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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着《狼图腾》带来的动物题材小说热，2005年的长篇小说《藏獒》从问世起就成了读者关注的对象。这部与《狼图腾》类似的动物题材作品不仅在各书店销售排行榜上位居前列，而且在“《当代》长篇小说年度最佳奖”的评选中，由读者投票以绝对优势击败了《秦腔》、《空山》、《兄弟》、《平原》四部力作获奖（读者奖）。其反响和受欢迎程度又一次书写了动物题材小说的奇迹，从而也使得自《狼图腾》开始，连续两年的动物题材小说走红，成为一个相当耐人寻味的文学现象。
回首2004年，《狼图腾》曾给文坛注入了一支兴奋剂。这不仅是因为以往少有对草原生命如此规模的宏大叙事，更因为这部并非“纯文学”的文学作品向读者灌输了有关“狼性”、“狼精神”的理念而引发了持续的争论。有关讨论已不只限于其艺术层面，人们将视线更多地聚焦于作品的思想文化内涵。《藏獒》也是如此，甫一问世，便挑起了有关藏獒和“獒性”的话题，并且矛头直指《狼图腾》。同样的生命题材，相似的怀旧气氛，不惜笔墨的动物厮杀的场景描绘，让《藏獒》的读者不能不想到《狼图腾》。更重要的是，透过文本表层，两部作品在深层次都包含着浓厚的文化意蕴和深刻主题。《狼图腾》通过插队知青陈阵在草原的经历表现了狼在草原生态链中的作用，表现了作者所宣扬的“狼性”、“狼精神”。而在《藏獒》中，杨志军笔下高原藏獒的“獒性”成为作品着力表现的对象。一群藏獒的身上集中了人类所应具备的美好品德，成为足以抗衡前者的另一部生命叙事作品。
一、人性化的藏獒
藏獒是青藏高原特有的犬种，被誉为“龙狗”、“狗状元”、“东方神犬”。纯正的藏獒高大、威猛、忠勇、坚韧。在青藏高原，藏獒曾是牧民的好帮手、好朋友，与藏民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在《藏獒》中，小说的主角就是生活在1950年代青果阿玛西部草原的一群藏獒。
小说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主人公“父亲”是驻藏记者，带着采访任务来到了1950年代还处于部落散居状态的西结古草原。路途上，父亲无意中用一袋天堂果（花生）将西结古草原的仇家上阿妈草原的七个孩子引到了西结古草原，从而激发了一场深埋在两个草原部落间的宿怨。七个孩子成为了西结古草原人的复仇对象，而角斗的双方却是各为其主的藏獒。就这样，父亲卷入了一场场险象环生的角斗中，亲历了一次次人与动物、动物与动物之间的壮烈角斗。其中，藏獒作为角斗的主角，其鲜明的个性和精神在角斗中完美地呈现出来。
小说用人性化的手法写藏獒，这一点有别于《狼图腾》。在《狼图腾》中，作者主要通过主人公陈阵的视角观察狼，通过陈阵听狼的故事和传说讲述狼，客观地描写狼群。而在《藏獒》中，作者笔下的藏獒世界俨然是一个“五脏俱全”的人类社会。獒类世界的等级关系、獒与獒之间的交流等无不酷似人类社会。小说中，在写獒与獒的角斗时，作者采用了大量拟人化的手法，并突出描写藏獒的心理活动；在写人与獒的关系时，作者笔下的主人公所面对的不再是兽，而是有心灵、有思想、有独立意志的拟人化了的藏獒。
小说开始，藏獒冈日森格陪伴它的七个主人跟随“父亲”来到西结古草原，与流浪孩子秋珠相遇，在秋珠指示下，西结古草原的一群藏獒与冈日森格撕咬成一团。为保护主人，冈日森格奋力迎战并凭借天生的机智勇猛与同类周旋。冈日森格的足智多谋，灰色老公獒的老谋深算以及虎头雪獒作为獒王的自信豪迈，通过拟人化的写法得到了充分体现。仿佛不是动物之间的角斗，而是类似金庸笔下侠与侠的较量。当冈日森格面对母獒那日的攻击时，冈日森格恪守獒类“男不跟女斗”的传统法则，最终倒在了一群锋牙利爪之下，让人仿佛感觉到一位侠义之士的风范。小说中，无论是誓死保护主人的冈日森格，还是有情有义的母獒那日，无论是智勇双全的白狮子嘎保森格，还是由送鬼人达赤训练出的凶残冷酷的饮血王党项罗刹，都被作者塑造得如人物般有血有肉、栩栩如生。
