻远瞩地指出：“吵出结果就好。天下总没有不吵架的，不打不相识嘛?选”在当夜姬鹏飞外长和大平外相的会谈中，大平提出了对战争表示反省的措辞。最后为我方接受并写进联合声明的文字是：“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我方的严正立场和日方反省谢罪之意被写进了庄严的历史性文件，这为“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留下了依据。
言必有信行必果
台湾问题是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的最大难点。中日复交前日本同台湾维持着“外交”关系，日台之间还签订过所谓的“和平条约”，而日本要实现同中国的邦交正常化，自然就要与台湾“断交、废约”。中方早就提出了恢复邦交三原则——日方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惟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台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应予废除。田中首相承认，谋求同中国复交，就只能取消同台湾的官方关系，可又不愿造成混乱，不愿视与台湾“建交、缔约”并宣布双方“战争状态的结束”从一开始就是非法的。田中要求中方体谅他面临的现实困难，照顾历史形成的状况。大平外相也表明对复交三原则并无异议，但日本是“日台条约”的当事国，政府负有责任，如果完全接受中方见解，那就等于多年来一直在欺骗国会和国民。日方希望找到符合其立场的表达，以维护日本在台利益和在台日本人的人身安全。随后，代表日方作主旨发言的外务省条约局局长高岛益郎还从法律角度讲述了所谓“日台条约”以及“战争状态结束”、“赔偿已处理完毕”的“合法性”。
有鉴于此，如何处理台湾问题在《中日联合声明》中的表达方式，就成了谈判最棘手的难题，谈判气氛也一度趋于紧张。
在这种情况下，密切关注谈判进程的周总理把握大局、刚柔相济，表现出了原则的坚定性和具体方式的灵活性，推动谈判朝达成协议的方向前进。针对谈判面临的最大问题和困难，周总理在与田中首相的限制性会谈中，首先肯定并称赞了田中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决心与勇气，对田中理解我复交三原则以及一旦和中国复交即与台湾“断交”、“日台条约”也随之失效的说法表示赞赏，认为“这是对我们的友好态度”，也只有在这一前提下，中方才可能对日方的困难予以照顾，而不是相反。周总理特别指出，一定要从政治的高度而又不仅仅是拘泥于法律条文两方面来处理问题。
接着，周总理极为严肃地批驳了日方条约局局长在发言中死抠条文不放，把《旧金山对日和约》、“日台条约”都搬出来作为依据的错误说法，“显然是无视事实、本末倒置，也不符合田中、大平对复交的意愿和精神”。
联系到日本对华赔偿问题，周总理说，遭受日本侵略战争损害的主要在大陆。我们是从友好大局出发和不想使日本人民负担赔偿之苦，才主动放弃赔偿要求的。而已经被中国人民推翻逃到台湾的蒋介石当时就已无任何资格代表全中国，他所谓的“放弃”只是慷他人之慨，日方至今还死抱着”蒋介石已经处理完毕”因而认为不必再提赔偿也不领情的态度，实在是令人惊诧和愤慨，完全不可容忍。
周总理的发言，义正词严，句句有理有据，不仅使日方折服，也让我们这些参与谈判的工作人员深受教育。听了周总理的话，田中首相当场表示，对于中国把恩怨置之度外、从大处着眼、本着互谅互让精神处理问题，日方再次表示深深的谢意。田中愿意继续考虑中方的意见，并让两位外长和谈判班子开动脑筋磋商写进《中日联合声明》的合适措辞。
针对周总理的严肃批评，田中在双方会谈结束后一回到钓鱼台宾馆便把外务省官员叫到自己房间，对他们严厉地讲道：你们受过高等教育，都是很有学问的，不要钻牛角尖，靠你们提出解决问题的见解和办法，责任由我来负。
众所周知，田中首相曾经多次对人讲过对周总理的深刻印象和钦佩之情。此次来华，在与周总理直接接触和对话后，他在宾馆的信笺上写下了评价周总理的诗句：“躯如杨柳摇微风，心似巨岩碎大涛。”其内心的敬佩跃然纸上。
