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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加坡这个小岛之国，几代人都被要求“刻苦学习，努力工作”，以期让自己和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也让他们在投资者面前树立良好的工作声誉。然而，近期有专家在接受《今日报》采访时指出，随着新加坡人口结构的变化，“超长工时”这一问题需认真对待。
专家表示，新加坡人口愈加老龄化，致使许多年轻人的父母已接近甚至超过60岁。对于这些年轻职员而言，继续像前辈一样争分夺秒地工作，就意味着他们与父母相处的时间更少甚至几乎没有。与此同时，更多的女性选择单身或少生孩子，导致2018年新加坡总生育率降至7年来最低点。超长工时和健康家庭生活的矛盾早已存在，根据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家Tan Ern Ser的说法，即使一个人“肉体在场”，但“情感缺席”同样会对家庭产生负面影响。
各行业的超长工时
新加坡人力部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2018年新加坡职员平均每周工作45.1小时。相比之下，韩国职员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为38.9小时，而日本职员平均每周工作32.9小时。
这份报告详细列明了不同行业职员每周平均付费工作小时数。在2018年9月，保险从业者每周付费工作时长为40.1小时，属全行业最低。蓝领工人的工作时间最长，其中运输设备制造业的工人平均每周工作51.3小时，其次是安全调查行业的工人，平均每周工作51小时。
接受《今日报》采访的各职员表示，他们的实际工作时间比统计数据显示的还要长。一位工作10年的中学教師Karen指出，教师必须经常在付费时间之外的时段工作。例如，在考试周结束后的自由时间，他们仍然要负责组织课外活动并且履行其他行政职责。
报告还显示，在付费工作时段，公共行政和教育部门职员在2018年9月平均工作时间为每周41.2小时，只略低于2017年同期的平均工作时长——每周41.4小时。
律师是长时间工作者的典型代表，使得超长工时的问题在律师行业里较为突出。超长工时会致使年轻的执业律师不能在该行业里坚持下去，导致了该行业人才的严重流失。
科技的加入，福兮祸兮？
科技的飞速发展给工作生活带来积极影响的同时，也带来一些弊端。
由于人们可以在办公室以外的移动设备上回复工作邮件或阅读工作文档，因此Theseira博士认为：“通过持续在线的电子邮件、电话和其他连接可以将工作场所扩展到其他生活领域”。
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家Tan Ern Ser认为：“普遍而言，‘智能化工作’和IT技术的利用能够减少我们的工作时间并且保持竞争力。但是对于注重投入人类‘思想’的工作，竞争对手的反应会加快，至少在人工智能和先进的IT解决方案出现之前，还是需要我们投入更多的时间工作。”
正如Blackmagic Design 亚洲总监Richard Lim所言，科技是“一件好事”，而决定科技是否会扰乱个人时间的因素是企业文化和自我约束。Blackmagic Design在其位于澳大利亚的数字影院和制造公司就雇佣了近30名的专职员工。他认为：“即便没有科技的干扰，人们也会因长时间工作而忽略家庭生活，重要的是你该如何使用它。”
“工作狂”是根深蒂固的文化？
企业是否需要维持足够长的工作时间才能保持竞争力，或者这是国家工作文化的一部分？对此，NeXT职业咨询集团董事总经理Paul Heng认为，缩短工作时间会减弱新加坡在其他亚洲国家里的竞争力，而劳动力成本和生产力是“商业竞争力的两个关键组成部分”。
另一方面，Theseira博士认为极具竞争力的经济体都维持较短的工作时间，如德国。2018年欧洲国家每周平均工作时间是全球最短，为26.1小时。
而劳动经济学家则认为，这其实很难一概而论，因为工作时间的增加不意味着在这些额外的工作时间里会进行高效劳动。