同时，作者还多次写到了藏獒的自杀，这是小说中最具人性化的一幕。一次是大黑獒那日面对主人要它咬死冈日森格的命令，而自己已对冈日森格产生友情，无法选择而撞墙自杀；一次是白狮子嘎保森格受到耻辱，为尊严而跳崖自杀。藏獒的尊严和耻感由此昭显。尤其是后一次自杀，作者用了较长的篇幅进行铺垫和描写。小说写到白狮子嘎保森格面对獒王在它看来是假仁假义的体恤和帮助时，它的心思是：“耻辱啊，我居然需要它的怜悯。它用怜悯伤害了我，比敌人利牙的伤害还要残酷一百倍”。小说紧接着写道：“此刻，耻辱蚕食着白狮子嘎保森格浑身的每一个细胞，那曾经是不可一世的骄矜的心正在跌落成咬死或撞死獒王虎头雪獒的决心。它大叫一声，从冷杉森森的高地悬崖上扑了下来，直扑獒王虎头雪獒。当然它是扑不到的，悬崖很高很高。当然它是活不了的，因为它实际上是跳崖自杀。”就这样，一个活灵活现、性格丰满的形象浮现在我们面前。
此外，作者几次写到为防止瘟疫传播，染病的藏獒自觉隔离、自生自灭：每当瘟疫在狗群中蔓延时，西结古草原上染病的藏獒“为了不把瘟病传染给别的狗和人，为了死后成为粮食，从而让狼也传染上瘟病死掉，避免出现狼吃羊的时候没有藏獒保护的局面”就会“像它们的祖先那样离开西结古草原，走进了昂拉雪山，走进了密灵谷”。还写到了大雪灾时，在积雪压塌的帐篷里，大黑獒那日用它的奶汁给尼玛爷爷一家四口人和四只狗以及它自己的两个孩子提供了五天救命的食粮。当其它藏獒叼来政府空投的救灾物资时，大黑獒那日的奶汁“还在朝人和狗的嘴里流着，尽管已经非常稀薄，而且是奶中掺血的”。“雪灾结束后，大黑獒那日再也没有恢复过来，它元气大伤，身体似乎缩小了一半。又过了一年，它就死了。尼玛爷爷抱着死去的大黑獒那日哭晕了过去，全家都给它跪下了。西结古草原上，超度獒魂的经声像烟雾一样弥漫了一个冬天还在弥漫。”
可以说，在作者笔下，西结古草原上藏獒的表现已超出了作为家兽的局限，成为一种高素质的存在。在以上这些用人性化手法塑造的藏獒身上，凝聚了人类应有的尊严、责任和忠诚；体现着充满人性化的智慧、爱情和友情。作者以酣畅淋漓的笔法，干净、洗练地讲述着獒群中发生的故事。人性和“獒性”成为小说中水乳交融的主线，在小说中徐徐展开，贯穿始终。
二、用“獒性”呼唤人性
综观中外文学史中的动物题材小说，我们可以发现，小说中出现的动物形象往往是人物形象的参照，是作者理性思考的载体。书写动物形象的深层目的更多的是藉物喻人，表现人类世界。典型的如美国作家杰克·伦敦的“狗的小说”系列，前苏联作家艾特玛托夫的动物题材作品。动物形象被赋予了丰富的意蕴，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朱宝荣在《动物形象：小说研究中不应忽视的一隅》中曾将动物题材小说中的动物形象归纳为工具型和拟实型两种，并指出：“文学是人学，写动物不过是从别样的角度表现人。从这样的角度考察，当作品中出现动物形象，尤其是工具型形象时，则必然是一种叙事的修辞选择”①。藏獒正是属于这里所说的工具型动物形象，被人性化书写的藏獒形象正是作者用来呼唤人性、表现人类社会的一个工具，一面镜子。