在中日最后一轮首脑会谈时，田中首相告诉周总理，他已明确指示大平外相，《中日联合声明》发表后立即对外宣布终止同台湾的“外交关系”，“日台条约”也随之废弃。他还向周总理保证：日本不支持“台独”，对台湾无领土野心，日后如对台有什么举动，当先向中方打招呼。
周总理称赞田中作出的“决断”和贡献，他说重建邦交首先要讲信义，此次首相来华已体现了中国古语“言必信，行必果”的精神。周总理还特地把《论语》中的这六个大字题赠田中，以示中日崭新关系从“言必信”开始。田中深为感动，也挥笔以日本旧宪法中的“信为万事之本”作为回赠，以此表达他恪守信义、履行承诺的心愿。
共饮香槟成大业
根据两国首脑会谈取得的一致，对于几个关键问题的表述，经过对双方所提方案、对案的反复讨论比较，双方终于达成协议：我方同意在日方表明理解与接受复交三原则的前提下，联合声明中可不提及“日台条约”，避开“确认战争状态结束”字样。
有鉴于此，关于“结束战争状态”问题，双方同意在正文中以“声明公布之日起，两国之间不正常状态宣告结束”取代“确认战争状态结束”。而在前言里写明，“战争状态的结束，中日邦交的正常化，两国人民这种愿望的实现将揭开两国关系史上新的一页”。
关于台湾问题的表述，日方认为自己是《波茨坦公告》的当事国，在台湾问题上接受和签署的是这一公告，而不是中美英三国发表的《开罗宣言》。最后经过协商，双方达成妥协：首先在联合声明前言中写明：“日方在充分理解复交三原则的立场上谋求实现邦交正常化”，在正文里写道：“日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惟一合法政府，日本充分理解与尊重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该公告第八条规定，“开罗宣言之条款，必须完全实施”，而《开罗宣言》宣布“台湾应归属中国”。这样，日方就以间接方式接受了台湾属于中国一部分的立场与主张。
至于我方原来所提有关台湾问题的三项默契，即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中日联合声明》公布后，日本自台湾撤消使馆并采取有效措施使台湾向日本撤馆；解放台湾时对战后在台日本团体和个人投资与企业予以适当照顾，日方认为实质性内容已写进联合声明，因此没有必要再搞默契，免得日本国会审议时怀疑其中有什么秘密协议，反而造成内阁被动。对此我方表示同意。
至此，经过两国外长和有关官员的彻夜奋战，双方已就所有问题取得一致和妥协，并逐字逐句地敲定了联合声明的措辞。其间周总理一直等候在办公室，随时听取进展情况和最终结果，姬鹏飞外长曾两次要我打电话请示报告总理。周总理同意会谈商定的内容和文字，并指示立即打印成文件呈送毛主席，
１９７２年９月２９日上午１０时，《中日联合声明》签字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三楼大厅红毡铺地、绿绒罩桌，四周布满五彩缤纷的鲜花。在这庄严神圣的历史性时刻，周总理、姬外长和田中首相、大平外相在茶色烫金声明文本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由于为周总理把签，我荣幸地站在两国领导人身旁，履行光荣的使命。乐曲高奏，掌声四起，全场一片欢腾。大家共饮香槟，互致祝贺，一起目睹、见证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历史性瞬间，迎接两国关系新时代的黎明。
（全文完）
世间不打不相识
中日双方对邦交正常化的基本想法以及有关问题处理意见大体一致，但在我方所提复交三原则、台湾问题以及对第三国关系的认定与文字表述上，尚有分歧，有待商榷。因此整个谈判艰巨而复杂，充满了斗争。
双方谈判最先遇到的难题是日方对侵略战争道歉的表态。这个问题是由田中首相在周总理为他举行的欢迎宴会上的讲话引起的。本来在交换的草案中，双方同意在前言中简述一段历史和日方表示道歉的内容，但未落实文字。田中首相在欢迎宴会的祝酒词中轻描淡写地提到日本那场战争给中国“添了麻烦”。出席宴会的中方人士听了都很吃惊，当场就议论纷纷，非常不满。这一表态公开报道后更是引起公众的强烈反感与愤慨。