虽然职员每天工作的小时数取决于工作内容和其他因素，但受访专家和职员都表示，新加坡这种根深蒂固的“工作狂”文化是出现超长工时的原因之一。Karen Blal是英国特许人事发展协会（CIPD）亚洲区域总监，CIPD是一个从事人力资源和人事发展的专业机构。Karen Blal在新加坡工作时最常见到的场景就是同事们一起吃一顿“耗时很长的午餐”。曾在法国、英国等西方国家工作过的她在提到新加坡职员时，会觉得“新加坡职员很像未毕业的学生，喜欢成群结队在一起消磨时间，这有可能是造成他们工时过长的原因之一。”同时，她还提到另一种现象——“假性出勤”，即虽然工作已完成，职员也会在办公室呆到上司离开。
政府应该插手吗？
早在2004年，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宣布新加坡每周工作时间由5.5天缩减至5天，虽然新加坡一直比较抗拒这样的做法。
早些时候，据路透社报道，倦怠和压力导致全球许多公司将每周工作时长更改为4天。英国工会大会正推动英国在21世纪末之前缩减工时的行动。韩国也将每周最高工作时长由68小时缩减至52小时，旨在提高职员的生活质量和劳动生产力，同时提升在2018年创历史新低的国家生育率。日本每月加班时长上限为100小时，因为过度工作容易导致过劳死。大约在两年前，法国早已规定每周工作时长为35小时，并出台法律要求大型公司职员有权在工作以外的时间不回复工作邮件。
专家称，直到现在他们也不认为新加坡需要针对工作时长出台更多的法规或政策。在新加坡，受《雇佣法令》保护的职员每周最多工作44小时，每天不能工作超过12小时，每月加班时长最多累计72小时。
联昌国际银行的宋先生认为，新加坡已遵循国际劳工标准规定了工作时长上限，而面临劳动力短缺问题的企业对国家任何再度缩短工作时间的举措持反对态度。
观察家认为，上司及职员本身可以自行解决工时过长问题，且有些人早已开始行动。Richard Lim要求他的员工不要在日常办公时间——上午9点至下午6点以外的时段工作。他认为：“人需要有属于工作和属于生活的时间，当这个需求放置在实际生活中，努力工作和尽情玩乐就会成为一种文化。每一位职员都可以根据自己的个人需求来做时间规划。”
刑事律师Kalidass Murugaiyan则说：“随着年龄的增长，每天深夜扪心自问，我还是不后悔因追求梦想而失去一些私人时间。”
·来源：《今日在线》
·编译：罗婕
专家表示，新加坡人口愈加老龄化，致使许多年轻人的父母已接近甚至超过60岁。对于这些年轻职员而言，继续像前辈一样争分夺秒地工作，就意味着他们与父母相处的时间更少甚至几乎没有。与此同时，更多的女性选择单身或少生孩子，导致2018年新加坡总生育率降至7年来最低点。超长工时和健康家庭生活的矛盾早已存在，根据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家Tan Ern Ser的说法，即使一个人“肉体在场”，但“情感缺席”同样会对家庭产生负面影响。
各行业的超长工时
新加坡人力部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2018年新加坡职员平均每周工作45.1小时。相比之下，韩国职员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为38.9小时，而日本职员平均每周工作32.9小时。
这份报告详细列明了不同行业职员每周平均付费工作小时数。在2018年9月，保险从业者每周付费工作时长为40.1小时，属全行业最低。蓝领工人的工作时间最长，其中运输设备制造业的工人平均每周工作51.3小时，其次是安全调查行业的工人，平均每周工作51小时。
接受《今日报》采访的各职员表示，他们的实际工作时间比统计数据显示的还要长。一位工作10年的中学教師Karen指出，教师必须经常在付费时间之外的时段工作。例如，在考试周结束后的自由时间，他们仍然要负责组织课外活动并且履行其他行政职责。
报告还显示，在付费工作时段，公共行政和教育部门职员在2018年9月平均工作时间为每周41.2小时，只略低于2017年同期的平均工作时长——每周41.4小时。