在《狼图腾》中，陈阵在内蒙古边境的额仑草原领略了草原狼群的魅力，看到了狼在草原上苍凉、豪迈的形象，深深地迷上了草原狼，并开始自觉反思人与自然、人性与狼性、狼道与天道等具有深刻哲理性的问题。同样，在《藏獒》中，作者通过“父亲”与藏獒的接触，表现了高原动物身上所具有的人类传统的尊严、责任和忠诚等美好品德。“父亲”对冈日森格的保护，对藏獒的欣赏和较高评价无不体现出作者的用心。正如作者所说：“藏獒是一种高素质的存在，在它身上，体现了青藏高原壮猛风土的塑造，集中了草原的生灵应该具备的最好品质：孤独、冷傲、威猛和忠诚、勇敢、献身以及耐饥、耐寒、耐一切磨砺。它们伟岸健壮、凛凛逼人、疾恶如仇、舍己为人，是牧家的保护神。说得绝对一点，在草原上，在牧民们那里，道德的标准就是藏獒的标准。”②小说中，作者通过牧民之口，多次提到了藏獒的优秀品质，而这些品质在牧民看来，正是一个优秀的“人”所应具备的品质。牧民们欣赏英勇的藏獒，即使是仇家草原的藏獒冈日森格，只要它能凭借自己的力量显示出一头优秀藏獒的品质，哪怕它咬死了自家的藏獒，也同样受到牧民的欣赏和尊敬。小说中，作者以人性化的手法描写了藏獒身上所具有的“獒性”，而《藏獒》中的这种“獒性”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人性。
作者杨志军在一次采访中对“獒性”做了如下阐释：“这里的獒性是指‘文化獒性’，獒性是对狼性的反动，也是人性指标的另类显示，是我们极端缺乏的道德良心的体现。我写藏獒，也有一种用动物启蒙人类的冲动。”显然，《藏獒》中，“獒性”即人性，作者书写的“獒性”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当代人类所日渐匮乏而又依然心向往之的美好品德。由是观之，如果我们把《藏獒》放到当代大的社会背景中去考察，《藏獒》的问世可以说实际上承担了特定的文化责任。
如今，传统道德体系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市场原则支配下已岌岌可危，资本带来的唯利是图、金钱至上的原则消解了曾是因因相袭、生生不息的传统美德。在这样的背景下，2004年《狼图腾》问世并一炮走红。人们将狼视为崇拜对象，推崇“狼性”、“狼精神”。特别是在商界，“狼文化”所宣扬的“狼道”、“狼经”这些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与市场经济中商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规则一拍即合。正如李建军在评论《狼图腾》时所说的：“在一个王纲解纽、价值混乱的时代，一切都有可能被颠倒过来，一切都有可能被弄‘拧巴’。无耻便是荣耀，下流等于高雅，‘流氓’成为‘英雄’。”③的确，似乎正是缺少道德和信仰制约的市场经济把人异化成了狼。
杨志军及其责任编辑周昌义在《藏獒》的发布会上与到会者公开讨论中国到底是需要“狼性”还是‘“獒性”的问题。在小说后记《远去的藏獒》中，杨志军也立场鲜明地写道：“狼是卑鄙无耻的盗贼，欺软怕硬，忘恩负义，损人利己。藏獒则完全相反，精忠报主，见义勇为，英勇无畏。狼一生都为自己而战，藏獒一生都为别人而战。狼以食为天，它的搏杀只为苟活；藏獒以道为天，它们的战斗是为忠诚，为道义，为职责。狼和藏獒，不可同日而语”。“我们需要在藏獒的陪伴下从容不迫地生活，而不需要在一个狼视眈眈的环境里提心吊胆地度日”。④可以说，《藏獒》的作者正是用藏獒的“獒性”来抵抗日益高涨的“狼性”，用“獒性”呼唤在当今社会中被日益忽略的人类所应具备的最基本的人性，最基本的品德。
三、动物题材的局限性
应该说，《藏獒》的主观意图是好的。用獒类世界隐喻人类世界，用“獒性”呼唤人性，使得《藏獒》具有深厚的文化和社会意义。但是，换一种角度看，像《藏獒》这种用动物影射人类的文学作品，由于其题材的限定，使作品从一开始便带有无法克服的缺陷。