周总理在第二天与田中首相会谈中一开始就坦率而严肃地指出，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侵略使中国人民蒙受了深重灾难，其结果也使日本人民深受其害。“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样的教训日本政府应当牢牢记住；而“添了麻烦”意思太轻，许多人想不通，完全无法接受，更不要说那些有杀父弑母伤亲之仇的人了。在周总理理直气壮的陈述面前，田中的任何表白、解释都显得苍白无力，他只好承认讲得不够，愿设法修改，以表示反省道歉，向中国人民谢罪。
针对日方的“添了麻烦”，我方还拿出了日本出版的新辞书、字典，一一查出了“添麻烦”、“反省”、“道歉”、“谢罪”等字词的含义及程度，表明用“添了麻烦”来“道歉”是不够和不当的。日方无言以对，只好表示折服。９月２７日，毛主席会见田中时一上来就问，“那个‘添了麻烦’的问题吵得怎样了”，田中马上说，“已经基本解决，可以按中方习惯改”。毛主席高瞻远瞩地指出：“吵出结果就好。天下总没有不吵架的，不打不相识嘛?选”在当夜姬鹏飞外长和大平外相的会谈中，大平提出了对战争表示反省的措辞。最后为我方接受并写进联合声明的文字是：“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我方的严正立场和日方反省谢罪之意被写进了庄严的历史性文件，这为“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留下了依据。
言必有信行必果
台湾问题是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的最大难点。中日复交前日本同台湾维持着“外交”关系，日台之间还签订过所谓的“和平条约”，而日本要实现同中国的邦交正常化，自然就要与台湾“断交、废约”。中方早就提出了恢复邦交三原则——日方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惟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台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应予废除。田中首相承认，谋求同中国复交，就只能取消同台湾的官方关系，可又不愿造成混乱，不愿视与台湾“建交、缔约”并宣布双方“战争状态的结束”从一开始就是非法的。田中要求中方体谅他面临的现实困难，照顾历史形成的状况。大平外相也表明对复交三原则并无异议，但日本是“日台条约”的当事国，政府负有责任，如果完全接受中方见解，那就等于多年来一直在欺骗国会和国民。日方希望找到符合其立场的表达，以维护日本在台利益和在台日本人的人身安全。随后，代表日方作主旨发言的外务省条约局局长高岛益郎还从法律角度讲述了所谓“日台条约”以及“战争状态结束”、“赔偿已处理完毕”的“合法性”。
有鉴于此，如何处理台湾问题在《中日联合声明》中的表达方式，就成了谈判最棘手的难题，谈判气氛也一度趋于紧张。
在这种情况下，密切关注谈判进程的周总理把握大局、刚柔相济，表现出了原则的坚定性和具体方式的灵活性，推动谈判朝达成协议的方向前进。针对谈判面临的最大问题和困难，周总理在与田中首相的限制性会谈中，首先肯定并称赞了田中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决心与勇气，对田中理解我复交三原则以及一旦和中国复交即与台湾“断交”、“日台条约”也随之失效的说法表示赞赏，认为“这是对我们的友好态度”，也只有在这一前提下，中方才可能对日方的困难予以照顾，而不是相反。周总理特别指出，一定要从政治的高度而又不仅仅是拘泥于法律条文两方面来处理问题。
接着，周总理极为严肃地批驳了日方条约局局长在发言中死抠条文不放，把《旧金山对日和约》、“日台条约”都搬出来作为依据的错误说法，“显然是无视事实、本末倒置，也不符合田中、大平对复交的意愿和精神”。
联系到日本对华赔偿问题，周总理说，遭受日本侵略战争损害的主要在大陆。我们是从友好大局出发和不想使日本人民负担赔偿之苦，才主动放弃赔偿要求的。而已经被中国人民推翻逃到台湾的蒋介石当时就已无任何资格代表全中国，他所谓的“放弃”只是慷他人之慨，日方至今还死抱着”蒋介石已经处理完毕”因而认为不必再提赔偿也不领情的态度，实在是令人惊诧和愤慨，完全不可容忍。