律师是长时间工作者的典型代表，使得超长工时的问题在律师行业里较为突出。超长工时会致使年轻的执业律师不能在该行业里坚持下去，导致了该行业人才的严重流失。
科技的加入，福兮祸兮？
科技的飞速发展给工作生活带来积极影响的同时，也带来一些弊端。
由于人们可以在办公室以外的移动设备上回复工作邮件或阅读工作文档，因此Theseira博士认为：“通过持续在线的电子邮件、电话和其他连接可以将工作场所扩展到其他生活领域”。
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家Tan Ern Ser认为：“普遍而言，‘智能化工作’和IT技术的利用能够减少我们的工作时间并且保持竞争力。但是对于注重投入人类‘思想’的工作，竞争对手的反应会加快，至少在人工智能和先进的IT解决方案出现之前，还是需要我们投入更多的时间工作。”
正如Blackmagic Design 亚洲总监Richard Lim所言，科技是“一件好事”，而决定科技是否会扰乱个人时间的因素是企业文化和自我约束。Blackmagic Design在其位于澳大利亚的数字影院和制造公司就雇佣了近30名的专职员工。他认为：“即便没有科技的干扰，人们也会因长时间工作而忽略家庭生活，重要的是你该如何使用它。”
“工作狂”是根深蒂固的文化？
企业是否需要维持足够长的工作时间才能保持竞争力，或者这是国家工作文化的一部分？对此，NeXT职业咨询集团董事总经理Paul Heng认为，缩短工作时间会减弱新加坡在其他亚洲国家里的竞争力，而劳动力成本和生产力是“商业竞争力的两个关键组成部分”。
另一方面，Theseira博士认为极具竞争力的经济体都维持较短的工作时间，如德国。2018年欧洲国家每周平均工作时间是全球最短，为26.1小时。
而劳动经济学家则认为，这其实很难一概而论，因为工作时间的增加不意味着在这些额外的工作时间里会进行高效劳动。
虽然职员每天工作的小时数取决于工作内容和其他因素，但受访专家和职员都表示，新加坡这种根深蒂固的“工作狂”文化是出现超长工时的原因之一。Karen Blal是英国特许人事发展协会（CIPD）亚洲区域总监，CIPD是一个从事人力资源和人事发展的专业机构。Karen Blal在新加坡工作时最常见到的场景就是同事们一起吃一顿“耗时很长的午餐”。曾在法国、英国等西方国家工作过的她在提到新加坡职员时，会觉得“新加坡职员很像未毕业的学生，喜欢成群结队在一起消磨时间，这有可能是造成他们工时过长的原因之一。”同时，她还提到另一种现象——“假性出勤”，即虽然工作已完成，职员也会在办公室呆到上司离开。
政府应该插手吗？
早在2004年，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宣布新加坡每周工作时间由5.5天缩减至5天，虽然新加坡一直比较抗拒这样的做法。
早些时候，据路透社报道，倦怠和压力导致全球许多公司将每周工作时长更改为4天。英国工会大会正推动英国在21世纪末之前缩减工时的行动。韩国也将每周最高工作时长由68小时缩减至52小时，旨在提高职员的生活质量和劳动生产力，同时提升在2018年创历史新低的国家生育率。日本每月加班时长上限为100小时，因为过度工作容易导致过劳死。大约在两年前，法国早已规定每周工作时长为35小时，并出台法律要求大型公司职员有权在工作以外的时间不回复工作邮件。
专家称，直到现在他们也不认为新加坡需要针对工作时长出台更多的法规或政策。在新加坡，受《雇佣法令》保护的职员每周最多工作44小时，每天不能工作超过12小时，每月加班时长最多累计72小时。
联昌国际银行的宋先生认为，新加坡已遵循国际劳工标准规定了工作时长上限，而面临劳动力短缺问题的企业对国家任何再度缩短工作时间的举措持反对态度。
观察家认为，上司及职员本身可以自行解决工时过长问题，且有些人早已开始行动。Richard Lim要求他的员工不要在日常办公时间——上午9点至下午6点以外的时段工作。他认为：“人需要有属于工作和属于生活的时间，当这个需求放置在实际生活中，努力工作和尽情玩乐就会成为一种文化。每一位职员都可以根据自己的个人需求来做时间规划。”
刑事律师Kalidass Murugaiyan则说：“随着年龄的增长，每天深夜扪心自问，我还是不后悔因追求梦想而失去一些私人时间。”
·来源：《今日在线》
·编译：罗婕