具体来说，小说通过獒与獒的争斗刻画了藏獒的英勇、机智，但是，这种血腥残酷的生死角斗毕竟发生在同类之间，英勇善战从另一种角度看其实不过是自相残杀。小说写到獒类的尊严和耻辱感，但是，互相羞辱对方的恰恰是藏獒自己；冈日森格一方面可以说是英勇善战，但是在与獒王以及白狮子嘎保森格作战时，却用了为獒类不齿的卑劣方法；小说写到藏獒的忠诚，但是这种各为其主的忠诚仍然是一种奴性；如此等等。这一切是小说《藏獒》无法回避、也无法解决的矛盾。
动物题材作品有题材的优势。通过作家的文学创作，来自“自然村”的人类的邻居们以其物种的独特性向人们展示着各自的魅力，给读者带来别样的阅读感受。无论是以写实方式对动物世界的自然呈现，还是用拟人化的手法进行书写，动物题材作品往往能带给人新奇感。并且，除却题材的新奇，动物题材作品也能引发人们的思考，给读者以启发。人们不但可以通过动物题材作品了解动物知识，也能通过动物世界的比照看到人类世界的另一面。尤其是工具型动物题材作品，题材本身就成为一种工具，一种媒介。但是，这样一来，在动物题材作品的题材处理上，就不得不面临这样一个难题，即如何合理地表现和把握题材挖掘的“度”。
在《狼图腾》和《藏獒》中，作者对动物题材的挖掘和表现显然已经超出和跨越了题材所要求的“度”，成为了类似寓言的作品。作者赋予作品过重的文化负担，使得小说成了拿动物来说事儿，而说事儿的同时却忽略了有理、有据、有度。
动物题材是一把双刃剑，在出彩的同时也无法回避题材本身带来的遗憾。正如《狼图腾》将自然界凶残、狡猾、阴暗的狼形象升华为一种图腾，并正面宣扬所谓“狼道”、“狼精神”而显得无稽和荒谬一样，《藏獒》也不能摆脱这种困境。应当说，选择什么题材，如何处理好题材，是当前和未来乐于写动物的作家们需要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
注释
①朱宝荣：《动物形象：小说研究中不应忽视的一隅》，《文艺理论与批评》2005年第1期。
②见《访〈藏獒〉作者杨志军：质疑狼文化独爱獒精神》，《北京娱乐信报》2005年10月27日。
③李建军：《必须说出的真相》，《文学自由谈》2005年第2期。
④杨志军：《远去的藏獒》，《当代》2005年第5期。
回首2004年，《狼图腾》曾给文坛注入了一支兴奋剂。这不仅是因为以往少有对草原生命如此规模的宏大叙事，更因为这部并非“纯文学”的文学作品向读者灌输了有关“狼性”、“狼精神”的理念而引发了持续的争论。有关讨论已不只限于其艺术层面，人们将视线更多地聚焦于作品的思想文化内涵。《藏獒》也是如此，甫一问世，便挑起了有关藏獒和“獒性”的话题，并且矛头直指《狼图腾》。同样的生命题材，相似的怀旧气氛，不惜笔墨的动物厮杀的场景描绘，让《藏獒》的读者不能不想到《狼图腾》。更重要的是，透过文本表层，两部作品在深层次都包含着浓厚的文化意蕴和深刻主题。《狼图腾》通过插队知青陈阵在草原的经历表现了狼在草原生态链中的作用，表现了作者所宣扬的“狼性”、“狼精神”。而在《藏獒》中，杨志军笔下高原藏獒的“獒性”成为作品着力表现的对象。一群藏獒的身上集中了人类所应具备的美好品德，成为足以抗衡前者的另一部生命叙事作品。
一、人性化的藏獒
藏獒是青藏高原特有的犬种，被誉为“龙狗”、“狗状元”、“东方神犬”。纯正的藏獒高大、威猛、忠勇、坚韧。在青藏高原，藏獒曾是牧民的好帮手、好朋友，与藏民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在《藏獒》中，小说的主角就是生活在1950年代青果阿玛西部草原的一群藏獒。