周总理的发言，义正词严，句句有理有据，不仅使日方折服，也让我们这些参与谈判的工作人员深受教育。听了周总理的话，田中首相当场表示，对于中国把恩怨置之度外、从大处着眼、本着互谅互让精神处理问题，日方再次表示深深的谢意。田中愿意继续考虑中方的意见，并让两位外长和谈判班子开动脑筋磋商写进《中日联合声明》的合适措辞。
针对周总理的严肃批评，田中在双方会谈结束后一回到钓鱼台宾馆便把外务省官员叫到自己房间，对他们严厉地讲道：你们受过高等教育，都是很有学问的，不要钻牛角尖，靠你们提出解决问题的见解和办法，责任由我来负。
众所周知，田中首相曾经多次对人讲过对周总理的深刻印象和钦佩之情。此次来华，在与周总理直接接触和对话后，他在宾馆的信笺上写下了评价周总理的诗句：“躯如杨柳摇微风，心似巨岩碎大涛。”其内心的敬佩跃然纸上。
在中日最后一轮首脑会谈时，田中首相告诉周总理，他已明确指示大平外相，《中日联合声明》发表后立即对外宣布终止同台湾的“外交关系”，“日台条约”也随之废弃。他还向周总理保证：日本不支持“台独”，对台湾无领土野心，日后如对台有什么举动，当先向中方打招呼。
周总理称赞田中作出的“决断”和贡献，他说重建邦交首先要讲信义，此次首相来华已体现了中国古语“言必信，行必果”的精神。周总理还特地把《论语》中的这六个大字题赠田中，以示中日崭新关系从“言必信”开始。田中深为感动，也挥笔以日本旧宪法中的“信为万事之本”作为回赠，以此表达他恪守信义、履行承诺的心愿。
共饮香槟成大业
根据两国首脑会谈取得的一致，对于几个关键问题的表述，经过对双方所提方案、对案的反复讨论比较，双方终于达成协议：我方同意在日方表明理解与接受复交三原则的前提下，联合声明中可不提及“日台条约”，避开“确认战争状态结束”字样。
有鉴于此，关于“结束战争状态”问题，双方同意在正文中以“声明公布之日起，两国之间不正常状态宣告结束”取代“确认战争状态结束”。而在前言里写明，“战争状态的结束，中日邦交的正常化，两国人民这种愿望的实现将揭开两国关系史上新的一页”。
关于台湾问题的表述，日方认为自己是《波茨坦公告》的当事国，在台湾问题上接受和签署的是这一公告，而不是中美英三国发表的《开罗宣言》。最后经过协商，双方达成妥协：首先在联合声明前言中写明：“日方在充分理解复交三原则的立场上谋求实现邦交正常化”，在正文里写道：“日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惟一合法政府，日本充分理解与尊重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该公告第八条规定，“开罗宣言之条款，必须完全实施”，而《开罗宣言》宣布“台湾应归属中国”。这样，日方就以间接方式接受了台湾属于中国一部分的立场与主张。
至于我方原来所提有关台湾问题的三项默契，即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中日联合声明》公布后，日本自台湾撤消使馆并采取有效措施使台湾向日本撤馆；解放台湾时对战后在台日本团体和个人投资与企业予以适当照顾，日方认为实质性内容已写进联合声明，因此没有必要再搞默契，免得日本国会审议时怀疑其中有什么秘密协议，反而造成内阁被动。对此我方表示同意。
至此，经过两国外长和有关官员的彻夜奋战，双方已就所有问题取得一致和妥协，并逐字逐句地敲定了联合声明的措辞。其间周总理一直等候在办公室，随时听取进展情况和最终结果，姬鹏飞外长曾两次要我打电话请示报告总理。周总理同意会谈商定的内容和文字，并指示立即打印成文件呈送毛主席，
１９７２年９月２９日上午１０时，《中日联合声明》签字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三楼大厅红毡铺地、绿绒罩桌，四周布满五彩缤纷的鲜花。在这庄严神圣的历史性时刻，周总理、姬外长和田中首相、大平外相在茶色烫金声明文本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由于为周总理把签，我荣幸地站在两国领导人身旁，履行光荣的使命。乐曲高奏，掌声四起，全场一片欢腾。大家共饮香槟，互致祝贺，一起目睹、见证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历史性瞬间，迎接两国关系新时代的黎明。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