小说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主人公“父亲”是驻藏记者，带着采访任务来到了1950年代还处于部落散居状态的西结古草原。路途上，父亲无意中用一袋天堂果（花生）将西结古草原的仇家上阿妈草原的七个孩子引到了西结古草原，从而激发了一场深埋在两个草原部落间的宿怨。七个孩子成为了西结古草原人的复仇对象，而角斗的双方却是各为其主的藏獒。就这样，父亲卷入了一场场险象环生的角斗中，亲历了一次次人与动物、动物与动物之间的壮烈角斗。其中，藏獒作为角斗的主角，其鲜明的个性和精神在角斗中完美地呈现出来。
小说用人性化的手法写藏獒，这一点有别于《狼图腾》。在《狼图腾》中，作者主要通过主人公陈阵的视角观察狼，通过陈阵听狼的故事和传说讲述狼，客观地描写狼群。而在《藏獒》中，作者笔下的藏獒世界俨然是一个“五脏俱全”的人类社会。獒类世界的等级关系、獒与獒之间的交流等无不酷似人类社会。小说中，在写獒与獒的角斗时，作者采用了大量拟人化的手法，并突出描写藏獒的心理活动；在写人与獒的关系时，作者笔下的主人公所面对的不再是兽，而是有心灵、有思想、有独立意志的拟人化了的藏獒。
小说开始，藏獒冈日森格陪伴它的七个主人跟随“父亲”来到西结古草原，与流浪孩子秋珠相遇，在秋珠指示下，西结古草原的一群藏獒与冈日森格撕咬成一团。为保护主人，冈日森格奋力迎战并凭借天生的机智勇猛与同类周旋。冈日森格的足智多谋，灰色老公獒的老谋深算以及虎头雪獒作为獒王的自信豪迈，通过拟人化的写法得到了充分体现。仿佛不是动物之间的角斗，而是类似金庸笔下侠与侠的较量。当冈日森格面对母獒那日的攻击时，冈日森格恪守獒类“男不跟女斗”的传统法则，最终倒在了一群锋牙利爪之下，让人仿佛感觉到一位侠义之士的风范。小说中，无论是誓死保护主人的冈日森格，还是有情有义的母獒那日，无论是智勇双全的白狮子嘎保森格，还是由送鬼人达赤训练出的凶残冷酷的饮血王党项罗刹，都被作者塑造得如人物般有血有肉、栩栩如生。
同时，作者还多次写到了藏獒的自杀，这是小说中最具人性化的一幕。一次是大黑獒那日面对主人要它咬死冈日森格的命令，而自己已对冈日森格产生友情，无法选择而撞墙自杀；一次是白狮子嘎保森格受到耻辱，为尊严而跳崖自杀。藏獒的尊严和耻感由此昭显。尤其是后一次自杀，作者用了较长的篇幅进行铺垫和描写。小说写到白狮子嘎保森格面对獒王在它看来是假仁假义的体恤和帮助时，它的心思是：“耻辱啊，我居然需要它的怜悯。它用怜悯伤害了我，比敌人利牙的伤害还要残酷一百倍”。小说紧接着写道：“此刻，耻辱蚕食着白狮子嘎保森格浑身的每一个细胞，那曾经是不可一世的骄矜的心正在跌落成咬死或撞死獒王虎头雪獒的决心。它大叫一声，从冷杉森森的高地悬崖上扑了下来，直扑獒王虎头雪獒。当然它是扑不到的，悬崖很高很高。当然它是活不了的，因为它实际上是跳崖自杀。”就这样，一个活灵活现、性格丰满的形象浮现在我们面前。
此外，作者几次写到为防止瘟疫传播，染病的藏獒自觉隔离、自生自灭：每当瘟疫在狗群中蔓延时，西结古草原上染病的藏獒“为了不把瘟病传染给别的狗和人，为了死后成为粮食，从而让狼也传染上瘟病死掉，避免出现狼吃羊的时候没有藏獒保护的局面”就会“像它们的祖先那样离开西结古草原，走进了昂拉雪山，走进了密灵谷”。还写到了大雪灾时，在积雪压塌的帐篷里，大黑獒那日用它的奶汁给尼玛爷爷一家四口人和四只狗以及它自己的两个孩子提供了五天救命的食粮。当其它藏獒叼来政府空投的救灾物资时，大黑獒那日的奶汁“还在朝人和狗的嘴里流着，尽管已经非常稀薄，而且是奶中掺血的”。“雪灾结束后，大黑獒那日再也没有恢复过来，它元气大伤，身体似乎缩小了一半。又过了一年，它就死了。尼玛爷爷抱着死去的大黑獒那日哭晕了过去，全家都给它跪下了。西结古草原上，超度獒魂的经声像烟雾一样弥漫了一个冬天还在弥漫。”
可以说，在作者笔下，西结古草原上藏獒的表现已超出了作为家兽的局限，成为一种高素质的存在。在以上这些用人性化手法塑造的藏獒身上，凝聚了人类应有的尊严、责任和忠诚；体现着充满人性化的智慧、爱情和友情。作者以酣畅淋漓的笔法，干净、洗练地讲述着獒群中发生的故事。人性和“獒性”成为小说中水乳交融的主线，在小说中徐徐展开，贯穿始终。
二、用“獒性”呼唤人性
综观中外文学史中的动物题材小说，我们可以发现，小说中出现的动物形象往往是人物形象的参照，是作者理性思考的载体。书写动物形象的深层目的更多的是藉物喻人，表现人类世界。典型的如美国作家杰克·伦敦的“狗的小说”系列，前苏联作家艾特玛托夫的动物题材作品。动物形象被赋予了丰富的意蕴，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朱宝荣在《动物形象：小说研究中不应忽视的一隅》中曾将动物题材小说中的动物形象归纳为工具型和拟实型两种，并指出：“文学是人学，写动物不过是从别样的角度表现人。从这样的角度考察，当作品中出现动物形象，尤其是工具型形象时，则必然是一种叙事的修辞选择”①。藏獒正是属于这里所说的工具型动物形象，被人性化书写的藏獒形象正是作者用来呼唤人性、表现人类社会的一个工具，一面镜子。
在《狼图腾》中，陈阵在内蒙古边境的额仑草原领略了草原狼群的魅力，看到了狼在草原上苍凉、豪迈的形象，深深地迷上了草原狼，并开始自觉反思人与自然、人性与狼性、狼道与天道等具有深刻哲理性的问题。同样，在《藏獒》中，作者通过“父亲”与藏獒的接触，表现了高原动物身上所具有的人类传统的尊严、责任和忠诚等美好品德。“父亲”对冈日森格的保护，对藏獒的欣赏和较高评价无不体现出作者的用心。正如作者所说：“藏獒是一种高素质的存在，在它身上，体现了青藏高原壮猛风土的塑造，集中了草原的生灵应该具备的最好品质：孤独、冷傲、威猛和忠诚、勇敢、献身以及耐饥、耐寒、耐一切磨砺。它们伟岸健壮、凛凛逼人、疾恶如仇、舍己为人，是牧家的保护神。说得绝对一点，在草原上，在牧民们那里，道德的标准就是藏獒的标准。”②小说中，作者通过牧民之口，多次提到了藏獒的优秀品质，而这些品质在牧民看来，正是一个优秀的“人”所应具备的品质。牧民们欣赏英勇的藏獒，即使是仇家草原的藏獒冈日森格，只要它能凭借自己的力量显示出一头优秀藏獒的品质，哪怕它咬死了自家的藏獒，也同样受到牧民的欣赏和尊敬。小说中，作者以人性化的手法描写了藏獒身上所具有的“獒性”，而《藏獒》中的这种“獒性”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人性。
作者杨志军在一次采访中对“獒性”做了如下阐释：“这里的獒性是指‘文化獒性’，獒性是对狼性的反动，也是人性指标的另类显示，是我们极端缺乏的道德良心的体现。我写藏獒，也有一种用动物启蒙人类的冲动。”显然，《藏獒》中，“獒性”即人性，作者书写的“獒性”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当代人类所日渐匮乏而又依然心向往之的美好品德。由是观之，如果我们把《藏獒》放到当代大的社会背景中去考察，《藏獒》的问世可以说实际上承担了特定的文化责任。
如今，传统道德体系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市场原则支配下已岌岌可危，资本带来的唯利是图、金钱至上的原则消解了曾是因因相袭、生生不息的传统美德。在这样的背景下，2004年《狼图腾》问世并一炮走红。人们将狼视为崇拜对象，推崇“狼性”、“狼精神”。特别是在商界，“狼文化”所宣扬的“狼道”、“狼经”这些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与市场经济中商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规则一拍即合。正如李建军在评论《狼图腾》时所说的：“在一个王纲解纽、价值混乱的时代，一切都有可能被颠倒过来，一切都有可能被弄‘拧巴’。无耻便是荣耀，下流等于高雅，‘流氓’成为‘英雄’。”③的确，似乎正是缺少道德和信仰制约的市场经济把人异化成了狼。
杨志军及其责任编辑周昌义在《藏獒》的发布会上与到会者公开讨论中国到底是需要“狼性”还是‘“獒性”的问题。在小说后记《远去的藏獒》中，杨志军也立场鲜明地写道：“狼是卑鄙无耻的盗贼，欺软怕硬，忘恩负义，损人利己。藏獒则完全相反，精忠报主，见义勇为，英勇无畏。狼一生都为自己而战，藏獒一生都为别人而战。狼以食为天，它的搏杀只为苟活；藏獒以道为天，它们的战斗是为忠诚，为道义，为职责。狼和藏獒，不可同日而语”。“我们需要在藏獒的陪伴下从容不迫地生活，而不需要在一个狼视眈眈的环境里提心吊胆地度日”。④可以说，《藏獒》的作者正是用藏獒的“獒性”来抵抗日益高涨的“狼性”，用“獒性”呼唤在当今社会中被日益忽略的人类所应具备的最基本的人性，最基本的品德。
三、动物题材的局限性
应该说，《藏獒》的主观意图是好的。用獒类世界隐喻人类世界，用“獒性”呼唤人性，使得《藏獒》具有深厚的文化和社会意义。但是，换一种角度看，像《藏獒》这种用动物影射人类的文学作品，由于其题材的限定，使作品从一开始便带有无法克服的缺陷。
具体来说，小说通过獒与獒的争斗刻画了藏獒的英勇、机智，但是，这种血腥残酷的生死角斗毕竟发生在同类之间，英勇善战从另一种角度看其实不过是自相残杀。小说写到獒类的尊严和耻辱感，但是，互相羞辱对方的恰恰是藏獒自己；冈日森格一方面可以说是英勇善战，但是在与獒王以及白狮子嘎保森格作战时，却用了为獒类不齿的卑劣方法；小说写到藏獒的忠诚，但是这种各为其主的忠诚仍然是一种奴性；如此等等。这一切是小说《藏獒》无法回避、也无法解决的矛盾。
动物题材作品有题材的优势。通过作家的文学创作，来自“自然村”的人类的邻居们以其物种的独特性向人们展示着各自的魅力，给读者带来别样的阅读感受。无论是以写实方式对动物世界的自然呈现，还是用拟人化的手法进行书写，动物题材作品往往能带给人新奇感。并且，除却题材的新奇，动物题材作品也能引发人们的思考，给读者以启发。人们不但可以通过动物题材作品了解动物知识，也能通过动物世界的比照看到人类世界的另一面。尤其是工具型动物题材作品，题材本身就成为一种工具，一种媒介。但是，这样一来，在动物题材作品的题材处理上，就不得不面临这样一个难题，即如何合理地表现和把握题材挖掘的“度”。
在《狼图腾》和《藏獒》中，作者对动物题材的挖掘和表现显然已经超出和跨越了题材所要求的“度”，成为了类似寓言的作品。作者赋予作品过重的文化负担，使得小说成了拿动物来说事儿，而说事儿的同时却忽略了有理、有据、有度。
动物题材是一把双刃剑，在出彩的同时也无法回避题材本身带来的遗憾。正如《狼图腾》将自然界凶残、狡猾、阴暗的狼形象升华为一种图腾，并正面宣扬所谓“狼道”、“狼精神”而显得无稽和荒谬一样，《藏獒》也不能摆脱这种困境。应当说，选择什么题材，如何处理好题材，是当前和未来乐于写动物的作家们需要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
注释
①朱宝荣：《动物形象：小说研究中不应忽视的一隅》，《文艺理论与批评》2005年第1期。
②见《访〈藏獒〉作者杨志军：质疑狼文化独爱獒精神》，《北京娱乐信报》2005年10月27日。
③李建军：《必须说出的真相》，《文学自由谈》2005年第2期。
④杨志军：《远去的藏獒》，《当代》200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